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北京之路 （1968—1972 年）

如前所述，对美开放起因于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程度的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传出有关中国内部对美、苏的看法的争论情况；① 但是北京的领导人似乎在忙于处理当时正在进行的派系斗争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尚无暇对中国的安全状况作出明确的评估。只是到 1968 年 8 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才注意中国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同时出现了下面三种情况：（1）中国党政权力机构的重新组建；（2）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厌战情绪预示着美国将从越南撤军；（3）苏联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不断集结军队，心怀叵测。

（毛提到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问题和中国针对苏联的仇外情绪引起了苏联的恐慌），苏联 1965 年初开始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部署。早在 1966 年初， 中国发言人就注意到了苏联在原来防卫力量较少的中苏边境的增兵活动。苏联增派地面部队是准备使用的，首先是进行带有挑衅性的边境巡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随后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即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使苏联有可能发动针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制计划的威胁性的、讨伐性的军事进攻。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周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开始将苏联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认为苏联很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

在此情况下，周开始重新考虑在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坚持“两大敌人” 的概念的后果。尽管中国在其声明中仍然强调美苏之间的所谓“互相勾结”， 但是，苏联直接的军事挑衅与美国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显然是大不一样的。虽然莫斯科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反对中国，但是中苏之间漫长的边境线，使中国极易受到攻击。1945 年的满洲之战，使苏军总参谋部十分熟悉中国境内一些可能发生战斗的地区的地形。另外，苏联还掌握所有中国武器体系运作的详尽情况。尽管苏联东部地区远离其军事供给线，但是不久苏联的后勤供应能力便会得到改善。更为可怕的是，1969 年夏苏联人已在从东欧到中亚一线重新部署了轰炸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这些部署可能是在作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准备。①美国主要依靠其部署在远离本土几千英里外的空军和海军力量“遏制”中国；而苏联则有其固有的地理优势，它的军事力量（包括地面部队、空军和核武器）就部署在苏联本土上，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和北京新兴的战略武器都构成了长期的直接威胁。

这些潜在的危机导致了 1969 年冬的边境流血冲突。这次冲突是因争夺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而发生的。正如第三章所述，3 月的敌对行动很可能是中国方面首先挑起的；中国人似乎想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警告苏联的军事集结所造成的危险。然而，苏联方面随后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部的公开警告，使大规模毁灭性的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8 月末，在新疆发生的争端以及苏联官员私下做出的有关可能对中国发动惩罚性战争的不祥暗示，表明情况越来越糟。北京的官员看来是真的担心莫斯科会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了。

① 如果想看被夸大了的这些争论的话，请参阅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 角关系的起源》，特别是第 30—66 页。

① 艾伦·S.惠廷：“中美缓和”，载《中国季刊》1980 年 6 月第 82 期，第 336 页。

中国对苏联军事、政治压力的不断升级主要做出了以下三点反应：（1） 在近期，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以控制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2）从长远考虑，在不过分惹恼莫斯科的前提下于中苏边境部署大批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3）主动积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包括直接向华盛顿作出某种表示。这三方面的工作在同时进行，然而第三条，也许是最关键的一条“腿”却行动得最为缓慢。

1969 年夏是中国最有可能受到苏联突然袭击的时期，但是直到 1971 年春末，北京才明确表示准备接受美国的高层使者。为什么时间拖得这么长？ 首先，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想重新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最初表示没有迅速作出反应。1968 年 11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准备来年 2 月底恢复与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更重要的是，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有兴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但 6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中却缺乏这一点）的基础上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尼克松新政府虽然同意了北京提出的谈判时间，但是尼克松总统原先的对华看法减少了中美关系近期改善的可能性。1969 年 1 月 24 日，中国一位

低级外交官在荷兰寻求政治避难；中国为此提出了抗议，但是一直等到 2 月

18 日（预定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前两天）才宣布不参加谈判。一直到 1970 年 1 月华沙谈判才得以恢复。

尽管中国寻求中美和解的意向比较明显，但是美国对中国最初的和解表示却未能积极响应，从而妨碍了 1968 年 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积

