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章、陆与拒签“和约”

“五四”运动兴起，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成为众矢之的，被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地指为卖国贼，要求予以严惩。这不是偶然的，是他们长期以来屈膝媚外，丧权辱国，特别是直接与日本签订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和济顺、高徐铁路换文，从而招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必然结果。他们卖国求荣，罪有应得。

交通总长曹汝霖，早年留学日本。1913 年 8 月，任袁世凯政府的外交部次长。1915 年参与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二十一条”，并受袁世凯之命多次私访日使，探听日方意图，密议成交条件，起草有关文件。他还以中国的银行、矿山、交通事业等为抵押品，向日本借了大批外债，作为北洋军阀进行战争的经费，个人并从中上下其手牟利。

驻日公使章宗祥，是戊戌变法后首批赴日留学生，与曹汝霖相友好。袁世凯窃国后，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长、司法总长。从 1916 年 6 月底起，出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奉段祺瑞的旨意，与日本订立了矛头指向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军队大批进入我国东北和蒙古。1918 年秋，日本为了维护其掠夺到手的山东权益，除用 2000 万日元借款取得对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的控制权外，又向中国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照会，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胶济铁路归“中日全办”等 7 项内容。北京政府为借到日款，不惜断送山东主权。章宗祥根据曹汝霖的电示，以政府名义，于 1918 年 9 月 24 日，用“欣然同意”的复照，承认了日本的上述要求。这就成了日后巴黎和会上日本攘夺山东的口实。

币制总局总裁陆宗舆，袁世凯窃国期间任驻日公使。1914 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侵入山东。陆宗舆奉命向日表示愿划山东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地带为“交战区”，为日军的侵略活动提供便利。1915 年，袁世凯与日本谈判和签订“二十一条”，陆曾奉命在东京与日本外相多次密谈。1918 年，他还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理身分，代表日本兴业等三银行团，先后与段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签订了“有线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

曹、章、陆忠实执行了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所以当他们遭到人民群众反对时，反动派竭力加以庇护。北京政府庇护卖国贼、镇压爱国学生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起来，举行罢课、罢市、罢工。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拒签巴黎和约，成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斗争口号。通电、接连不断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此伏彼起的罢课、罢市和罢工，逼得反动派不得不考虑对曹、章、陆的处理，以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避免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机。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势下，北京政府才被迫在 6 月 10 日下令免去曹汝霖的交通总长、章宗祥的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币制局总裁职务。

曹、章、陆被免职，这是全国人民共同斗争的一个胜利成果。消息传出，举国欢腾。上海人民于 6 月 12 日举行示威游行，庆祝“五四”运动所取得的这个初步胜利。

3 个亲日派卖国贼被罢免，但是山东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并未结束。

6 月 11 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散发他们亲自参与制订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宣言要求：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 6 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议论自由权。

这个宣言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份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能仅仅满足于罢免 3 个卖国贼，而要用“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即发动群众，用法律允许范围以外的手段，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这就为全国人民进一步指明了新的斗争目标。

这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互相勾结，进行交易，企图把我国山东、青岛的权益让与日本，并载入了对德和约草案。帝国主义这种野蛮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于是，“收回山东、青岛主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员极其广泛。不仅有城市里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商人，还有乡村里的农民。就连亲英美派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也表示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但是，6 月 17 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按照帝国主义的旨意，在和约上签字。接着，又令代表“相机办理”。24 日北京政府通电各省，通报他们主张签字的情况，说什么“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 “熟权利害，再四思维，如竟不签字，则嗣后挽救惟难。”北京政府的这种媚外卖国行径，再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要求拒签和约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由于和约直接牵涉到山东问题，所以山东的拒签和约运动开展得最为普遍和激烈。18 日，山东省议会、律师公会、报业公会、教育会、学生会、农会、商会等团体决定派代表进京请愿。

20 日中午，80 多名代表齐赴新华门，向总统府和国务院请愿。他们提出

下列 3 项要求：（一）拒绝签字；（二）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三）惩办国贼。

为了支持山东代表的请愿斗争，天津各界联合会 6 月 27 日派出 10 名代表赶赴北京，与山东代表提同样的要求，采取一致的行动。山东、天津、北京和陕西等地代表也联合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几百名代表在新华门前伫立了一天一夜，直到 6 月 28 日徐世昌才被迫接见了其中 10 名代表。

当各地赴京代表在北京联合请愿的时候，上海各界人民也积极配合，开展拒签和约运动。6 月 21 日，上海学界和商界召开会议，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为了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上海各界除了发表宣言、从事舆论活动外，还接连举行集会和游行。6 月 27 日，各界群众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集会，北京、天津、安徽、唐山、吉林和留日学生代表均应邀出席并在大会上演说，一致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主张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此大会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和国内各群众团体发了电报。在给各省议会、各团体、各学校的电报中，呼吁各地“速开国民大会，对此二事一致主张”。7 月 1 日，由于尚未得到拒签和约的消息，再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

近百年来，惧洋媚外的中国在与帝国主义办理交涉时，总是“始争终让，几成惯例”。这次的巴黎和约，是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制订的，中国代表竟然敢于拒绝在这个和约上签字，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空前的。这是“五四”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又一个胜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