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

关于写作姿态的感想

苏童

之所以谈及这个问题，缘于我在不久前与一位记者朋友谈话的时候，他多次提及我以前写作的先锋姿态。也是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我忽然意识到，他的言谈之间隐隐约约地透露出对我的批评：你背叛了先锋小说。

他谈到了《米》，他很喜欢《米》，我知道好多朋友对我的这个长篇处女作的喜爱超过了我自己对它的喜爱。人们大多喜欢血气方刚、剑走偏锋的东西，哪怕它粗糙，哪怕它有严重的缺陷。所谓“先锋”当然只是对其作出的文学化表述，究其实质来说，那是一种对年轻的热血沸腾的写作的关注。事隔多年以后，我努力地回忆我在写《米》时的写作状态和情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我酷似一只横行无忌的螃蟹。我记得我当时非常热血，同时非常冷血，几乎就像一次文学的极限体验，我怀着一种破坏欲和颠覆欲，以异常鲁莽和冷酷的推进方式将一个家庭的故事描绘成一个近乎地狱的故事，我要破坏和颠覆的东西太多了，被认定的人性、道德、伦理框架，能打碎的统统打碎。我甚至觉得我当时的写作状态有点像跳大神的状态。除去叙述语言和叙述结构，《米》大概加深了我在读者中的先锋印象。现在回头看这部小说，它的优点很明显，有锐度有力度；缺点同样也很明显，整部作品涉指人性空间，但我不满的恰好是这个人性空间，它过度尖利而失去了弹性，一个应该是丰厚的多层的空间未免有点狭窄单调。

长话短说，我想借此弹出我所要表达的观点。在二十年的写作实践之后，我渐渐有一个深切的体验，没有一种写作姿态天生是先进的，没有一种事前确立的写作姿态可以确立作品的写作高度和写作质量。至于说到先锋立场，我对它的态度似乎越来越暧昧了。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赞赏所有的独特的反世俗的写作；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预设的“先锋”姿态是有害的，它像一种病毒一样会损害一个健康自然的作品的生理组织——如果一个作品有生理组织的话。我理解“先锋”更多地把其理解为一种写作姿态，如果说文学场是个竞技场，先锋大概是个跑姿特别、步伐节奏与他人不同的选手，他必将是引人注目的，但问题也将随之而来，他跑得快吗？他的成绩好吗？谁也没法确定。这时候我当然也茫然失措。于是我想先锋不先锋也许是不重要的，好比万河奔流入大海，问题不在于你是一条什么颜色什么流向的河流，而在于你是一条河流还是一条小溪还是一方池塘，问题在于你是否已经让自己像一条河一样奔流起来。

我想比较完美的写作是不预设姿态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背叛先锋本身是一种先锋，同时写作者宣誓效忠于先锋的浮躁，就像宣告效忠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保守陈腐一样有害。文学话语中也要警惕霸权，不该臣服于来自先锋派的权力话语，和抵抗来自保守的甚至被异化的现实主义霸权一样的重要。所谓独特的文学品格永远是最迷人的梦想，是在嘈杂声中难以分辨的自己的呼吸，良好的写作习惯与其说是一种行动，不如说是一种聆听的姿态，在聆听中自言自语。

我不知道我是否对于先锋小说有过真正的背叛，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在长期的写作生活中曾经背叛过自己。就文学范畴来说，背叛也许是变节，也许是革命，我也许并不真的关心这样的悬疑之争，在对自己的灵魂做出坚贞的许诺之后，一切都可以改变，唯一不可改变的是河水奔流的姿势，那是一个作家不可更改的写作的姿势。

苏童故事

赵玫

初识苏童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不记得那是四季中的哪个时节，但却记得那是一个晚上。那时候苏童还在《钟山》做编辑。或许是大学刚刚毕业，那一次他和范小天一道来天津，后来大家就成了朋友。其后我写的一些小说，总是在《钟山》发表。想来大概就是因为在那个季节的那个晚上，认识了苏童和范小天吧。

说起苏童便一定要回到繁花似锦的80年代。是80年代让北师大毕业的苏童成了一个精美的闪亮。80年代是文学的一个异常繁荣时期，以至于我们今天提起那个时代的往事，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满怀了激情。

