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工队积极开展抗日

1942年秋天，为应对日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担任武工队队长、武工队政委等职的王展带领20多名干部，深入到晋西北的神池、五寨二区开展敌后斗争。

充满传奇色彩的敌后武工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原来，敌后武工队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派出军政人员，秘密深入敌占区开展斗争的精悍的武装工作组织。

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恢复、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运用各种方式打击、动摇与瓦解日伪军，削弱、摧毁伪政权与伪组织，以配合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武工队是人民游击战争的新发展，它在敌伪统治地区内神出鬼没，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伪，当时，曾被人们誉为“对敌斗争的‘袖中利剑，怀中匕首’”。

敌后武工队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适应艰苦的对敌斗争环境而逐步组建起来的。

1941年为配合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加强了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给敌后军民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人口减少了。敌人还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在军事的力量中更渗入了政治的力量，它采取了以游击战的方法来对付我们的游击战”。

针对这一情况，各根据地按照1941年5月2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抓紧时机派出小部队接近敌据点，进行武装宣传的精神，于七八月间普遍组织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并逐步建立了敌后武工队。

王展率领的这支武工队，只是当时我党在敌后建立的诸多支武工队的一支。在晋西北，王展和他率领的敌后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动和武装群众，把敌人“挤”出去。

为瓦解那些为日本人卖命的伪军，武工队造了一个花名册，摸清伪军家的住地。只要哪个伪军欺负老百姓，武工队就会通过夜间喊话、散发传单等形式告诫他们。伪军闻风丧胆，再也不敢随便欺压百姓。

此外，王展还组织武装民兵，发动根据地、游击区群众开展游击战、破袭战，粉碎敌人征粮、征款等各种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鬼子。

一次，为拔掉敌人的一个据点，武工队员劝降了据守的伪军头目。

第二天晚上，按约定的时间和暗号，武工队在鬼子的据点外击掌3次，接上头后，迅速将据点的狗拴起来，截断铁丝网，冲进敌人的据点，没费一枪一弹，就将敌人全部活捉了。

当然，并不是每次劝降都能成功。在准备拔掉虎北两个据点时，伪军头目拒绝投降。武工队就利用两个据点通讯不灵和伪军害怕日本人的心理，演了一场智取虎北的好戏。

当时，王展挑选几个机灵的战士穿上日军军装，化了装后一路大摇大摆进了据点。他们先让伪军头目带人到院子里集合，突然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

伪军个个吓得要死，很快被制服。然后又用枪顶着一个伪军，让守在据点的伪军下来，没费一枪一弹就拔了据点。

那个时候，日军对王展领导的武工队恨之入骨，武工队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据王展后来回忆：“4年里，我都没有盖过被子，没有脱衣服、鞋子睡过觉，也没有洗过澡。身上到处都是虱子，痒得不得了。好几次，日本鬼子都来到我们眼皮底下了，我们才逃脱掉。”

王展和他的敌后武工队在敌人据点周旋斗争了4年，直到抗战胜利。其间，一共打掉了敌人4个据点，消灭伪军和日本鬼子200多人。

当然，除了王展的这支敌后武工队，当时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内，还有其他多支敌后武工队，尤其是在新成立的塞北区。

1942年10月下旬，党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将绥远与雁北合并，成立中共塞北区工委和塞北军分区，绥察行政公署后也改称塞北行政公署，统一领导绥远和雁北地区党政军民的抗日斗争，党政军机关均驻偏关。

1943年春天，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在中国战场，抗日战争正在向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阶段。

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中共塞北区工委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当年6月，塞北区工委根据绥远敌占区形势，决定组织若干支短小精悍的武工队，钻入敌占区，发动与组织群众，采取多种方式孤立打击敌人，挤掉敌人一部分据点，逐步恢复抗日游击根据地。

一开始，向绥南地区派出的几支小武工队都没站住脚。至7月，塞北军分区司令部从一团抽出9名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武工队，由组织股长安正福任队长，下有直属队指导员李光、排长崔占标、王虎清、李培旺及一个班长和3名战士，带步枪5支、短枪4支，向绥南和林县进发。

安正福武工队由司令部骑兵部队护送。从偏关老营出发，昼伏夜行，跋山涉水，到达和林山区灯笼素一带：护送部队返回后，武工队化装成当地老百姓，在山里隐蔽了3天。

尔后，他们夜进刘家窑子与群众联系，了解到敌人的许多情况和群众的顾虑。

当时，当地群众对盘踞这一带的土匪意见很大，通过剿匪无疑可以让武工队赢得当地群众的支持。

一天晚上，一个老大爷来到武工队说：“安队长，刁旺沟村来了9个冒充武工队的土匪，向老乡要吃要喝要东西。”

队员们听了气愤地说：“坚决干掉狗日的，不能再让这些豺狼再祸害老百姓了！”

安正福命令：“立即出发！”

