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后的中国（1977 年及 1977 年以后）

随着毛的去世和一个月后毛的激进的支持者“四人帮”被捕，中国领导人在工作中不能不感到危机。危机来自多方面：人们工作不积极，党的权威被削弱，权贵们搞特权遭人民憎恨，供应匮乏又怨声载道，青少年犯罪不断上升和其他紧迫问题。后来改革开始。改革采取旨在处理这些危机的多种方式：揭露和谴责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削减把城市青年送往农村的计划，逐步建立各项法规，对西方贸易和接触实行新的开放政策，放松了对通信、文化和私人企业活动的控制，努力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和复兴可预见的机会结构，重新强调尊重知识分子以及努力降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总之，一种痛苦反思中国缺点的气氛取代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那种革命的自满热情。

在经济领域，毛去世后，食品和工业制品供应方面都有改进，人们的抱怨减少了。1977 年以后工资增加了几次，工资长期冻结的局面宣告结束；体力劳动者又可以通过奖金和计件工价等方法，增加他们的收入；加快了城市住房建设，给那些住房条件恶劣，早该分房的人解决了住房问题；总的来看，这些变化是受欢迎的，虽然期望得到的东西很多，一时还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

在恢复和提高社会地位方面，大批曾遭受污辱或被降级的人得到了平反和提升，许多有技术的人重新找到了更适合他们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工作。海外华侨和知识分子等恢复了他们往日的特权，有的人甚至由于补发工资或房租，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横财（事实上，这种补偿从 1977 年就开始执行了）。加速为送往农村去的青年在城里安排工作，对城市应届中学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去的压力有效地取消了。由于恢复了考试竞争、重点中学、从中学保送上大学等制度，城市青年们感到，要想以后获得一份光宗耀祖的工作，现在主要必须清除一系列影响成绩提高的障碍。表达个人的喜好和事业上的理想不再受到责难，有极少数的人甚至可以准备重新出国深造。以前绝对禁止私有企业和限制集体企业的做法业已否定，人们开始大量地以私营方式开饭馆和做其他服务行业的生意，集体公司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出来，吸收了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谋职的城市青年。这些变化以及在城市里农民“自由市场” 的重新开放，给原本单调的城市生活注入了些许生机。

一些其他因素使市民们对眼前的变化并没有像当局希望的那样感到心满意足。比如说在 1979 年之后，肉类、蔬菜和其他基本食品的价格上涨，政府控制物价显有难色，引起通货膨胀新高潮，使许多市民感到纳闷，他们增加了的工资究竟能使他们多买多少东西。尽管那些获得平反和恢复先前地位的人欣赏这种改进，但他们主要的情感往往依然是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感激之情又被怨恨冲淡。同时，由于变化缓慢和官僚们在这些变革问题上无休止的争吵，许多人又感到着急和愤怒。

基本的问题是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感到他们早该获得这些改善了，但是在实施这些改革措施中，有一部分人受到青睐，获得了实惠和特权，其他人却没有，从而引起更多的妒忌和怨恨。1977 年以后，人们在单位里花费了无数时间开会讨论谁应该长工资，谁应该得奖金，有时一些没有被评上的人甚至在同事和上级面前声泪俱下，向他们诉说如果这次他们落选，今后生活将会如何艰难。那些不在评选之列的人当然不会心甘情愿，有时他们会以别出心

裁的方式来表达肚子里的怨气，比如在工厂烧热水的锅炉工，用停止供应热水的办法来告诉其他人，他们对生产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因此，相当数量的市民开始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从这些变化中得到足够的利益。在当时怀疑一切的气氛中，认为官僚和知识分子比一般老百姓得的好处多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了。之后，当局要“砸破铁饭碗”以提高企业效率，解雇或开除那些素质不高和调皮捣蛋的工人，这些都使工人感到了威胁。

对于那些工作还没有着落的年轻人来说，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更是心急如焚。逐步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起码使他们不再担心会被流放到农村。但是大部分过去积极要求下放到农村的人仍然被困在那里，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伤悲，当 1978—1979 年“民主运动”爆发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溜回城市并参加示威游行。即使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年轻人也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只能在集体或是新恢复的私营部门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收入微薄，没有名气，几乎没有额外的收入，更谈不上什么前途了。因此，一些年轻人虽然从农村返回了城市，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因为不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感到怅然若失。由于被困在不体面的工作岗位上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不仅在收入方面，而且还在住房、找对象和其他方面——有些年轻人干脆拒绝接受给他们安排的工作而甘心待业，寄希望于最终能考上大学或是重新能被安排一个较好的工作。