于是听到了苏童对那个时代的激情诉说，并且看到了他对于文坛的关注，他阅读作品的深入，特别是他对于作家同行们的那种宽广的胸怀、欣赏的态度，非常感人。

了解那个时代苏童的态度，是因为我曾在1988年编辑了苏童的一篇文章：《风景这边还好》。

苏童说1986、1987年的小说风景这边还好。他说他最喜欢的一些作家譬如马原、刘恒、莫言都是这两年涌现的。他认为这两年貌似沉寂的文坛正萌发着小说革命的胚胎，有这么多的人在做着种种努力，把小说拉回到小说中来，而舆论界的淡漠则给作家们提供了清静安恬的气氛，他们可以闭门思过或者反省，这对于那些真正具备实力的作家是有益的。事实上1986年以前文学对以后的文学并未构成障碍和负担，所以苏童认为，1986、1987年小说的发展进程显得舒缓有力。在骚动的1985年以后的两年，一些叛逆的作家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还说我们读到了一些超出预计的小说，那些作品沉甸甸地落在我们眼前，放射出耀眼的光彩。譬如余华的《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譬如孙甘露的《访问梦境》，洪峰的《奔丧》；而在另外一条创作道路上，刘恒、李锐也亮出了他们的绝活，使人相信现实主义作品旺盛的生命力。还有一些作家你无法将他归入哪个流派，譬如老作家林斤澜，譬如叶兆言、魏志远等人。可以说这是一个作家群体分道扬镳、各显实力的时代。

这些言论如果不知道是出自一个小说家，你会觉得这简直是一个评论家在纵横捭阖、评点天下。其实这就是一个好小说家的一种资质。他们能纵观天下，并有他们自己的思考。事实证明当年苏童对文坛的评价以及他对于未来文学的预感，都是十分准确的，他欣赏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并且预言了80年代以后的文学的多元化。

因为来来往往，便仿佛看到苏童在生活中是怎样一天天前行。最初的时候，他远离家乡，漂泊南京，好像还住过作协机关的集体宿舍。于是苏童那种独来独往的景象至今依稀。很自由随意的那一种，无牵无挂。后来大家不知道苏童这种晃来晃去的样子究竟像什么，然后就听说了苏童像一个美国大兵的说法。那么美国大兵到底是什么样子？很肥大的衣服？还是口香糖？

于是又听说那时无牵无挂的苏童是很多年轻女孩子的偶像。那些崇拜者们迷恋苏童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小说，还因为他那时白马王子的形象，并且正独自混在南京的状态。她们阅读苏童的小说，渴望向苏童老师请教，只是她们并不知道，苏童的感情其实早就交付给了家乡的姑娘。

那时的苏童曾有过怎样的梦想？幸好还有我曾经编辑的一篇苏童的文章，透露着他成长的心迹。那是令人感动的文字。他在《令人愉悦的阅读》中，说到了他在阅读塞林格、博尔赫斯以及索尔·贝娄之后的那种令他震撼的感觉。

无疑是阅读滋养了苏童。

苏童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读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那时我在北师大求学。我只花了一天工夫就把书看完。我记得看完最后一页的时候教室里已经空空荡荡，校工从走廊里经过，把灯一盏盏地拉灭。我走出教室，内心也是一片忧伤的黑暗……”还始终记得苏童关于《伤心咖啡馆之歌》的那段评述。他说他初读这个小说时觉得人物太奇怪，不懂其中三昧，但后来重读时，他才不禁要说，什么叫人物，什么叫氛围，什么叫底蕴和内涵，去读一读《伤心咖啡馆之歌》就明白了……记得80年代我曾写过很多作家印象记，苏童大概看过其中一篇专门印象女作家的，之后他写信来谈了感觉，还有对女人的认识。具体的文字我记不清了，但大致的意思是，女人固然需要思想，但首先还应该是女人。这大概就是苏童对女人的认识了，因为在他所描写的众多女人中，思想总是不重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女人们是在用行为思想，用身体思想，用人生思想。所以每每读到苏童的女人，总是惊异于他对女人那么刻骨铭心的了然。从著名的《妻妾成群》，到刚刚发表的《人民的鱼》，不知道苏童是怎样了解女人的，哪怕那么琐细的内心。

