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爱国热潮席卷全国

（一）天津

天津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最大商埠，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近在咫尺。5 月 4 日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很快传到这里。天津的学生和各界人民立即响应，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

5 月 5 日，天津报纸刊登了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示威和被捕的消息，大中学校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致电北京大学，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还致电北京政府，反对逮捕爱国学生，要求立即予以释放。

月 14 日，天津中等以上 13 所学校的代表在直隶水产学校开会，宣布正式成立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被选为会长，南开学校的马骏和第一中学的韩致祥（即韩麟符）被选为副会长。在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表示天津学生誓与“全国学生一致行动，全体罢课，再申前请”，并提出了下列 6 项具体要求：“（一）请政府明白宣布青岛由日本处置一条绝不签字；（二）请将中日“二十一条”协约提出巴黎和会，请求废止；（三）请设法取消民国七年参战军密约；（四）曹汝霖、章宗祥卖国，国人共知，请斥罢交法庭严惩；（五）傅总长、蔡校长教育界泰斗，请收回准免命令，挽留回任；（六）日政府拘殴留学生并侮辱国旗，请严重交涉。”

为了声援北京学生，要求惩办卖国贼、收回山东权益，5 月 22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作出一律罢课的决议。从 23 日起，北洋大学、直隶法政学校、直隶

第一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南开中学等 15 所大中学校的 1 万多名学生开始罢课。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名义发表的罢课宣言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相勾结侵占我领土主权，镇压我国各地学生爱国活动的种种罪行。

天津学生在罢课期间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其中尤以街头讲演和抵制日货最为普遍。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都设有负责讲演的机构，男女各校普遍组织了讲演团。此外还在罢课前后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学生们都约定自己不买和不用日货，有的还决定公开焚烧已有的日货。他们通过讲演和散发传单，广泛进行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宣传。一些学校的学生救国团体致函天津总商会，要求他们在商界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在学生的宣传和推动下，天津商界也积极行动起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天津人民的爱国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动派的破坏。学生罢课以后，反动派的破坏就更变本加厉了。5 月 26 日，北京政府密电直隶省长曹锐，令其“即日将学生演说团一律制止，预防发生意外。”曹接此电后，当晚即与天津警察厅长张韵樵密谋镇压爱国运动。警察厅公开发出布告，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徒尚意气，激发事端，招友邦之责言，贻国家以巨患，是其志愿本欲爱国，而其行动适成祸国之媒。”但是，反动派的破坏和镇压，阻挡不了天津人民的革命洪流。“六三”以后，天津的爱国运动进入新阶段。

为了声援北京被捕学生，天津学联 6 月 5 日在南开学校操场召集各校学生大会，学联负责人报告了北京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情形，号召大家“即至牺牲性命，亦期挽救爱国同志，及唤同胞共扶危局”。全体与会者齐声朗读了宣誓书：“（一）誓保国土；（二）誓挽国权；（三）誓雪国耻；（四）誓除国贼；（五）誓共安危；（六）誓同始终。”开始了罢课请愿活动。6

月 10 日，天津开始第一次罢市。天津商界罢市，除了受上海“三罢”的影响外，天津学生的推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6 月 12 日起开始第二次罢市，直到6 月 14 日开市。

天津各界人民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增进了联系，加强了团结。为了进一步统一对运动的领导，6 月 18 日正式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参加这个联合会的，除了学、商、教、绅界外，还有报界、女界和回教界。这个组织在后来的爱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五四”前夕由日本回到天津，在这里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后来，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参加发起“觉悟社”，成为“五四”时期天津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