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 中国和苏联的军事集结（1969—1975 年）

上文已详述了俄国人和中国人的外交活动。无论这些活动多么重要，但与军事集结活动比较起来，它们都不过是次要的。正是苏联军队大规模的迅速增加，才引起了中国人对苏联入侵的担忧，并严重破坏了 70 年代初苏联国内经济，而且把北京推入了张臂以待的美国人的怀抱。但是，中国后来增加了兵力，足以使俄国人的大规模地面进攻付出惨重的代价。人民解放军虽然不可能阻止红军攻占大批领土，但到 70 年代中期，中国已集结了大量的地面部队，开始以军为单位在边界附近部署起来了。另外，中国还部署了少量的战术和战略核武器发射装置。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70 年代初的实力不平衡。

苏联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向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地面进攻，推翻中国政府或夺占中国领土。苏中两国都希望确保边界不受对方掠夺性的破坏。双方的军事集结计划都比较有理智。双方均改变了对美国的立场，使华盛顿缓和了与苏联的关系，结束了越南战争，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接触。

莫斯科对中国在珍宝岛上采取的行动确实大为吃惊，认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和毛泽东个人的背信弃义造成的。所以，克里姆林宫决定派重兵驻守中苏（和中蒙）边界，使中国再制造 1969 年 3 月发生的那类边界事件时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并通过要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的威胁手段，迫使中国领导人恢复边界谈判。为此，苏联把边界地区部队的数量从 15 个非满员师

增至 40 个师，后来更超过 50 个师，还让部队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战备状态。① 苏联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补足了边界地区各师的兵员；经常在水陆边界线上巡逻；加强了在中国核弹射程之内各城市（这样的城市逐年增加）的民防措施；②开始实施一项大规模建筑永久性后勤供应基地的计划。③

虽然俄国该项计划的目的在于防御，但中国人却认为它具有威胁性。由于北京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对苏联人抱有根深蒂固的疑虑，也由于北京须

① 《远东经济评论》，1970 年 10 月 24 日，第 4 页；《中共研究》第 3 卷第 7 期（1969 年 7 月），第 9 页；

《纽约时报》1969 年 8 月 7 日；《经济学家》，1969 年 9 月 21—22 日，1970 年 4 月 12 日；《远东经济

评论》，1970 年 4 月 30 日，第 112—114 页；《纽约时报》，1970 年 7 月 22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

年 9 月 4 日，第 359 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 年 1 月 4 日；亨利·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

《外交事务》第 5 卷第 3 期（1972 年 7 月），第 545—553 页；《经济学家》，1972 年 5 月 6 日，第 49 页；

《纽约时报》1972 年 9 月 11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 年 9 月 10 日、14 日；F.O.米克舍：“苏联：

红色中国——在俄罗斯东部地区看世界第三大国”，《国防与经济》，1974 年 10 月，第 424—428 页；《世

界报》（德国）1969 年 7 月 10 日；《洛杉矶时报》1969 年 9 月 13 日；《纽约时报》1969 年 11 月 30 日、

12 月 30 日，1971 年 10 月 7 日，1972 年 5 月 6 日、9 月 10 日，1974 年 2 月 24 日；《世界报》（巴黎）

1970 年 9 月 5 日；《航空航天技术》，1974 年 5 月 20 日，第 64 页。

② 《纽约时报》1969 年 8 月 16 日、10 月 28 日、12 月 7 日，1970 年 7 月 22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2

年 2 月 26 日，第 18—19 页；《红星报》，1970 年 3 月 5 日，第 4 版；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1971 年 2 月

17 日（见《苏联动态》，1974 年 5 月 9 日，R6— 7）；《苏联动态》，1974 年 6 月 17 日，R19—22；《每

日电讯报》1974 年 6 月 15 日；《巴尔的摩太阳报》1974 年 8 月 5 日；《明报》第 103、104、105 期（1974 年 7、8、9 月）上刊登的黄辰时（音）等人的文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5 年 4 月 23 日。