苏童的另一次让我们感慨良多的说话，是在贵州的一次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的交流中，苏童在简短的发言中说出了他的一种令我们震惊的写作心情。他说他尽管比我们年轻，但是他写作的年龄却已经很长了，所以他写作的心态便也就很老了，甚至是一种沧桑。不知道那时候年纪很轻的苏童怎么会有如此感慨，听苏童这样讲于是便也沧桑了起来，甚至悲凉，过后久久不忘，也曾常常和朋友们说起。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写作，真的沧桑了起来，激情不在，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甚至无以所写，便更是体验出了当年苏童说那些话时的那种真实和真诚的心态。

其实那时的苏童正大红大紫，不仅他的写作本身正日月星河，而且由著名导演们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也正让他光辉灿烂，但是苏童就是悲哀了下来，向那些他忠实的读者们坦诚写作年龄的老化。苏童的那次表白我一直铭记，也因此而常常反思这种心理的年龄界限。伴随着写作年龄的老去，激情和欲望便也慢慢离我们而去。没有了激情和欲望的创造，无异于制作文字垃圾。苏童这种对自身的审视是明智的，勇敢的，可惜很多文人在看待自己的时候不会有苏童这样的自知之明。

不知道苏童的这种心理和他后来的《蛇为什么会飞》有什么联系？苏童企图以全新的姿态颠覆自我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是想告别原先那个在他看来有点老化的写作心态，来一次沉重而彻底的蜕变？哪怕疼痛。他并且知道自己的这一变是一个未知数，或者如他所说是致命的。但苏童破釜沉舟，宁可失败，他也要彻底改变一下自己了。当然如果成功，那将是一个新的起点，又会拥有新的天地。而这种重新开始所给予苏童的，将会是一种崭新的心态以及崭新的写作状态。一切从零开始，就像一个孩子，而一个孩子的未来又会很长久了。于是希望能读到苏童的《蛇为什么会飞》。但我找遍很多书店，却都说苏童的书已经卖完了。然而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蛇为什么会飞》竟然不期而至。是出版社的朋友寄来的，于是读。先读苏童的“后记”和“访谈录”，然后读故事，在压抑和忧伤中掩卷，再读“后记”和“访谈录”一旦是我就能真正了然苏童写作的心意吗？

苏童的心迹在“访谈录”中形销骨立，那是赤裸裸的一次革命。苏童说，不伤筋动骨不行，必须给自己动刀子，苏童说他是不考虑成败的。

于是蛇飞了起来。在那个延续着历史的火车站。看得见苏童在两千年到来的那一刻，走在火车站人群中那种迷惘的状态。而后苏童便反复重申要直面人生，而且要直面惨淡人生。而且他又一次提到了关于年龄，年龄似乎已经成为苏童的一个情结、一种思维。他说是年龄让他不得不直面人生的。

于是苏童便生活在了一个“人渣”的世界中。他想要看看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人们是怎样生活，又是怎样被社会所包容，或者所抛弃的。于是人性在每个“人渣”的体内开始积极活动了起来，而恰恰是那些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渣”，才有可能在挣扎中把他们的爱恨情仇更充分完美地展现出来。才能把人类恶的一面，善的一面，自毁的一面，昂扬的一面全都淋漓尽致地“飞扬”出来。

金发女孩是怎样从始至终深怀着她的理想的。看得出这是苏童着意刻画的一个形象。而这个梦想的女孩也确乎是完美的，她的完美不仅仅在于她的美丽，更而在于她完美地忠于着她的性格，甚至完美地毁灭自己。她从北方来，她可以虚荣可以浪荡可以说谎甚至可以和陌生人上床，但她不会放弃理想，哪怕是每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惨败，哪怕是遍体鳞伤，但精神永在。这是怎样的执着，又是品格的一种怎样的坚韧。无论她多么低微卑贱，但她不甘，那就是未来。所以苏童说她的生活曲线是向下沉沦的，但她的性格却始终挺在那儿。

