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投尘世》

《误投尘世》是约翰·韦恩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在传统上被以为是“愤怒的青年”的第一本小说，与后来的金斯莱·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及约翰·布雷恩的小说《上层的空位》齐名，在英国文学史上颇为引人注目。如果说以“愤怒”二字来概括整整一代的文学潮流是有些牵强的，但用它来概括本书却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小说的人物是愤怒的，他苦于社会上的不安全感和沉闷的压抑，历尽人生的坎坷，毫不掩饰自己对现行制度的鄙视和敌意；小说的基调也是愤怒的，它对英国社会进行了全面、无情的批判，用讥讽和咒骂等发泄了作者心中的怒火。

小说的主人公查尔斯·拉姆利大学毕业以后，决心同资产阶级武装决裂， 不从事这个阶级赞许过的任何职业，把这个阶级的社交礼仪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他没无目的，独自到斯托退尔去碰运气，开始了大学后的漂泊。在那里他没有找到工作，三周后只好回来，到女友谢拉家去，又被赶了出来。后来， 他干起了擦玻璃工。这时，他与大学时的同学弗劳利希相遇，并同他夫妻住到了一起，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有了一个合伙人厄恩。二人一同劳动， 平均分红，查尔斯的心情也沉静下来，但这种平安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首先，他发现了自己和弗劳利希是被其妻蓓蒂以卖身的钱养活着，厄恩也因偷车案被捕，此后，经泰迪·邦德介绍，查尔斯当了出口汽车运送司机，他与少女维多尼卡·罗德里克相爱。她是一个富有的公司头目罗德里克先生的侄女。

邦德是一个毒品走私犯。查尔斯事先并不知情。当他了解底细以后，已为时过晚。他需要钱，而贩毒可以使他迅速得到大量的钱。所以，他就不知不觉地卷进了这场肮脏的交易中。查尔斯的老同学哈里·多格森是一个记者。他为了跟踪走私犯，希望查尔斯在车中将他带进码头，他还不知道查尔斯已被卷入了走私团伙之中。所以多格森的要求当然被拒绝了。多格森只好自己驾驶摩托车，准备自己寻机进入码头，但又被查尔斯发现，无奈之下，多格森只得接受警察袭击码头。在进袭中，多格森不幸遇害。事件发生后，邦德以为是查尔斯向多格森泄了密，在逃跑途中把他从汽车上推了下来，摔成重伤。这时，罗德里克先生帮助他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才知道维多尼卡·罗德里克是罗德里克的的情妇而不是侄女。一怒之下，查尔斯与维多厄卡断绝了来往。这一切无疑更增加了他的消极颓废情绪。出院以后，查尔斯当过清洁工，开过汽车，最后进了广播剧院，与一个喜剧演员队签订了合同，才算有了正式职业。不久，他终于和维多尼卡重修旧好，缔结良缘。

查尔斯·兰姆利的愤怒，是一个青年在探索人生道路的过程中对社会上种种不平的强烈反应。在《沿着拉紧的绳索行进》中，韦恩曾这样谈到创作

《误投尘世》的出发点：“⋯⋯当我写《误投尘世》时，我生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这些青年如何适应“生活”的问题。在这里，生活指的是在他们诞生以前就已存在于他们外部世界的秩序⋯⋯这一切由于我们文明中存在的一些实际情况而复杂化了，因为在我们的文明中存在着教育制度和为我们生活实际基础的种种臆想。我们的公众和私人都为青年的教育花了一大笔钱，让他们学会欣赏文艺杰作；我们养了很多教授来指导青年们学习哲学和其他高雅的学问，然后又把他们推到一个完全不需要这些学问的世界上，推到一个以‘不要尊重物质权力和物质占有以外的东西’为其行动指南的世界⋯⋯， 所以，我自然要写一个人如何受了教育又被人象稻草一样叉起来，掷到世界上。⋯⋯”