改革后的学校制度，使大多数城市学生一心想上大学，然后在当时中国号召的“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一名倍受尊重的专家。①但是，正在变化中的人口形势，使得这种竞争比过去更加白热化。1965 年，超过 40％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上大学（在 1953—1956 年曾达到 100％），到 70 年代末，能够顺利上大学的不足 4％。②所以在毛泽东以后发生的变化恢复了一个清晰的机会结构，同时也给人们以想象和希望，但只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希望而已。1979 年以后，当局开始着手处理由此而带来的问题，如把一些普通中学改造成职业或技术学校，鼓励父母提前退休以便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接替。然而，如何安置大批失望了的城市中学毕业生（现在称之为“待业青年”而不是“知识青年”或“社会青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 70 年代，市民们感到前途暗淡，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诠解为什么官方的计划生育政策能取得不同寻常的成功。这期间，在有的城市出生率下降到千分之十。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个成功应该归功于计划生育运动本身。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秩序使计划生育政策受到挫折，1970 年以后，这项政策逐步走向严格，每对夫妇只能生两个小孩，并为实施该政策而建立了严格的奖励和处罚制度，采取避孕措施有时甚至连妇女的月经期都受到了单位和邻居的监视。但是官方的这种要求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城市的出生率从 60 年代初

就开始下降，到 1971 年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此时官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① 参见法新社报道，北京，1979 年 2 月 4 日，载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9 年 2 月 6 日。

① 例如，一位到中国访问的人在观看一场音乐演出的时候，发现女主角用歌词表达了她希望把她红色的花朵敬献给的人：“多少年来我们赞美工人和农民而忽视了科学家，我留着这些，准备献给那些努力学习将来成为科学家的孩子。他将领导中国的现代化。”W.E.加勒特： “中国著名景点”，载《国家地理》杂志1979 年第 156 期，第 548—549 页。

② 最后一个数字转引自罗森：“教育改革的障碍”，第 11 页。

正出现方兴未艾的势头。③ 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孩子所面临的未来茫然不可预见，再加上住房和日用消费品短缺，以及由于女性普遍都有工作而加重了抚养孩子的沉重负担，使得生育两个或只生一个孩子能被许多市民接受，因此，甚至在政府对他们提出这种要求之前他们就已经这样做了。①

在任何复杂的经济生活中，都存在这样的难题：已有的物质产品和机遇与人们的愿望之间很难完全一致。在中国，这种悬殊的差别所带来的后果，尤其令当局感到棘手。例如，长期被抑制的需求更刺激了愿望的增长，其增长速度之快使当局很难满足其要求，原以为作了一些改善能使大家感激涕零的，但由于水涨船高的原因，人们感激的程度减少，甚至没有了。另外，个人有了表达自己志向的新的机会，也可以倾吐自己的苦情和同情别人的遭遇；这样市民就知道原来有如此众多的人跟他们一样都有被剥夺感。社会主义的性质使得这种情感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就应该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福利，所以当他们感到本应得到的被剥夺了的时候，他们就责备国家，而不去怨天尤人，叹息自己命运欠佳，或埋怨自己本领不济或是其他什么“外部”因素。

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志向受挫本身并不能产生反抗和革命，但是由于人们倍受挫折和对权贵们特权的不满，要说服他们勤奋工作和驯服听话就甚不容易了。今天，中国当局或许同意了观察家 R.H.托尼在 1932 年所作的结论：“中国的政治势力就像中国的河流一样。对河堤的压力已经很大，但却看不见；只有等到洪水决堤的时候，才看到压力何等之大。”②

对毛泽东以后政治领域的变化也可作与此相同的评论。政府试图翻开新的一页，从而使个人重新感到有了相对的安全，不再会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相信政治机构的公平和效率，尊重共产党当局和国家。但是，这时期引进的一些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起了相反作用。对当局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所实行的镇压和其他错误的揭露，不断增长的言论自由和对政府公开的批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腐败，并在交流中发现不少人也赞成这样的观点。对中国政治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成为一股潮流，制定法规、整党及新的规章制度和程序皆不能阻止这种潮流扩展。70 年代后期和进入 80 年代以后，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普遍出现了当局陷入危机的迹象：政治性小册子的发行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学生对要求他们上的政治课极其反感，在年轻人中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普遍产生怀疑，对权贵们的“特权”表示愤怒。迈克尔·林赛早在 1950 年就注意到，在中国政治中，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一方面是理性的思考，良好的管理和对普通人的尊重；另外一方面是盲目信奉

