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的最后胜利

武工队急速来到刁旺沟村口，安正福派一名队员担任警戒，其他队员跟着老大爷悄悄向一大间低矮的土房走去。

安正福示意了一下，一名战士就堵在门口，3名战士蹑手蹑脚爬上房顶。安正福从门缝向屋子里望去，只见地上站着几个土匪，手里抖着抢来的东西在分赃，炕上躺着的土匪正在喷云吐雾地抽大烟。

促进根据地全面恢复

从1942年7月起，敌人对大青山各地区大“扫荡”的时间加起来长达83天之久。敌人的“三光”政策，使大青山游击区的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武川县四合乡，在“扫荡”之前有200户人家，“扫荡”后仅剩下40多户。经过敌人的“扫荡”，当地不少群众被迫离乡背井，到外地谋生。

敌人为了彻底摧毁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消灭我军，又增修了40多个据点，挖了许多“封锁沟”，垒砌了许多“封锁墙”，妄图隔断游击区与外线的联系。

同时，敌人还派出大批特务、汉奸四出活动，侦察我军行踪；杀害了许多基本群众和与我有联系的人员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由原来最大时的10多个县，缩小到只有几个山区的范围，人口由50万减少到不足10万。

不仅大青山战略区如此，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日寇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经济封锁，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让晋绥根据地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晋绥抗日根据地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都遭到很大损失，根据地的面积减少了1/3，人口减少2/3以上。

党中央时刻关心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2年10月，党中央晋绥分局在林枫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听取了张达志、苏谦益等人的汇报。

会上，林枫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到敌后之敌后和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会议分析了根据地的形势，研究了今后如何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恢复游击根据地局面的问题。

为了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1942年6月8日，党中央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济，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委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共19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

此后不久，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当时，根据地财经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入不敷出。为此，贺龙与林伯渠及财办人员商量后，决定采取一个特殊办法：边区政府拨给各军分区500万元，由各分区包干自行解决各地区的经济问题。

这样一来，根据地暂时摆脱了政府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贺龙把各分区和各旅的领导人找来，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1943年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有商店、骡马店、运输队，有基础嘛。”

“你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就吃什么，你穿什么，地方干部就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同你要。上面总共补助500万元，其余的要军队负担。”

根据这个思想，贺龙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度过困难。

当时，晋绥抗日根据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土特产。然而，在这之前，由于没有统一领导，根据地内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造成边区政府得不到应有收益。

根据地内的财办成立后，抓紧时间，建立了边区的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统一管了起来。对食盐和各类外销的土特产实行统销。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证。

经过一年的努力，至1944年初，根据地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这一年，根据地内的耕地面积得到扩大，织布数量得到提高，工业也有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在晋绥根据地进行恢复的过程中，各个根据地做得都非常好，其中，大青山根据地做得尤其突出。

1942年10月24日，晋绥分局和军区决定将绥远和雁北合并，成立了以高克林为书记、胡全为副书记的中共塞北区工委，和以姚喆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委、郭鹏为副司令员、张达志为副政委的塞北军分区，统一领导绥远和雁北地区的抗日斗争。

同年11月24日和1943年3月14日，晋绥分局又两次给塞北工委发出指示信，对如和坚持大青山斗争又作了详尽、明确的指示。信中指出：必须充分估计到敌人大“扫荡”之后我们面临的困难形势，准备在最坏的形势下坚持工作；今后绥远党组织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坚持游击战争，积蓄力量，以待有利时机。

同时，晋绥分局还对怎样贯彻执行中央为绥远工作确定的隐蔽斗争的总方针，开展大青山的群众工作、统战工作、伪军工作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应当指出，过去几年大青山抗日斗争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在斗争中也创造、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从领导工作上看，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失误。

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研究不够、认识不足、执行不力，在军事斗争、统一战线、地下斗争、对伪军伪政权工作中注意隐蔽政策不够，因而过多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给工作带来了一些损失，影响了大青山斗争取得更大的成绩。

为此，塞北工委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几年来大青山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根据上级指示，结合当时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局面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与发展。

首先是教育干部深刻理解隐蔽斗争的方针，坚定抗战必胜信心。为了对干部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凡从大青山来到后方的团以上干部和地下党员，工委书记高克林都亲自找他们了解情况，交代任务、政策和工作方法，使他们能直接掌握上级的指示精神，便于指导上作。

从1943年3月开始，塞北工委以分批轮换的方式，集中负责千部在山西偏关县进行整风，把学习党中央和晋绥分局对大青山斗争的指示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使大家的思想水平和政策观念有了较大的提高，为后来斗争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同时，各级党组织还加强了思想工作，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为群众作表率。广大党员千部也正是这样做了。

在大“扫荡”之后、大青山各游击区如同经历了一场严重浩劫，房屋几乎被敌人毁尽，群众大批逃亡。我军的物资给养供应更加困难，住没处住，吃没吃的，各级干部都跟普通战士一样，爬冰卧雪，餐风饮露，带领部队战斗在大青山需要补充干部的时候，暂时撤到雁北的同志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去前力。

一大批优秀干部为坚持大青山地区的抗战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1943年至1945年春，仅绥南地区牺牲的地区级主要负责人，就有崔岩、程仲一、张云峰同志。

