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

辛亥革命后，从 1913 年起，在广州就出现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1918 年五月，无政府主义者编的上海《劳动》月刊第三号上，也曾经介绍过“五一”劳动节的意义。次年“五一”，北京《晨报》副刊出了一个

《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在该号发表了《“五一”节杂感》。他预言： “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相同了。”事实证明，李大钊的这个预言是正确的。1920 年“五一”，《新青年》、《星期评论》、《新社会》、《晨报》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都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新青年》的纪念专号共约 400 页，超过通常页数的一倍以上，其中除了知识界写的纪念文章和工人生活调查报告外，还有工人和工界人士写的反映工人阶级觉悟的题词。蔡元培、孙中山分别写的“劳工神圣”、“天下为公”的题词也刊登在这一专号上。此外，上海《新妇女》、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和有关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五一”这一天，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举行了纪念活动。

此后不久，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北京、湖北、山东、广东和湖南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或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从而出现了新局面。

各地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创办适合工人阅读的小型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广州的《劳动者》和北京的《劳动音》等；二是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举办工人业余学校，如“长辛店劳动实习学校”，“沪西小纱渡劳动实习学校”，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草厂和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识字班”等。

为了全面、系统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1920 年 8 月，上海共产党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译本；9 月，再版一次。不久，恩格斯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相继翻译出版。这样，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著作，就在中国广泛流传了。

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历史条件下，从民主主义的思想出发，而又保留这一思想的某些原则，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 那么，他们要继续前进，成为共产主义者，就不能再囿于这种状况了。他们所面临的，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尖锐课题；这同构成民主主义思想的个性解放和天赋人权等基本原则，是直接冲突的。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已经出现的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新的课题面前退缩了，甚至与之对立，背道而驰；能够继续前进，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比较重视实际革命斗争，把自己学得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 同实际斗争相结合，从而使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坚定地相信科学社会主义，坚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