③ 例如，参见朱迪恩·班尼斯特提供的关于上海的统计数字：“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出生率和避孕措施”，载《中国季刊》，1977 年 6 月第 70 期，第 268 页。整个国家的情况，请查阅安斯利·J.科尔：《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1952—1982 年）》，第 5 页。

① 例如，根据对中国两个城市市民时间的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夫妇每天在家务活方面花费的时间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要多。另外，在家务活上花费的时间与孩子多成正比——没有孩子的妇女平均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为 3.4 个小时；有一个孩子的妇女每天要花费 4.3 个小时；有两个孩子的妇女则要花费 4.7 个小时。参见王雅林和李金荣：“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 年第 1 期，第 177—190 页。

② 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编：《中国的现代化》，第 310 页。

教条的官僚政治，蔑视个人⋯⋯中国发展的道路可能因哪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而完全不同。”①到 1979 年后期，许多市民遗憾地发现上述第二种倾向在中国政治中占了上风。

1979 年之后，政府对这诸多问题的一个反应是再次处置持不同政见者—

—逮捕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取消了宪法中的“四大自由”，组织对那些偏离正统路线太远的作家的批判。对有些市民来说，这些行动证明了当局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彻底反思，不如说是维护其对人民的控制。在这方面，由于 1957 年以来的变化，公众对官方镇压措施的支持与反右运动时相比要弱得多，一部分市民不顾批评会受压制的漫长历史教训，仍激烈地发表批评意见，这说明人们已经感到因发表不同政见而沦为政治的牺牲品的可能性似乎比过去小了。

政府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举行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地方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其他方式。但是，在 70 年代发展起来的怀疑主义使许多城市居民怀疑这些机构能否拥有和能够拥有多少自主权，把坦率批评当局的人选进这些岗位后共产党能否容忍。由于市民们经历了这些年来的许多事件，所以许多人都恢复了过去对政治的传统观点——政治是个不可预知的和危险的领域，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卷入。结果是政治气氛发生了重要变化。市民急切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比以前少了。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人们竞相表现自己的积极性，那些被认为在

政治上“落后”的人常常处于遭受污辱的危险之中，而到了 70 年代末，感到孤独和被人看不起的恰恰是这些积极分子。官方的政策帮助促成了这种局势：官方赞美专家们的贡献和威胁要降那些文化水平低的干部的级。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又制造了一群心怀不满的人——数以千计只凭政治积极性为自己赢得名声，结果感到他们地位受到威胁的人。在 80 年代初，至少部分强调加强政治工作和“红”的美德，也许对这些人从感情上来说是一个安慰。由文化大革命引起的犯罪和青少年犯罪，到了毛泽东以后时期还在延

续，这使人们感到担忧。的确，逐步结束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计划和允许满腹牢骚的青年返城但又不能安排他们的就业，可能又加重了城市犯罪问题。1979 年以后，由于新的新闻政策允许对主要犯罪案情进行报道，加之对执行新刑法所作的广泛宣传，人们感觉到的犯罪危险或许比真正的犯罪率还高。人们留恋过去的好时光，那时候他们能在夜间独自一人无忧无虑地散步，公共道德水准极高。在毛泽东以后时期，这种怀旧情感依然很强烈。

1976 年之后，人们对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倾向，总的来看大多数人采

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前 10 年对文学和艺术非常荒谬可笑的控制以及强行用刻板的社会主义清教徒式的习俗进行统一，不仅使文化生活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而且强迫市民取消了怀有情感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当种种限制在 1976 年稍稍放松之后，效果很大，变化明显。新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虽然按国际标准还不够大胆，但是显然已经冲破了原来的条条框框。爱的感情，既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也非十恶不赦的坏人，各种悲怆的结局—

—这些和其他因素都推动了中国文学多样化的发展。书店、电影院和舞台上开始出现斑斓的色彩——许多禁书和新作品问世。西方著作被允许引进的规模之大为过去 30 年所未见。外国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外国的电影和电视节

① 材料来源于范·德·斯普伦克等：《新中国：三家说》，第 130 页。

目也可以公开上演，外国电台的广播也可以再次合法地收听（虽然台湾电台和香港电视节目仍被排除在外）。对于城市群众来说，实现由《红色娘子军》到《大西洋底来的人》（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的转变是个令人惊叹的变化。

