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卷序

第 14 卷《剑桥中国史》阐述了到 1965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止的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历史。那个时候，这个国家似乎已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了元气，当局正在着手实施其耽搁了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尽管中国在此前与苏联分道扬镳，但它看起来还只是一个变异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实际上，包括最高领导层在内的所有中国人，以及全部外国观察家都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即将发动一场运动，以改变那种形象，这是一场除了牺牲生命以外，在各个方面都将比以往所经历过的任何运动破坏更为严重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在第 14 卷中作了分析。在第 15 卷里，我们力图追溯依然只为大多数中国人尚不完全理解的一连串事情。我们从分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毛的思想的发展入手，致力于理解他发动这一运动的原因。我们紧紧把握住相互对立的观点：当时人们赞颂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和以后回顾时通常直接反对此说法的理由。

我们接着考察毛的革命在他 1976 年逝世后又如何为一个新的革命所继续。毛为了在精神上改造中国作了最后的努力，并孤注一掷，而他的继承者邓小平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道路。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努力从经济上改造这个国家。文化大革命远没有使中国人变得更为革命，其结果，似乎是使他们为抛弃卡尔·马克思的原则、支持亚当·斯密的理论准备了条件。本卷的大多数撰稿人都对这一新道路在 80 年代早期的情况作了分析。那时候，邓的实验正取得初步的重大成就。

关于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及知识分子各章的顺序，我们仍遵循第 14 卷的编排。但除此而外，另有两章我们把视线从北京的决策者那里转落到中国的民众上，看看这场革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还越过台湾海峡，把目光落向这个海岛省份。该省利用其与连续不断动荡的大陆相隔绝的状态，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改变了自身。

本卷是涉及 19 和 20 世纪的第 6 卷，也是最后一卷，至少对这一版本的

《剑桥中国史》来说是这样。与以前一样，我们的注脚表明我们从别人那里获益匪浅。我们也乐于指出，由于在过去 10 年里北京坚持开放政策的结果，我们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句已大大增加。⋯⋯。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世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从历史上认识世界就愈发变得必要，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复杂了。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资料激增，认识也在提高。仅仅总结已知的事件就令人生畏，然而，对于历史的思考来说，认识的事实基础越来越必不可少。

自本世纪初起，剑桥历史丛书已经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本史学著作树立了一个样板，丛书的各章都是在各卷主编的主导之下由有关专家撰写而成。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 16 卷本《剑桥近代史》于 1902 至 1912 年间问世。随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 12 卷本的

《新编剑桥近代史》所替代，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现在也接近完成。其他的剑桥史学著作有伊斯兰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人史、非洲史、日本史以及拉丁美洲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中华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来得广泛而复杂，它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头绪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很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学一直是高度发达和成熟的。但是，直到本世纪中叶之前，尽管欧洲的汉学家们有过重要的、开拓性的辛勤耕耘，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几乎限于翻译少量古典著作，以及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

近来，西方学者更为充分地利用了中国，还有日本的丰富的史学传统，大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过去的事件和制度的明细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编纂法批判性的理解。此外，现在这一代的西方中国史学家在继续依靠迅速发展着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汉学研究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现代西方历史学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近期发展成果。近期的历史事件在对很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同时，也使一些新问题突出起来。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之下，西方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增强。

1966 年，在开始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

供一部内容丰富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认识写一部 6 卷本的著作。自那时以来，当代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现在，《剑桥中国史》已扩充为 15 卷，而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文学史等专题史，经济学和工艺学的很多方面内容，以及地方史的所有宝贵资料。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史研究的长足进步。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所取得的惊人的进展今后将会继续，并会加快。西方史学家对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所作的努力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所在国家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这不仅是因为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还因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丹尼斯·特威切特