极外交政策的实施。①10 月 19 日，中国打破了对美越巴黎和谈长达 5 个月的沉默，第一次含蓄地声明支持美越通过和谈结束战争。11 月底，北京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 1949 年 3 月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有段引人注目的话是：“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此外，北京将美国描绘成一副孤独、衰败的景象，并发表了尼克松宣誓就职的演说词以资证明。

然而 1 月底，毛自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第一次公开露了面。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型聚会表明上层可能存在着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可能是国内外事态发展造成的。当中国取消即将开始的中美华沙谈判时，它的外交政策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人员的叛逃被说成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严重反华事件”，尼克松与林登·约翰逊被视为“一丘之貉”。对美国的评价重又强调了美苏“勾结”；而这一点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是不怎么提了的。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所倡导的强硬外交政策的特性。随着 1969 年初中苏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中国外交政策短暂的缓和趋势停止了。中国越来越立足于战争了，其突出表现是沿中苏边境集结军事力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开始认真地在内部对中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做出广泛的重新评估。①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及其亲信完全控制了军事指挥部门，实际上在中国国防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上取代了其他几位尚健在的元

① 关于引入的此种讨论的更详细的分析，见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① 此部分是以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中国进行的一些访谈和出版的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描述 为基础的。参见铁竹伟：“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载《昆仑》1985 年 9 月第 5 期，特别是 第 140、142 页；以及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记写作组：《叶剑英传略》，特别是第 271—272 页。

帅。最大的牺牲者是陈毅，他是外交部长，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他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仍是中国军事事务上的一个骨干。1968 年后期，国内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中国外交政策又开始趋于正常。中苏边境冲突爆发以后，周恩来立即将能起主要政治、战略作用的陈毅放到真正能起积极作用的位子上。

3 月 5 日发生了第一次珍宝岛事件，周恩来命令陈毅召集一次国际形势特别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在此之前， 毛泽东显然已提出要成立类似的组织，只是中苏冲突促使其立即诞生罢了）。在外交部官员的参与和协助下，讨论会从 1969 年 3—10 月总共召开了 23 次会议，向党中央提出了许多重要报告。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苏联是否有向中国发动直接军事进攻的能力和意图，另外尚有美苏是否会互相勾结共同反华的问题。陈毅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仍然是首要的，实际上是否认了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性。据称，陈毅是与会者中第一个作出这一判断的人，其他人后来也同意了他的观点。陈毅元帅给毛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激烈的边界冲突使中国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外交姿态，首先应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华沙谈判。一年多之后中美会谈终于得以恢复。

尼克松政府公开声明美国不会参与苏联威慑中国的图谋；显然北京领导人受到了这一声明的鼓舞。此外，美国领导人也开始发出信号，有意与北京打开关系。1969 年 8 月 1 日，尼克松总统（当时正在巴基斯坦访问）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表示他有意与北京打开关系，并要叶海亚·汗把他的意思转告中国。①然而，中国人由于起初未能与美国取得政治上的突破，所以没有很好地直接利用美国政策立场的这一转变。对中国人来讲，避免战争的关键所在是与莫斯科会谈；因此，北京很快就邀请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参加完 9 月份举行的胡志明葬礼后访问北京（柯西金接受邀请时，已准备返回莫斯科了，但还是接受了邀请。这表明局势是非常紧张的）。周恩来与柯西金达成了 10 月份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协议，中苏关系的严重危机期总算过去了。尽管中苏边界谈判没有什么突破，但是正常的政治、外交接触的恢复却避免了最糟糕的事情的发生。尼克松政府尽管当时对中苏对抗的危险十分敏感，并开始了对中国政策的重大变革的探讨，但也只是才开始寻找与中国对话的渠道。

