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年代（1957—1965 年）

早期年代的生活发展速度不尽相同。一直到 1952 年这几年是充满新奇和混乱的时期，搞了几次运动，社会从而井然有序地运转，人们学习了新的规矩。从 1953 年到 1956 年，是结束朝鲜战争和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工作的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动员有效地学习和工作来帮助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上来，“超出课程之外”的各项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1957 年，以及随后而来的大跃进，发展速度又开始回到运动动员阶段。中国陷入了先是政治而后是经济的危机之中。不过，早年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仍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继续下来，使政府能够相当成功地度过了难关。

1957 年一系列事件使人们感到心神不安。首先，中国人开始注意到了

1956 年发生在东欧的动乱，同年，有人知道了赫鲁晓夫作了谴责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起码他们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这些事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忧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有些捉摸不定。然而，大多数人对中苏冲突的最早迹象都不甚了解，仍对两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深信不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接着发生的反右运动可谓击中要害了。人们对 1956—1957 年的自由主义化和中国共产党号召对它进行公开批评，有

不同的反应。在早些年的运动中，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遭到严厉的打击，使人们谨慎小心，但同时不少人总的来说对自己周围的社会和个人生活还是相当满意的。经过了几轮温和的批评之后，1957 年春天，终于爆发了涉及面广、人们情绪高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批评运动，这次运动由重要的但是涉及面有限的一些城市社会部门发起——知识分子、学生、“民主党派” 成员和专业人员。这些人在理论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亲密盟友，他们认为自己的荣誉和自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他们的批评意见形形色色，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知识分子与专业范围内的自治同党的控制的关系等方面。由于这些批评开始在黑板报和国家的报纸上逐渐登载，使那些大多数没有参与的市民以一种迷惑的态度袖手旁观。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能够允许甚至鼓励这种直率的批评感到不可理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人气愤的腔调感到震惊。1957 年 6 月，当政府发动了反右运动进行反击的时候，声称“群众”要求那些爱挑剔的人闭嘴这一说法并不全错。城市地区的许多非知识分子（甚至一些与知识分子合作的人）的确感到这种批评太过头了，对革命带来的进步和社会凝聚力构成了威胁。

在党的反击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的同时，也有一些人表示怀疑。对于那些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来说，反右运动预示着一次不祥的变化。在前些年，他们全都参加批判会，意识到针对各种组织的斗争与压制，但是现在，他们第一次被动员参加对他们自己同学的或多或少的生死斗争。他们原是集中精力进行学习和参加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只是偶尔被政治干扰（1955 年的肃反运动就是在暑假期间开始的，当时卷入的主要是老师），现在他们发现，他们的精力都集中在政治斗争方面了。让同学们相互告发的压力特别大，许多学生感到非常苦恼，“指标定额”使他们必须给一些同学戴上“右派”的帽子，即使他们没有犯什么严重的错误。

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太愉快的。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被带走从事体

力劳动——不仅是离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单位。① 一些被认为是不太严重的右派，被送到劳动营去接受再教育，他们还可以留在所在学校或是工作单位，或是被调到一些不太敏感的地方去工作。但是，他们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一位移居外国的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他们仍然到办公室上班，但是没有人跟他们说话，也没有人和他们在同一张桌子前就坐，‘右派’分子们也彼此互不交谈。以前的熟人在街上碰上他们，便把头扭向另一个方向，他们别指望有人来访、有电话找他们和有他们的信件。”②在这样的气氛中，即使人们承认有必要反对那些提意见的人，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时也还会有另外的想法。

1957 年，开始了“下放”运动，把许多干部调到小镇或是农村工作。在大批的被调往下面参加运动的人中，起码有一部分人习惯认为，这次下放是暂时的，这是一项要求所有有官僚思想的人定期下放做体力劳动和做卑下的工作，使思想得到“净化”的总政策的开始。许多不太重要的右派也自然在运动的旗帜下，被送往农村。对于那些已经看到生活和事业有了改进的城市人来说，深知政策如此灵活，有朝一日也可能向其他方向发展，即使你没有犯任何政治错误也难保不会被下放，所以他们感到了威胁。

然而，1957 年还发生了其他许多事件，前几年的乐观主义因此而得以延续。在这一年里，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许多新建的工厂开始上马。猪肉涨价和棉花供应短缺，曾是“百花齐放，百花争鸣”运动批评家指责经济没有改善的论据，但是政府接二连三地公布统计数字，证明情况却与此相反。大多数城市居民接受了政府的观点。他们的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新的学校开学了，越来越多的小说和翻译著作出版了，总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前进中。