而克渊是个现实中真正意义上的“人渣”。他活着的全部意义竟然就是杀人。他是不得已的一个要在黑社会中冲锋陷阵的杀手。而隐性的德群则是道貌岸然的一类更为残忍的“人渣”。然而有些人就是要沦落为那种显性的“渣滓”，就是要用他们的生命来交换生存。因为生存的艰辛，他们于是更渴望良知，更渴望那种柔情似水的时刻，譬如克渊。而苏童想要解释的其实就是克渊这一类人究竟是怎样活过一生的。于是克渊的线条变得越来越单纯。他行走着一条很单纯的生命路线。他曾有苦涩的童年，车站的背景、无奈的挣扎、凶恶的杀戮。后来又有了他爱上的女孩，但是岁月的火车最终还是隆隆开走了……这是个被不幸哺育出来的不幸的男人。

于是想到了苏童在大学空空荡荡的教室里阅读《麦田守望者》时那种忧伤黑暗的感觉，不知道塞林格的故事是不是还游动于苏童的潜意识中，亦不知道在克渊们的身上，是不是也还有着那个无望的美国男孩的印记。

我想说，在《蛇为什么会飞》中，无论故事、情节还是语言，乃至于作者的描述都已经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人物，只有金发女孩和克渊，只有冷燕和修红。所有的场景和描述、一切的文学手段事实上都是为这些人物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可以忘掉火车站，忘掉美丽城、忘掉红灯街、忘掉洗头房，但却永远也忘不掉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芸芸众生。忘不掉梁坚从世纪钟跳下来并高喊着“清账”的那一刻；忘不掉在火车飞过时克渊和金发女孩那个最美好也是最失败的男人和女人的瞬间。

无论如何这是个悲伤的所在。因为这些人物的生存背景是早就设置好的，是在劫难逃的，而那个黑色的舞台无非是让那些幽暗的人群最大限度地展示他们自己罢了。他们跳舞，跳到死。最终是会死的，只有一条路，所以不知道写作时的苏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在一个晚上，在台灯的光芒中阅读《蛇为什么会飞》，那本是所有灯光中最温暖的一种光辉，但阅读的却是最最晦暗的人生。苏童要残酷面对，又让读者残酷面对，于是在温暖的灯光下便有了一种绝望的感觉，以为是置身于电影之中。

许多年后又见到苏童，先是在去年的作代会上，此前大概已经很多年没见苏童了，但苏童的样子却一点没变，包括他对服装的选择。那时的苏童刚刚从美国回来，他参加了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划，又在美国的大学中讲演，可以想见他在旅美行程中的风流倜傥。后来因为一部电视剧，时而和苏童联系，再后来又在作家出版社的武夷山笔会上，再度见到苏童。

后来的苏童好像真的已经成熟，那时候其实他已经写完了《蛇为什么会飞》，已经走出了那种残酷惨淡的人生。这时的苏童好像更率性了，而这种率性让我想到第一次见到的那个苏童。那是在一道曲线之后的飞升，苏童仿佛又回到了原来。

而这时的苏童早已经有了他温暖的家，有了支撑他并与他相伴的妻子和他深爱的女儿。显然他正在读外语学校的女儿在他心目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所以他四处寻找，想要买到最好的岩茶，仅仅是因为他女儿喜欢。

这一次对苏童得出率性的印象还因为他率性的喝酒，这是以前和苏童一起开会时从未见过的。他以前喜欢唱歌，似乎会唱所有的流行歌曲。还是有很多文学爱好者爱好苏童，记者们也总是追逐着他。

一直记得苏童一个小说的名字——《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非常喜欢。因为我一直觉得名字对于小说非常重要，甚至对于作家本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

转型之后的苏童已经飞扬起来，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飞扬。

闲适的苏童

迟子建

苏童与我一南一北，虽然相识较早，但交往寥寥，只是在一些笔会上可以见到他“老人家”。所以对他的印象，只能是浮光掠影。好在苏童是个极其随和的人，所以不会在意我没有“浓墨重彩”地写他。从他的作品中我感觉到，他似乎也不大喜欢浓墨重彩。

未识苏童前，我读过他的《桑园留念》，作品散发着的优雅、伤感的气息很符合我的审美胃口，对它分外喜欢。我至今还记得作品的一些细节，如女主人公多年以后大着肚子从桥上经过的情节。苏童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成熟于他的年龄，富有沧桑感。苏童以他的枫杨树故乡作为他文学创作天空的黝蓝的底调，这决定了他的文学的丰富和纯净。他的“亮相”引得文学界的满堂喝彩，不足为奇。