不过，虽然尼克松政府不断表示有意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但 1969—1970 年美国的政策中仍然有着许多不利于中国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东西。在1969 年 11 月尼克松和佐藤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日本第一次公开声明对台湾和南朝鲜的安全负有责任。该公报很难使北京相信美国有与中国和解的意图，也使北京在 1972 </PGN 年以前一直警惕并抨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尽管尼克松表示有意从越南撤军，并鼓励其亚洲盟国对自己国家的安全负起更大的责任来；但是美国在越南却越陷越深。1970 年 5 月美国侵入柬埔寨；1971 年初南越侵入老挝。这些侵略行动无疑拖延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与越南的友好关系对北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除非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十分明朗了，否则中国人不想破坏与河内的关系。

再者，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外交机构依旧处于混乱状态。直到 1969

年 5 月，北京才开始在一定的限度内重派驻外大使。周恩来只有少数几个忠

①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180—181 页。

于他的人可以使用。外交部长陈毅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能够重新起用的其他高级官员又正忙于党政机关各部门的重建工作。大多数在 40 年代即熟悉美国、并与美国官员打过交道的人（特别是乔冠华和黄华）在其政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被指派处理事务。有关的人员再多，他们的政治权力再大，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都不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周和毛本人才能保证政策的实施。

从中共九大结束到林彪死亡这段时间内的政治组合情况一直是十分微妙的。林彪及其亲信直接控制的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当时最强有力的机构，而军队又拥有独立的运输与通讯系统。林彪及其同党在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局中占有极大的优势，任何有悖于他们利益的重大决策都很难实施。当中苏边界谈判于 10 月份恢复的时候，林彪及总参谋长黄永胜便发布了一号通令，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这些活动很可能是林彪个人搞起来的，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林彪想借此巩固对军队的控制和强化对政治权力的把持。①一号通令不仅使所有的部队处于戒备状态，还使林彪将其他大多数元帅疏散出北京，名义上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实际上则是将他们排挤出决策圈子之外。人们不清楚当时政治局是否仍在正常发挥作用。毛对林彪及其军事小集团的怀疑已相当严重，他搬出了中南海，很长一段时间里住在北京他认为更安全的地方。①

由此看来北京认为对中美初期的接触要绝对保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两国参与谈判官员人数少对保证谈判的成功是重要的。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 依靠常规的官方渠道将使他们的努力归于失败；而周则可能把对常规官方渠道的依靠视为其政治生存的一种手段。

中国人从来没有正面详细报导过林彪反对中美和解的情况，他们主要指责他谋害毛泽东的阴谋和后来叛逃苏联的罪行。②官方在提及林叛逃时，也没列出林与苏联有什么直接联系的证明，只说林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只有周一些婉转的讲话和毛的比较具体的言论可以证实林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说法。周在其 1971 年 4 月 21 日的信中突出表示北京欢迎美国派遣特使；他

说之所以拖了 3 个月之久才回复尼克松总统 1 月初的信主要是“因为当时的

形势”。③基辛格推测周恩来是指 2 月份南越对老挝所采取的行动，或是由于北京当时正在寻找与华盛顿联系的更安全的渠道；而更为合理的解释应是毛与林之间日益紧张的冷淡关系。随着冬末林政治状况的不断恶化（林彪开始失去国防部长的权力），1971 年春，中美和谈的速度在加快。尼克松访华期间，毛进一步指出，“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④

其他证据也表明，中国军方在对中美和解开始阶段是持反对意见的。据基辛格回忆，1970 年 7 月有两架米格 19 飞机企图“拦截并想击落”一架在离中国海岸数百英里以外的上空执行例行收集情报任务的美国飞机。中国空军进行此类拦截活动已达 5 年之久。①由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指挥的空军已坚定

① 《聂荣臻回忆录》第 865—866 页。

① 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第 372 页。

② 华方（音）：“林彪流产的反革命政变”，载《北京周报》1980 年 12 月 22 日，第 19—28 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714 页。