③ 《纽约时报》1970 年 2 月 3 日、5 月 19 日，1971 年 11 月 1 日；《苏联动态》，1974 年 3 月 20 日，V1。

对苏联军方的能力和战术（常常是进攻性的）做出判断，所以它不得不增加军队的数量，调整其部署，并改进其装备。这很快就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的期限被迫缩短；解放军必须既承担行政和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又负起训练和保家卫国的职责；不得不把对巴基斯坦和北越等盟国的支持放到第二位，而把抵御苏联的威胁放在第一位；为避免两面受敌，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作出让步。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虽不及苏军的先进， 但在数量上与苏军不相上下（尽管他们直到 1972 年，即苏军开始集结后的第四个年头，才向边界地区增派了大批军队）。①他们增加军事预算，②派大批城市青年前往北方和西部各省，补充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③ 强化民兵组织，④开始进行应急性的民防活动，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在各大城市大挖防空洞的活动，⑤对省界作出一系列的行政调整——包括把内蒙古的很大一部分划归邻近各省（据说是为了防御）。①到 1974 年，这些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 1969—1976 年军事力量的不平衡。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仍在继续进行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的计划，不过其主攻方向已有变化。这表明苏联的威胁增大了，而美国的威胁减小了。为抵御苏联的威胁，中国特别重视短程和中程导弹，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地半坚固的地下发射基地中，放弃了原定的部署洲际导弹的计划。中国仍在继续实验和生产核武器。由于原来就有喷气式轰炸机，加上生产能力有所增加，故而中国的空中运载力量有了很大提高。②由于此类飞机散布在离中苏边界较近的

① 《中共研究》第 3 卷第 7 期（1969 年 7 月），第 9 页；《纽约时报》1969 年 7 月 6 日，8 月 17 日、30

日，9 月 12 日，11 月 30 日；《经济学家》1969 年 9 月 21—26 日；《纽约时报》1970 年 4 月 12 日；《远

东经济评论》1970 年 9 月 4 日，第 359 页；米克舍：“苏联：红色中国”，《国防与经济》（1974 年 10

月）；《世界报》（德国）1969 年 7 月 10 日；《纽约时报》1972 年 7 月 25 日；《每日电讯报》1974 年 7

月 15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 年 11 月 7 日。

② 《红星报》1972 年 2 月 25 日，第 3 版（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 24 卷第 9 期〔1970 年 3 月 29 日〕，

第 1—4 页；《纽约时报》1972 年 2 月 26 日）；《新时代》（莫斯科）1972 年 11 月 30 日，第 16 页；《远

东经济评论》，1972 年 8 月 5 日，第 23—24 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 年 3 月 23 日；《中国动态》，

1973 年 12 月 13 日，A4— 6；《远东经济评论》，1974 年 3 月 11 日，第 33 页；《中国动态》，1974 年 4

月 8 日，A12—13；《苏联动态》，1974 年 7 月 16 日，C1。

③ 据 1970 年 10 月 17 日的《远东经济评论》（第 35—36 页）报道，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有 60 万人，内蒙

古有 20 万人，黑龙江有 20 万人，青海有 10 万人；《纽约时报》，1969 年 7 月 6 日，11 月 7 日，1970 年

1 月 28 日，3 月 1 日，7 月 22 日；《中国动态》，1969 年 9 月 30 日，G1；《北京周报》，1972 年 6 月 23

日，第 22—23 页，1973 年 6 月 2 日，第 14—15 页；《远东经济评论》，1975 年 3 月 26 日，第 5 页。

④ 《纽约时报》1969 年 7 月 6 日，11 月 30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1 年 1 月 16 日，第 46—47 页；《中

国动态》，1974 年 5 月 23 日，K1— 7；《每日电讯报》1974 年 7 月 15 日；《中国动态》，1974 年 8 月 5

日，K1、L1；《远东经济评论》，1974 年 11 月 29 日，第 30—32 页；《中国动态》，1975 年 2 月 2 日，

第 61—62 页。

⑤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 年 11 月 16 日；《纽约时报》1969 年 11 月 21 日，12 月 28 日；《远东经

济评论》，1969 年 12 月 4 日，第 485—486 页，1970 年 1 月 22 日，第 4 页；《纽约时报》，1971 年 1 月

4 日，6 月 5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3 年 4 月 9 日。

① 《纽约时报》1970 年 6 月 21 日，7 月 5 日、20 日；布拉德舍：“蒙古的苏联化”；1972 年 1 月 22 日的

《远东经济评论》报道了许多细节；《纽约时报》1973 年 7 月 5 日，1974 年 1 月 2 日。

② 《纽约时报》1969 年 9 月 13 日，11 月 2 日；《红星报》1970 年 1 月 21 日，第 4 版；《远东经济评论》

大约 200 个中国空军基地中，即使苏联先发制人，亦不能确保彻底摧毁中国的报复能力，确保苏联的任何一个城市（或一小部分城市）不被中国摧毁。因此，到 70 年代中期，沿边界地区核力量的不平衡已得到了部分的但意义重大的弥补。

