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根据地的医疗保障

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时，曾经担任第一二零师卫生部长的贺彪，被任命为军区卫生部部长。当时，军区所辖部队除第一二零师的6个旅外，还有山西新军的两个纵队、一个师、一个旅和6个军分区。从这个时候开始，贺彪开始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卫生工作的负责人，领导全区的卫生工作。

刚一上任，贺彪部长就感到晋绥根据地卫生部长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好干。晋绥抗日根据地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之日伪军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端困难。部队长期用不足量的黑豆和野菜等充饥。冬季，被服供应难以为继，往往一个班只能发两条被子，全班合盖。

有一年冬天，由于棉衣不足，有的部队只好两人发一套，你穿上身，他穿下身。在大青山地区的骑兵部队，因皮衣鞋帽难以解决，每年冬季都有不少人冻坏耳、鼻、手、脚。指战员普遍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有个时期，部队中患夜盲症的高达30%，患肠胃病的人就更多了。

不仅当地卫生条件差，当时贺彪部长手下的兵也严重不足。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只有三四十人，医疗卫生材料只有两副药驮。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完成这么多部队的医疗卫生保障任务，真是困难重重啊！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面前，一个个的困难都被克服了。办法和途径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军区首长贺龙是一位勇于克服困难。他深知医疗卫生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指示贺彪等人，要克服困难，自力更生，首先要设法给伤病员创造一个安定的治疗环境，再逐步解决医药和医疗器材不足等问题。

根据贺龙的指示，卫生部首先着手建设后方医院。为此，贺彪部长带人到黄河边上访问察看了一个多星期，找到紧靠晋绥边区的黄河对岸，有一块长期进行过革命斗争的神府苏区，党的力量很强，群众基础很好。于是，卫生部准备在那里建设比较安定的后方医院。

当卫生部向贺师长汇报这个设想时，贺龙非常高兴，并亲自带领贺彪等人到神府县委和县政府，请求当地领导给予支持和援助。神府县的领导同志听了贺彪等人的设想，都表示积极支持，并当即将自己住的窑洞全部让出来作为医院用房，他们搬到另一个小村去办公。

贺龙还到贺彪等人选定的盘塘、贺家川等地的医疗网点进行视察，并指导贺彪等人制订了筹建计划，同时下令要供给部想办法保证各项卫生建设所需的物资和经费。

贺龙等军区首长的热情关怀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大大地激发了贺彪等全体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神府后方医院和贺家川中心医院医疗机构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1940年夏、冬，卫生部先后在兴县黄河边的黑峪口、碧村召开了两次晋西北军区卫生干部会议，研究制定改进措施。

为了解决战场救护和群众性的防病问题，贺彪等人提出了从速增建医疗机构和培训医务干部等几项带根本性的任务。

为了加强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中央军委卫生部还给军区派来一个由戴正华、祁开仁带领的10余人的手术队。他们大多数经过专业训练，技术水平较高，经验也较丰富。

于是，贺彪等人把这个手术队和军区原有的中心医院合并，命名为和平医院，设在贺家川。在原有基础上，新修了一些窑洞，建成一个以外科为重点，并包括内科、妇产科、儿科的综合医院，为提高根据地的医疗水平创造了条件。

此外，贺彪等人还在临县的青塘设立了一个民众医院，在黄河沿岸的柴园沟、魏家滩、万户峪、刘家湾等地，设立了五六个直属医疗所。这些院、所平时可收治伤病员2000多人，紧急时还可增加收治量。同时，各部队和各军分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卫生机构和医疗所。

为了加快伤病员的转运，贺彪等人从偏关、保德，南到佳县，在沿黄河数百里的两岸，设置了10多处接送伤病员的渡口，使许多伤病员得以及时转送到后方医院治疗。据不完全统计，军区卫生部所属医院，在6年内共收治重伤病员20000余名，对保障部队战斗力和提高部队健康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解决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1940年冬，军区卫生部把原军医处直属医训队改为卫生学校。校址设在贺家川，校长由和平医院院长祁开仁兼任。教员由该院各科医生兼任。

学员是由部队选调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战士和连队卫生员。每年开办两个班，每班40人左右，学制为一年。教学课程有外科学、内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药理学，以及英语、日语、拉丁语、政治课和大众哲学等，教学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学员既能在课堂上学到医药基础理论，又能到医院实习，掌握一些临床经验。这些学员毕业后，都能胜任连、营卫生工作。