④ 同上，第 1061 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697 页。

地站在文化大革命激进派一边，击落美国飞机很可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出现偏差，至少会拖延时间。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几周后，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庆祝 1971 年建军节的重要讲话中对美国的越南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美国与苏联一样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红旗》杂志在发表黄永胜讲话的同时，刊登了一篇为对美开放进行辩护的权威性的文章。该文对美国和苏联的威胁作了明确的区分，与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的论点截然不同。②周恩来（在黄永胜发表讲话时正接见詹姆斯·雷斯顿）说黄永胜总长的讲话并不反映中国外交政策的实质，强调中国愿意进一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③叶剑英元帅是唯一一位公开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军人，7 月初，他曾到北京机场迎接基辛格。

然而，说林彪为了与周恩来的联美政策相抗衡而采取了“亲苏”立场似乎令人怀疑。林彪死后，一份党内文件曾引用了林彪的一句话（可能只是句气话，而不是有意识说的）：“如果周恩来能邀请尼克松，我就能邀请勃列日涅夫”。④1973 年 8 月中共召开十大，周恩来在报告中谴责林彪及其同伙“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⑤但这些指责并没提出林彪等人从事积极亲苏活动的“证据”来。如果说有什么证据的话，可以列出这么两条：人民解放军在中苏边境进行挑衅性的巡逻及后来全国总动员令的下达。1969 年夏和初秋，战争谣言四起，形势十分紧张；在这种气氛中，与苏联的军事对抗使林彪获得最直接的政治利益。直到 9 月周

恩来在北京机场与苏联总理柯西金会谈后，特别是双方决定恢复 1964 年停止的中苏边界谈判后，中苏紧张局势才得到缓和。是毛和周，而不是林认识到了无限期地立足于战争所存在的潜在危险。

林的最大问题是他与毛的关系。1970 年末、1971 年初，他意识到主席对他越来越失望，并获得确切消息：毛已做出要将他赶下台的决定。如果说存在什么林彪与苏联“狼狈为奸”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话，那可能就是他的不可饶恕的政治变节了。后来对他的大量指责说明了这一点。但这些指责并没说到点子上。确切地说，所谓的林彪亲苏倾向主要表现在他背信弃义和在广东组建独立的军事基地，正如一份内部文件所说的那样，林彪要“南逃广州， 另立中央，⋯⋯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①如果林彪在 1971 年 9 月真的能到苏联，他的背信弃义对莫斯科最高层来讲是宣传与情报上的一大胜利。然而，此事没能成为现实。

林关于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方面的“两大敌人”的观点，既有其政治上的考虑，又有其制度上的考虑。作为 60 年代后半期的国防部长，林大大地增加了中国的军费开支，这表明中国在南北边界线上加强了抵抗军事压力的能力。1965—1971 年间，中国国防开支每年平均增加 10％；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状况和混乱情形，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这些军费开支主

② 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编：“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红旗》第 9 期（1971

年 8 月 2 日），第 10—17 页。

③ 《纽约时报》1971 年 8 月 4 日。

④ 斯坦利·卡诺：“林彪据信已死”，载《华盛顿邮报》，1971 年 11 月 27 日。

⑤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 年 8 月 24 日所作）。

①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 年第 34 号，载高英茂编：《林彪 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 113 页。

要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和在中国内地建设新的军事设施上；这表明当时中国军事权力机构承担了更多的作战责任。②很难断定林是否欢迎这样的外部军事压力，也很难断定他是否希望中国在同时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对抗中处于孤立与易受攻击的状态。然而，林确实是这种形势下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国内的混乱和来自国外的威胁使主席感到林及其军事力量不可或缺。1969 年制定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人民解放军的势力也进一步加强。这样，林彪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然而，中国政治进程的变化——可能主要是年迈的毛主席对林彪的野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使形势急转直下。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在林成为毛的法定继承人之日开始，毛就想除去林了。①尽管对林后来的政治失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说他想谋害毛，其实，所有这些说法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对权力的不懈争夺。

说林反对与美国改善关系便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在正常情况下，作为军事长官的林对与长期的对手和解，是应该十分谨慎的。当毛和周开始主动表示与尼克松言和时，美国尚深陷在越战之中，这对中国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这时候是不正常的时期。林成了毛的接班人后，毛决定重新组建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受损的党和政府仅力结构。这些决定对周及其政治伙伴非常有利，而对林的权威和长期的政治地位则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林对中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形势颇感不安，因为他肯定中国与华盛顿的和解是动摇他政治权力的步骤之一。