查尔斯·拉姆利就是在大学毕业后“被掷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丛林中” 的。在他踏出“适应人生”的第一步时，他就发现“他的锋艺已被自己的教养和教育有步骤地磨掉了”，使他无法立足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因此他为愤怒矛头首先是对着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的机构及教育制度的代表人物。查尔斯一出场，他对英国教育制度的批判也就开始了。在他的眼里，他的母校是他“曾经无休无止的演过儿童时代一幕幕可怜的闹剧”的舞台；他上过的大学过去“剥夺了他的一切享受”，“还害得他今天无论怎么煞费苦心也还是无法适应生活”；而“那些占据着（教育）这个虚幻领域的牛鬼蛇神，还

在继续不停地修造行将坍塌的大厦”。他把中学校长说成是“平庸的低能儿”， 大学导师罗克伍德是“说话带着笑腔”的学究；他从不放过对大学时代的高材生、一心向上爬的哈金斯的嘲笑和讥讽。他甚至以为大学里养成的谈吐习惯“是昏庸无能的人所共有的”。

但是，抗残青年的教育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家庭、社会及各种习惯势力都构成对青年的沉重压迫：父母、亲戚、朋友、还有女房东都想“开导” 他，要他“上进”，连那个自己在大都市里上当受骗的“自由经营先生”也要送给他一个“忠告”。由于他不肯“上进”，师长们摇头，父母亲不满意， 同学们责怪他，女朋友的亲戚指着鼻子教训他。而“上进”的标准仅仅是举止要温文尔雅，衣服要穿得合时，打牌要输得体面，还要“参加橄榄球这类体面的运动”——总之，处处要带上中产阶级的“身份证”。查尔斯痛恨杜会上“人为地把人类分成一些叫做阶级的板球队”，因此决心要寻找一个“无阶级的神龛”，开始新的生活。

当然，在那样的社会里，“无阶级的神龛”是永远找不到的，但就在追求“新生活”的过程中，查尔斯把读者带到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给我们掀开了“福利国家人人机会均等”的面罩。他旁听了草菅人命的巡回法庭的审判，了解到收买司机、盗窃汽车的犯罪事件；他亲身参加了黑社会的走私贩毒活动，目睹了犯罪集团杀人灭口的惨状。查尔斯到过的地方卖淫活动比比皆是。这里有为了“支持丈夫的创作事业”而暗地里出卖肉体的女大学生蓓蒂，有穿着奇装异服在酒吧里拉客的公开妓女，即使是查尔斯心目中那位端庄美丽的化身——维多尼卡也不过是一个现代的摩尔·弗兰德斯。为了生活， 不得不沦落为已过中年的资本家罗德里克的情妇。

英国国际地位的削弱，美国势力的渗透，在这部小说中有所反映。我们看到，好莱坞的电影充斥着英国电影界，英国青年以模仿美国式的穿戴为时尚，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萨塞克斯的农村姑娘竞争爱到“那些美国机场攻击距离以内的牛奶冷饮室当招待”。

由于“误投尘世”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幅英国社会的真实画面，有人称它是“一个观察敏锐的作家”写的“象万花筒般”的小说。

查尔斯探索人生的过程既是认识社会、批判社会的过程，又是认识自我、解剖自我的过程，在方向迷乱的漂泊中，他所经历的各个生活阶段，遭遇的各个事件，可以归纳为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这个循环是失败和成功的交替。他每次对生活环境的否定，都把他推向重新适应社会的新行动。例如，在和萨克斯夫妇闹翻以后，他虽然到酒吧喝得烂醉，但还是“感到一种新的升华， 新的解放，决心抛弃自己的阶级，自己所受的教养，”“让过去的一切就此结束，让自己来一个新生⋯⋯”这以后，他就干起了自食其力的擦窗门工。在罗德里克到医院向他披露了维多尼卡的真正身份后，他虽然处于昏迷状态，仍然感到罗德里克的口信“给他还来了一阵又一阵的苦痛，并且在他的脑中冲击、爆炸、烧灼着”。但在本质上，这意味着解放，意味着新的力量。“原来维多尼卡只是代表着他对社会的虚渺的幻想”，现在他彻底幻灭了， 也就获得了自由。后来，他和女工罗莎之间的关系发展又破裂了，他兴致勃勃地到百万富翁家当汽车司机又灰溜溜地辞职出走，以及应聘到“金桃”夜总会把门又猝然离去，都是重新认识和否定“旧我”的过程，也是他试图冲破或者摆脱社会及现存制度对他的压抑的过程；在否定“旧我”的同时，他也否定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如教育、教养、法律、阶级、婚姻等。这就是查

