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进行根据地建设

1940年初，晋西北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师主力回到晋西北后，大大地加强了抗日进步力量。

同时，第一二零师主力的到来，也引起了日军对这一地区的更加重视，加紧准备大举进攻。

此外，我晋西北根据地内部，由于阎锡山的长期盘剥与日军的烧杀抢掠，社会秩序混乱，军政经费和吃穿都非常困难。因此，加紧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已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

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一再来电指示，要求晋西北迅速完成政权改造，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并颁布具体的施政纲领，制订全区的财政经济计划。积极帮助新军巩固内部和提高战斗力。

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指示着重指出：牺盟会、新军与新政权，要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尊重阎锡山的领导，拥护其进步的纲领、口号与命令，以利于争取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部，避免其公开投降日本。

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月26日，贺龙、关向应回到晋西北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上，着重讨论了成立晋西北政权机构及制订施政纲领问题。

2月，根据党中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滕代远负责，将晋西南、晋西北两个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由原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任书记，原晋西北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记，领导这两区党的工作。

同时，党中央批准由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周士第、王震、萧克、林枫、赵林、陈士渠、罗贵波、张宗逊、李井泉、彭绍辉13人组成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为了统一晋西北新军的领导，成立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以续范亨为司令员，罗贵波为政治委员。同时确定，新军在作战时受第一二零师统一指挥。

随即又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军政民联合委员会，以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林枫、续范亭、牛荫冠、罗贵波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委员。

2月1日，由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人主持，在兴县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

此次会议通过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并决定正式成立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作为新政权的领导机关，推举续范亭为行署主任，牛荫冠为副主任。

新政权成立之后，立即着手进行财政经济的恢复工作，确定“开源节流，自方更生”的财经工作方针，颁发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减租减息等进步法令。为保障我军的给养供应和迫切的战备需要，实行了钱、粮、鞋、兵的四大动员。

为此，第一二零师抽调300余名干部，组成了10个工作团，分赴各地参加根据地建设和扩兵工作。

四大动员是按照合理负担的原则进行的，一般是动员地主老财出钱、出粮、出鞋，基本群众参军参战。

由于四大动员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大部地区，迅速形成了献金、献粮、献鞋和参军的群众热潮，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新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为根据地地方武装的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为此，晋西区党委于1940年3月9日发出了《地方武装的两个月整军计划》；10月又发出《关于群众武装工作的指示》。

各地在我第一二零师派出的地方工作团的协助下，根据一面整顿，一面大量发展的方针，积极整顿了地方武装与群众武装。

至6月止，游击队共扩大到3200余人，枪1000余支。每个专区编一个独立营，共编为5个独立营，辖32个连。

2月10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要求晋西北“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之间的地区，化为巩固的根据地，以建立西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

2月26日，在临县窑头村召开了第一二零师和新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根据晋西北的战略任务，对军事工作作了统一部署。

3月10日至19日，第一二零师召开了参谋会议，总结了1939年的整军经验，制订了1940年的整军计划。第一二零师经过动员及各部开展的扩军运动，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升级，共补充主力部队12000余名新战士。经补充后，第一二零师驻晋绥部队共达39400余人。4月，第一二零师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全师的政治工作经验，决定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并颁发了《政治工作条例》。

新军的整顿工作，从当年的3月份开始进行，以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保证党对新军的领导，提高政治质量与战斗力，整顿组织与建立制度为中心，达到巩固新军的目的。

为加强对新军整军工作的领导，八路军政治部考察团以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帮助新军整训，共派出5个工作队，分赴新军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工卫旅、暂编第一师、总指挥部的特务团等部，执行具体帮助工作。

经过整编，晋西北新军共编为7个大团和4个小团，大团辖3个营，每营辖3个连，小团直辖5个连。作战连队由40至50人增加至90人左右。

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各项建设工作都取得了明界的成绩，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百团大战”后，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成立一个领导全区武装力量的军事领导机关，以便使武装建设、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密切地结合起来。

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晋西北军区。其所辖范围，北起大青山，南起汾离公路，东至同蒲路，西至黄河。总面积约13万平方千米，人口250余万。

普西北军区的成立，对加张这个地区人民武装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1942年5月，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根据地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撤销晋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党中央晋绥分局，统一领导晋西北、晋西南、大青山三个地区的党政军民各项工作。

当年8月，晋绥分局成立。晋西北军区也改为晋绥军区。从此，晋绥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2年，是晋绥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

晋绥根据地，东与晋察冀边区相连，西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黄河）相依，东南面紧靠晋冀鲁豫。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也是党中央、毛主席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因此，日寇与蒋介石集团，对这里都极为重视。

1941年和1942两年间，日寇即对晋绥根据地大小“扫荡”20余次，历时总计近400天。敌人在频繁“扫荡”的同时，又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蚕食政策”。