1970 年 8、9 月间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加强了对林的攻击，与此同时，他对美国的态度也日益好转了。10 月 1 日，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与毛一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他们在一起合影留念。这不仅是一个美国公民第一次享此殊荣的问题；毛借此首次公开表示有意改善与美国尚处于试探阶段的关系。②周与尼克松政府的初步联系（1970 年 12 月—1971 年 1 月）表明林同毛一样是赞成与美国进行高层接触的，①但是，林在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周在 1971 年 5 月末的信中邀请基辛格秘密访问，同时邀请尼克松随后公开访华，信中只说是得到了毛的赞同，并没有特别提林的名字。②如果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话，1971 年 7 月 9—11 日基辛格首次访华期间，周恩来的行为便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向中国高层领导人赠送礼品的时候，周代表中国领导层向他表示了谢意，但是没有提及林的名字。③事实上，林从一开始便是中美和解进程中的多余人物。自从中苏冲突开始以后，林就很少参与制定中国许多重要的外交政策了；这说明他的政治地位在迅速下降，1971 年 9 月他不光彩地叛逃苏联时就全完了。

林似乎完全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孤立政策和敌对思想；这与 1970 年初已发

② 有关详情参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的防务开支〈1965—1979〉》，第 2— 4 页。

① 有关党的文件汇编，见高英茂：《林彪事件》。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698—699 页。毛泽东和斯诺的合影直到 1970 年 12 月 26 日毛生日 那天才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701、703 页；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 547 页。

②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 551—552 页。

③ 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 7 页。

生变化的形势很不相宜，当时苏联被看成是头号敌人，美国是第二号对手。后来一篇文章评论道：

林彪说什么“我们同帝、修、反没有共同的语言，要同他们划清界线，要同他们斗争，要同他们对立，而不能同流合污”。⋯⋯对敌斗争的一个最主要的战略思想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集中主要力量，去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四面出击”还把马列主义者所制定的许多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思想践踏得一塌糊涂。⋯⋯实行“四面出击”的结果，自然是造成到处树敌，使我们濒于孤立的处境。④

正如一份阿尔巴尼亚的文件所述，与美国和解标志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外

交政策的终结：

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国加入了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阵线和竞争者的行列； 中国在想要得到自己的那一份。尼克松的访问为中国开辟了与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和解与联合的道路。同时，⋯⋯与美国结盟标志着中国领导层已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脱离了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①

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美开放结束了中国对内对外长达 10 年之久的意识形

态僵化状态。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和解进程中对美开放的重大步骤。中国外交政策摆脱了僵化的教条状态；主要的受害者是林彪。

中国的资料只附带提了一下北京没有得到回答的 1968 年末的那个建议；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回答，显然拖延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些资料还对1969 年北京对苏联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的严重担忧作了轻描淡写的叙述。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常被描述为急切盼望中国人邀请他们访问北京的人。埃德加·斯诺说， 1970 年 11 月初周恩来对美国的意图提出了怀疑：

[周]回忆说，1969 年尼克松刚上台时，他声明愿意缓和紧张局势，并且想与中国谈判。尼克松还进一步表示，如果华沙地方不合适，和谈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回答说，这样很好。讨论台湾问题，尼克松本人来行，他派使者来也行。然而，尼克松对此没有作出反应。继而在1970 年 3 月发生了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国人据此认为对尼克松的言行不能太认真了。②

但是，这个月底尼克松的另一封私人信件又使北京受到了鼓励，但是否

作出反应仍有疑虑。12 月中旬，毛对埃德加·斯诺说：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 在暂时。⋯⋯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 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①

