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问题依旧

贫困问题久已存在。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上的贫困问题就更加严重了。社会或国家是否应对人民生活和福利负责任，成为十九世纪以来英国人当中的一大论争热点。

二十世纪以来，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英国统治集团开始逐步完善立法， 改善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时，首相邱吉尔怀着战争必胜的信念，委托贝弗里奇起草一个将在战后实施的社会保障计划。贝弗里奇总结了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改革经验，制定了一个以消除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为主要措施的广泛的社会保障计划。这个计划一发表，立刻在英国引起轰动，人们争相购买，很短时间内就售出 60 多万份，邱吉尔也发表了电视讲话，许诺战胜法西斯后，英国将建立起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同一年， 工党在其年会上也提出了它的社会福利纲领：第一，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险； 第二，对因各种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的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第三，实行家庭和儿童补助；第四，实行免费的国家医疗保健制度。

1945 年，欧洲战场上战事结束后，英国举行大选。保守党对贝弗里奇报告实际上兴趣不大。它以为实施这项计划所需费用太大，战后英国经济力量未必承受得起，在保守党看来，战后的英国社会生活基本上应恢复到战前那种状况中去它没有看到欧洲战后所发生的普遍左倾的变化。这种左倾在英国表现为人民对改革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把工党推上了战后政治舞台的中心。

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尤其在年轻的一代人看来，工党在大选中获胜， 这意味着按照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开端。工党许诺，要通过对主要工业实行国有化给人民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尽管保守党和工党都赞成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但选民们感到，对国家的社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的愿望、对教育机会均等以及减少贫富之间不平等方面的要求，在工党执政下比在邱吉尔的保守党执政下更容易实现。

工党执政后，确实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致力于福利国家的建立。它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立法。在这些法律一一生效后，首相艾德礼 1948 年宣布，英国已经建成了一个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的核心是社会保障，但又不仅限于社会保障，还要包括文化、

教育设施、交通、环境保护等项目。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改变了战后英国社会生活的面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贝弗里奇在其报告中提出的所要消除的五大社会病害中，居首位的是消除贫困，但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有很大发展，但要根除疾病、无知等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既然阶级依然存在，贫富悬殊的现象也将存在下去。穷奢极欲、一掷千金的富豪与冻饿街头、乞讨为生的穷人同在。工党在建立福利国家时所鼓吹的实现一个“人人享有同等机会的社会”也只是一种幻想。福利国家的建立还造成另一后果：让国家财政背上了难以承受的包袱。

不久的发展表明：工党所唤起的巨大希望只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经不起实际考验。诚然，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治上、社会上的后果，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过程中迈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 起先很令人鼓舞。然而，这一步骤并未取得预想的巨大成就，因此，人们失望的情绪变得日益强烈。福利制度的建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赤贫阶层的生活得到改善，也消除了为数众多的人历来所遭受的歧视。但是，立即实施影响更大和更有价值的理想的问题，却很少被提到。工人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普遍的冷漠情绪也并无多大改变。

1951 年，保守党重新上台后，保持了福利国家的各种特点，随后数年， 保守党和工党的观点越来越接近。这无疑证实了人们先前的忧虑：选哪个党实际上都一样。这样，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幻灭感更加强烈。这种情绪在年轻人当中大有突出。因为他们感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在社会上愈来愈袖手旁观，在原则上抱不合作的态度，对国家、教会和社会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们对现状无可奈何地承受，不想再提出创造性的建议。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愤怒的青年”对待现实的态度和创作无题。

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也加深了普遍的怀疑情绪和个人无能为力的感觉。当国家与国家之间采取暴力行动时，一切抗议和道义都失去了意义，显得苍白无力。

在英国本土上，人们不断地对原子武器竞赛提出抗议，最终发展成为在阿尔德麦斯登的首次游行。参加者都以个人名义出现，而不是作为任何政党或政治团体的成员。在他们看来，消极抵抗不失为发泄愤怒的一个合适而切实的方式。这些以及其它一些事件，有助于形成一种舆论的气候，对青年作家的创作发生影响，其作品中浓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就是这些事件的产物和反映。另外，这些青年作家的初步成就显然也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