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决定发动破袭战

进入1940年，中华民族危机进入更加严重的时期。对此，彭德怀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指出，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表现在：一是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二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西南国际交通线路被截断，增加了国民党的动摇，投降倾向随之严重。三是在我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这使一部分人上了圈套，而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也给全国人民在思想上造成了某些混乱。四是日本侵略军推行强化治安、囚笼政策、三光政策，使敌占区日益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

事实正如彭德怀所言，从1940年3月前后到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的偏关。

在中华民族严重危机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于1940年7月1日发表了《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7月7日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

党中央明确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

党中央认为，中国人民只要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奋斗下去，则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是有保证的。

作为华北八路军前线主要指挥员，彭德怀正确理解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他果断定下决心，组织八路军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准备以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

可是，在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能不能取得大规模进攻战役的胜利？

彭德怀认为，一定要尊重客观，造势制敌。他明确指出：在战术上进攻，应当先找弱一点的消灭，如此，强的也会变为弱的。

百团大战前夕，彭德怀对华北战场的局势进行了精密地分析和研究。

关于华北战场态势，彭德怀指出，华北战争是长期艰苦的，犬牙交错的，此来彼去的，拉锯式的。敌我双方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扫荡”和反“扫荡”。从总的态势上看，敌人是在进攻，我们是在防御。

彭德怀说：“在整个华北，敌人占领的主要是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们占领的主要是乡村和较小的城市。敌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包围着我们，我们的乡村和小城市又包围住了敌人。”

关于敌我兵力情况。彭德怀指出，自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对华用兵呈骤增趋势，华北八路军在抗日斗争中亦有较大发展。自1939年以来，日军在华北战场的总兵力达到44万人，占当时侵华总兵力的一半，另还有伪军15万多人。而八路军此时也已发展到40余万。但从总体上讲，还是敌强我弱。我军不仅在数量上少于敌人，而且武器装备也劣于敌人。

关于双方战略战术。彭德怀指出，在占领武汉后，日寇将其战争重心放在对敌后八路军的进攻方面，在华北实施囚笼政策，加紧对解放区军民的扫荡；华北八路军则是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建立并巩固抗日根据地，展开反扫荡斗争和交通破袭战。不过，我军许多次战役或战斗都是被动的，只是在作战过程中我军才由被动逐渐转为主动。

总之，华北战局的情况是敌强我弱，敌进攻我防御，敌主动我被动。

如何改变这种敌我态势，如何扭转华北战局？彭德怀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造势制敌。

造势制敌，是说我们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有利态势以歼灭敌人。也就是说要摸透敌人的弱点，创造大举歼敌的战机。

敌人的弱点在哪里？彭德怀着重指出，日寇虽然占据了华北的许多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但却使其兵力愈加分散，交通线空虚。这是敌人的弱点，同时又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怎样创造大举歼敌的战机？彭德怀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华北抗日军民欲大举歼灭敌人，则必须遵循积极防御的原则。

在华北战场上，敌人兵力强大，兵器精良，作战有素，处于战略进攻的态势，我军则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我们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必须招致失败的恶果，因此，必须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

彭德怀说：“积极防御的要诀，在于乘敌在运动中或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只有在运动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的最好手段。”

在遵循积极防御的原则的同时，还要遵循“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的原则。后来，彭德怀在指挥百团大战的过程中，正是严格执行了上述造势制敌的原则，才使整个战役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在定下战役决心与明确作战原则之后，战役目标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1939年9月以来，日军在华北实施的囚笼政策，导致华北抗日根据地大面积缩小，八路军活动日渐困难，物资供应尤为紧张。

彭德怀认为，敌人的囚笼政策是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而要打破敌人的囚笼，就要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自此，便有了大举破袭敌人交通线的战役思考。

然而，尽管日军采取了一系列强化铁路、公路保安措施和惩治群众破路的斗争，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而且八路军总部也决定发动一场交通破袭战，来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但这场战役却迟迟没有开始。