与此同时，毛还非常关注尼克松访华对美国的政治影响：“谈到尼克松

可能的中国之行，主席特意向到 1972 年是否要举行总统选举？然后他又说，

尼克松先生可以先派一名特使来，他本人在 1972 年初以前似乎不宜来北京。”②在中美最初进行试探性接触的时候就出现了“谁需要谁”的争论。首

④ 张明养：“林彪和‘四人帮’极左外交路线剖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2 期。

① 1978 年 7 月 30 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载外国广播 信息处：《东欧动态》，1978 年 8 月 1 日，第 17 页。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 11—12 页。除第一句以外，引文的其余部分都在被中方 认可的原文中删除了。

①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 年 12 月 18 日）。也见斯诺：《漫长的革 命》，第

171—172 页。

②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 182—183 页。

先，北京不希望以需要者的身份出现；是美国想进行这样一次会谈，也是美国想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棘手的台湾问题。

这种自信充分地显示在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夕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中：

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访问，⋯⋯使美国对华政策破了产⋯⋯。苏修利用美国侵略越南的时机，极力扩张其在欧洲与中东的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同中国改善关系， 以便与苏修相对抗。⋯⋯由于尼克松内外交困，所以，他强烈要求访华，他来时，不得不带些东西来。否则，他会发现他回国后无法向国人解释清楚。③

因而，周对国人说，尼克松急切地、严肃地要求与中国建立关系。而毛

和周认为，他们只是顺应美国要建立这种关系的热切愿望，而且声称，尼克松不应空着手来。

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尽管中国人说是尼克松政府（更不用说追求总统职位的许多民主党人了）急于要求得北京之行的准许的，但是中国自己的动机却是掩盖不住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两周后，《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 最坦诚地公开讲述了对美开放的正当理由：竟不含糊地区分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的程度及其对北京安全考虑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名义上是在评价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但是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差别做了区分却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文章的作者认为，无产阶级应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 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作者还指出，“毛主席制定的对敌斗争策略原则是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①

中国人与尼克松政府私下达成的谅解依然是个让人琢磨的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了使中国人支持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政策，曾就一些重要问题向中国提出过私下保证。②十有八九，台湾问题算是其中之一。1970 年末，毛告诉埃德加·斯诺：“除非尼克松想谈台湾问题，否则他就不能来”。③（毛的原话是：“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译者）的确，美国驻华沙大使沃尔特·斯托赛尔在 1、2 月份已经向北京转达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重要让步，美国保证减少（并暗示要最终撤出）其驻台湾的兵力。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说斯托赛尔与中国代办雷阳在 1970 年的两次会晤是“非同一般的”。奥克森伯格说： “美国第一次承认，这是一个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和平解决的问题。而中国人则放弃了他们以前的立场：即问题不解决，关系就不会改善。”④作为这种保证的回报，中国人对基辛格和尼克松发出了访华邀请。①但是，美国当时主要关心的是越南问题，尼克松政府竭力想使中国至少悄悄同意不再插手美越冲

③ 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党内报告”（1971 年 12 月），参见陈庆编：《中国与三个世界》，第 137—138

页。周的报告由台湾渠道获得，看来是一份可靠的真实的文件。

① 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红旗》杂志， 第 9 期

（1971 年 8 月 2 日），第 14 页。

② 例如，西摩·赫什的《权力的代价：尼克松当政时期的基辛格》。

③ 引自上书第 367 页。

④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载《外交事务》第 61 卷第 1 期（1982 年秋季号）， 第 177

页。奥克森伯格的评论根据的是大量有关这一时期中美谈判所得到的记录。

① 西摩·赫什：《权力的代价》，第 361 页。

突。

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国人开始敦促河内在保证南方西贡当局不受触动的情况下与华盛顿达成和解。②越南外交部发布的白皮书声称，北京劝告河内“抓住有利时机，首先解决美军撤出越南的问题，并注意解决美国战俘问题。推翻西贡傀儡政权要从缓而行。”然而这份文件表明，中国有其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次序：

1971 年 7 月 13 日，中国高级代表团（由周恩来率须）说：在与基辛格会晤期间，印度支那是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基辛格说，美国将这个问题与台湾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美国声称，只有美军撤出印度支那以后，美军才会撤出台湾。对中国来说，美军撤出南越比中国进入联合国更重要⋯⋯。