我根据地同志就是靠着这样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带领部队英勇斗争的。为改变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和工作方法。塞北工委成立后，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政策，首先对部队和政权机关进行了精简，各级党政军领导合并办公；党的领导同志兼任同级部队或游击队政委，县、区长兼游击队队长；减少机关人员充实基层；将老弱病残者送往后方学习，将减员较多的连队做了合并。

各级党政军机关实行精简之后，人员比过去减少了30%，各级政府人员总共才130名。这对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减轻群众负担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使群众斗争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将公开的群众抗日组织改为“灰色”的，群众采取合法与隐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党员干部在群众中活动，必须改名换姓，在群众中认亲拜友，并以合法的职业为掩护。

鉴于前几年把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曾带来的教训，这时将这两项工作完全分开了。此外，大力进行分化瓦解敌伪组织的工作。大青山地区伪军番号多、数量大，最多时达20000余人。所以，争取伪军中立或同情、支持抗日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几年，我根据地同志在争取伪军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但是，在一段时间里，由于一些同志工作中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使这项工作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1942年7月大“扫荡”以后，日军在加紧对伪军控制的同时，又在城乡建立了许多新的伪组织，如“清乡青年队”、“灭共青年队”等，甚至青洪帮等封建迷信团体也成为敌人利用的对象。

这样，加上原有的警察队、特务队，以及各乡的“情报联络员”，使大青山地区形成了一个特务情报网，敌人的目的，是企图使我军无法活动，进而消灭我军。

因此，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工作做得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局面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力量。比如，1943年8月，原骑兵第一团政委李佐玉率领几支武工队挺进归武地区活动。

起初，敌人很猖狂，特务、汉奸像魔影似地跟着，武工队经常遭敌人袭击，李佐玉等同志根据塞北工委指示，下工夫争取伪军、伪组织。他们对当地的“清乡青年队”等伪组织成员，一一进行了调查，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对于同情抗日者，就秘密地与之联络；对于动摇不定者，就反复与其谈话，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指明其面临的两种前途，启发其爱国心，或通过其亲属进行说服争取；对顽固投日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

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归绥郊区哈拉沁、大窑子、西区沟、胡润油房营子的“清乡青年队”、旗下营的“灭共青年队”、武川县的寿阳营子警察署和特务队、武川县蒙占寺特务队等许多伪军、伪组织成员态度大变，他们有的对我军的规劝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干涉”态度，有的为我军放哨、侦察，递送情报，购买物资，使我武工队在敌占区竟能行动自如，归武地区的局面终于打开了。

1944年8月6日，日军警务段副段长内田留三郎，带领一支有20名日军、40名伪军的特别工作队，到了归绥郊区韩家窑子，先后两次派该村“灭共青年队”队员侦察我游击队和武工队去向。

而这些队员，都将敌人的情报向正在附近活动的我骑兵第二团团长黄厚作了报告。黄厚立即率两个连和一个游击队赶住韩家窑子，占据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进攻，只半个多小时，便将敌人全歼，内田留三郎也被当场击毙。

此外，我根据地同志还注重加强群众工作，军民团结战斗。大青山地区是蒙汉民族杂居，并包括回、满其他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地区。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创和发展时期，各族各阶层群众曾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援和密切的配合，为抗日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军民关系总的说是很好的。

然而，在这一时期，敌人对群众的欺骗宣传却加紧了。日本侵略者对蒙古族群众主要是重弹“蒙汉族本来不是一个国家”日军到蒙疆来是为了“帮助蒙古独立”等老调。

同时，敌人还施以小恩小惠，挑拨离间，企图使蒙古族群众与八路军脱离关系，反对抗日；对汉族群众则主要是宣传“八路军已被消灭”等，通过各种封建迷信团体散布毒素，进行奴化教育，井在城乡遍设“俱乐部”（赌场），以麻痹人民的斗志。

为此，塞北工委教育干部认清生存与政策的关系，树立依靠群众是胜利的基础的观点，号召各级党政军组织和干部，下大力气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做好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与群众交朋友，坚决消灭违犯群众利益的现象。

各级政府制订了严格的财经政策和供给制度，尽可能地减少粮草的征收量，并在部队内部开展节约运动，以减轻人民负担。部队和游击队在活动中，向群众做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敌人到哪里，我党同志就跟踪到哪里，敌人白天召集群众开会，我党同志就晚上召集群众“消毒”。

就这样，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八路军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他们看到八路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日而对群众秋毫不犯，更竭尽全力支援我军。

我绥西部队在大“扫荡，后粮草供应经常断绝，平川的不少群众便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几十千米，穿过敌人两三个据点，给我军送来粮食。

武川县李气沟农民白生宝，听说我隐蔽在山上的部队没有磨面的石磨，经常吃整粒粮食，就利用深夜跑20多千米，把一盘石磨秘密运到我军驻地，解决了我军吃面食的困难。

在我大青山根据地同志的领导下，大青山根据地的恢复很快。至1943年底，绥中地区南至平绥路、东至拐角铺、北至韭菜沟、西至蜈蚣坝的东西50千米、南北40千米的地区内，都成为我八路军的活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