尔斯所谓“和社会长期斗争”的具体内容。

他“和社会长期斗争”的结果是找到了克利尔尼先生所说的“中立地位”。这到底是意味着斗争的胜利还是失败？查尔斯自己说是“打成平局”。其实， 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结论，是一种自我欺骗，自我安慰，他自己经过冷静思考就否定了这种结论。他认识到，“长期以来，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又一个目标，到头来都没有一个能达到”。他为了适应社会，结果还是发现自己在老地方没有前进一步。他的“长期斗争”的对手“社会”还是那样的社会，一成也没有改变。如果说斗争的结果使什么有所变化的话，那么变化的只是他自己，而且是往坏的方向变化了。当他当上广播公司的下流笑话的编辑时， 他已经沦落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允许的、需要的麻醉人民的一种工具。他妥协了，而作为他多妥协的报偿的是“社会”给特他殊的地位并提供经济支持。也许我们可以把他追求维多尼卡的努力看成是对罗德里克们的挑战，而且他最终得到了维多尼卡，但这时的维多尼卡已经不是他过去心目中的理想情侣，在他们再次相会时，他是因为爱她才“把她连同灾难和死亡一揽子接受下来的。”这样，在他未来的生活中就含有新的危机。从卷未他们两人“困惑和疑问的神色”中，我们仿佛看到新的死亡——再生同期的开始；今后的反复不是不可能的。

在每一次反复中，查尔斯都不免有功败垂成之感。不论是做一个“无阶级”的擦窗工人还是与外界隔绝的破阁楼寓公，不论是对富家女子维多尼卡的追求还是和女清洁工罗莎的交往，查尔斯起初都幻想着人类初期那种天真无邪的世界。但每当他感到自己已经进入伊甸园的极乐世界时，他却突然发现毒蛇的存在，使他象亚当和夏娃一样受到诱惑，不知不觉地沉沦到痛苦又罪恶的尘世。这条毒蛇既存在于外界，也存在于查尔斯本身，而且主要存在于他本身，即他对社会上各种传统价值观念的矛盾态度。在他批判旧的价值观念的同时，他自己的思想又往往囿于这些价值观念中。小说中反复出现过的那么一行被歪曲了的诗句：

“我是反复无常的人，我爱我所憎。”

这行诗句恰恰道出查尔斯的矛盾心理。在对待家庭、婚姻、金钱等问题上，他的态度都是矛盾的。他憎恶表面道貌岸然、满腹男盗女娼的萨科斯们和罗德里克们，但为了追求他们家的姑娘，他又愿意迁就他们，容忍他们； 他立志清高，但为了跻身到维多尼卡所属的社会，他不择手段去赚钱；他怨恨别人冷漠无情，但一想到婚姻会带来家庭的羁绊，他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罗莎。这种矛盾态度决定了他愤怒和反抗的结局。他愤世嫉俗，发泄的是个人的不满，尽管这种不满是普遍的，进行的是个人盲目的抗争，甚至没有象弗劳利希、道格森等人那样有自己的理想情趣。他直到布利尔尼向他指出后才知道自己寻求的是所谓的“中立地位”，因此，他象一片枯叶到处飘零， 想要归根又找不到根，最后落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归宿，这个归宿必然就是妥协。这里查尔斯的悲剧之所在，也可以说是他的局限性：在幻灭之余， 他找不到理想的出路。

从愤怒开始到妥协告终并不是查尔斯一人的遭遇，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几乎所有“愤怒的青年”的小说和戏剧反映的都是这个主题。有一位英国文艺批评家在谈到五十年代的英国小说时曾说过，在“愤怒的青年”当中有不少人其实只是在赶潮流。但无论如何，韦恩和其他青年作家的“愤怒” 作品冲破了英国社会沉闷压抑的空气，发出了愤怒的呼声，把英国的五十年

代变成“愤怒的十年”，在英国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引起其他国家批评家的重视，其成就是不可抹杀的。

《误投尘世》已出版 40 年，英国的“愤怒”潮流在六十年代后逐渐低落， 但它所表达的英国青年的愤怒并没有平息，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没有根本改变，在今天读来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