1972 年 3 月初，⋯⋯中国领导人的一位代表解释说，要使中美关系得以正常化，使远东局势得以缓和，就必须先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我们不要求先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是个次要问题。③

越南坚持认为中国人口是心非。越南外长阮基石说：

尼克松访华以后，毛泽东告诉范文同总理，他的扫帚要想打扫干净台湾还不够长；我们的扫帚要想将美国人扫出南越也还不够长。他要阻止我们重新统一，迫使我们承认南越傀儡政权。他为了美国而牺牲了越南。④

根据华盛顿的指示，北京向河内传达了美国的警告：如果越南拒绝美国

的谈判建议，战争就有重新升级的危险。①中美和解首先最严重地损害了中越关系；这使越南后来认为，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对减轻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是至关重要的。

1971 年春，中美进行着高度秘密的正常接触；中苏边境的严重危机已经过去。尽管冲突的爆发仍然没有完全排除，但是爆发的可能性已很小了；这主要是因为军队对中国内政的影响消失了，文官权威恢复了。由于中国所受到的压力减弱了，而尼克松又切望在 1972 年大选之前使中美关系有所突破， 毛和周认为他们比以前更强大了。

然而，当尼克松即将来访之际，国内的对立再次干扰了中美关系。江青及其同伙清楚地认识到即将到来的总统访问会给周恩来带来政治机会，据说他们公然反对这位总理一手掌管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②在 11 月基辛

格第二次访问和 1972 年 1 月亚历山大·黑格先遣访问期间，激进派可能曾提出他们有权指导与尼克松会谈的要求。他们反对的不是中美和解本身（特别是因为毛在和解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而是反对总理独掌中国外交政策的大权。黑格访问北京期间，激进派发表了一篇猛烈抨击“美帝国主义”的文章。看来周对这篇文章的发表很生气；他说这篇文章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指示， 并不反映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周把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所带来的损失限制在了最小范围内，但是林彪死后 4 个月中，激进派的阻碍作用又表面化了。

② 同上，第 375—376 页。

③ “过去 30 年越中关系真相”（1979 年 10 月 4 日），国外广播信息处印：《亚太动态》（增刊）， 1979

年 10 月 19 日，第 22 页。

④ 见阮基石 1982 年 3 月 6 日接受阿姆斯特丹《民族报》采访时的谈话。报导见外国广播信息 处：《亚太

动态》，1982 年 3 月 17 日，第 2 页。

① “越中关系真相”，第 22—23 页。

② 上面这段话中的消息是由一位了解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中国官员给作者提供的。

江青用革命现代舞剧招待尼克松一行，表明她赞成对美开放。这也许是周的有意安排，让激进派表面上介入中美和解的进程。

尼克松访问期间所下的赌注太大，不允许有任何失败。从 1972 年 2 月

21 日周在北京机场柏油路上迎接尼克松总统的那一刻开始，实际上就保证了尼克松访问的成功。虽然美国不能保证毛会与尼克松见面，但尼克松到达北京的第一天晚上，中南海便发出了邀请，这使美国人大为释怀。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对这次访问的赞扬。美国记者注意到，周恩来在参加完宴会后亲自校对了校样。毛说他在 1968 年就“投过你（尼克松）的票”，1972 年仍投他的票。由于毛将自己严格地限制在幕后，所以尼克松的访问表明了周的成功。

尼克松访问期间，双方都十分关心起草一份确定指导未来中美关系的广泛原则的文件。1972 年 2 月 28 日发表的《上海公报》就是这样一份精心拟定的文件。公报同时发表了各自国家的方针政策。①对中国人来说，公报有四个方面最为重要：第一，双方保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二，共同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第三，共同反对“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反对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第四，美国方面关于对台政策的一段长篇声明：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要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尽管美国在支持中国坚持的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态度暧昧，但是尼克松政

府决定不支持中国和台湾统一的主张。美国的两位政策分析家在其早些时候出版的著作中提到，美国的立场是“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①周同他的助手们（特别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这一敏感问题上毫不妥协。为了避免僵局以及保持 1970 年初在华沙曾私下表明的立场，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得不同意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观点。