在被忽视了的单位，文化和娱乐生活也重新开始受到重视——学校课外活动丰富多采，单位的聚会和社交活动增加，等等。宗教活动也开始被当局再次容忍，朴素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也得到了恢复，有的家庭又重新养起了小动物，还有其他一系列曾被禁止了的民间活动都开始复活了。在家庭仪式方面，有的市民迫不急待地利用对自由主义放宽限制之机，在结婚典礼或丧葬时大肆挥霍浪费并举行一些复古的仪式。总之，随着人们从过去那种僵化死板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当时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出现了一种好像一切都“变活了”的趋势，而且不出所料，这种转变很快便会引起官方的注意，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变化走得太远了，官方劝阻举行豪华的结婚筵席或效仿西式风尚及毛泽东以后时期出现的现象。自由化的趋势并没有扩展到所有的领域。如前所述，就在这个时期，老百姓传统的多子多孙的愿望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当局实行了奖罚分明的措施强制性推行一个家庭只能要一个孩子的政策。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受到广泛的欢迎。一部分变化是人际之间那种极端偏执和小心谨慎情况有了缓和。偏执和谨慎是以往紧张的政治局势造成的。但是，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政策允许很多家庭把他们的子女从农村“领回来”；使大批被强制性工作安排而同其配偶分居的干部夫妻团聚，俩人并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大批曾被污辱的人得以平反昭雪，并可以着手修补被破坏了的亲属和朋友关系；那些在政治压力下被迫离婚的夫妇破镜重圆，甚至出现了一个复婚的小高潮。此时，在许多方面，市民们都可以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恢复接近正常状况。当然，人与人相互接触和联系的恢复在某些情况下，起了使人们交流怨言和痛苦经历的效果，对政府当局来说这种变化的含意就变得忧喜参半了。

在毛泽东以后时期，开始重新评价城市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控制城市发展特别是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虽然没有系统发表城市人口的统计数字，但是很显然，在共产党统治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总人口增长的速度。1953 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13

％，1964 年上升到 18.4％，1982 年上升到 20.6％。①而且鉴于城市地区本身有特许权力的性质，如果不是那些年对农村流入城市移民的严格限制和把“过剩”的城市居民放逐到中国的农村地区的话，城市的发展速度一定还会更快。虽然有的城市如北京和武汉等发展迅速，但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人口增长速度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控制，所以它的“老大哥地位”——它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事实上下降了：1953 年为 8％，到 1982 年下降到 4％。

①

① 这种比较只是一个近似的比较，因为城市人口的确切统计数字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城市的疆界也在变化之中（虽然这些关于城市地区的数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它并没有把城市周围的县级地区算进去）。这里的数字均来源于厄尔曼：“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9）”，第 81—103 页；《北京周报》1982 年第 45 期，第 21 页。

① 实际上，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人口随时都在波动——从 1949 年的 440 万增加到 1953 年的 620 万；

1958 年达到 720 万；1971 年降为 570 万；1982 年则又增加到 630 万。参见班尼斯特：《上海的人口死亡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城市发展的控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些代价的一部分是几年中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城里家庭而产生的愤怒和痛心，以及那些最终返回了城市的人生活遭到的破坏。但是官方和政策也并没有达到其促进城乡结合的目的。到了 70 年代末，城市居民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同农民发生了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别比 1949 年之前要明显得多，被剥夺了种种城市里才可能有的机会的农民常常对城里人抱着一种不满和轻蔑的态度。②或许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以后时期的领导人发现，中国的城市在刺激经济发展和革新方面，没有起到他们应该起到的促进作用。虽然这些领导人没有拆除反对农民永久性向城市移民的障碍，但是他们采取了步骤加速城市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创造力，称赞大城市的主导作用，使许多中小型城市对其周围的农村地区进行直接管理。这些措施表明，他们逐渐开始意识到，以前的政策防止了中国会像发生在第三世界其他地方很普遍的城市无计划的蔓延和过度城市化等问题，或许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阻碍了整个经济的推动力，不仅仅损害了城市。究竟城市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起什么作用，仍将是今后有争议的一个热门课题。

率、出生率和避孕措施》，第 259—260 页。另见《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字》第 14—15 页。显而易见，这些城市的人口统计数字有时会使人误入歧途，因为他们忽视了相当一大批在六七十年代进入城市干“临时工”的农村人。在 80 年代，这些为数众多的没有户口的农村人住在城市里，往往一呆就是很长时期，现在已经成为官方讨论的一个潜在问题。

②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1979 年粮食收购价格上涨和农村组织和政策自由化，长期以来形成的趋势扭转了，至少暂时扭转了。农民的收入和消费额在 1979—1984 年的增长速度比同期城市居民的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