这是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受到蒋介石的暗中指使，一再地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袭扰和破坏，配合着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强行解散抗日政权，残杀抗日军民，还对八路军所部及根据地一再地进行武力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不得不进行反击，抽出一定的武装力量对付国民党顽军。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的高潮。国民党军队从吕梁到太岳，从太行到冀南，对八路军游击队发动了一次次的进攻。

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不得不下令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必要的反击。

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时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绥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几乎动用了他全部晋绥军进攻山西新军，并在1939年12月1日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进攻日军，此举将使该部置于日顽两面夹击的境地。

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援下奋起反抗。中共中央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了这次事变，打击了山西反共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了山西的抗战局面，并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了中共与晋阎的统一战线关系。

电报中提到，“目前整个形势，阎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之后，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以及华北各个区域的联系。为此目的，中央军正在晋东南发动并准备随时增加晋西南的战争”。“贺、关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原在（晋察冀）军区周围所有阎之旧势力，均由聂即行（有）计划地扫光。”

看完电报，聂荣臻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对聂鹤亭说：这份电报请彭真同志也看一下。看来八路军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斗争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我们要做好支援晋东南反顽斗争的准备。至于军区本身，自从今年连续消灭了张荫梧、白志沂、杨澄源、金宪章部以后，境内顽军已完全扫光，如再有来犯者，就按中央指示，坚决把他们消灭。

果然不出中央所料，国民党顽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和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部不顾八路军方面苦口婆心地一再劝告，反共摩擦活动日益变本加厉。

1940年2月，国民党顽军鹿仲麟、朱怀冰、孙殿英等部进攻八路军太行区。朱怀冰受蒋介石密令，指挥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部，三路围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

2月中旬，朱怀冰部在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袭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支队和青年纵队，多次制造挑衅事件。

为反击顽军的进攻，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聂荣臻第一二九师决定集中13个团的兵力，发起磁武涉林战役，消灭孤立突出的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争取鹿仲麟、孙殿英部中立。

聂荣臻以青年纵队，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共7个团组成中央纵队，利用顽军第九十四、第二十四师接合部由北向南突破，消灭其第一线部队后，再东折消灭朱怀冰的军部及第九十四师；以独立支队、第一二九师特务团、第三八六旅新编第一团一部为右翼纵队，由西南向东北进攻，首先占领并扼守南王庄、齐家岭，尔后分兵伸向北王庄、两岔口，打击可能向西撤逃之顽军；以先遣支队第一支队为左翼纵队，从东南向西北袭击顽军右侧背，防其南撤；以独立游击支队两个大队，在漳河以南地区选择隘路设伏；另以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和决死第三纵队等部，在壶关、陵川地区牵制长治以南顽军。

1940年3月5日，中央纵队的青年纵队由冶陶、警备旅由石泊镇同时向顽军第九十七军补充团发起进攻，战至16时，将其大部歼灭，余部向牧牛池东南溃逃。右翼纵队于当日4时攻占南王庄、齐家岭，歼顽军1个营。

6日晨，八路军左、中两个纵队于漳河以北分3路展开猛攻。7日9时，右翼纵队1个轻装团插至东南岗地区，阻滞了顽军南撤。8日4时，中央纵队主力在姚村以东截住了顽军主力一部，经过7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另外，中央纵队另一部于当天拂晓时分，在漳河南侧大河村歼顽军1个营。

朱怀冰部主力第九十四师、第二十四师和新二师等部在第一二九师各部夹击下大部被歼，余部经横水南逃，途径临淇以北时，又被独立游击支队截歼一部，最后仅剩2000余人逃入修武境内。

9日，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出面，双方通过谈判议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

11日，磁武涉林战役战役结束。此战，八路军共毙伤俘顽军朱怀冰部及其他游杂武装1万余人，控制了武涉公路以南、西平罗、临淇以北地区。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破，反摩擦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1940年4月1日，反摩擦斗争刚结束，朱德、彭德怀就发布命令，要求八路军各部配合，从4月10日开始动作，对敌人的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

