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名燕
拒绝刺激
彭名燕
我这个人天性比较乐观,大大咧咧,心不细也不敏感,不太像个女人。你看,朋友叫我什么?有人叫我彭哥,有人叫我燕哥。我也常常把自己当个男的,我同男人们以男性的视角和口气说说笑笑,高兴了也能干上一杯,骂上两句。我喜欢以粗粗拉拉的口气同女友们插科打诨,必要时像侠客一样挺身而出,为她们打抱不平,劝她们感情别太细腻,该出手时就一巴掌把负心的男人打个连滚带爬。我还有很像男人的特点,就是粗心,有人叫我彭迷糊,有人叫我马大姐(马大哈的意思)。丢三落四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光是我那个重要的手袋,就丢过无数次,我成了补办身份证的专业户。对于生活中的得与失,我从来不太看重它;但我看重友谊,与朋友尽量友善相处,不整人,不损人利己,所以我敢说我有许多朋友,关键时刻都能挺身而出。如果偶尔有朋友背叛了我,我也觉得没什么,我想恨谁都恨不起来,因为东边不亮西边亮,失去了旧的会有新的补偿。我还有个男人的特点,比较麻木,得罪了人自己浑然不知,可气的是看不出别人的脸色。有一次,有个人想给我脸色看,给我一个大白眼珠子,我却同他称兄道弟,谈笑风生,弄得那人哭笑不得,结果,他也自觉无趣,摆摆手,罢了罢了。
就事业心来说,我不属于雄心勃勃一类,以前当演员我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后来改行写作也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我比较懒,所以不大争强好胜,也不想出人头地,那样实在太累。当然也不能落后,保持一个中庸,图一个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至于成就感,得到了荣誉当然高兴,没得到荣誉也不难受,比我强的人或者比我弱的人超过了我我一律高兴。不是我多么高尚,我深知,妒忌和耿耿于怀是女人健康的杀手,有人问我女人怎么才能保持年轻。我说,天上的云怎么翻不去看它,下雨出太阳关你屁事,你只管乐呵呵。这就是秘诀。
像我这样性格的人,一般来说不会受什么刺激,有时刺激来到我身边,我居然感觉不到。比如说,有一次我为某单位写一个大部头的作品,因为没有完全按照人家的意图,花了四个月,写完被人家枪毙了,第一次挨毙,心里不是滋味,当时很愤怒;但过了那一阵,很快就忘记了,照吃照睡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又比方,有人的作品用了我的东西,如果打官司我一打一个赢,但我一想,都是朋友家家,何必为一点事搞得剑拔弩张?我永远不欠别人的,心里多亮堂!就这样,我身边是是非非减少了许多,我就不那么累,笑得起来也唱得起来。这真得感谢老阿Q,能接受他的人一般都有一副比较坚强的骨架子,经得起折腾。
这些年,严肃文学生存困难,纯文学的长篇小说印数很低,3万册就能冠之“畅销”书。我总觉得是读者的素质下降了,这种事对我也构不成什么刺激。只要有出版社出我的书,能拿到一份稿酬,他印多少册我不太上心,加印了多少我也懒得过问。总之,一切找气受的事我都尽量躲着,吃点亏是福,吃亏吃不死人,占便宜倒能把人的肚皮撑爆。
几个月前,我从深圳回到北京,去了一趟王府井的书店,为的是买一本养鱼和养花的书。走进书店,看到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书那么长的付款队伍,心里涌起一阵激动,知识的海洋没有衰老啊!但是很快,我的正激动就变成了负激动,我这样的人也会受刺激——我要买的书属于宠物类,放在两个乒乓球台那么大的长方阵里,居然挤不进去,好容易挤进去了,书多得不知从何下手,而且标价都不低。我发现许多人同我一样,像不要钱似的,管它贵还是贱,乱买一气。我匆匆抓起两本赶紧拱出这热气熏鼻,毫无儒雅高贵可言的闹市。就在这时,我不幸无意中看到了旁边的文学类柜台,咦,那里倒是非常清幽,的确有一股真正高雅的书香氛围。只有两三个打扮整洁的人在斯文地翻着手中的书,翻了又放下,放下了又拿起,几十分钟过去了,没见有人拿走一本去付款……我也走进那门庭冷落的柜台,想买一本中意的书,居然也是翻翻看看,看看翻翻,逗留了半个钟头,没选中一本,我可怜起那些书来。不过,长篇小说们显得很有修养,安安静静地躺在象牙塔里,望着雪白的天花板自我陶醉,似乎对身边那花呀草呀,狗呀猫呀柜台的毫无诗意显得有点嗤之以鼻。
