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的酝酿及其原因

1919 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4 月底到 5 月初，巴黎和会的噩耗频频传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日益暴露。5 月 3 日，北京内城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千余人的集会虽时近午夜才结束，但人们并没有去休息。座落在景山东街的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灯火通明，青年学生们正在分头忙碌着，准备着。他们在一面面布的、纸的旗帜上，挥毫泼墨，苍劲有力地写上：“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第二天即 5 月 4 日，数千名学生从古城北京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

勇敢地肩负起历史与时代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掀起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当时，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以及由这一场危机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生的。所以，“五四”前夕，中国不少报纸，都在显赫的版面上写着：“外交大失败警耗！”“山东问题之最后五分钟！”

山东，是我国北部的一个临海省份，面积 15 万多平方公里，其东部山东半岛伸入渤海、黄海之间，半岛两侧的胶州湾、威海、烟台，龙口等地，有适宜于建设军、商港口的良好地势。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割地狂潮”中， 1897 年 11 月 14 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两名德籍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

大刀会众所杀），派舰队攻占了胶州湾。次年 3 月，又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准将山东省胶州湾地方借与德国；准许德国在山东建造胶（州）济（南）铁道；铁道附近左右 30 华里的矿产，德人有开采权。这样，整个山东省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青岛和胶州湾也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先后有 33 个国家卷入这次世界大战。战争双方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奥、匈、德称为“同盟国”；英、法、俄称为“协约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都是在战争爆发后才陆续参加到“协约国”方面的。日本参战的目的，是想趁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因此，1914 年 8 月 23 日日本对德宣战后，即派日军两万余人在龙口登陆。9 月 26 日起，日军伸入山东内地；11 月 7 日，占领青岛，青岛德军向日本投降。至此，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为日本所取代。

日本的侵略胃口很大，它不只是要夺取山东，还要独占全中国。1915 年1 月 18 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递交了“二十一条”。该条约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日本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它继承原来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并要求取得各种新的特权。第二号，要求享有独霸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权利。第三号，要求享有独霸汉冶萍公司及其附近矿产的权利。第四号，要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要求享有操纵中国政治、财政、军事和警察机关的权利，并把福建、江西、广东等省，事实上划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很显然，这是一个旨在灭亡全中国，排斥第三国在中国扩张势力，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条约。为了避免引起第三国干涉，日置益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时，曾要求“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要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就不仅担心会遭到第三国（主要是英、

美）的干涉，还担心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因此，袁在谈判中迟疑不决，并一再要求日本让步。对此，日方极为不满。5 月 7 日下午，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声言：“二十一条”第一、二、三、四各号，和第五号中关于福建问题的条款，“期望中国政府至 5 月 9 日午后 6 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这时，袁世凯正急于复辟帝制，梦想早日登上皇帝宝座。为了换取日方的支持，5 月 9 日，袁世凯表示完全承认日本的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徵祥在条约上签字。从此，5 月 7 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而直接负责办理“二十一条”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也就成了中国人民最痛恨的卖国贼。

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决定实行帝制，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但不到半年，他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和讨伐声中死去。袁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统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1917 年，黎元洪下台，大总统的职位由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冯国璋接任，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握在段祺瑞手里。

段祺瑞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授意下，1917 年 8 月 14 日，段祺瑞政府宣布中国对德、奥处于战争状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原先日本不同意中国参战。如果当时中国对德宣战，势必会影响到日本所取代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可是，到这时“二十一条”已经签定，1917 年初，日本又同英、法、俄、意 4 国达成了秘密谅解的协议：4 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负责使中国对德宣战。这个秘密谅解的协议，就成了日后在巴黎和会上日本拒不退还山东的一个借口。

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后，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也想趁机再从日本那里获得一笔借款，于是，又把山东的权益向日本作了进一步的出卖。1917 年 9 月 24 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照会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以及在经营和管理胶济路方面日本享有种种特权，实际上是要以此作为借款的条件。章宗祥立即于同日复照，不仅逐条、逐句，一字不漏地把后藤的照会照抄下来，而且表示“欣然同意”。这份“欣然同意”的换文，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就成了日本拒不退还山东的又一个借口。

1915 年初，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后，中国留日学生 2000 余人举行集会，表示抗议，并通过了“全国一致，抵御外侮”的决议。2 月底，留日学生代表回国。接着又有 500 余人回国。他们敦促政府从速采取对策，并同上海学界一起，开展爱国救亡运动。5 月，袁世凯政府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总会立即召开会议，表示坚决反对，并向国内发出了《敬告全国父老书》的电文，向全国同胞呼吁：“举国一致”， “众志成城”。这些，对当时国内爱国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17 年，正当帝国主义激烈争战的时候，在“协约国”一方的俄国土地上，响起了十月革命的炮声，苏维埃政权诞生了。日本妄图借此机会，代替原来帝俄在中国北满地区的统治，并进而侵占俄国西伯利亚的广大领土。为此，1918 年 2 月 5 日，日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以“俄国情势于联合国（即“协约国”——编者）日形不利”为借口，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商谈中日两国应在军事上共同行动问题。不久，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日军可以在中国的北满等所谓“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

当地的中国地方官员，则要对日军的行动“尽力协助”。在日军进犯苏俄时，中国不仅有义务派遣军队，而且其行动“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

中国留日学生在上述协定尚未签订时，就得知了协定的有关内容。1918 年 5 月初，他们在东京举行集会和游行，对《协定》表示严重抗议，遭到了日本警察的侮辱、欧打，并被捕多人。为抗议日方的侮辱和暴行，学生们纷纷罢课回国，从 5 月到 8 月，回国者达 2000 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 2/3。黄日葵、李达、李汉俊等，都是这时回国的。

5 月 21 日，北大、高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高工（北京高等工业学

校）、法专（北京法文专修馆）等校的学生 2000 余人，走出学校集合在新华门“大总统府”门前，要求取消反动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他们推举了 8 名代表，去见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冯国璋。冯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

尽管这次请愿运动没有结果。但是学生们感觉到有组织起来的必要。于是，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的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为了加强联系和扩大宣传，学生救国会还在北京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其宗旨是：（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但该杂志的实际内容，要比这个宗旨表现得更为激进。许德珩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一文中，对封建军阀给中国造成的种种悲惨情景，表示了极大的愤懑，决心要“一饮此强悍专横者之血之肉，以雪吾愤”；对于外国侵略者，更表示了不屈的斗志，声言“虽冒万死与之争，犯大事与之战，亦不可惜。” 这种鲜明的爱国立场，基本上反映了《国民》的政治倾向。因此，它一问世，就能比较积极地配合当时正在酝酿和兴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加强了爱国学生之间的联系。但当时在社会上和青年学生中影响最大的刊物，还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1916 年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

《新青年》）杂志，就是这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青年》一问世，就高举起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向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比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是自 1912 年辛亥革命失败后，在死寂沉沉的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巨大震动。它标志着一场新旧思想文化的战斗，已经登上中国社会政治舞台。

《每周评论》于 1918 年 12 月 22 日创刊，（社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

市大街米市胡同 79 号）。它采取 4 开小型报纸的形式，每星期出版 1 号，每号都有国内外大事评述和社论。陈独秀常用“只眼”，李大钊常用“常”或“守常”等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刊物从创刊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德、奥等国的革命斗争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同时，又继承了《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文化、道德的传统。它是当时全国革命性和战斗性最强的刊物，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影响，事实上成了五四爱国运动思想舆论准备方面的一个指导性刊物。因此，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同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于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传来后，一场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反帝爱国运动便首先在北京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