从公众对次年起始的大跃进的反应，可以看出人们的乐观主义态度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用 15 年左右的时间赶超英国，迅速进入共产主义的富裕社会这一前景，激发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丰富的想象力。此时许多更多更新和更激烈的活动又开始了，更刺激了这些饱满的热情。1958 年春天，开展了一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的战役。一队队满怀热情的参加者，比赛看谁上缴的死苍蝇多；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和围墙上敲打着锅盆和其他能发出噪音的东西，使麻雀不能停落，最后麻雀只有累死掉下来。①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操作着著名的“土高炉”，读着由当局准备的专业指导小册子，使用着原始的工具和原材料（包括垃圾桶、平底锅和栏杆），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钢铁

① 在此期间，一位曾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印度人称，该社的 500 名职工中，有 30 个被划成右派：有四、五个严重的人被划成反革命分子。参见奥姆·普拉卡什·曼彻：《在毛的中国的五年》，第 31 页。在北京大学，有 500 名学生和 100 名教职员工被划成右派。这个数字超过了整个大学总人数的 7%。参见乐黛云（音）和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 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 102—103 页。

② 穆富胜：《百花运动的衰落：毛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第 173 页。另见莫里斯·威尔斯：《叛徒：一个美国人在共产党中国的 12 年》，第 100 页。

① 1949 年以后，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进行消灭苍蝇和其他害虫的运动，但是 1958 年达到空前的规模。当然，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消灭了太多的麻雀而造成的灾难——昆虫猖獗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所以臭虫取代了麻雀成为被列为消灭的主要害虫。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大夫曾告诉外国人，1949 年前后城市最惊人的变化是 1949 年后彻底消灭了苍蝇。参见威廉·凯森编：《在中国的童年》，第 189 页。

生产的市民们建起了原始的砖炉，开始出产质量很差的钢锭。在北京，各行各业的人被集合起来加入了极其劳累的、24 小时不停的建设人民大会堂的人流，以惊人的速度，仅用了 10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任务。好几万人被动员去首都郊区，通过手工劳动建设十三陵水库，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给参加者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亲自参加了定额劳动，起码是短暂地参加了这些劳动。其他城市也同样搞起大型工程（虽不及人民大会堂宏伟），并搞起了植树造林、建厂房及其他群众劳动大军参加的工程。

这也是农民大规模流入城市的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迅速扩展，向城市移民的控制暂时放松，一些雄心勃勃的城市企业积极从农村劳动力中招工，从而导致了以前控制城市规模的努力付诸东流。1958—1959 年间，估计有2000 万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特别是在内地新兴的工业城市尤为如此，引起了城市人口的拥挤并对城市造成严重压力。①

大跃进初期的许多事件同 50 年代初很相似，组织之间的障碍被打破，不同工作单位、不同行业的人紧密地即便是临时地汇集在一起，他们起到了动员的效果：“在场外旁观的人”也参加进来了。特别是对那些家庭妇女来说，她们在动员下走出了家门，组织了缝纫组、加工工厂和参加其他经济生产活动。为了便于她们参加工作，还开设了幼儿园、食堂、洗衣房和其他减轻家务负担的设施。随后，开始在城市建立一个全新的组织形式——城市公社—

—与当时正在成立的农村公社相呼应，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其结果并没有对公众的意识产生什么影响。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城市公社似乎仅仅意味着那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由街坊四邻们管理，而不是由中国的领导人设想出来的那套居民委员会和生产单位进行综合管理。（1960 年以后，放弃了创立城市公社的努力，但是这些劳动组织和服务设施都保留下来了。）

大跃进又要求人们改变生活习俗，又回到了 50 年代初期时的情况。艰苦朴素的风尚受到赞扬，“资产阶级”和传统的行为方式受到批判。老百姓开始意识到，当局对那些祭祀祖先、举行铺张浪费的婚礼、以及继续以传统的方式庆祝中国的节日的人都表示不满。这个时期，开始劝说城市居民接受火葬，并对想要进行传统葬礼的人设置重重困难。（许多棺材店和墓地被关闭；但即便是如此，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仍有一些坚决的市民能设法搞到棺材并把死者运到农村去土葬。）这时期，各方协同努力，取缔了私有企业最后的残余势力，对流动在大街小巷的小商贩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也就在此时，一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张春桥声称，官僚主义和不公正已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应重新实行供给制度。①（革命前酬劳官员的制度）