对苏中两国军队部署的详情，我们很难作出描述与估计，因为详情是双方都严格保守的秘密。部队的构成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据说到 1975

年苏联共调集了 45 个师的地面部队，其中包括驻在蒙古的 2—4 个师和隶属于大贝加尔湖军区、可以迅速增援边界地区的一些师。这些部队中，只有大约 1/3 处于最高战备状态。但是，考虑到苏联自 1969 年以后在后勤供应、建筑和武器装备的贮存方面投入了巨量的财力物力，调集的部队肯定远远超过45 个师。中国方面的情况大体相似。到 1975 年，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约有

50 个师，兰州军区有 15 个师，新疆可能有 8 个师。和苏联一样，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承担了守卫边界线的任务，不过，遇到紧急情况，更多的部队会被迅速从其他地区调往前线。两国都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军队以应付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苏联要关注东欧、西欧和中东；中国要留意南亚、台湾海峡和朝鲜。两国（特别是中国）还保留了大批部队以担负国内的任务。因此，在不知详情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双方的军事力量做出准确的估计。

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和中国军队的部署计划，也是导致莫斯科和北京采取不同战略的重要因素。由于俄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的人口大都集中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又由于这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距中苏边界不远，所以莫斯科不得不把大部分部队和武器装备部署在铁路以南靠近边界的地方。北京当然把这种部署视为对新疆、甘肃、内蒙古和黑龙江的一种威胁。由于俄国人在北方除了冻土带和冰（或者滨海地区的海水）之外，别无退路，所以莫斯科只能采取这种策略：防止中国军队入侵，拒绝中国提出的双方军队都撤离边界线的建议。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对海参崴和伯力而言尤为突出，伯力与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岛屿隔江相望。

中国军队不敢过于靠近边界，因为如果靠得太近，就有在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的沙漠中被苏军摧毁或包围的危险。此外，中国的居民绝大多数都生活在离边界很远的地方。生活在边界附近的是少数民族，他们与苏联一侧的居民有血缘关系。他们（如新疆的哈萨克族）试图与对方重新合并。中国的战略和军队的部署情况是：主力部队留在后方保卫重要城市（如北京等）和军事基地（如罗布泊和双城子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射基地等）；向边境地区迁徙大量汉人以监视和压制少数民族，这些汉人同时又是阻挡苏军进攻的准军事人员。他们通过散布各地的农业移民，形成了一道抗击侵略者的长城；一旦苏军入侵中国，军队和人民（大部分是公社社员）将联合起来，利用正规防御战术和游击战术（即“人民战争”）来抵御俄国人。随着移民活动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军队可能推进到了距中苏边界更近的地方。

1972 年 2 月 26 日；《经济学家》1972 年 5 月 6 日，第 49 页；《纽约时报》1972 年 9 月 10 日；《基督教

科学箴言报》1973 年 9 月 14 日；《世界报》（巴黎）1970 年 9 月 5 日；《洛杉矶时报》1974 年 6 月 21

日；《经济学家》，1973 年 8 月 4 日，第 36 页；《文学报》（苏联）1974 年 5 月 15 日，第 9 页（见《苏

联动态》1974 年 5 月 21 日，C1）；《苏联动态》1974 年 8 月 7 日，C1— 2；《纽约时报》1974 年 9 月 29

日；《远东经济评论》，1974 年 5 月 6 日，第 30—34 页；哈里·盖尔伯：“核武器与中国的政策”，第

13—17 页；拉尔夫·克拉夫等编：《美国、中国与军备控制》，第 140—143 页。

与此同时，边防部队增加了具有挑衅意味的巡逻和监视活动，这也许是为了预防入侵或对苏联可能的进攻给予警告。

中苏两国战略的中心是双方均拥有大量的核武器。莫斯科的核武器很多，足以对中国的任何入侵活动给予严惩。然而，1969 年的边界冲突发生之前，这仅仅是一个背景因素，而且，即使在 1969 年以后，核武器的使用在通常情况下也并不是一种可行战略，只有在最严重的关头方可使用。尽管可以谈论苏联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击中国的核武器生产和实验场所、火箭和核武器贮存处及空军基地，但实际上这是不大可能的。①不过，一旦苏联的地面部队全面展开，中国军队的整个防线就会从战略和战术上都受到威胁， 因为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当时， 苏联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几乎所有的核武器和导弹基地、空军基地、海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包括首都北京在内。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其中包括邻近国家的许许多多人。但是，由于核战争会使邻国遭殃，加上苏联因此将会在战略上远逊于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肯定会形成反苏联盟，上述惨景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然而，中国人必须高度重视这种可能性，并相应地调整其军事和外交立场。