我心里明白,被冷落的长篇小说表面安静内心躁动,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清高,它们心里痒痒的,恨不得自己也能变得像宠物书一般抢手。说来也怪,就连我这样一个文人,买宠物书多少钱不心痛,却舍不得买一本小说,我是怎么了?这时,我对我自己气愤极了,亏你还是个文人,况且这里有许多我书柜里没有的好书啊。我已经决定买两本了,但是一想,买了书,你就得看,那么大部头的书,看一本就得十天半个月的,我能静得下来吗?自己书柜的书还有许多没有碰过,还是先看完了它们再说吧,硬是没舍得掏那几十元钱。于是,我抱着宠物花草书走了。路过外语类柜台、工具类柜台、社科类柜台,到处都有热情购买的读者……特别是看到人们热情高涨地捧着名人自传、明星逸事这类书籍去排队,再加上听说他们的书一版就是十几万册,甚至几十万册,连我也激动起来,随波而流,差点儿去抢上一本。在我伸手掏钱时,心里一咯噔,心跳加快,就像自己狠狠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很痛,一种自责的感觉向我袭来。我是文人吗?我是十六岁的中学生吗?我是追星族吗?我突然觉得受了刺激,这刺激首先从我自身而来,连写小说的人都不愿买小说,说白了,自己都不舍得买自己的书,倒大方地去抢购那些畅销的非严肃文学类书籍,你能怪严肃文学类书籍印数不多是读者的品位不高吗?
纯文学正在被淹没,这股洪流也掺入了我自己的浪花一朵,我自己在围剿自己!
由此,我认认真真地审视了自己(我是从来不对自己进行反思的)。我这样不当红的作家,既不能去炮制名人自传,又不能豁出去写性小说,又写不来武侠,又不能写暴力,有几个人有雅兴花上二三十元钱,买一本厚厚的书,用上整整十天半个月去看你一本正经,自以为深刻,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东西?人家那一点时间要看盗版碟,要看网上的言情,要打游戏机,要看电视,要唱卡拉OK,要吃饭店,要看明星、歌星的风流逸事,要同异性朋友“拍拖”。你的书出版与否,发行数量多少与否,何关十亿人的痛苦,谁稀罕你的献身?想到这里,看看自己怀抱中那备受市场青睐的宠物书,倏地,写作那神圣的光环一下子黯淡了,连创作的欲望都没有了。
一向以为我不容易受伤,那是因为没有什么事伤到骨子里,一旦伤到骨子里,我发现自己相当脆弱。从那天起我暗暗下决心,不再写长篇小说了。想想自己花上一两年的工夫,熬无数个不眠之夜,好容易写完了还得为它的问世费尽心机。出版了,第一版也就是万八千的印数,就算第一步迈出了,哪家媒体会主动来为你炒作?没有媒体为你鼓吹,你写得再好也是一颗埋在土里的珍珠,也就是说,茫茫人海里,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人看过你的作品。就算你拿了大奖,也不过是得到些许安慰罢了,你总不能逢人就说,我的什么什么书很不错,它拿了奖,你们应该去买来看。文学面向市场就是如此残酷,刘晓庆、崔永元的书没拿奖,自有媒体免费蜂拥而上宣传,“哗哗”卖得像自来水管裂了口。据说,全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近千种,哪个读者会因为你没出书而伤心而遗憾而憔悴呢?谁又会因为你没有为文学献身而生活质量下降了呢?你十年不写作,这世界照样阳光明媚。我对自己说,你有房有地有衣穿有饭吃,年龄也一大把了,该收手时就收手吧。
望着文学变得狰狞变得无情变得冷漠变得骄傲变得陌生变得可怕的面孔,我无可奈何,只有四个字来形容感受——望洋兴叹。那浩瀚诡谲的文学商海我怕是蹚不过去的啊!
不过这也好办,你对我冷漠我也还你一个冷漠。
有半年多,我连电脑都不曾摸一下,连短短的散文、随笔都不写,我觉得,不写东西真好。看着人家拿奖,看着人家出作品,心里只动那么一下,立即消失。我觉得自己也许提前退休了,退休的滋味就是这样嘛,好轻松!