译者的话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多种历史丛书中的一种，各卷由研究中国相应历史时期的专家学者编辑，卷内各章由各课题的专家撰写，包括世界各国的中国史研究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是《剑桥中国史》第 15 卷的中译本。翻译出版《剑桥中国史》是为了给我国学术界提供参考、以资借鉴。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具备“为错”、“攻玉”条件的它山之石，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对我们是有益的。就本卷而言，我们认为各章作者的态度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许多问题的叙述和分析较接近客观。另一方面，由于东西方文化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本卷作者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在这里，我们特此申明。不过，考虑到翻译著作的特点及全部15 卷的《剑桥中国史》之学术性质，本卷的翻译仍本着忠实于原著的态度，作者的观点、对材料的取舍等敬请读者自行鉴别。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尤其是一手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对原文；少数引文未能查到，从英文回译，并将引号删除，尚祈读者见谅。此外，对于原文中的错误、不明确之处，我们尽力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按所译章节先后为序）：俞金尧、时和兴、鄢盛明、王云周、徐再荣、胡北海、刘峰、包茂宏、郑文鑫、齐霁、韩立民、孟庆龙、李庆红、赵成根、胡叶平、张宙星、鲍静、熊进、王明毅、苏征宇、张薇、张军、李光祥、周骏、张勇、姜江华、李凉、张涛、田淑芳、秦立德、张丹、戴清、邵燕君、周阅、史成芳、匡纮远、袁克修、王丹妮、张晓华、明立志、王东海、冀飞、李耀星、孙学敏、温瑞茂、亦文和日天。本书大部分章节由李殿昌校订，俞金尧、孟庆龙、匡纮远、陈福生、郝名玮、郑文鑫、徐再荣、日天校订了部分章节（第一章、第二章部分、第三章、第四章部分、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部分、第十一章部分）。全书由孟庆龙负责统稿工作，浦鞍平通看了全稿，出版社有关领导及历史编辑室的同志们详细审阅了全书，并对原文中的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进行了纠正和补充。在翻译过程中，徐景慧、毕建康、王眉、刘兴成、高珊、向有等做了大量的核查引文和文字工作。

为了使本书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历史编辑室和负责出版发行的同志也多方协助。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错误及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1992 年 6 月 20 日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 年

第一章 1949 至 1976 年的毛泽东思想

像列宁一样，为了夺取政权，毛泽东在继续发展他的思想。以前的条件下形成的思想，后来情况不同了，变得相反了，他就发展它。在这一过程中，他对自己以前所采取的立场进行修改、补充，阐述得更详细。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是连贯的，但其中也有惊人的断裂与相悖之处。此外，毛也探索了他以前从未涉足过的新的领域。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一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一个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经济实际，与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相结合。这份遗产在毛看来依然是那么实际。在夺取政权以前，这一工程的首要任务是为农民提供一个比十月革命模式所显示的政治作用更大的理论依据，尤其是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提供证明。在这方面，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将更接近苏联。对此或许早就有人设想过，很可能是由毛自己在 1949 年设想出来的。在农村和城市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处在一个新的地位：发展现代工业，进而创造一个自己设想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阶级基础，在共产党统治下开辟一条赶上先进国家的道路。

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间，这种趋势似乎就要出现了，但很快发生了逆转，而且在 1949 年建国十年之后，中苏关系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疏远了。

《剑桥中国史》第 14 卷记载了这段历史，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当然，我们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这些方向性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这里我们要论证的是，部分原因在于农民在中国社会依旧所起的作用，部分原因则是农民意识对于毛本人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答案。从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方面而言，从经济工作中的分散经营与自力更生方法而言，延安模式的影响也必须给予重视。另外，还有一个显然很重要但难以估价的因素，就是前文已经提到的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虽然他在 1938 年就已经提

出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但到了 50 年代初就不再提起了，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不能容忍在国际共运中，除他之外，还有其他的理论权威存在。斯大林的这种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毛泽东的想法的。

毛确信，中国文化是一项伟大的、也许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历史成就。这种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用渊源于民族传统的思想和价值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成为革命转变、并最终西方化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不是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它。然而，我们越来越难以确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结构究竟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尤其是对其晚年的思想，就更加困难了。

这便是导致他的理论出现矛盾的突出原因。人们自然可以问，在毛最后的 15 年里，他是否仍像过去那样对这种理论问题感兴趣呢，或者只是全力以赴地为实现他自己确定的目标而奋斗呢？但是这特别符合他的《矛盾论》。毛的思想中另一个模糊的成分，是他非常重视“主观能动性”与上层建筑的作用，这一点贯穿于他的整个革命生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在现代中国以前的文化中并不突出，在欧洲文明中也不显著。决不能把它看作毛的思想中的一个传统成分。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统治者品德的优劣可以看作是人民幸福的首要保证，认为道德教化是社会控制的关键手段，这与帝王统治时期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在毛泽东的最后岁月里，他被明确地比作秦始皇，是伟大的革命

先驱和运用革命暴力的大师。然而，与此同时，作为延安遗产的真谛的组成部分（尽管常常被误解），群众参与和依靠群众的思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宣传。

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拥护者，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战争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宿命论与主观能动性，道德救世与技术救世，独裁专制与人民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毛 1949 至 1976 年间反复深思而又困惑不解的矛盾问题。

毛泽东在研讨这些或那些问题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复杂的著作。在对此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部分按专题、部分按年月顺序讨论的方法。就许多重要方面而言，1957 年下半年是毛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其标志是他的观点与个性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一直伴随着他最后的 19 年。因此，关于毛泽东思想许多方面的论述都将被分为 1957 年以前和 1957 年以后两个相等的部分。但是，我们不会生搬硬套这一模式，毛晚年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思想实际上是在 1957 年以后才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