对大多数城市居民，特别是对体力劳动者来说，大跃进最主要的是要加快工作步伐。在建国之初，在苏联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竞赛的方法被照搬过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自己的斯达汉诺夫。现在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障碍，又更加紧推行了一些竞赛措施。工人被动员起来保证完成越来越高的生产指标，在经常出现的生产高潮阶段，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天或更长时间，以令人担忧的高速度进行着。机器在超过其三、四倍负荷中运转着，机器和它们的操作者都绷紧了弦，走向其极限。即使非体力工作者也受到了

① 参见小野家悦造：“中国城市人口的地区分布”，第 93—127 页。

① 见张春桥的文章，载 1958 年 10 月 13 日《人民日报》。

影响。作家、记者和其他搞文字工作的人，都决心超过他们以前的工作量，保证完成多少数量的写作计划。一批批学生马不停蹄地编写自己使用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教课书。许多人睡在工作单位，一周回家一次，与家人作短暂的团聚。学生把这一时期描绘成要求不断变化、活动难以预料的时期—— 突然宣布去农村劳动，又一声令下回学校学习，而后学习又被打断，学生被动员起来参加游行示威，或是“向党交心”，净化思想。在整个社会，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活动充满了日常生活。

对于这场波及全社会的高速度运动，反应有好有坏。许多人，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发现气氛令人振奋，获取丰厚物质财富的前景已经稳稳呈现在地平线上，令人陶醉。以前的学生这样记录下他的体会：“我第一次被卷入了这种令人迷茫不解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无法逃避的，但也并不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一切都是变化莫测的。”②堪至那些被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的人，反应也是积极的。一位曾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的美国人记述了他的想法： “到周末，我们浑身上下满是污秽；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我感到十分疲惫，全身疼痛，极其厌倦。但当时的气氛却很好——一个大家共同的热烈气氛。这种场面也帮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参加此等劳动的意义。”①然而，其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年岁较大的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技术专家——他们的态度就不那么积极了。这些人对如此高的速度和为此创造发明持怀疑态度，他们能预见到会发生质量问题和工业事故，工人也会嘟嘟囔囔发牢骚（如此发展经济当然会带来这些问题）。总的来说，大多数市民起初是愿意把大跃进设想为有益的，并希望它取得成功。

当然，结果并非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从 1959 年到 1961 年进入了经济衰退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 年食品供应急转直下，大食堂的定量减了，全国出现了大范围的饥饿现象。工作单位不仅取消了高速度，而且被迫削减工作量和减少其他活动，以便有更多的休息。考虑到人的能量有限，工间操、军事训练和其他活动都被取消了。在此后危机中，城市组织开始试制了一些食物代用品——例如，用海藻作为原料，从中提取一些有营养的特殊液体，虽然它不符合中国人习惯的口味。另外，人们体重普遍下降，终日处于困倦和饥饿之中，发病率和病假条猛增。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回忆当时长沙的情景时谈到：“我所知道的许多老人和几乎所有的儿童患上了‘水浮肿病’，即浮肿病，我们的身体肿起来，退不下去。我们无精打彩地步行上学，等到了学校已是筋疲力尽。熟人相见，大伙相互挤挤彼此的腿，看看肿胀得怎么样了，再检查一下彼此的皮肤，看是否变黄了。”②对食物的需求成为让人着迷的头等大事，有个人说，这段时期他在天津，每天早上 3 点就得起床，为的是在排得很长的队中挤个位置，希望买到运到城里来的蔬菜。①农村的条件更加严重，这个时期出现的非正常死亡大多数发生在农村。这种情况下，城市

② 董志平（音）和汉弗莱·埃文斯：《思想革命》，第 43 页。另见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 57 页。

① 威尔斯：《叛徒》，第 103 页。

② 梁恒和朱迪·夏皮罗：《文革之子》，第 17 页。

① 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 75—76 页。作者把她的篮子放到路边，然后回家睡觉，六点再起来返回路边等待。在路边放个空篮子，不用去照看，就算是排队占了位置，可见当地社会秩序还是很好的，有些人记述了这个时期的一些极端的做法，例如，北京的学生被迫吃春天的树芽充饥。见斯文·林奎斯特：《危机中的中国》。

