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剿匪与反顽斗争

1938年12月，白雪覆盖了苍茫的大青山。在这种天气里，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喜欢躲在家避寒，村落里显得冷冷清清。然而，一天清晨，各村的老乡却起了个大早，纷纷来到我大青山支队的驻地，对我军战士表示感谢：“感谢你们解救了我的亲人！”

看着鼻子冻的通红的当地民众大清早来到支队驻地，姚喆参谋长也很高兴，他对对群众说：“消灭土匪，解救妇女是八路军的责任，大家把亲人领回去吧！”

其实，这种感人的场景，在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之后，部队遇到过很多次。而这种感人场景的出现，和当时大青山支队进行的“剿匪”行动有关。当时，大青山区流窜的大小股土匪有几十股，他们所到之处抢掠财物，奸污妇女，绑票敲诈，欺压百姓，给群众造成的灾难极其严重。我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抵达这里后，由于处处发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优良作风，深受各族群众的爱戴，因此不少人向支队哭诉土匪的罪行，强烈要求八路军打击土匪，为民除害。

为了铲除抗日游击战争的障碍，解除当地群众的忧患，为开辟和发展根据地创造条件，1938年12月至1939年春节，大青山支队在绥中、绥南、绥西三个地区同时开展了一次剿匪斗争。

在绥中地区，按照支队部署，姚喆参谋长率支队部分兵力留在绥中大滩一带。这里不少村庄被大小土匪洗劫，群众苦不堪言，纷纷要求打击土匪。听到当地群众的诉苦之后，姚喆参谋长当机立断，率部对十恶不赦、盘踞绥中的千余人康德胜大股匪进行打击。

12月的一天亥时刚到，姚喆参谋长下令燃起篝火作为攻击的信号，向住在土城子、公胡洞村的土匪突然袭击。

但康匪狡诈奸猾，对八路军已有戒备，夜间人不脱衣，马不卸鞍，枪声一响立即逃窜。但这一次，狡猾的康匪并没有能够从我军手下逃脱。

看到康匪试图逃脱，我军部队立即包围了藏在树林里的部分土匪，俘虏多人，缴获了一部分马匹，解救出被劫的多名良家妇女。

正是这次剿匪行动，才有了第二天清晨当地群众赶到我军驻地，向姚喆等人表示感谢的场景。当地群众把被解救的亲人领走后，根据姚喆参谋长指示，部队对刚刚抓获的康匪进行教育，对愿意改恶从善者放回家。

看到我军敢于剿匪，当地老乡们说：“八路军保护咱老百姓，咱们要养活八路军。”

没过几天群众就把多石粮食以及皮衣和鞋袜等物品送到指挥部。从此，在我军的威慑下，康匪逃离绥中，再也不敢回到绥中为非作歹。然而，康匪刚刚被驱逐出去，1939年春节将至，日寇指挥伪军东亚同盟军白山闫王和土匪肖顺义、夏军川等1000多人，窜到绥中一带骚扰百姓。

除夕之夜，夏军川的老婆正请肖匪吃饭。姚喆带领部队冲了进去，俘获土匪五六十人，缴获多100匹马，抓住夏的老婆和几个女土匪。接着，姚喆参谋长给夏军川写了一封信，让他老婆和女土匪带去。夏军川回信表示参加抗日，不再抢劫了。经过这些剿匪行动之后，绥中地区社会治安大为好转，根据地得到巩固，成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最早的指挥中心。

除了剿匪之外，打击国民党顽固派也是我大青山根据地军队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从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时起，大青山地区的局势就是敌强我弱，环境艰苦，斗争复杂，要巩固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就难免要与当地的国民党顽固派产生摩擦，因此，与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也随之出现。

早在1938年秋，我军刚刚到大青山的时候，原国民党绥远省的省、地两级和大多数县政府的人员，早已逃到河套等地，乡村政权也被日军利用，变成了伪政权。

为了逐步解决政权问题，我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即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战动总会。至1939年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绥西、绥中、绥南分别成立了地区、县、区三级战动总会，代行抗日政权的职能，除了负责部队的物资供给，还领导游击队、青救会、农救会等群众抗日组织。