但是,有一天,在一个会上,经不住朋友们的一声鼓励,一声同情,一声关怀,一声理解,冷却的心又回暖了。我问自己,从什么时候我变得敏感起来,容易受感动了?许多事物的转机并不需要沉重的事件,只消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个手势,一个暗示。那天,文学对我板起的长面孔好像变短了,她在望着我笑。我和我这一批同行,都有一个共性,我们拿不起放不下,总觉得吃着国家的饭,拿着国家的钱,不给国家做事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发工资的部门。看看周围我的同行朋友们,他们没那么多愁善感,明知自己受到严重的挑战,依然无怨悔,一如既往地钟情于文学。许多文学界的朋友分别数年,偶尔相聚,同多年前一样,侃大山言必文学,侃得神采奕奕,热情似火,不能不使我也沾上了热气。都是作家,都是女性,都是同龄人,绝大部分都很顽强,拒绝灰色的情绪,唯我独自在一边顾影自怜,一副被世界抛弃了的架势,这才是自作多情呢。谁稀罕看你林黛玉一般的悲悲切切呢?
后来,我将蒙在电脑上的布揭开,望着那部为我超负荷运作,无怨无悔的小伙伴,心酸酸的。我想,它也是有灵性的,失去了主人的青睐和抚摸,它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东西。以前,它在我的手下“嘀嘀嘀”响得又自信又欢快,那声音多么美好多么动人。我再次打开电脑时,它居然高兴得失了态,不知哪根筋过分兴奋,来了个接触不良,我请来医生为它诊治,才恢复了正常。当“嘀嘀嘀”的声音又响起时,我觉得它唱得比以前还好听,它也会竭尽能事讨我的欢心。这时,我的感觉又复位了,觉得不写东西有那么一点空虚。前一阵的轻松是无可奈何的轻松,坚持不了多久,文人要摸笔杆子的习惯一不留神就会顽强地冒出来,只要你摸了,你又会身不由己要去爱她。
不过,我发现我写作的心态变了,变得平实多了,没有那么沉重也没那么执着。不要那么多使命感,不要那么多光环,不要那么多崇高……只要自己的真实感受。我只管当电脑是朋友对她大声倾诉,也可以当她是情人对她娓娓细语,也可以当她是妈妈对她撒个娇,也可以当她是老公对她发泄委屈,也可以当她是乖孩子对她抚摸一番,也可以当她是坏孩子对她挥动拳头……反正我再也不会把写作当理想去追逐,以平常心去看成功与失败,反来得更真实更踏实更心安理得。
受了刺激反而把心态调整了,这种调整对我自己来说是大有好处的。
处在深圳这样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相对低调,这种落差是社会转型的必然。但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她肯定要攀登,要追赶,直追得经济不停地往上蹿往前奔。经济和文化并驾齐驱还不是需要一批文人来共同努力,我不也在这一批文人之中吗?就算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引起应有的社会反响,也不要委屈,有多少优秀的人一辈子被埋没,那又怎样?世界就是千奇百怪,有人受冷落,有人受委屈,有人一头栽倒,有人青云直上,有人福气好,有人坎坷多,有人受重用,有人遭冷遇……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不要抱怨,不要牢骚,不要失落,不要自责,我们没那么多工夫抱怨命运。就算命运真的不公平,我们借写作来自我安慰达到自娱的效果不是也挺好吗?
