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日益广泛的介绍和宣传，对社会进行根本解决的主张、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恰在这时，实验主义也传入了中国。

实验主义是 20 世纪初在美国颇有影响的一种“现代哲学”流派，其主要特征是：片面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和改良。“五四”运动暴发的前几天，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威，经他的弟子胡适邀请，带领着妻女来到中国。

杜威到北京后，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 5 种长篇演讲，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扬了实验主义。在讲演中，他还直接谈到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并俨然以指导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他说：“中国常有人问我‘改造社会当从何下手？’我的答案必说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学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一处不应改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只有各做各的事，那种笼统的理论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没有用的。”他所谓的“笼统的理

论”，“被人利用”，显然是指李大钊热心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和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

杜威毕竟是以外国学者的身分到中国来的，如果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根本改造中国的社会的主张，主要是通过宣扬实验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那么，胡适就有所不同。胡适是他在中国的高足，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位知名人物，面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新趋势，不能不使他产生出一种按捺不住的焦急心情。对此，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这个趋势的危险⋯⋯”又说：“那时⋯⋯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谈政治。”恰在这时，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李大钊也因避免追捕正准备离开北京，胡适乘机取得了《每周评论》的领导权，并随之改变了该刊的政治方向。从 26 号（6 月 15 日）起，《每周评论》大量刊载杜威的讲演录，抛出了他的“政治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历数谈“主义”的种种“教训”，甚至抹去斯文，

进行嘲讽漫骂。他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胡适“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他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又说，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地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很明显，胡适反对谈“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根本解决”。他在该文的结尾，说得更明白：“‘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胡适反对的“主义”，从他当时总的政治倾向和该文的锋芒所指，可以明显地看出，是针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他不仅于此。在该文中，他除了表示反对“高谈社会主义”外，也反对“高谈民生主义”和“高谈无政府主义”。因为，民生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在某种意义上承认“根本解决”。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首先写文章反对他的，是一个同马克思主义没有甚

么干系的篮公式（笔名“知非”）。篮是《国民公报》的编者，他在该报转载了胡文，并发表了自己写的《问题与主义》。篮文从多方面论证了宣传主义的必要，对胡文给宣传主义列举的三条“教训”，逐条予以驳斥。但他是以唯心主义立论的。由于他侧重从思维逻辑方面进行论证，对于胡适否认“根本解决”这个要害问题，未能直接予以反驳，只是提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用这种观点来与之对立。

胡适立即将篮文转载于《每周评论》第 33 号。

李大钊在离北京前，已看到胡适的文章。他到昌黎县五峰山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该文的特点，是从强调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来论证宣传主义的重要。首先，他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

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为此，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为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接着，他论述了主义必须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

针对胡适借口谈主义“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的论调，李大钊指出： “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系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主义的宣传。”李大钊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最后，李大钊明确指出：对于一个“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他从俄国的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两方面予以论证，他说：“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在这里，李大钊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根本解决”的关系，他指出： “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

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

1919 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胜负究竟属谁，很难用当时的社会影响来判断。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提示了中国社会改造的一条重要的规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以及预示了即将在社会实践中作出的回答。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更为有力的条件。这对于正在竭力破除“一切权威”和“武断盲从”的“五四”青年说来，尤为重要。可以说，不通过他们直接的，或为他们耳闻目睹的无可辩驳的经验教训，他们是不会对某种学说深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