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夏秋反“扫荡”
1942年,在春季“扫荡”失败之后,由于我军坚持斗争,不断消灭日伪军,大青山成了敌人的心腹大患。日军在作了长期策划和周密部署之后,于1942年7月,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当时,日寇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实施“总体战”,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推行“施政跃进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军事上,敌人进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和“梳篦式清剿”,“扫荡”中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凡是根据地内八路军经常活动的地方见村就烧,见人就杀,制造“无人区。
7月下旬、日伪军从大同至包头各据点突然全线出动,骑兵、步兵、炮兵、摩托化部队和空军相配合,以“闪电式”战术对我绥中游击区进行“铁壁合围”,企图将我大青山领导机关和骑兵第二团一举围歼于绥中地区。
这一次敌人的部署是这样的:首先严密封锁了绥中各山沟、要道,以断绝交通;在重要村庄和山头设立了99个据点和峭所,组成交叉火力网;各据点之间有无线电联系,200余辆汽车往返运送部队、物资;骑兵队昼夜穿梭巡逻,飞机在空中盘旋侦察;在重要地带设立了炮兵阵地,随时准备向捕捉的目标轰击。
当时我大青山骑兵支队领导机关、直属队和骑兵第二团两个连,以及绥察行署、绥中专署和地委、武川与陶林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游击队,正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张达志、绥察行署副主任苏谦益等率领,在武川县五塔贝、黄花窝铺、福生庄等地分散活动。他们事先对敌人可能进行“扫荡”虽有所预察,但并不知道“扫荡”的具体时间和规模。
在敌人重兵压来,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互相无法取得联系,只得各自带领部队巧妙地同敌人周旋。7月25日,敌人以步骑兵5000余人分五路合击五塔贝一带,以后又不断向这一地区增兵。
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骑兵支队司令部暂时关闭了电台,哨兵一律由干部担任,并规定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准开枪。同时,武川县县长李康和陶林县县长宋克赞分别带两支游击队,故意向西、向南远处方向运动,以迷惑敌人,分散敌人视线。
在四五天的时间里,我军数次转移,昼伏夜行,或露宿于树林,或栖身于山崖,即使如此,也两三次和敌人遭遇。武川县第三、第四区游击队和县游击队已被敌人打散,战士们隐蔽枪马,分散活动。
这时,张达志、苏谦益等通过伪军中的关系,摸清了敌人企图,经研究,决定尽快分散突围。只要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能从敌人重围中跳到外线,保存有生力量,那就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就是我们的胜利。
7月30日,骑兵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特务连、侦察排、通讯排和骑兵第二团两个连共70O余人,由张达志率领转至归绥远郊的扁旦石沟,正准备从陶卜齐与白塔车站之间穿越铁路,向绥南归凉北第四区转移。
恰逢大批日伪军从旗下营、陶卜齐出发,把铁路封锁了。我军只好又返回北仁,在沁北沟一带隐蔽,同时派出侦察,另找突破口。
8月1日,我军转移到面铺窑子附近一个小村庄,从山丘可以看见远处敌人的汽车和人马往来不断。
8月2日,我军又转移到附近的一片桦树林隐蔽。那些天阴雨连绵,战士们全无雨具,任凭风吹雨淋,衣服由干到湿,又由湿到干。
随身携带的炒面吃光了,大家就以生土豆、生筱麦面和野菜定饥。下午,侦察员报告:几里远的一间房子村左右数里虽都有敌重兵把守,但中间只有零星的游动哨。张达志召开干部会,决定夜晚突围,同时派人通知绥察行署领导。
午夜时分,部队秘密地下山,快马加鞭,迅速冲过公路,翌日下午到达蛮汗山,突围成功了。在此同时,绥察行署机关和游击队,几天来一直在与敌人周旋。绥中专员公署和游击队,在两天前已由专员程仲一率领,突围到蛮汗山。
8月2日晚,行署接到骑兵支队在当晚突围,并要求行署也突围的信。但由于行署周围敌人众多,而且还有一些失散人员未能取得联系,行署无法立即突围。