在此期间，蒋介石暗中与日寇勾结，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驻在宜川县秋林镇的阎锡山，也与日寇勾结，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夹击中，晋绥根据地的形势日益恶化。

接近敌区的地主、富农，有的公开投敌，跑进敌人据点；有的或明或暗向敌人“维持”。中农阶层，也发生了动摇：“维持”敌人吧，负担不起；不“维持”吧，鬼子破坏，地里的庄稼收不回来，没法生活。只有贫、雇农仍坚决对敌斗争。

这使根据地的面积日渐缩小。最严重的时候，靠近晋中平川的八分区，只剩下17个村子。敌人的疯狂掠夺和破坏，使本来就穷困的晋西北，变得更加穷困了。人民衣食不得温饱，部队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随着根据地的缩小和敌人的破坏，不但使晋绥的军民处于很困难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党中央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受到严重的阻碍，陕甘宁边区受到了威胁。

晋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深深知道自己所处位置的意义，因此也曾作了许多努力，来改变这种局面。在经济上，他们遵照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指示，在两年的时间开荒30多万亩，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军事上，他们也想了许多办法来对付敌人的“蚕食”和“扫荡”。

但是，由于当时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生产，以解决最迫切的衣、食问题，因此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注意不够，反击无力。虽然在经济上、军事上取得了不少成绩，敌人却仍然在疯狂地向我进攻、“蚕食”。于是，怎样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蚕食”，改变这种严重局面，便成了晋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中心议题。

1942年10月，晋绥分局副书记林枫从延安回到根据地，对晋绥根据地的同志说：“我在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晋绥地区的情况，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

“把敌人挤出去！”毛泽东的指示使晋绥分局的领导同志心中一亮。为了使干部深刻理解毛主席的指示，并坚决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召开干部会议，认真进行传达和讨论。

干部会正在筹备中，毛主席又于10月30日发来电报，指示他们检查根据地迅速缩小的原因，制定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毛泽东说，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一切措施。否则，地区再缩小，我们的的处境就会更加困难。

11月4日，晋绥分局于兴县蔡家崖军区驻地召开了晋绥分局、行署、军区、抗联，以及地委、专署、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的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结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讨论。会议开得非常热烈、活跃。此时的晋西北，虽然是朔风呼啸，但是，毛泽东的指示却一盆火一样温暖着所有到会人的心。

大家一致认为：毛主席不提把敌人“打”出去，或是“赶”出去，而偏偏提出“把敌人挤出去”，这个“挤”字大有文章。有的人为了深刻领会这个“挤”字，互相肩膀靠肩膀，你挤我，我挤你。

经过仔细地琢磨、推敲，有人说：“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万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所以我们挤敌人，就是要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

有的人说：“毛主席指示我们‘把敌人挤出去’，既是方针，也带来了方法。”

有人说：“要把敌人‘挤’出去，不仅要靠军队，尤其要充分发动群众。岚县的破袭战就是很好的证明。8月19日，全县群众来了个总动员，一夜工夫就破路、割电线80多里，拆除13个村子的围墙，毁敌碉堡4座，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架设静乐通岚县的电话线。”

大家—致认为：我们越研究，越了解毛主席指示的正确，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就能迅速转变。

会议把毛泽东的指示和晋绥地区的情况联系起来，反复研究讨论，拟出许多挤敌人的具体方法之后，分局发出了对敌斗争指示。

指示中指出：“把敌人挤出去”，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地发动群众，是把敌人挤出去的最根本的保证。必须把党政军民—团力量动员起来，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敌人。

武装工作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挤敌人的战术单位，是挤敌人的先锋，必须大量扩充与建立，除原有的武工队以外，主力部队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游击队抽出二分之一的兵力组织武工队。队长、政委必须选派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政策水平较高的营以上干部担任，指示中并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和规定。

在军事上采取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进攻、“扫荡”，采用各种方法，把敌人挤到交通干线上，挤到据点里，并挤掉某些据点。

挤掉敌人据点的方法：第一、包围孤立，造成敌人的困难，迫其撤走；第二、相机乘虚袭占之；第三、必要时策动伪军反正，可里应外合占领之；第四、形势需要，条件可能时，集中兵力袭占之。

在政治上，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和伪政权，肃清“维持会”和汉奸特务。

在经济上，坚决打击敌人对我根据地资财的掠夺，破坏敌人对敌占区人民施加的沉重捐税；严禁伪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巩固与提高农币（晋绥根据地发行的纸币）；贯彻“自力更生”政策，加强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在思想上肃清亡国思想、奴隶思想、苟安思想、失败思想，树立民族思想、抗战思想、斗争思想、胜利思想。指示中待别强调，要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政策。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大家都满怀信心地带着毛泽东的指示和分局的决定，回到了工作岗位。各地区、各部队，认真执行了中央的“九一”指示，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委书记兼任了军分区政治委员或者司令员；各游击区和接近游击区的县委，也与在该地区活动的主力团（支队），实行了一元化领导。

