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侵略者“挤”出根据地

1942年9月的一天，正值人们欢度中秋之时，日军的铁蹄又一次踏进了吕梁山东麓的交城西冶川。经过一年残酷的“扫荡”后，日军还在芝兰和岔口扎下了据点。

芝兰是交城县第三区古洞道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仅有二三十户人家。它地处三岔口，位于原平川、葫芦川、屯兰川的交界处，是当时我晋绥八分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的门户，也是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

日军在芝兰据点驻扎有五九旅团以佐佐木勋为首的一个中队，连同一个伪警备队，共有200人左右。他们从各村抓人，在村东南面修筑了主碉和地堡，在村北的山顶上修筑了炮台，把村中驻扎的地方用铁丝网牢牢地围起来，昼夜设岗把守，戒备十分森严。

为了确保和巩固其占领区，分割、封锁和蚕食我抗日根据地，彻底消灭抗日力量，日军在各村老百姓中大肆推行“大东亚共荣圈”、“中日友好提携”的奴化教育，并在各村建立了伪政权、维持会，组织了“防共保卫团”，不断搜集我方情报，残害抗日干部和群众。

日军烧杀抢掠，残害百姓，惨无人道的暴行，使老百姓终日里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同时，日军的分割、封锁也摧毁了不少我党已经建立起来的抗日政权。更为严重的是，根据地地盘的缩小，使部队和地方的军需物资和生活用品都得不到补给。

为了铲除日军对我交城山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威胁，晋绥分区八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积极响应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号召，领导交城县抗联和三区区委成立了芝兰对敌斗争委员会。

在党的领导下，英雄的西冶川人民并没有被日军的残暴所吓倒，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挺起胸来，群策群力，机动灵活地同日军进行斗争，不断地向敌人挤地盘，以不到一年的时间，打击、围困、挤走了芝兰据点的敌人，谱写了一支抗日战争的胜利凯歌。

1942年秋，日伪军刚进村，就来抓老百姓修炮台，筑工事，因此周围各村群众纷纷躲进山沟里。为使群众回村维护“皇军”，不久日军翻译官就放出话来，要群众选派一名有文化、信得过的代表与他们接头。

于是，经组织决定，在保证回村群众安全的前提下，选派小娄峰特派员、共产党员冀增福担任了芝兰村的维持会长，以掌握敌伪内部情报，用合法的名义展开斗争。

日军在芝兰扎下据点后，多次到距芝兰不远的树则村查户口。一天，日军再次到树则村挨门逐广查户口时，发现老阎家有一个儿子阎禄贵长期不在家，就逼问阎父说：“你儿子干什么去了？”

阎父说，儿子还在上学，在外面住校。鬼子听了就说要让阎禄贵限期回来，阎父说：“他今年就毕业了。”

当时，阎禄贵已在我交城县抗联六支队的一个情报站工作，抗联为了加强芝兰据点的内线工作，便将计就计，给阎禄贵弄来了阎锡山军官学校的“毕业证书”，布置他到敌人的据点内工作。

阎禄贵奉命回村后，日本人组织训练“防共保卫团”，凡男性青年都得去，阎禄贵也毫无例外的参加了。不久，阎禄贵就进到了据点里，一个姓李的翻译分配他当了一名教官，负责管理日常事务工作。

这个据点的警备队长宋俊英是本县广兴村人，他秉性耿直，很有民族气节，是在士兵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阎禄贵临离部队时，六支队政委肖靖曾反复嘱托他要做好争取宋俊英起义的工作。阎禄贵刚进据点没几天便在维持会住的地方碰上了他。

宋俊英小声对阎禄贵说：“小兄弟，咱们都是中国人，对鬼子可不能低头哈腰。老兄和日本军官打交道，连他—支烟也不吃，可不要忘了我们是中国人啊！”

后来，阎禄贵从冀增福那里得知，原来冀增福已经将他介绍给宋俊英了。此后，宋俊英约他去大队部玩了几次，并认识了本县瓦窑村一个姓王的中队长。

这事被李翻译发现后，就不许阎禄贵再去队部了。为了便于接触和联络，一天晚上，宋俊英又将阎禄贵和冀增福叫去，在饮酒解闷之中，宋俊英提出由他、王队长、冀增福和阎禄贵结拜为生死弟兄。