享有的特权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正如我们那个来自长沙的小伙子的父亲对他所说：“你是福气好⋯⋯生活在一个省会大城市，党和毛主席从粮仓里给你们弄来食品。农民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②

人们对是否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在遭受同样的苦难，有种种不同的想法。很显然，一些高级干部和其他人继续享受许多优惠——在食堂的“小灶”里。他们能得到较多较好的食物，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他们可以参加奢侈的宴会等等。一位观察家讲道，“在困难时期，厨师和高级官员是中国唯一能保持体重不减的人。”③因此，有相当数量的人开始发牢骚。但很多中国人还是被知识分子和一些高层人物同其他人一起同甘共苦所感动。在“三年困难时期” 就要结束的时候，一场小运动使他们更是深信不疑：一些组织的领导干部在他们的下级面前公开检讨，他们曾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们自己和家属搞到了额外的食物。许多人相信，比起 1949 年以前来，这次起码是一起挨饿的。中国共产党注意了对那些利用职权吃得好的人进行惩罚。

大跃进失败的后果，不仅仅是饥饿，还有其他副作用。经济被迫进入紧缩时期，削减指标，一些小型工厂关闭，职工解散。工资开始冻结（除了少数例外外，工资一直冻结到 1977 年）。原来国营企业里的一些职工，看到工厂的经济前景暗淡，干脆辞掉工作，到集体企业干活，集体企业的利益分配原则似乎允许多挣一点。当局也被迫取消了对私人企业活动的种种限制，允许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马路边上的裁缝和卖小吃的摊主们重新开张。城市移民的限制大大加强，据估计，大约有 2000 万刚刚招募来的城市工人被强制送回农村。①几年前，业已控制了的犯罪和黑市交易，以及乞丐等其他现象现因城市经济恶化又故态复萌了。

对于大跃进的失败，同样有多种不同的反应。当然，有些对新秩序本来就不满和一些对新秩序持怀疑态度的人，把这种危机看成是制度有缺陷的迹象，因为这种制度没有能够使错误的政策受到制止。一位经历过这个时期的苏联观察家，提供了一个与毛之后的领导有共识的评论：

人们可以把毛统治中国时的行为方式比作一个喝醉酒的司机开公共汽车那样：酩酊大醉的巴士司机把他载满乘客的车子开到了一条陡峭弯曲的山路上。许多乘客都意识到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危险，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让司机靠边，由他自己来负责把这辆车开到安全地带。②

当然，中国领导层内部也开始承认这个问题，但在新闻媒介中仅仅是隐

讳地批评毛。（彭德怀起码是直率地试图使这个司机清醒过来，结果导致了彭在 1959 年被清洗。）那时，给公众的解释却是很不一样的。以官方的观点

而论，大跃进基本上是好的，但是由于恶劣的气候，苏联在 1960 年背信弃义撤走了专家和援助计划，基层干部的盲目冲动，结果导致了这场突然发生的灾难。

作出有把握的判断是困难的。但那时，如果不是大多数城市居民，起码是许多人都接受了官方的大部分观点。俄国专家突然撤走，就很容易被理解成苏联背信弃义，许多地方气候确实恶劣，基层干部的狂妄自大和瞎指挥的

② 梁恒和夏皮罗：《文革之子》，第 17 页。

③ 威尔斯：《叛徒》，第 94 页。另见伊曼纽尔·约翰·赫维：《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第 79 页。

① 这个数字见曾志先（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转引自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见奥林斯的： “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第 279 页。

② 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第 211—212 页。

例子也确实不难发现。与此同时，大多数市民仍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内部已经有人对毛提出了批评。当然，他们知道林彪在 1959 年代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但是，至少在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对彭批评大跃进政策的详细情况，并不都是十分了解的。有关彭对毛的不忠和同情苏联的谣言，又把这个问题搅混。即使在 60 年代初，当邓拓、吴晗和其他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出版他们对毛进行婉转批评的作品时，大多数市民仍然没有意识到毛就是被批评的对象（假如他们读过的话）。