这次行动的具体部署是：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负责破击沧石路以北的津浦、平汉及太正路；刘邓负责沧石路以南，平汉路之石磁段，北宁路北段；一二O师贺、关负责同浦北段；山东方面，徐朱负责胶济路及津浦路南段。这一计划提出后，要求各八路军部队从4月1日起开始动作。

然而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八路军总部收到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一封急电：“目前形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大威胁是绥德、皖东两点。”

为此，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和晋西北的贺龙、关向应，要以主力对付威胁延安的国民党第九十军，同时，要彭德怀除第三四四旅外，再抽兵力南下华中，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

就这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再次转过头来对付国民党的反共摩擦。朱德、彭德怀关于发动交通总破袭的计划暂时搁置。

第二天，毛泽东又拍电报给八路军总部，要求朱德早日动身前往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国共摩擦问题，然后返回延安，参加第七次党代会。

朱德启程前，身为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一再地向随从朱德的周桓交代，一路上要如何关心朱老总的身体和安危，就连晚上有紧急情况怎样做，都一一吩咐得很仔细，不能出一点差错。

彭德怀在此时，还一直不能放下那个本来就要实行的破袭计划。他把护送朱德过白晋路的作战参谋潘开文叫来，让他把一封信在过路时，有意丢在封锁线内。

这是一封给庞炳勋的信，里面故意透露了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还将在这一地区发起一场战斗。目的是要让日军得到一个假情报，对八路军下一步的行动产生误解，以为八路军下一步还会对付国民党，而不是日军。

4月底，在打垮了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反共“摩擦专家”朱怀冰军后，根据地军民迫切要求集中力量来打破日军日益加紧的封锁。彭德怀形容当时根据地的形势是“前门打虎，后门进狼”，十分严峻。

为此，4月25日，彭德怀签发了朱德、彭德怀致各兵团首长的指示：“日寇现正在拼命修筑道路”，“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与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电文还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谋划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

随即，彭德怀委托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带着这一预想来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征询意见。

4月末的一天，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三八六旅旅长兼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等来到了位于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部。

此时，独自站在地图前的彭德怀，正两眼紧盯着地图上纵横交错如蜘蛛网般的铁路、公路网，在沉思着。

对于这一次的重大行动，彭德怀已经考虑了许多时间了。在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室里，很早就已挂上了一幅正太铁路的地形图。这是奉了彭德怀、左权的指示特地备好的。好些天以来，彭德怀都在这间屋里对着这张地图看了又看。

从当时情形可以看出，日军在华北的整个交通线网，就是以正太、同浦、平绥、北宁、胶济、平汉等七条干线组成的。就是这些铁路线把抗日根据地分割了。而在这七条铁路线中，正太线最为重要，处于其他线路的中心地段。所以，无论八路军总部，还是各将领都把目标集中看准正太线。

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苦苦思索，一个又一个想法形成又被推翻，最后才慢慢地把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拟定了。这个拟订的方案就是要抓住敌人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也就是它的触角已伸向根据地来，势必兵力分散，不得不在后方空出一个空虚的致命处，正好可以让八路军重击一拳。

彭德怀的目光似乎透过地图，看到了华北平原上根据地军民如火如荼的斗争，看到了“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他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

和彭德怀一起指挥作战的总司令朱德，前几天赴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停止国共摩擦，之后即经西安返回延安。虽说彭德怀身经百战，但这样一位与自己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离去，他还真有些舍不得。

彭德怀将目光从地图上移开，信步走出了庭院。山区的春天似要到得晚些，虽已4月，但仍觉寒意，看到周围新栽的小树，又令他回想起总司令临走那天和大家一起植树的情景。

彭德怀想到，正是因为我们和人民的这种鱼水情，才使得我们能够在敌占区内行动自如，才使日寇对八路军无可奈何。

但是，自从敌人拼命的抢修道路，对我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以来，根据地的形势又变得严峻起来。