贺彪等人还办了两期一年制的团卫生队长以上人员参加的高级班，培训较高级的卫生干部。卫生学校开办时，设备只有一台显微镜、一个血压计，条件很差。

由于教员和学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教的认真，学的刻苦，学校办得很有成效，学员们毕业后到工作岗位上，大都是很得力的卫生干部。在5年内，卫校共办了10个班，培养了350多名各类卫生干部。

与此同时，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和第二、第四军分区等单位的卫生机构，也都与他们所属的医院、医疗所相结合，开办了医训队，培训医生、护士和司药。各团卫生队使用卫校编印的统一教材，开办连、营卫生员轮训班，使基层的医疗卫生水平也有所提高。总之，通过不同层次和多种形式的培训，较好地解决了医务人员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较低的问题，保证了部队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

1940年冬，百团大战过后，敌人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实行最残酷的“三光”政策，给我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极大的损害；加上敌人严密封锁，使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最主要是药品和医疗器材严重不足。

怎么办呢？还是要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是派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占区的城市，购买一些必需的药品和听诊器、血压计、手术刀具等医疗器械；二是发动敌占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商人等，帮助军区卫生部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三是自力更生办药厂。

贺彪等人克服种种困难，首先在神府县的盘塘办起了一个制药厂，由许允安任厂长。制药厂发动医务人员上山采集中草药，请当地一些有名的中医议定配方，用锅、罐、盆、勺、铁碾、石磨等土办法，制成各种膏、丹、丸，散。这些自制药品，经临床应用，效果很好，颇受欢迎。

于是，军区卫生部很快把制药厂的规模扩大，由6人增至60多人，设立了制造股、材料股、采药队、采购组等，并陆续增添了3台压片机和压水机，搞起了压棉床、干燥箱、升华炉等设备，修建了10多间厂房。

药厂除生产几十种中成药外，还配制了部分西药片和针剂，生产了精制纱布，脱脂棉、石膏绷带和肥皂等。后来，军区卫生部还成立了卫生实验所，由李志中、姜恒明等负责，研究制造了破伤风抗毒素和类毒素，以及牛痘疫苗等。

除了积极发展根据地卫生事业之外，贺彪等人明白军区卫生部的最重要工作是服务前线，服务抗战。“一切为了伤病员”，是军区医护人员的共同口号。

战斗一打响，无论是卫生员、护士、医生、所长、队长、科长，都和指战员们一起奔赴前线，战士们冲锋陷阵，勇敢杀敌，广大医护人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

1940年春天，第一二零师独立第三支队返回晋西北的途中，突遭日军袭击，在同蒲路边上的黄土坡村打了一场恶仗，有200多人受伤。

支队司令员贺炳炎和政治委员余秋里指示，务必把伤病员全部抬回来，并派一个团负责掩护。支队卫生部长章德炎率领全体卫生人员，会同当地群众，迅速组成许多个抢救伤员小分队，对近百名轻伤员做好包扎、止血、固定等工作，护送他们随各团卫生队行动，并把100多名重伤员，连夜用担架抬送到静乐县民众医院。

当时，敌人就在近旁，情况危急，时间紧迫，我军民合作，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夜之间，圆满完成了200多名伤员的抢救和转送任务，受到支队首长的热情赞扬。

当年7月5日，在山西兴县二十里铺战斗中，我军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我军伤亡也较大。第七一四团团长顿星云也负了重伤，子弹从左肩脚部进，从中腰部出，是斜长线的大贯通伤，进口小，出口大，失血多，伤情严重。

医护人员克服困难，日夜守护，积极抢救。待顿星云脱离危险后，又将他安全转谈到后方医院治疗。这年秋天，在百团大战中，第一二零师和晋西北部队共歼敌3500余人，我军的伤亡也较大，仅伤员就有1200余人。

当时，根据地各医院床位短缺，收治全部伤员有困难。同时，由于营养不良，部队中患夜盲症的人很多。对此，军区卫生部采取了三条应急措施：一是发动群众收集含维生素的食品发给部队；二是将后方医疗力量统一编成若干接收站，配置在几条交通线上，负责接收各部队的伤员；三是要求各单位卫生部门尽可能多留治轻伤员，并加强抢救医治、转送重伤员等各项工作。

这样一来，虽然此次战役有战线长、时间久、伤员多、物质条件差、医疗力量薄弱等困难，但由于各级卫生人员夜以继日地努力，终于出色地完成了战场救护和收治全部伤员的医疗保障任务。

1941年秋天，日军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企图一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日军的攻势首先指向我第八军分区。敌人兵力多，来势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抓夫抢粮，并强行并村，增设据点。