从此以后，他们的配合更密切了。他们通过相互传递情报，里应外合，使敌屡次惨遭损失。

李翻译官曾气急败坏地咆哮道：“我们每次行动都很机密，只有宋队长和我知道，为什么八路能对我们的行动掌握得如此准确，维持会内部一定有八路军的探子！”

果然不出所料，1943年春的一个晚上，宋俊英急急忙忙跑来告诉冀增福：“敌人已查明了你的来历，明天，日军中队长佐佐木勋要假装派人护送你到交城买药和茶具，将你抓到交城日本究兵司令部去审问扣押。”

冀增福回答说：“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明天一到鲁沿沟口，我就要被我方打伏击的部队接走，这里的工作就靠你俩了，可能还会有人和你们联系，可千万要小心啊！”第二天半晌，据点里传回了冀增福被八路截走的消息，敌伪感到十分震惊。

敌人加强戒备了，每天一到晚上八时就戒严。他们不让维持会的人出据点和回家住，更不让他们进到日本人的铁丝网内。阎禄贵和宋俊英见面的机会也只有在出来查哨和巡逻的时间。

一天下午，日军突然来了一个联队，约有1000余人。他们一来就戒严和封锁了消息，任何人都不得出据点。

怎样才能将情报送出去呢？阎禄贵和宋俊英都十分着急。

晚上日军让阎禄贵和宋俊英到日军司令部搬烟筒，一个日军警卫把阎禄贵叫到翻译官的住处，原来是新来的翻译官在叫他。

翻译官一见面就说是认识阎禄贵，说他是小八路，阎禄贵坚决不承认，最后翻译官拿出一支左轮手枪的半张照片，阎禄贵方知他是自己人。

他告诉阎禄贵，说这次日军来的目的是要奔袭驻葫芦川的我党政军领导机关，他交给阎禄贵一份汾阳日军司令部发的电报，要他半夜趁日军集中混乱时，从宋俊英警备队把守的北炮台跑出去，尽快将电报交给六支队肖靖政委，并说宋俊英起义的工作交给他好了。

按其吩咐，阎禄贵很快就完成了任务。我领导机关接到消息后，迅速转移，使日军的长途奔袭扑了个空。此后，阎禄贵就再也没有回据点了。

1943年3月份的一天，我们部队和民兵采取里应外合，调虎离山的战略，先由交西县部队佯攻岔口据点，调出芝兰的大部分敌人去增援，然后趁据点里只留下十多个鬼子和几十名伪军时进行攻击。

半夜时分，我六支队一个营和县大队30余人袭入芝兰据点，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急忙跑到南炮台上，用两个掷弹筒和一挺机枪向我部队疯狂扫射，我方部队进行英勇还击。

这时，宋俊英带领70余名伪军起义。他们捣毁了村里的工事，放火挠了北炮台。这次战斗，我方俘虏伪军6名，拉回了被敌人抢走的耕牛3头，然后撤出战斗，平安地返回驻地。

宋俊英率部起义后，他的队伍被晋绥边区编为华北抗日第一支队，宋俊英担任支队长。几年后他不幸被捕，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于1947年2月15日慷慨就义。宋俊英的起义，使日伪军心瓦解，威风扫地，一个个都胆颤心惊，嚣张气焰一下子减少了许多。

为了狠狠地打击敌人，我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坚持开展武装斗争，从而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

一是大打麻雀战。针对我方武器差、兵员少，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特点，巧妙地同敌人开展斗争。敌人的主碉三面临山并靠有两道沟，山与炮台直线相距不到50米，我们的武工队和民兵，经常神出鬼没地来往于各个山头，一有机会，就由神枪手向敌人放冷枪，打得鬼子哨兵连头也不敢露，只好钻在炮楼内胡乱扫射一通。

有时，我军只打几枪或扔上两颗手榴弹，就引诱敌机枪“咯咯咯”地连续打上几小时。尤其是在夜里，我们的战士在东面放几枪，西面放几枪，使鬼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个晚上都不得安宁。