或许最重要的是，市民们总的说来相信官方的解释，不管解释如何难以令人置信。他们竭尽全力建起的幢幢高楼大厦和大型水库竟是官方巨大失误的组成部分，这种想法太让人痛苦了，同样，如果要说毛不仅难免犯错误而且有可能把中国带向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这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在内心深处，大多数市民依旧感谢发生在 50 年代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善的变革，不愿意相信曾经使中国“站起来”的领导如今应该对“三年困难”负责。因此，对许多市民来说，尽管大跃进危机带给他们难忘和痛苦的经历，但却不能泯灭他们在新秩序下建立起来的信心。①

还应该注意的是，中苏关系破裂（大跃进危机使关系破裂公开化）所引起的焦虑不似 1949 年后抵制西方而造成的那么多的不妥和担忧。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依赖苏联的时间比起早些时候与西方接触的时间要短。事实上，这次对苏联的抵制并不是那么全面。即使同盟关系破裂了，许多引进来的思想和机构仍然存在。数以千计的被送到苏联学习的中国人，的确发现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有些已经不太需要了（俄语很快在中国失宠），但他们并不需要像以前许多在西方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那样斥责他们以前的生活和活动。因此，他们的事业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害。另外，中国公众对苏联人一直就有某些看法：苏联专家狂妄自大和资产阶级化，赫鲁晓夫像个乡下佬似的粗鲁同毛的老谋深算形成对比，苏联的援助并非像他们说的那样慷慨和不附带任何条件。中苏关系破裂时，利用中国公众对苏联人的恶感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当形势发生了反对苏联这一转变的时候，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公众反对或是不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终于摆脱了从属于外国势力的最后一点残余。

1962 年以后，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城市条件似乎也回到了大跃进以前时期的样子。市场供应提高，就业问题得到了改善，1963 年进行了部分工资调整——特别是提高了那些工资级别较低的阶层的人的收入。犯罪问题、投机买卖和黑市交易似乎再次减少了，市民们觉得社会治安也得到了改善。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些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件——例如，1962 年中国取得了对印度的边境战争的胜利，1964 年中国得到了法国的承认，同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虽然生活依然是一场斗争——大跃进时期大多数被动员走上工作岗位的妇女现仍继续她们的工作，不仅是出于社会主义的义务，而且也承认是生活所必须的——但是未来的前景似乎渐渐明亮起来。

这几年，政府对修补被破坏了的士气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这种努力采取了政治学习和宣传的形式，最终归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这场运动

① 斯文·林奎斯特使用了“日环食”这个词语来概括三年困难时期的情绪，表达了中国人的普遍感觉：太阳（即好时光）将会再次到来，人民可以期待并计划未来的普遍的感情。见他的《危机中的中国》，第 35、116 页。

在有些地方引发了自土地改革以来规模最大的冲突；但是在城市，只是为了加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而进行的比较温和的努力。为此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学习雷锋等先进人物；搜集整理足以说明共产党的统治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家庭历史和工厂历史，听饱尝苦难的老工人和老农民忆苦，推广在人民解放军中使用的政治工作制度等。①这些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一种思想深入人心，那就是如果中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那么三年困难时期的痛苦会更深，每人分摊的痛苦会更不平等，许多城市居民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第二个主题是（1962 年之后这个主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潜伏的阶级敌人企图伺机颠覆社会主义，他们必须被镇压下去。开始，人们对谁是城市范围里的敌人这个问题感到相当的模糊，但是，他们逐渐被所有的“忆苦”活动说服了——过去，老地主和国民党分子是卑鄙的人。

然而，在恢复和改进的气氛下，隐藏着一些不祥的倾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问题。在充满乐观主义的 50 年代，婴儿出生率大幅度增长，学校迅速增加，另外，许多农民家庭举家从农村流入城市（之后不是所有农村来的人都被赶出了城市）。到 60 年代初，大批大批的应届学生从城市中学毕业，但是，在经济领域和高等教育方面的紧缩措施，使得能够接纳他们的地方受到了限制。正如我们提到的，在 50 年代，曾有一段时期，高等院校招生人数比应届高中毕业生还要多；到 1965 年，仅有 4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可能进入高等院校深造。①