是不是人应该受点刺激?受了刺激,神经会变得更坚强,胸怀会变得更宽阔,个性会变得更随和,头脑会变得更清醒。说俗一点,就是脸皮更厚了。
受了刺激才会拒绝刺激。
我现在就是。
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包袱,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反而解放了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给自己抱一个西瓜啃啃。
何镇邦先生要我写写自己,我太平庸了,这一生没什么大起大落,真是没什么好写,只能从最近所受的一个刺激谈起,也许有人觉得太小题大做,正是,我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
我还是心安理得地当我的“哥”吧。
“资深美人”彭名燕
常振家
彭名燕。久闻其名,未见其人。
前些年曾有朋友向我提起过她,说她漂亮能干,既写电影又写小说,能歌善舞,喜欢交际。且天生丽质多年不改,故在深圳又有“资深美人”之称。后来,又从报刊上见到过她的名字或介绍她的文字,但始终没有什么直接交往。然而,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朋友说的那些赞美之辞,也许是因为曾在电视里看过她获奖的电影《黄山来的姑娘》,也许是因为有人说她是电影《青年鲁班》男主角毕加昌的夫人……总之,彭名燕这个名字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
说来也巧,今年初冬,我应深圳作协之邀前往那里参加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讨论会。80年代我曾在编辑部分管广东作家的稿件,因此,参会的广东作家陈国凯、伊始、林雨纯等大都是老朋友。老朋友见面除了高兴之外,也偶尔会冒出一丝苍凉。大家正在叙旧,说话间只见一位亮丽的中年妇女满面春风地走进会场。边走边向与会者打招呼,并一直朝我们这边走来,递过名片,只听她说:“早就知道你的名字,只是没见过……”那神情既大方又热情。我低头看那名片——“彭名燕”,不觉脱口而出“你就是彭名燕?”据彭名燕事后告诉我,我当时好像愣了一下。
彭名燕真是个好客的人。会议当天下午她就邀请我们几个远道而来的人到她家去做客,临走时还给每人都准备了一份礼品。她的家同她的人一样亮丽,像她家那样大的复式结构的楼房,在北京的作家当中也是很少见的。这里有特区的优势,当然也是她多年劳作的结果。
晚餐,又是她请客。席间,有人提议唱歌助兴,可惜包间里的音响出了故障。于是彭名燕便和大家一起清唱,唱《草原之夜》,唱《珊瑚颂》,唱《山中的太阳》……也许歌声是世界上最容易把人带回到一个时代中去的东西,歌声一起,人们便很快回到了当年那个时代,而且往前一推就是二三十年。大家的话渐渐多起来,越谈越投机。偏偏世界就这么小,没谈多久就谈到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原来彭名燕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毕业生,与她同系的好几个同学都曾经与我在一个部队文艺演出队里待过。那是60年代末,当时我们这批大学生正在部队里接受“再教育”。为了活跃战士的生活,我们要翻山越岭到茫茫的内蒙古草原和边防站去为战士们演出。两个多月的演出生活,使我对这些艺术院校的学生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他们都是“文革”前入学的学生,即使在那个时代,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大门也是十分难进的。他们都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俊男靓女。特别是那些漂亮女孩,美貌就是她们的本钱。一直到今天,漂亮女孩往往用不着吃什么苦受什么累就会受到社会的关注和照顾。然而,这也造成她们当中的一些人浮躁、虚荣,很难静下心来去从事诸如写作这类的苦差事。女演员也有写书的,但多是自述之类的东西,真正拿起笔来写剧本写小说的则是凤毛麟角。而同样是表演系出身,又有“资深美人”之称的彭名燕,竟然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洋洋四百万字的作品。仅仅是影视剧本就有二十部,长篇小说也有五部之多,而且还获得了“金鸡”、“飞天”、“国家优秀影片”及“全国‘八五’优秀长篇小说”等多种奖项,实在令人吃惊,可钦可佩。如果没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如果没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这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
记得登上彭家二楼时,一幅上书“天生丽质”四个大字的书法作品曾强烈地打入我的眼帘,那是著名书法家钱绍武的墨迹(彭名燕告诉我,这是她家最值钱的东西)。那真真是一幅好字!灵动,活脱,潇洒,如有生命,呼之欲出。我想,若不是钱绍武先生,很难有这等功力;但若没有彭名燕这等天生丽质的“资深美人”立于身旁,钱先生的字也不会写得这样栩栩如生!
而这美不胜收的四个字恰恰是彭名燕的自身写照。只是那天生丽质不应仅指她的容颜,还应包含她的气质风度,包含她的聪颖智慧,包含她的真诚、热情和奋斗不止的精神。
世界上无论是谁,都无法挽留住青春的脚步和美丽的容颜。但是,人格、气质与风度的魅力却是可以长存的。随着时光的前移,我愿从她身上看到更多的成熟之美,深沉之美,高雅之美。倘若如此,她美的资历将会愈来愈深。
彭名燕这个人
张黎明
彭名燕这个人很有戏剧效果,一出现就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深圳文艺创作室是1986年成立的,除了主任,全是女的,大家各写各的,除了我和黎珍宇家在深圳,还常见面。其余的就每年开那么几次会,聚一聚。尽管聚少离多,可聚在一起就好像姐妹般的闹。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忘记那年在乡下,创作室拉队来看我,从他们进村开始,一村子几乎都是我们的笑声……1992年,彭名燕刚从北京调来,听说她要来也听很久了,就是不见其人,也不知道能否和我们闹?