于是,他们决定一面继续寻找失散的同志,一面待机突围。300多名同志冒着蒙蒙细雨,忍着给养断绝的饥饿,在高木窑子附近的一个山洼里隐蔽了两天,当地群众也为他们的处境忧心如焚。
4日下午,高木窑子村的几位群众主动杀了仅有的两只羊,挑来两担羊肉汤,支援被围困的同志们。大家每人分到一小块羊肉、半碗热乎乎的肉汤,顿觉精神倍增。
这时,武川、陶林这两县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大部分也汇集起来了。黄昏的时候,根据地下党员和群众的报告,得知东罗家营子附近敌人守备薄弱。
于是,苏谦益决定由此突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支队伍静悄悄地开到突破口,突然打散敌人巡逻的哨兵,穿越铁路,向绥南平顶山冲去。
守敌慌忙开枪射击,但已无济于事。我大队人马疾速前进。安全转移到蛮汗山,与先行转移的骑兵支队机关和骑兵二团以及绥南骑兵第一团会合了。
日军得知我军转移到绥南以后,急调大批兵力尾追而来,配合原驻在绥南和雁北的主力,分七路向绥南地区“扫荡”,以图实现其在绥中“扫荡”未遂之目的。
我军继续与敌周旋,并在凉城县、和林县境内与敌人战斗数次。但是,我军经过连续的行军作战已很疲劳,并且缺乏鞋子、马掌、衣服、粮食、弹药等物资的补充,处境非常困难。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据晋西北军区的指示,上述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以及绥南骑兵第一团,于8月中旬至10月下旬,陆续从绥南撤至晋绥边界一带集结待命。这样,就使敌人企图在绥南消灭我领导机关和骑兵支队主力的计划又破产了。
我大青山军政领导机关和部队主力,同二三十倍于我的敌人周旋一两个月,最后主动转移到晋绥边区,以后又转移到了雁北地区,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存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大青山指战员正确运用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结果,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得到了贺龙等首长的赞扬。
我军主力虽然暂时转移了,但大青山的抗日斗争还在继续。一是那里有我们几年来播下的抗日火种;二是还有我们留下的四五百人的部队和地方的同志在各地区坚持斗争。
在绥西,有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绥察区党委组织部长兼绥西地委书记白成铭、蒙古工委负责人奎壁、专员杨叶澎、副专员靳崇智、骑兵支队第三团团长蔡久等率领的骑兵支队两个直属连、骑兵支队第三团两个连、教导大队一部分人,以及绥西地委、专署、县区政府和游击队在绥中,有范建国带领的武川县第一、第二联区政府游击队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
在大青山南麓,乌素图至旗下营一带边山,有高风来、李容玉、胡进才等几支游击队。在绥南地区,有张云峰等同志率领的绥南地、县、区政府部分同志和游击队。在我主力转移之后,敌人一方面对绥中、绥南地区继续进行所谓“肃正”工作,一方面把“扫荡”的矛头转向绥西地区。
姚喆同志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利用绥西山大沟深的特点,带领大家跋山涉水,穿梭般地与敌人周旋。周围的同志考虑到他的安全,劝他暂回雁北,而他却执意不肯,坚持和大家一起打游击。他谈笑风生,给大家讲红军艰苦奋斗的故事和坚持大青山斗争的意义。
姚喆说:“我们决不能让日本鬼子侵占祖国的一寸土地。只要大青山还有我们的一名战士,那就证明,大青山还是我们的。”
姚喆还只带一个班,骑着小毛驴,从绥西巧妙地转移到绥中,边走边检查指导当地的对敌斗争。
有的群众不认识姚司令员,向战士们打听他是谁,战士们风趣地回答说:“他是我们的老伙夫班长。”从此,“老伙夫班长”的雅号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认识姚司令员的群众,看到司令员还在大青山上带领大家抗日,受到很大鼓舞。战士们也向司令员表示: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将大青山的抗日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在遭遇我抗日军民的接连打击之后,前来大青山一带“扫荡”的敌人更加疯狂。在“扫荡”过程中,他们制造了很多惨案。