这种人口形势的变化所产生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有鉴于当时的学校制度，这意味着进入质量高的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竞争就非常激烈，因在这些学校里就读的学生，比其他学校里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考上大学。由于进大学机会的相对减少，中小学里竞争的气氛愈演愈烈，由于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断变化，围绕竞争本身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又增加了。对学校等级、考试分数、政治表现和阶级成分的强调不断变化，今年与明年就不一样，学生按条件最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的，但条件变了，那些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学习成绩基础上的学生发现，由于格外强调政治标准，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正在减少。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阶级出身和其他政治因素现在成为友谊和学校小派系形成的主要因素。当时的教育政策事实上把学校分成三类：重点学校、国家开办的一般学校和民办学校，这些学校都招收城市的学生。在这种制度下的第二类、特别是第三类学校中的气氛是不同的，普遍缺乏竞争性。这些学校里的学生考上大学的机会很渺茫，充其量只能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工作；这些学校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纪律也明显的差劲。①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教育领域里已冒出一种变化无常的现象，

很多有理想和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感到心灰意懒。很多人眼看着兄长姐姐就在几年前轻而易举地考上了大学并得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

① 雷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死于一次事故。他死后留下了一本日记，记录了他为其他战友所做的好事和他对毛主席的忠诚。1963 年以后，他的行为成为学生和其他人效仿的榜样，他成为最受官方推崇的英雄。雷锋的日记在他死后，似乎至少有一部分已出版。参见威尔斯：《叛徒》，第 127 页。

① 数字引自斯坦利·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载《现代中国》，1982 年 1 月，第 8 卷第 1 期，第

11 页。

① 这个时期的教育情况请参见苏珊·舍克：《竞争的同志：中国的职业性刺激与学生的策略》，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

而自己的前途却变幻莫测，因此特别感到痛苦。一位年轻妇女在回忆她当时极度痛苦的情形时这样写道：“才 14 岁，我的生活就定型了。今后的日子，

就是在三年后当一名小学教师，每月挣 32 元钱。我毫不迟疑地开始重新设计我的未来。”②

对于大多数没有指望上大学的城市青年人来说，考虑将来的工作更为现实，但就业形势也同样捉摸不定并且有很强的竞争性。50 年代形成的工作统一分配制度，是以经济将持续蓬勃发展并能给新的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为前提的，但是，这种期望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受到了阻挠，由于控制非常严格，国营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招收新职工，每年都有成批的学生离开学校，但是并没有足够的新的岗位容纳他们。（50 年代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人都是相当年轻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每年因退休而腾出来的位置数目很小。）即便是农村人口被严禁流入城市，仍然没有多少空余的工作岗位。有些毕业生被安排了工作，但其他毕业生则得返回家中，等待将来或许能给安排个工作。这些年轻人由城市居民委员会监督管理，有时他们参加一些建筑或运输方面的临时工作，虽然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最终还是被安排了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但是失业的人数在逐步扩大。这些没有被分配工作的年轻人被称为“社会青年”，他们被认为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难题。居民委员会试图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参加一些“健康的”活动，不时催促他们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然而他们的人数迅速膨胀，处理他们的问题也就更加难。所以，同 50 年代的乐观主

义相比，城市里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在 60 年代发现，竞争十分激烈，竞争条件又不断变化，想在此形势下计划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

对于那些已经在工作的人来说，其境况稍好些，但是气氛同以前不大相同。在大跃进之前，大家感到新的机会是对每个人敞开的，那些学习勤奋并运用于实践的人可能会在工作上得到提升，换一个更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每隔几年就可以在工资方面得到晋升，到了 60 年代，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干同一种工作，工资冻结在同一水平，尽管当时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他们已经在为能否养活越来越多的一大家人而殚精竭虑。虽然人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相当稳定的，也可从中得到皮毛的实惠，但他们仍然觉着向下降的可能性比向上升的可能性要大。随着经济走出紧缩阶段，他们承认，他们的命运已经和单位未来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努力和贡献不会使他们的境况发生多大的改变。的确，由于无法摆脱的政治运动仍在继续，阶级斗争一再强调，他们还是不得不担忧，是否会因为一句没有留意的言辞或行动而把自己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这种气氛既未能产生多少英雄事迹，也没有使人们去钻研业务。在控制日益严格的基层组织，也就是工作单位中，人们趋向明哲保身，只求保住自己位置。开会时要注意留下好印象，同上级要搞好关系。总之，努力避免得罪任何人已蔚然成风。在这样的结构中，那些感到遭受虐待或凌辱的人还不能轻易地发牢骚或是一走了之，只能把怨气埋在心里，等到能够发泄的时候再一吐为快。1966 年，这样的时刻来到了。

② 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 7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