环境比较困难的地区，有的以区委的名义，也有的以区公所或者武装工作队的名义，统一领导该区的武装、政权、群众工作。这就使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形成一股打击敌人的巨大力量。

各地委、分区、军区直局部队，经过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周密布置之后，便不动声色的开始了挤敌人。

几十个精干的武工队，有的开到游击区，有的插入敌后。每一个敌人的据点，都有武工队来对付。他们在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有时分散，有时集中；今天打埋伏，摸哨兵、袭击敌据点，明天撒传单、割电线、捉汉奸。把鬼子整得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日夜不安，坐卧不宁。

12月，中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从山东返延安路经晋绥，在晋绥了解到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和晋绥地区的情况后，特地召开了干部会，做了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

刘少奇强调指出：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群众工作搞不好，“挤敌人”也“挤”不好。同样，群众工作搞不好，政权工作、巩固党的工作、部队工作亦然。

刘少奇详细指示了晋绥地区今后发动群众的任务后，又介绍了华中地区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刘少奇的报告，不但使晋绥分局领导对群众运动的重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更加深了他们对毛泽东指示的领会，直接地推动了“挤敌人”这一斗争的开展。

毛泽东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是从群众的对敌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当这一方针又回到群众中去的时候，不但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而且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广大人民群众在执行这一方针时，所表现的积极性和智慧。

在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靠近敌人据点的村庄，每到晚上都可以听到“走！挤敌人去”的呼唤声；都可以看到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埋地雷、破路、割电线、开展政治攻势等活动。

“挤敌人”成为晋绥根据地党政军民最熟悉、最活跃的口号，成了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广大群众想了许许多多巧妙的办法对付敌人，针对着敌人的政治欺骗、军事进攻、经济掠夺、文化麻痹开展斗争，取得很多胜利。

在八分区，群众为了断绝敌人的水源，先在井里放上死猫、死狗，可是敌人把死猫死狗打捞出来之后，还是照样打水吃。一位老大爷献计说：“把头发剪碎放进井里，看他再怎么吃。”

群众一听这办法好，立刻掀起了一个剪头发热潮，男人剃了头，女人剪了辫子。把头发剪碎放进井里以后，任凭鬼子怎样打捞，也打捞不尽。敌人断了水源，如困沙滩，加上晋绥武工队的不断打击，最后只得卷起铺盖，灰溜溜地跑了。

六分区的忻县有个蒲阁寨，是敌人靠近晋绥根据地比较凸出的大据点。自从提出“把敌人挤出去”后，附近群众想了许多办法挤敌人。敌人仍不肯撤走。

1943年，敌人据点附近一个村子的群众，便提出了把家搬到根据地，不“维持”敌人。其他村子的群众也响应：“对，搬！都搬。叫鬼子喝西北风，看他怎么办。”

晋绥分局的领导估计到群众一撤走，敌人就会滚蛋，那时群众仍会回来，便接受了群众的要求。于是在统一安排下，主力部队和武工队、民兵，包围着敌人的炮楼、根据地的群众套上车，赶上牲口，一夜之间，便帮助蒲阁寨周围十几里以内的群众，全搬到根据地，连个盆盆罐罐也没有留下。

群众撤走了，蒲阁寨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座炮楼，凄凄惨惨活象几座坟。敌人被围在炮楼里，吃不上，喝不上，一露头就尝到抗日军民的冷枪，吓得连撤尿都不敢下炮楼。

最后，敌人实在没办法，派了400多人，才将那些孤魂野鬼接出了炮楼。可是他们在回忻县的路上，又遭到我军民的地雷杀伤，伏兵截击。结果，死伤的比接回去的还多。

晋绥地区挤敌人的生动事例还有很多。随着斗争的深入，群众的创造更是丰富多彩，层出不穷。胜利一个接一个，捷报频传，真是大快人心。

到了1943年，晋绥地区军民挤掉敌人的政权，争取了100多个伪村政权为抗日做工作，改变了1000多个村庄的形势。这一下把敌人挤痛了。

1943年秋，日军八十五大队孤军深入我兴县腹地，进行所谓“反挤”，晋绥地区军民又运用毛泽东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原则，集中了六七个团，在兴县、岚县、方山、临县等处的民兵的配合下，将敌层层包围。10月10日，将其歼灭在甄家庄附近。

后来，晋绥军民又挤掉日寇据点93个，收复村庄3108个。特别是八分区，“挤”得更为出色，胜利消息很快传到延安，中共中央、毛泽东立即打来电报，指示和鼓励晋绥所有地区都要像八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毛泽东特别告诫大家，在每一处打胜仗以后，要提高警惕性，防备敌人的报复。毛泽东的指示与关怀，更使全体党政军民信心倍增，也使这一地区对敌斗争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