8月17日清晨,天空乌云密布,位于今属武川县哈乐镇德兴奎村,30多个兵闯进村子,抓住村民刘白小、刘福和、陈三毛、魏小毛、董二计拴,边打边问八路军游击队在哪里,并让他们带路去前窑子村。
路上遇到从前窑子搜查出村的伪蒙古军骑兵,伪军押着村民贾二福、贾来宝、贾满仓、贾三厚及外地来打短工的魏艮仁和他12岁的闺女,还有榆树沟村的任福全、任海全等人。
日军和伪军返回村后,逼迫村民杀鸡宰羊做饭,并支使10多人去村外背莜麦喂马。
这个时候,有的村民趁机翻山逃脱,年老者背着莜麦捆回村。日军将地里的麦个子放火点燃。饭后,日伪军逼着村民聚集村西训话,将抓押的17人脱掉上衣跪成一行,身后17个日兵上好刺刀,向跪着的村民刺去,后将尸体扔进一个废大窖里,窖口压上石头,又把全村40多间房屋放火烧毁。
日伪军走后,村民从窖里掏出尸体,其中魏小毛、董二计拴尚存一息,当时抢救得活,但终因伤病早逝。
敌人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曾制造的多起惨案,让根据地军民义愤填膺。当时,留在绥西地区的部队有骑兵支队三团、教导队、直属两个连,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有绥西地委、专署、武归县政府及第八区游击队,他们对敌人的暴行非常愤怒,决定给予敌人以痛击。
当然,随着主力部队撤出以后,在大青山一带敌我双方的实力悬殊,在这种情况下与敌人斗争,需要更多的勇敢和智慧。
10月中旬的一天,日伪军在西乌兰不浪、哈拉合少、六合营、察素齐等据点集结兵力,对井尔沟、得胜沟一带进行“梳篦式清剿”。
当时,敌人齐头并进,反复“扫荡”,放火烧山,炸毁窑洞。留在绥西的党政军人员被围在得胜沟一带。
危急时刻,姚喆司令员命令各部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姚司令亲率教导队在得胜沟西侧山上伏击日军,打退敌人之后,教导队又成小分队活动,姚司令只带一个班的战士与敌人周旋。
一天,姚喆司令员率领多名战士宿营在蛮汗山附近的一个山村边的小树林。由于汉奸的告密,敌人出动坦克、汽车和上千日伪军,将小山村包围得严严实实。姚司令员立即集合部队,部署散成一个圆圈,以卧马为掩护,俯在地上做好战斗准备。
姚喆果断地:“同志们等敌人靠近再打,节省子弹!”
敌人的包围圈渐渐地缩小,妄图活捉我军。敌人有的在狂喊:“姓姚的,你跑不了啦,快投降吧!”
战士们怒目圆睁、静声屏气、子弹上膛等待命令。过了几分钟,姚司令员对身边的战士说:“传我的命令,打响后与敌人混在一起后向南突围。”
命令一个传一个转了一圈。敌人见没有什么动静,就端着枪迫不及待地向前冲,100、50米……当敌人的黑影能看见时,姚司令高喊:“打!”战士们跃马而起冲向敌人,手榴弹、子弹如流星般地射向敌人。
在我军的打击下,敌人乱作一团,我军趁机混入敌群。由于天黑敌人哪能分清谁是八路?姚司令员突然高喊:“八路向南逃了,追啊!”
战士们也跟着喊:“别让八路跑了,追啊!杀啊!”跟着姚司令边喊边向南慢跑。
愚蠢的敌人果真上当了,也一窝蜂地向南涌去。姚司令带领战士们改变了前进方向,突出了重围。当年11月,姚喆司令员带领少量部队撤出井儿沟,转移到人烟稀少的石虎子沟。
经过几天的隐蔽,我军的粮食吃光了,姚喆司令员派人下山搞粮食,他带领战士在地里抠冻土豆、萝卜,上山打酸枣、扒树皮充饥。他和战士们一边喝“山贷汤”,一边听他讲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
敌人找不到八路军,就到处张贴画有姚喆的头像的通缉令,扬言“知情报告悬赏10块大洋,缴出人头悬赏50块大洋,活捉悬赏100块大洋。”
对此,姚喆司令员思考后写出一封信:
我乃共产党姚喆,经贵处借路半边。近日内住北山小庙。如有邀功领赏者、发人头横财者、想升官加爵者均可前来,我等恭候。
试问我们乃一华夏之邦族,系同祖子孙,何为他人卖命效力?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中华男儿不为民族效力者耻,不为国捐躯者悲。我等携手同足,共抗日寇,以解我父老兄弟姐妹水深火热之中。
姚喆
写毕,姚喆让一战士送到伪警察署门口的信箱里。这样,3天后,伪警察署派人送来回信,言称:“共产党深明大义,众望所孚,实属民之英萃、国之栋梁。”并表示今后不再“制造摩擦,为抗日尽力。”
从此,八路军住在山上相安无事。以后,骑兵第三团通过伪警察署购买过药品、电池、布匹等物资,还为转移干部、掩护伤员办了不少好事。
伪察署长见到八路军干部还说:“共产党姚喆智谋高深,胆略如海,为救国救民,于生死置之度外,实令人钦佩。”
可以看出,姚喆司令员的信产生了很大的威力,唤醒了这么多人的爱国良知。
在1942年夏秋反“扫荡”中,我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灵活机动地隐蔽、出击,尤其是铲除酒馆据点中的日本特务白某一事,震慑了敌人,鼓舞了根据地军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