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我第八分区全体军民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分区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在部长张汉斌的率领下，积极投入战斗。

张汉斌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红军老战士，也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老医务工作者。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他不怕牺牲，不畏劳累，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以熟练的技术和满腔的热情为伤病员服务。

在一次危急战斗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前线，将一名身负重伤的副连长背下阵地。这位副连长得救了，但张汉斌却不幸中弹牺牲。

在“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口号下，军区部队还形成了一套传统的医疗救护制度。连队副指导员在作战时，领导并协助卫生员救治和后送伤员，必要时组织专门救护组和担架队转运伤员。战斗结束后负责打扫战场，找寻遗留伤员，掩埋阵亡的同志。

连的专职卫生员负责连队的日常饮食卫生、环境卫生，检查督促战士洗脚洗澡、晒衣服、剪指甲、灭虱子等个人卫生，并教会战士包扎、止血、固定等自救互救常识。

营卫生所负责检查各连的救护工作，组织力量加强重点战场连队的救护，对集中到营救护所的伤员进行救治，并配有一个担架班，及时把重伤员后送到团卫生队。

团卫生队在战时任务很重，既要组织手术队、治疗组或临时医院，保证伤员的救治，又要进行前接后送、检查整复等一系列医疗工作，务必使伤员在6小时内得到治疗。

师军医处和野战医院伤员收容所等，在战时也组织救护组，伸向二线，协助二线进行战地手术治疗。与此同时，师军医处还要负责组织当地群众抬担架运送和隐蔽伤员等工作。这些制度，对于搞好战场救护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军区卫士人员在完成战场救护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了防病治病工作当时，由于营养不良，肠胃病、皮肤病、夜盲症等疾病，成了部队的常见病、多发病。

为了尽量减少非战斗减员，军区卫士人员坚持开展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的讲卫生运动，并逐步建立起群众性的卫生防病制度。

1940年秋，我晋西北根据地的《奇岚》专门开辟了卫生专栏，晋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了发刊词，为开展群众性的讲卫生运动进行大力宣传。

当时，各部队也通过黑板报、墙报和口头讲解，向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要求大家经常理发、洗澡、剪指甲，勤洗勤晒衣被，吃熟食，喝开水，用自己的毛巾和碗筷；部队营地住房、厕所周围要经常打扫、清理，搞好室内卫生和环境卫生。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对防止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在完成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基础上，军区卫生人员还积极协助根据地当地民众地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当时，晋绥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又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加之敌寇铁蹄践踏，烧杀淫掠，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霍乱、伤寒、痢疾、天花、疟疾等瘟疫不断流行传播，严重地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一旦发现疫情，我根据地各级卫生部门立即派出医疗小组前去调查，积极治疗、扑灭。

1942年3月，又是河曲县巡镇一带瘟疫流行，每天都有不少人死亡，有的在几天内全家丧命。临县一区流行斑疹伤寒，死亡率比较高。驻当地部队各级卫生单位都急速派出防疫小组，下乡诊断防治，很快控制疫情。

为了加强群众性的卫生防病工作，军区卫生部门还抽调得力干部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建立卫生机构。1940年夏，师卫生部派秦雄等到晋西北行署建立起卫生科；1941年春，又派人到兴县、保德等县政府建立起小卫生院；1942年秋，又派罗享洲等到晋绥中央分局建立起卫生所。

这样，在部队各级卫生部门的帮助下，根据地各县都有了自己的卫生机构。同时，部队医院也担负地方群众医伤治病的工作，部队每到一地，都要走访群众，遇到病人就积极诊治，部队转移时，还去复诊送药。在战斗中群众遇难受伤，军区卫生人员更是积极进行抢救，受到群众的热诚爱戴。

在抗战的这个大的背景下，我抗日根据地的每一个人都有抗战之责，军区卫生人员也不例外。为了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军区卫生部要求部队的卫生工作人员，不仅要做救死扶伤的医疗救护能手，而且还要做勇敢顽强的战斗员和指挥员。

当时，我军部队的医务工作人员，大多是红军时期的干部战士，不仅有丰富的战场救护经验，而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作战能力。在战场上，他们既是卫生人员，又能当冲锋陷阵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工作，同军事斗争、政治工作、供给工作一样，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情况极其复杂、物质供应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贺龙、关向应等军区首长的重视下，在八路军总部卫生部的积极的帮助和具体指导下，在根据地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根据地卫生人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成功地完成了军区的医疗任务。

在这个过程中，军区广大医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疗卫生工作宗旨，面对现实，积极创造医疗条件，深入战场救护，为保障战斗的胜利，为了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