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家争鸣异说纷呈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觉的中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向外国（西方国家和日本）寻找救国的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都是向外国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由于当时还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学习的，都是建设资产阶级国家的学说和经验。1915 年，陈独秀从西方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以及随之掀起的反对封建思想的启蒙运动，其目的，也是为了在中国再现“法兰西文明”，把中国变成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使中国人民获得了新觉醒，使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先进中国人，重新放眼世界， 去探索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世界新变化和新问题。新生的苏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抛弃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旧思想、旧观念。

这种认识的形成和流行，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扩大是紧密相连的。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如果说， 进步知识界在“五四”前还只有少数人开始认识或感觉到这一点，那么，由于“五四”运动的推动，它很快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观念。实际上，当时全国进步刊物的大量涌现，正是这个世界新潮影响的结果，即使离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较远的地区，也不例外。

因此，在“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很快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数以百计的主张“社会改造”的刊物，除了《民心》等极个别公开声明“不偏取何种社会主义”外，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主义表示了好感和向往。许多刊物，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或数篇专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有些青年在文章中，把社会主义誉为“人类的福星”，并肯定地说， 中国“没有建设则已，如果有建设必定要依着社会主义的原则”。

18 世纪西方启蒙学者们提出的思想原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被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这也正是它们在“五四”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已遭到人们的怀疑、谴责和唾弃，社会主义广泛流传的情况下，还能同时被人们当做新思潮，继续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的重要原因。

“五四”以后，伴随着社会改造呼声的日益高涨，连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许多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也日益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开来。其中，有杜威的实验主义和罗素的新实在论，以及他们的改良主义，还有柏格森、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这些学派，都是以“平民”代表的面貌出现，从不同角度，“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又都鼓吹不需要“流血斗争”。这些，对于当时的进步青年，尤其是对那些虽有某种社会主义愿望，但对十月革命还缺乏正确理解或有某种保留、抵触的青年， 自然会有较大的吸引力，这一切，都是当时人所说的“新思潮”，可谓百家争鸣，无奇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