这样，中国人感到在会谈中赢得了一大胜利。他们在公报中只作了最小限度的让步；而美国则面临微妙的任务；即作为执行一项最终撤出台湾的长期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行实现其减少驻台美军的承诺。在至关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人认为他们没有为了中美和解而出卖原则。然而，毛和周同意了无限期地延长中国与台湾的分离状态。

中国人认为国家安全的需要比立即解决台湾问题更重要。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道：与美国可靠的关系改变了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性质，使中国免去了两面受敌的危险，迫使莫斯科重新考虑是对中国施加压力呢还是公然进攻中国，并使北京不再担心莫斯科和华盛顿会互相勾结实施反华战略。②1971 年 8 月，美国又私下保证，如果苏联把因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

① 所有引言所用的文本见理查德·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中美关系和全球舞台》，第 296— 300 页。

① 理查德·穆尔斯廷、莫顿·阿布拉莫维茨：《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和政府的政策制 定》。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765 页。

而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升级为武装冲突的话，美国将给予中国军事援助。③ 尽管这种可能性与基辛格所讲的相差甚远，但却使北京更加相信华盛顿是把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的。

无论就所做的还是就所说的而言，中美和解对地区安全的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当尼克松总统表示无意威胁中国时，毛回应道：“我们既不威胁日本，也不威胁南朝鲜。”④这些谅解不仅使美国部署的反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减少了，同时表明中国默认了美国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也默认了美日共同安全条约。后来透露出的消息表明，中美关于日本作用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无论就个人还是就政治而言，北京都十分讨厌日本佐藤政府；这不仅仅是因为佐藤同情台湾，还因为 1969 年 11 月发表了尼克松—佐藤联合公报。这位日本首相在公报中首次声称：“大韩民国的安全对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还说：“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①美国应允日本在该地区扩大防御作用的前景使中国感到很担心，因为正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的中国在与美国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之前，可能要面对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

因此，周和毛曾竭力要尼克松和基辛格澄清日本在该地区的安全作用。对北京来说，一个与美国结盟的日本当然比独自起防御作用的日本要好多了；那怕这种防御作用要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根据尼克松后来的披露，双方就安全保障条约是否合宜问题有过“艰苦的谈判”。尼克松说：“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试图阻止我们保护日本人，我们就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中国人则说：“我们不希望这样。”②我们无从证明这些讲话的可信度；但是， 这种直率的交谈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一再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告了。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上海公报》中要提及中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向外扩张”和支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日本” 了。③

尽管存在着争议和不确定性，1971—1972 年中美关系的突破还是使中国在中美关系方面的投入得到了较大的收获。尼克松的访问也为加速改善中日关系铺平了道路。但直到佐藤下台，北京才表示有兴趣全面恢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①一位以前曾极其仇视中国共产主义的美国总统的访华极大地提高了北京的声望；而一位曾经是中日战争中的一名步兵的田中角荣首相的访华就更具有深远意义了。在极短的时间里，毛和周解决了林彪的问题；1971 年 10

月 25 日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而当时基辛格正在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苏联孤立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威望极大地提高了。所付出的最大的政治代价是北京与其共产主义世界的长期盟国（特别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疏远）。然而，与地拉那关系的恶化只是个小小的代价；而北

③ 同上，第 906、910—911 页。

④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在上书第 1061 页有记录。

① 引文见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战后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 85 页。

② 尼克松的评论表明的日期的是紧接着他在 1975 年辞去总统之职以后。这些资料引自赫什： 《权力的代价》，第 380 页。

③ 引自所罗门：《中国因素》，第 297 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美国“对其同日本的友好关系 给予最高度的重视”时，中美上海公报中并没有提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① 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第 106—111 页。

京谋求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虽然可能河内将其忠诚转向莫斯科，但与美国密切关系却是件无价的大事。对美开放起初只是顺应 60 年代末形势的深刻变化，但这一进程的开始却影响了整个东亚局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