当时，战动总会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群众有事愿意找战动总会解决，有时发生了民事纠纷，也跑来请战动总会的同志调解。

可是，国民党顽固分子却极端仇视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1939年春，国民党绥远当局趁我党打开大青山局面之机，陆续派回绥中专员张遐民、绥南专员赵励师等一批“游击专员”、“游击县长”来“收复失地”，实际是以“政令”来限制我军的发展。

但是，我军考虑到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曾在某些问题上做了让步。1939年秋季以后，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掀起，绥远国民党“自卫军”和那些游击政权也开始同我军摩擦。他们知道与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搞摩擦会遭到公众舆论的谴责，便把矛头指向战动总会。当时，国民党顽固派说什么战动总会向群众征集粮草“不合法”，要战动总会服从“政令”，由“国民政权”统一筹集供给。

我党同志据理驳斥：战动总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为抗日部队解决军需物资，怎么不合法了？一席话，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后来，国民党顽固派竟用武力相威胁，专找战动总会和我军部队便衣工作人员的麻烦。

有几次，我党工作人员筹集来的粮草，半路上被“自卫军”截劫了。他们甚至强行绑架我党的工作人员，施以毒刑。

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和与友军的团结，避免关系破裂为敌人所乘，我党对于大青山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所属的“自卫军”、保安队进行过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对“自卫军”的摩擦作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并先后派姚喆、彭德大，杨植霖、陈刚、邹凤山等领导同志，多次与“自卫军”谈判和对其规劝，希望停止摩擦，一致抗日。

但是国民党和“自卫军”中的顽固派执迷不悟，视我军的劝告为软弱，反共丑剧越演越烈，摩擦不断升级。同时，这些顽固派还制造舆论，提出“八路军是大青山的客军，应当撤出绥远”等反动口号。

这个时候，狡猾的日军看到有隙可乘，便加紧对“自卫军”的诱降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自卫军”开始同驻绥日军秘密谈判。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巩固大青山根据地，大青山支队领导即向第一二零师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报告，请求反击“自卫军”。

贺龙、关向应很快复电说：“应将大青山‘自卫军’全部解决。”

于是，一场反击顽固派战斗开始了。1940年农历正月初六拂晓，我绥西第三营趁敌人过年戒备疏忽之机，向“自卫军”总指挥部及第三路、第四路发起进攻，共俘获代总指挥苗国华以下官兵100余人。

正月初七和正月初八，我绥中部队和绥南部队也先后向本地区的“自卫军”主力发起进攻。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我军与“自卫军”交战10多次，共消灭“自卫军”2000多人，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电台9部。

“自卫军”遭到沉重打击后，其残部逃到了河套地区。反击“自卫军”的胜利，为我军在大青山抗日又扫除了障碍，游击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在剿匪和反顽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根据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我根据地领导同志决定将战动总会转变为正式的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8月，为了统一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各族各界各党派团结抗日的步调，在绥西武归县小西梁村召开了绥远敌占区各界各党派抗日力量代表会议，也叫绥察人民代表会议，通称西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无党派抗日民主人士代表，有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代表，有工人、农民等代表，共200多人。

在大青山的西梁山顶临时搭起的简陋布棚里，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了。会议代表共商团结抗日大计，还讨论并决定了成立绥察游击区抗日民主政权的事宜。会议决定成立晋绥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察办事处，正式取消了动委会和筹委会，批准成立了9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和绥西、绥中、绥南3个专员公署。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由动委会完全过渡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阶段。

1941年4月15日，绥察行政办事处改为绥察行政公署，杨植霖、苏谦益分别为正副主任。公署下设绥中、绥西、绥南、绥东4个专员公署，领导着萨拉齐、固阳、武川、陶林、归武、托和清、归凉、丰凉、丰镇等10多个县政府，县级政府下面共辖有30多个区级政府。

抗日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青山各级抗日政权团结各族人民，积极配合八路军，为巩固发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而继续英勇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