这天要开什么会,我和她在深圳作协的接待沙发上相遇,我只能说它们是接待沙发,它并非房间,而是那种新型办公室的中央,空间比酒家包房还小,半间隔的办公桌围了半圈,剩下的是走廊。我们创作室没有办公室,聚会就在这沙发上。这一坐是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反正我们也没有需要保护的秘密。我们的隐私就是一个专有信箱,大半也不上锁,好像知道秘密是锁不住的,锁也白锁,也怕自己像那些突然找不着钥匙的孩子一样干着急。
我们一见面,我眼前一亮,哇!我们广东话“靓爆镜”。
那天,她和我们创作室人员是头一次见面,我感觉她的妆具备拍电影的一丝不苟的水准,原来,她真当过演员,电影学院毕业的。年龄,女人一见面怎么就问这个敏感问题?我们偏偏互相自然而然就问了,还闹哈哈了一个下午。然后我感叹,你怎么看上去这样年轻?她说,哪里哪里!
几乎人人都说她年轻,彭名燕的年轻也就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许多和她头次见面的人都发过这样的感慨。最近几年,她的妆愈来愈不显浓烈了,淡淡的,只剩发型还是远看近看都挑不出毛病的那种波浪。妆淡了,没有把她的光彩淡下去,赞美她年轻的人似乎没有减少,前不久还听人夸她年轻,像三四十岁的女人。近日,我和她说起化妆,她说她从来就不化妆,只抹一点点口红,要保护皮扶,化妆会毁坏皮肤,就因为不化妆,她的皮肤才保护得这样好。就因为这,她们电影厂里的好些人都学了她。
话说回来,她加盟深圳作协后,愈来愈“火”,几乎所有的作协大会,她都是金牌主持人,反正她走到哪里亮到哪里。如果她在可又没有摊上这活,准有人大呼小叫地说“彭名燕上”。
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我们文联的妇女活动。文联的队伍,谁都知道专业唱歌和舞蹈的人很多,彭名燕一出场,不仅没有被淘汰反倒脱颖而出,歌唱得好比冬天里的一把火。这种场合,我是从来不上台的,不是说我能上而不上,心里明白自己无这天分就别凑热闹。可因为我们是一个队,要有团队精神。她说上,大而明亮的眼睛看着你,还挤眼和飞吻,一脸乐呵呵,你看她多闹!我怕这,上就上,我和女儿笑嘻嘻手拉手站她后头做摇晃状态,甘当陪衬,让唱在前头的她感到后头的支持。其实,她没有支持也唱得很好,我们只是做很投入的支持状,只求一个“乐”字。接着我们合作踩气球什么的,两人的腿捆在一起,调动了全身的感应细胞,不知道互相眨了多少回眼睛,递送了多少个默契的眼神,叫啊跳啊,一身热汗从身上蒸出来,眼睛嘴巴鼻子眉毛像从火炉子拉出来一样热烘烘的,我们连擦汗也顾不上,无比骄傲地把一个个气球俘获,我们这对最佳拍档极其出色地击败其余对手,创作室团队获胜。我们乐得嘴巴没有合过,自己给自己竖起大拇哥,做冠军的得意状。其实奖品也就是一对什么家里穿的花布拖鞋,为一双小小的鞋,我们臭美成这样,要不这样自得其乐,还能在深圳写作到今天?我们在广州开会,住一个房间,几乎说了一宿的话,她的女儿,她的丈夫,说的全是过去的生活艰辛。她和丈夫很忙,十一二岁的女儿一个人上学放学,常常自己忙完了,回到家,女儿早就睡觉了,脖子上还挂着家门的钥匙。有时候,他们一个去拍电影,一个被借出去写电影,两人都不在家,女儿也就自己唱空城计……这种种艰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可以体会。
她说的过去时正是我那时候的现在时,女儿的大事小事都自己抓,忙得晕头转向,深深知道生儿育女的不易。所以听起来特亲切特有味道,那种种甜酸苦辣互相就有了心领神会的感觉。
她一来深圳就扎下来了,用文学创作的行话就是深入生活,那时候黎珍宇在东方世界挂办公室主任的职,李兰妮在深圳机场体验生活,乔雪竹在牧场,我跑乡下。一聚会,从坐在车上开始,大家就各有各的精彩;牧民给乔雪竹扛来了一只整羊;李兰妮近朱者赤,打扮已有点空姐风范;黎珍宇管一个办公室,在矛盾中过了把官瘾;我最最平淡,乡下就那样,不说也知道。我们说了一车的话,不时幽默一把。