武工队急速来到刁旺沟村口，安正福派一名队员担任警戒，其他队员跟着老大爷悄悄向一大间低矮的土房走去。

安正福示意了一下，一名战士就堵在门口，3名战士蹑手蹑脚爬上房顶。安正福从门缝向屋子里望去，只见地上站着几个土匪，手里抖着抢来的东西在分赃，炕上躺着的土匪正在喷云吐雾地抽大烟。

安正福看到土匪这副模样，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一脚踹开门，对着土匪大喝一声：“不许动！”

3名队员随他一道冲进屋里，用枪口对准土匪，高喊：“不许动，缴枪不杀！”

抽大烟的土匪一骨碌爬起来，伸手去摸枪。

崔班长机智地飞身跳上炕，一脚踩住土匪的手腕子，用枪口对准了他的脑门，高喊：“不许动！再动打死你！”

土匪吓得直打哆嗦，全部束手就擒。武工队缴获了4支步枪、一支手枪、200多枚子弹和土匪所抢老百姓的东西。

第二天，安正福召集村里的群众，把土匪抢来的东西退还给大家。群众看到自己的东西失而复得，个个笑逐颜开。

经过审讯，武工队判定这些土匪的罪恶并不大，也有悔改之意，经教育将其释放回家。土匪感恩不尽，表示回去后当个好老百姓。

解决了这股土匪，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对其他土匪也起到了震慑作用。老百姓奔走相告：“八路军真的来了，穷人可有靠山了！”

武工队趁热打铁，又连续消灭了几股土匪，并把土匪抢来的财物全部归还群众，从而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

在此基础上，武工队巧用计谋，发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利用伪乡政权为我服务，打击了欺压百姓、忠心事敌的汉奸，把武工队活动地区大部分村政权掌握在可靠的群众手里，月和乡、兴和乡、日和乡、福和乡等地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敌后武工队争取两面村长的故事很有一点传奇色彩。

当时，面对和林县敌我形势，我武工队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向伪村长、伪保长、伪甲长反复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安正福带着队员们来到这些人的家中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你们要为自己将来留一条生路。”

很快，大部分伪村长、伪保长、伪甲长被争取过来，做了两面村长、两面保长和两面甲长，敌人来了敷衍应付，暗中保护武工队，为武工队办事。武工队对少数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予以坚决打击。

一天，武工队来到孔东岭村，亲日的村长郭世魁假惺惺地对安正福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抗日我尽力帮忙。”

安正福严肃地对他提出要求：“既然你要为抗日出力，那我告诉你，对日本人催粮派差要尽量采取推、拖的办法；发现敌情一定要报，必须是‘假的去，真的来’！”

郭世魁点头哈腰地应允了。

过后，郭世魁却在保、甲长中说武工队的坏话，还把武工队的活动情况报告了日寇。

安正福采用妙计，利用日寇教训郭世魁。武工队员们分头暗中调查郭世魁贪污老百姓钱物的罪证，挨门逐户向老百姓披露，并动员他们签名、按手印，随后派一位农民将“状纸”送到日伪据点。

日寇的翻译官将“状纸”内容逐条翻译给日寇小队长。小队长听了边骂边命令属下：“八格牙鲁！你的赶快把郭世魁抓来！”

郭世魁被抓进据点，在日寇的拷问下，承认了贪污数额。日寇撤了他的职，并让郭世魁将赃款如数交出，才放了他。

郭世魁恨透了日寇，主动来找武工队，表示后悔给日寇办事，又对武工队承认自己有罪，还主动拿出一定数量的粮食交给武工队，通过归绥城里的亲戚为武工队购买了几十匹布，算是将功折罪。

在打击土匪、伪政权后，武工队在当地的影响逐渐增大。不久，武工队在郭保窑子接收了第一个志愿兵——郭三娃，依靠群众站稳了脚跟。

很快，当地群众要求加入武工队的越来越多，武工队从中选择一批政治上纯洁的青年，壮大了队伍。

安正福等还深入进行伪军工作，首先争取了黑拉窑、哈达合少等据点的伪军，并通过他们的亲友劝说，或向伪军中下级军官写信劝告等方式，使周围各据点都有一些被争取过来的伪军。

武工队俘虏伪军后，不下他们的枪马，只对他们进行教育后释放。一些伪军官兵也主动来与武工队拉关系，如黑拉窑一个姓范的伪署长能经常为武工队送情报，使我军对敌人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并通过伪军搞到了成箱的武器弹药。

至1943年冬，该武工队发展至9O多人，活动范围扩大到南北60多千米，东西30多千米，包括有280多个自然村的地区。

敌人在山里的敌据点有的被武工队拔掉，有的被武工队挤跑，和林县的局面迅速打开了。

至1945年6月成立和林支队时，发展至600多人。该武工队的斗争经验受到党中央和晋绥分局的重视和表扬，毛泽东批示：“安正福武工队是敌后斗争的方向。”

1945年1月，党的晋绥分局指出：“要以安正福武工队的工作方法为典型，先做群众工作，争取伪军，然后挤掉敌人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