1943年春天，有一次日伪军正在出早操，突然遭我部队和民兵的袭击，当场就有日军11人，伪军6人死亡，敌人从此再也不敢出来上操了。又有一次，日伪军正在开午饭，又被我方神枪手射死伤各一名。以后甚至连上厕所的日伪军也死在我神枪手的枪口下。

于是，敌人只好整日缩在乌龟壳里，吃饭拉屎都不敢到外边。伪军们还编出顺口溜说：“住在乌龟壳，露头就挨打，吃饭拉屎不自由，等待送命回老家。”

二是开展游击战。发挥我方地形熟的优势，和敌人兜圈子，相机消灭敌人。我军利用敌人的密探，即村里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做通他们的工作，散布假情报让他们给敌人送进去，再叫他们将敌人的真实情况给我们反映出来，于是往往使敌人造成错觉，一旦出发行动，就常常遭到我们的伏击。

1942年冬，有6个日本鬼子刚到树则村边，就被我县大队的侦察员打得屁滚尿流地逃回去了。在这年冬季的一天夜晚，日伪军各一个小队偷袭寨立村，一名伪军和一名日本兵被六支队的一个连打死。

1943年春的一天拂晓，日伪军各出一中队袭击王文村，一进村就遭到我军的突然袭击，日军一名机枪手和一名小队长以及数名伪军被打死，其余人员都狼狈逃窜。

同年2月的一天，东社据点日伪军200余人护送着40辆马车给芝兰据点运粮，芝兰敌人出发到水峪贯接应，我们得到消息后，六支队和县大队预先埋伏在水峪贯和西冶之间的山头上，将敌拦腰截断，给敌以迎头痛击，这一仗打死鬼子60人，伪军40余人，缴获机枪4挺，迫击炮1门，枪30余支，粮食等物40车。

不久，我们在西冶河畔的横山下，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打死打伤敌人80多名，缴获战马6匹，机枪1挺，步枪16支，子弹3000余发。由于我们不断地伏击敌人，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出发了。日军中队长佐佐木勋不得不承认“八路军，游击战，大大的厉害！”

在武装斗争的同时，我军在芝兰据点周围各村，开展政治攻势，发展抗日团体。不久各村的抗日群众组织都秘密地恢复起来了。我军发动群众搞联防，进行反维持斗争，群众中提出了“一不给当差，二不送粮食，三不捐钱财”的口号，一村提出，各村呼应。在斗争中，人民群众想出了多种围困敌人的好办法：

一是实行空室清野。将人员躲藏，牲畜转移，食物埋藏，不使敌人得到一粒粮食、一头牲畜。有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也派人给敌人送一些粮食和物资，但当运送的人群快进据点时，我们的武工队和民兵就打几枪，扔几颗手榴弹，送东西的人则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告说：“我们给皇军送来的东西，叫八路半路上抢走了！”

于是，送敌人的东西又分毫不缺地回到我方部队和群众手中。敌人最后吃不到粮食，就只好找上一些红豆和土豆煮着吃。当时曾有人说：“日本人吃高梁，没有法子。”这话可真是不假。

二是断绝敌人的水源。芝兰只有村中和炮台东面的两眼水井，开始日伪军叫维持会派差，用人担和驴驮往炮台送水，不几日就无人送了。于是日伪军只好亲自到井边担水吃，我军便武装封锁井口，日伪军一到井边，我们就打。另外，民兵们还偷偷地将死猫、死狗、茅粪和头发扔到敌人用的水井里，使他们别想再吃到水。

经过我军的打击和围困，芝兰据点的敌人被迫处在了饿了无粮吃，渴了没水喝，打仗子弹缺的境地。最后驻守的兵力仅剩下日伪军的各一个小队不到60人。在被逼得无可奈何的情况下，1943年7月20日晚，维持会长阎志气送出了消息，说敌人第二天要撤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六支队和各村民兵紧密配合向芝兰据点发起攻击，中午时分，日伪军连炮台也顾不及破坏，就仓皇逃走了。从此，芝兰一带重见天日，人民群众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1943年秋天，毛主席给晋绥分局和军区打来电报，指示晋绥所有地区都要像八分区那样“挤小敌人，扩大自己，打出威风来”。消息传到交城山，八分区军民无不欢欣鼓舞，人们更加期待着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