工业战略的变化（1977—1980 年）

1976 年下半年，毛去世。这以后的两年中，与以前相比，工业政策只发生了有限的变化。从工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变化是越来越重视出国学习国外的技术和重新依赖物质刺激促使工人农民工作得更加努力、更有成效。

然而，在 1977 和 1978 年，计划制定者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强调点的变化对工业投资政策的意义。他们这时的想法体现在调整和贯彻毛去世前制定的“十年规划”（1976—1985 年）之中。①到 1985 年，钢产量翻了一番多，达到 6000 万吨，仍然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计划中的 120

个大型工程中，钢铁联合企业占了 10 个，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占了 9 个，铁矿

占了 8 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占了 10 个，发电站占了 30 个，新建货运铁路占

了 6 个，重要港口占了 5 个。这 10 年中，仅其中 8 年的总投资额便将“大大

超过”前 28 年的投资总额。简言之，这个十年规划简直就是苏联式的对重工业进行高投资的计划。

起草这个规划时是否经过审慎思考是值得怀疑的。众多重要的计划制定者仍有待于恢复名誉和给予有实权的官职。统计数据仍然是在地方一级搜集的，但这些数据并未被反复核对过，甚至数据的编制往往也不是在国家一级进行的。②

这个计划质量之差从一个地方便可看出：计划把十个新油田——“十个新大庆”——的指标当作目标提出来。十个新大庆意味着，石油产量将从年产 1 亿吨增至年产 4 亿吨左右。这些新油田事实上只是白日做梦罢了。近海的勘探工作尚未开始，岸上的勘探工作也不充分。一个大庆尚未出现，更何况十个大庆了。这些油田只好留待时机成熟时再开发了。1978 年初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石油产量正值高峰期，在 1982 年，中国至少全力以赴才能维持产量不下降；但是，规划却是以提高几倍为基础的。中国已经没有大量的过剩能源可供出口，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它将面临能源短缺的局面。钢铁部门的计划也比石油部门好不了多少。据西方的一项估算，中国人必须花费 400

亿美元外汇，方能实现 6000 万吨钢材指标，①或者说，每年要花 50 亿美元，

而 1978 年全部出口所得只有 97.5 亿美元。

这个规划不只是杂乱无章和依据不足，正如已经指出的，经济计划判定人还决定更大限度地购买国外技术和提高工资与农产品的购价以增加刺激， 但他们对此决定的深远含义尚未能够理解。要大量增加进口，中国要么必须有效地加强出口，要么必须大量地向国外借款。实际上，借款只是杯水车薪， 丝毫满足不了中国对外汇的需求，只有靠出口了。可是，中国有什么东西可望迅速扩大出口呢？

① 该十年计划于 1975 年夏由国务院讨论，此后，计划草案虽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但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毛去世之后，该计划经修改提交 1978 年 2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参见华国锋在 1978 年 2 月 26 日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见《北京周报》第 10 期（1978 年 3 月 10 日），第 19 页。

② 就其他方面的来源而言，这个说法是以 1979 年江苏省统计厅在南京提供给美国经济代表团的简介为依据的。

① 美国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钢铁工业》。

1977 和 1978 年，农业作为中国传统的出口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中国外汇的一半还要多。但农业是中国拖后腿的项目，政府为城市征收足够的粮食都很困难，更谈不上增加对外销售了。况且，在富有刺激的新计划下， 国内对粮食的需求比以往增长得更快。降低人口增长虽能以另外的方式起些作用，但总的来说，中国不能通过出口更多的粮食来满足进口需要。

十年计划的起草者或许希望靠石油减缓一下萧条状况，但如已指出的， 这个愿望是徒劳的。此外，唯有可能的是出口制造品，但出口哪一类制造品呢？该规划要求生产更多的钢材和机械，然而，中国会成为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国吗？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有此可能，但更有能力生产这些东西的典型国家是那些更发达的工业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余的便是消费品了。消费品是刺激中国的邻国——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以及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出口的驱动力。

中国对物质刺激的重视，也助长了国家在工业和农业中更重视消费品的倾向。如果新增钱币什么也买不到的话，工资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将毫无意义。事实上，货币收入增长，而消费品生产却没有增长，这是反生产性的。不仅私人消费没有增加，配给已有的产品也得紧缩，不是正式紧缩（发配给票证）或非正式紧缩（排长队）。

因此，在十年规划的目标和正在出现的外向性的以物质刺激为基础的战略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随着 1978 年的进展，或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或是始终意识到这个矛盾的那些人再次掌权，或是两种人都有，不论是哪种情况吧，1978 年 12 月做出决定：调整工业发展的重心， 至少是暂时地调整。