北京还得面对另外一些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苏联可能介入中国国内为争夺毛的继承权而展开的斗争，支持军方的某一派别，帮助建立一个亲苏联的政府。如做不到这一点，苏联军队也可能乘领导层争夺继承权时期中国虚弱之机，侵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新疆、黑龙江等边界省区。虽然苏联方面认为不存在这些可能表 1

中苏两国军队的数量（1969—1971 年）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 183 页。

苏 联

中 国

a ：包括防空部队。

b ：只包括主力部从各师，不包括地方部队各师。

资料来源：《军事平衡》（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年刊）和笔者 1974 — 1984 年间与美国、中国和苏联官员的谈话记录。

性，并马上否认有任何发动进攻的意图，但中国人只能从最坏处做准备，因为他们估计到了苏联军队的实力，且有猛烈抨击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诸项政策的传统。因此，正是强大的苏联军队部署在中苏边界附近的核力量，迫使中国加强了边界防务，在 70 年代初增加了国内常规武器和中短程弹道导弹的生产份额，把解放军从政治经济部门的行政管理事务中解脱了出来，部署在更靠近中苏边界的地方，还中断了红卫兵的革命活动，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分派到了边界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

到 1975 年，中国在弥补军事力量的不平衡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把一个步兵师改建成了装甲师。这至少表明北京有进行此类改建的生产能力。北京拥有充足的核报复能力，足以威慑苏联先发制人的进攻，并可威胁到苏联欧洲部分的重要城市（包括莫斯科在内），因此，中国原来微弱的威慑因素已经发展为以分布在各处的地下掩体的导弹（弹头瞄准苏联国土）为基础的威慑战略了。

中苏两国军队构成和部署变化情况，详见表 1 和表 2。①

表 1 显示了两国地面部队的总数和构成。1969—1975 年间，中国陆军的

① 这些资料出自 1968—1975 年间的《军事平衡》（年刊）和 1969—1975 年间的《战略研究》（年刊）。这两份刊物都是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出版的。

数量大幅度增加，大约增加了 30 万人。地面部队从 118 个师增至 142 个师， 净增 24 个师。1975 年以前增加的人绝大多数是从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行政管理事务中脱出身来返回部队的官兵。这批官兵有将近 20 万人。仅此一点就可看出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卷入国内非军事性事务的程度有多深。此外，官兵返回部队的时机与外国旅游者观察到的解放军在工厂、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

苏联军队部署和构成情况的变化也可从表中看出来。1969—1975 年间， 中苏两国军队数量的变化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中国相比，苏军总数净增 27.5 万人，而陆军又净增 32 万人，摩托化步兵师从 90 个增至 110 个，净

增 20 个。这些新增的部队都用于抵御来自中国的威胁。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的数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与中国的情况十分相似（当然，不同之处是苏联的这两种部队原来就比中国多得多。这表明苏联的工业基础更雄

苏中两国军队的部署（1969—1976 年）

表 2 （以师为单位）

苏 联

中 国

a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这几个年份的《军事平衡》把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的部队数量合并列出。此表假定比率和前几年的一样，即西藏 3 个师，新疆 4 个师。

厚）。苏联边防部队增加了大约 6 万人，这些人可能都被用于巡逻中苏边界。

不过，苏联边防部队的总数约有 30 万，与中国边防部队的总数相等。总之， 中苏两国军队新增加的人数是大体相等的。考虑到双方都把对方的威胁看得十分严重，而双方军队新增人数都不很多就显得有些奇怪了。这也许表明， 双方战略的实质都是防御。两国军队增加的人数大体相等表明，莫斯科和北京都意识到，一方大规模扩军会使另一方急起直追，从而促成一场双方都得付出极大代价的军备竞赛。