刚想到这里，一声“报告”打断了他的思路。

“报告，刘师长、邓政委他们到了。”通讯员报告后站到了一边。

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进到院子里坐下后，彭德怀说：“今天把你们请来，是为了共同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近期敌我斗争的焦点，是在交通线上，对敌交通线展开破袭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感，纷纷议论起来。

邓小平说：“交通斗争已经成为我军同日军进行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区全部斗争的60%是交通战。在太行、太岳山区，敌抢修白晋和临（汾）邯（郸）铁路，妄图将我太行、太岳区分割开来。”

聂荣臻说：“今年以来，日军依托平汉路向东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宫、内邱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和许多支线，把我冀南根据地也分割成了很多小块。同时，日军还在我平汉线西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严密封锁我太行、冀南间的交通，妄想缩小我军的活动范围。”

刘伯承有些忧虑地说：“日军现在加紧抢修道路，在平汉、津浦两侧挖沟，这些实在不单纯含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严重意义，因此敌人是以战略眼光来组织它的交通。”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敌人方面铁路乃是它的大运兵线，公路乃是它的小运兵线，据点乃是它的兵站。敌人要用铁路作为柱子，公路作为链子，据点作为锁头，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接着，彭德怀说道：“敌人要筑路，要利用交通线达到快速调兵遣将的目的，从而把我们根据地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块。同时在铁路、公路两侧修建很多据点，使我们很难接近，现在的形势用老百姓的后来形容就是‘出门上公路，抬头见炮楼’。铁路、公路就像是一根根绳子捆住了根据地，不破坏敌人的道路，我们自己就无法活动，就难以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经热烈讨论，大家都认为要及早动手，否则根据地无法坚持下去。考虑鬼子机动性强，只打其一点，四面八方的鬼子会立刻扑来，要打就来个总破袭，四面八方一齐打，令其顾此失彼。

刘伯承认为：伸开十指按十只跳蚤，一只也按不住。看准一个，按住一个，才能消灭一个。

这时，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提出：“正太铁路我们搞了它好多次了，这次大家集中力量先把它给搞掉，如何？”

陈赓还提出，之所以要集中力量搞掉正太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正太路是出入山西的唯一铁路，是鬼子最重要交通线之一，也是分割蚕食太行山与晋察冀两大抗日根据地的依托；二是正太路穿行于太行山区，桥梁、隧道多，破击工程较平汉路容易一半，而修复却要难数倍。

聂荣臻想了想，说：“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那当然好。不过，我们要想完全控制正太路，或者把它彻底摧毁掉，恐怕难以实现。”

聂荣臻的这个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它的后方，正企图通过巩固交通线，把山东、河北、山西地区紧紧连在一起。

当时，平绥路到同蒲路，还不通车，石家庄到德州这段铁路，虽然日本人正抓紧修，但是由于屡遭我们的破袭，还远没修通。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把正太路看成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如果丧失对正太路的控制，它在山西的占领军一切运输补给都难以保障，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就是我军能够在短时间内炸断、摧毁正太路，暂时断绝了它的交通，从敌人具备的技术力量来看，很快可以修复。

鉴于这些考虑，对于个别同志提出“想把正太路搞掉，使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想法，聂荣臻的看法是，完全搞掉正太路，将两个区域连在一起，这个想法不够现实。

但聂荣臻对正太路进行破袭是完全赞成的。因为对敌人交通的破袭战，这是我军在游击战争中经常进行的，几乎天天都在破袭嘛，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这时，彭德怀这时打开行军地图，指着正太路说：“我和朱老总一直在考虑，由伯承和荣臻再次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太路来个大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太行区的联系。”

彭德怀的话使谈话热烈起来，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拟定了对正太铁路进行大破袭的计划。在得到了各位将领的建议后，彭德怀也在会议后认真地对方案作了必要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