1978 年 12 月 22 日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表明了即将到来的政策。在公报中，讨论的一半以上的经济议案集中在提高农业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些问题上。①更重要的是，陈云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陈云在1961—1965 年期间，是恢复政策的设计者；在更早的时候，他曾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上作过一个重要讲话，提倡更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和限制过度的集中化。②当 50 年代引进苏联式的工业战略时，他虽是经济领域的中心人物之一， 但人们都知道，他对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危险作出了敏锐的评价。

1979 年 6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新的重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要求人们重视农业、轻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将其作为首要的重点。就其发生的变化而论，1979 年重工业的计划增长率为 7.6％，低于轻工业 8.3

％的计划增长率。③重工业的投资也从 1978 年占总投资的 54.7％缩减到 1979 年的 46.8％，而全部投资额仍保持在与 1978 年相同的水平上。

计划指标并不总能使人们了解计划执行的实际情况。苏联的计划往往要求人们更重视消费品，但当一年结束时，重工业在资金和关键投入的实际分配中仍占优先地位。但在中国，重心转移却是实实在在的。

所谓“调整时期”前三年的有关数据列于表 17 中。重心的转移表现得十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 年 12 月 22 日通过），《北京 周报》第

52 期（1978 年 12 月 29 日），第 11—13 页。

②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③ 这些数据来自余秋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 1979 年 6 月 29 日， 第 1、3 版。

分突出。在这前三年中，不仅轻工业年增长越来越快，而且重工业的产量在1981 年实际上也下降了。最有意义的变化，或许是出口的增长。在 1952—1978 年间，出口增长率仅为年均 7％，而就其实际增长而言，它应该更低。1979

—1981 年，名义上的增长率是原来增长率的 4 倍（每年 29％），而实际上差将近 1/3（每年 18.6％）。①增加的出口中，绝大部分是向国外销售制造品， 其中，纺织品是最大的项目，但绝不是唯一的项目。在出口物资中，“工矿业产品”份额的数据（不包括纺织品）从 1978 到 1980 年，从占总出口量的37.4％升至 51.8％，这不仅是由于 1979 年石油价格提高的缘故，而且也是诸如自行车、缝纫机、瓷器甚至机床三类产品出口扩大的结果。②到 1981 年， 出口额升至国民收入的 9.5％，将近前 20 年出口额的两倍。③此外，中国不仅从日本和西方，而且还决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大量资助性贷款。通过开放，中国经济已不再是“封闭的了”，中国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方面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

军费开支也稳定下来。与越南的战争，造成 1978 和 1979 年军费开支的

短期暴涨，但到 1980 年这项开支便缩减到 70 年代中期的水平。军事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中的一项，但花费大宗资金增加过时的坦克和飞机的数量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改进中国的技术，以便进而能奠定先进武器体系的设计和制造的基础。这个重心上的明显改变的部分原因，或许是中国有意识地要沿着它的东亚邻国的发展战略方向进行，部分原因也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仅仅是投资的效益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可以设法从管理改革上解决而不致造成工业重心的改变。但管理改革并不能克服这个事实：中国的能源产量不足以维持一个高速增长的重工业战略。

调整时期第一阶段的经济指标

表 17 （1979—1981 年） 单位：增长率（％）

① 我们至今仍无一个合适的价格指标能用来缩小中国这整个时期中的外贸数据。1979—1981 年间实际意义上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4）第 4 卷，第 5 页。

② 1981 年中国人改变了划分外贸项目的方式，因而，要得出一个通行的数据，与 1981 年和更 早几年的类似范畴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

③ “国家统计局关于 1981 年国民经济计划结果的报告”，《中国经济年鉴》（1982），第 82—83 页。

a.基本建设投资、出口和进口的数据以时价计。其他的百分比全部得自不变价格的数据。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1 ），第 136 、 210 、 299 、 357 、 390 页。

在 1952 至 1978 年间，能源生产总量每年以 10.3％的速度增长着。煤的

生产的增长率较为缓慢，但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大庆、胜利和其他油田的迅

猛发展足以弥补了煤的不足。在 1978 至 1981 年间，能源总产量的增长实际已处于停滞状态，这三年中的增长率仅为微不足道的 0.2％。早先几年忽视勘探工作、忽视发展新煤矿，以及忽视修建能将煤运往能够利用它的地方的铁路，都是造成这个重大损失的原因。如果中国的计划制定者还是继续坚持以往低效率的重工业战略，1978 年后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只有转向单位产量耗电量较少的消费品工业部门，并对高效能源设备进行投资。计划制定者还着手于一项重要的投资方案，开发新的石油和煤的资源，发展一套支援运输网络；但是，这些投资即使是有大国际能源公司的参与，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也是不能获得多大益处的。因此，调整时期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战略及其贯彻过程中的错误和低效的最终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