双方军队在边界地区的部署情况，可作为这些结论（有少数例外）的佐证。表 2 显示的是 1969—1976 年间，每年驻守在有关地区的中苏两国军队数目的变化情况（以师为单位）。原来，中国在北京、东北、内蒙古、兰州和新疆等边界地区部署的军队比苏联在远东部分和南部有关地区（如土耳其斯坦地区）拥有的军队要多。到 1968 年，中国在这些地区有 47 个地面师，苏

联在上述地区可能有 22 个师（远东部分 15 个，南部有关地区可能是 7 个）。表 2 清楚地表明，70 年代初苏联军队的集结速度非常之快，而在同一时期， 中国军队只略有增加。到 1973 年底，苏军的集结已大体完成。此后增加的主要是后勤供应部队和武器装备，此外还提高了现有战斗部队战备状态的级别。中国军队到 1973 年才开始大举增兵，在 18 个月中从 47 个师增至 70 个师，1975 年中达到了 78 个师。中国军队动作迟缓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和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直到 1971 年底林彪的问题解决之后，毛及其

追随者才得以调集部队，更换将领；①直到 1972 年初尼克松访华后，北京才感到南方的安全有了保障，可以把驻守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前线的主力部队调到北方了。1972—1974 年间调兵活动比较频繁，在这之后的两年中， 中国只向边界地区调遣了 8 个师的地面部队。这期间，中国还通过扩建生产建设兵团、训练更多的民兵和加强民防来弥补不足。

虽然通过这些统计数字和部队的部署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到 1975 年中苏两国在边界地区的军队数量大体相等，但我们不能就

表 3 苏联和中国的核武器运载工具（1969—1976 年）

① 如要了解详情，可参阅托马斯·W.鲁宾逊：“1972 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的发展”，

《亚洲概览》1973 年 1 月；鲁宾逊：“1973 年的中国”，《亚洲概览》 1974 年 1 月。

苏 联

中 国

注：以 1975 年为例，如果苏联把核武器总数的 20 ％用于对付中国，可得出下列数字：

洲际导弹 329 枚；中短程导弹 125 枚；潜艇发射弹道导弹 175 枚；米亚-4 型飞机 27 架；

图-16 型飞机 95 架；图-22 型飞机 34 架；地对地导弹 200 枚；合计总数 985 枚（架）。 a ：地对地导弹数采用的是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数字。这些导弹掌握在地面部队手中。除了地对地导弹之外，还有战术核弹头，但因没有准确的估计数字（国际战略研究所估计 1970 — 1971 年有 3500 枚，其中可能包括 900 枚地对地导弹），所以没有列入表内。

b ：合计总数不包括苏联的任何战斗轰炸机（如米格— 17 ，米格— 19 ，米格— 21 ，米

格— 23 等等）。这些飞机都有运载核武器的能力。据估计，这些飞机和中国的同类飞机一样，其职责是空中拦截或给予非核性的空中支援。

此得出结论，认定两国军队的构成和火力强弱也是相等的。表 3 罗列了中苏两国军队拥有战略和战术核武器的数目。苏联的核武器运载工具远远多于中国，核弹头也比中国的多。虽然苏联得保留很大一部分核武器用于遏制美国， 或者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战争，但所剩的用于对付中国的核武器仍然非常之多。这意味着（假定每个运载工具运载的核弹头平均超过一个）苏联拥有非常可怕的破坏力量。到 1975 年，中国拥有大约 430 件核武器运载工具（不包括米格-19、米格-21 和 F-9 型战斗机，它们是用于拦截、侦察和战术支援的），而苏联则拥有 4735 件（不包括数量很大的喷气式战斗机，其中很多是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只要把其中的 20％用于中国战场，也有大约 950 件之多。苏联拥有强大且分散的防空系统，足以拦截和摧毁中国

的大部分伊尔-28 和图-16 型飞机。还有一点，苏联的每个地面师都拥有核武器，如地对地导弹或小型的班携战术核武器。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 1970 年苏联拥有此类核弹头 3500 枚。假定这些核弹头被用于对付中国的比

例和红军被用于对付中国的比例（1975 年 166 个师中有 43 个师用于对付中国，约占 26％）大体相当，那也有 880 枚之多，更不用说莫斯科在常规武器、火炮、装甲车和战场上的机动性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了。因此，到 1975 年为止，苏联的军事力量一直占有很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