苏童曾在《钟山》做过编辑，曾经编辑过我的一部中篇《没有夏天了》，所以我该称他为“老师”的。他那时大约精力充沛，不但写出了一大批令他大红大紫的作品，而且在做编辑上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大约也可以看出苏童为人为文的“诚恳”。最早见他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得了，苏童看上去有点“腼腆”，在公众场合的话语似乎也不多。他的形象，可以用如今比较时髦的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酷”。他的“腼腆”，使他相貌上的“酷”得到了最好的收敛，所以苏童才成为“书生”，而不是演员。

我与苏童一起开过几次笔会，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贪吃”。我与他一样有“贪吃”的同好，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和他邻座，两个饕餮之徒都虎视眈眈地盯着美味佳肴，它被“消灭”的速度可想而知了。不过，苏童的吃相很文明，而且他也懂得谦让，是一个有品格的“贪吃”的人。我知道他“贪吃”，有一次我就给他讲我如何在副食商店买了大棒骨，把它们放到大的钢精锅里用文火煮它几个小时，你在这边可以从容地写作，等到了吃饭时，骨头汤只剩奶白色的小半锅，你可以加上各种调料，洗一把碧绿的菠菜放进去，美美地吃上一顿。这菜做起来不需大操大办，省时，既解了“馋”，又补充了营养。苏童听完我的叙述，果然馋得声称“要流口水了”。

笔会上的苏童非常喜欢打牌。他与兆言和格非凑在一起，会打得昏天黑地的，全不把优美的风景放在眼里，也不想着该出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雨露阳光。所以我曾戏谑他们要在青山绿水间把自己给打傻了。苏童还特别的“懒惰”，那一年我们去黄山，我们早已经到顶峰，两小时后，苏童才姗姗登临，一脸的痛苦状，抱怨这山太高。我说他这做派很像一个地主，大约要有几个长工抬着滑竿，再有几个丫鬟拿着摇扇为其驱热，他才来得惬意。当然，这些都是玩笑话了。

也许是同龄人的缘故，我很关注苏童的创作，他的作品既是写实的，又是浪漫的。他的新作，我只要能见得到的，一定要读的。我喜欢他的小说。比如发在《收获》上的《两个厨子》，《钟山》上的《白雪猪头》，《天涯》上的《一九七三年深冬的一个夜晚》，这些作品都是苏童的近作，我觉得它们非常扎实，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可感可触。所以，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对苏童作品的评论，说他的近作不如从前，我觉得这是不客观的。要知道，苏童走红的那些年，很多人也未必认真读了他的作品，而是跟着媒体人云亦云。而现在认真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才敢来“发言”的批评家也越来越少了。文坛已经相当浮躁了。当然，一个作家一直保持着创作上旺盛的激情是不现实的，谁都有创作的高潮和低谷。我们用不着怀疑一个优秀的作家，用不着为着一个作家极个别作品的“平淡”而大惊小怪。

苏童和兆言同在南京，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学品质，那就是闲适。无论是他们的为人还是为文，都可以让人体会到那种宠辱不惊、挥洒自如的气度，这决定了他们的写作一直悠徐从容、不急不躁。看来是江南灵秀的山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他们。

还有两件小事值得一提。有一年，我因自己的一本书被出版社恶意篡改而与之对簿公堂，法庭需要一些作家提供的关于这类事对一个作家“名誉权”的影响，我给苏童写了一封“求助信”，他很快写来了与之相关的文字，并说他的作品也曾有过类似遭遇，提醒我打官司要“酌时酌情酌力而定”，使我一直心存感激。还有一次，我们在海南岛参加《天涯》的笔会，有一天傍晚一行人在海边散步，李陀先生忽然指着前方的苏童说：“你们看他，像不像一只虎头鞋。”李陀是东北人，他把苏童与憨头憨脑的虎头鞋联系在一起，的确十分传神和精妙。我们大笑起来。苏童大约听到了这话，他回过头怪声怪气地问：“你们笑啥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