彭名燕呢?一听她的,我们都乐了。她去了个什么公司,一上马销售什么汽车尾气的净化器,从深圳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深圳,风风火火走了一圈,如何如何的千辛万苦。结果怎么样?挣了多少万?我们直奔主题,她哈哈大笑,一分钱也没有挣,白跑了一圈销售。哎,厂里挣的还不够差旅费……还好,她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汽车尾气的净化器。
这汽车尾气净化器的销售就这样下马了,接着,她好像失踪了,原来跑到德国当岳母,感受异国风情去了,我问她能接受这德国鬼子女婿吗?她一脸灿烂的笑,捧出本《日耳曼式的结婚》。后来她又杀回北京电影圈,埋藏在那些影星们的身边好一阵子,杀出了《大腕》。
这些年她就这样马不停蹄地生活来生活去,生活出来的灵感如喷泉,写作就好像谁说的,拧开的自来水哗啦啦地流,这种创作状态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有的,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有的。要来了,你挡也挡不住。她告诉我她一天多者能写上万字,少者也几千。我半天没有回过神,别说写,一天抄一万字就够你折腾的,你说形容她的写作好比自来水,准确不准确?你说这样的状态是否挡也挡不住?
这些年,她的写作速度慢下来了,她说都是因为电脑,她改用电脑写作了,当初学电脑是自学的。那些年轻的小姑娘也得上什么电脑培训班,她不用,一本电脑书成为她的老师,终于把看上去很难的电脑弄下来了,可后来一进入创作状态,才发现电脑比不上自己的一支笔快。她没有办法,电脑虽然慢,可一下子就能打印好些份,这是她怀念的那支笔无法比的。
她总是说她失眠,可你一看到她那精精神神的模样,失眠得这样靓丽,真失眠还是假失眠?这样的失眠让人琢磨,如果东施还活着,当然会效了她。我真的羡慕,不是羡慕她失眠,而是羡慕她失眠了还能撑出这样的精神,我这个晚上要失眠,第二天就完了。也不知道她有什么法宝,想和她探讨探讨,她也没说出个究竟,只是说她这失眠从十三四岁就开始了,还说自己能吃,胃口好,睡眠不足饮食补。我不信,吃是吃,睡是睡,睡不好吃不香。可信不信由你,彭名燕一个大活人摆在你面前。
也许是当演员出身的,她的语言模仿能力特强,别的人来广东十年二十年,还聋子哑巴一个,她没来两年就哇哇啦啦,很得意地和我“讲白话”,虽然一听就知道不是原装本地产,可那邓丽君式的语调也很够水平了,总之你在她面前说广东话,别“糟责”她,别说三道四,一不小心,她给你一句很地道的方言,让你明白,人家可是听得很清楚,一点也不“惜喳喳”。
我们原来的四个人本来就很闹,她一来“埋堆”,更不得了,她不但闹还比我们更闹,我原来的担心实在多余。五朵金花也许就从那时候喊起来了,她常常沾沾自喜是我们年纪中最大的,她是我们的大花。我们五朵金花一联合行动很显力量的。那年在大连开中年作家会议,彭名燕为我们这创作室鼓而呼,台上一站把我们“五朵金花”逐个数,煽动了很多美丽的情感,很有大姐大的风范。如今,创作室又来了苏曼华,曼华比她稍大,她不得不降格为二姐,为此她还哈哈哈地说有些失落。
看上去,彭名燕闹得很,可她说自己其实很静,爱独处。特别是搬到梅林的新家,在那落地窗前或坐或倚,赏月听风。她是否很爱静,是否渴望一份安宁?相信的人也许不多,我信,我们很少通电话,一年也就两三回,回回都是她接,声音很安静,绝对不闹。有一回,谁说起自己常常一人在家,要我们常常给她电话,没想到彭名燕说她也是……每一次彭名燕的研讨会,我们创作室的人,只要在深圳都会参加。
第一次是《世纪贵族》,这是她在深圳第一个研讨会,不过条件较差,住在特区报的招待所,连毛巾都没有,彭名燕还当了采购员为评论家们买毛巾。
《大腕》的研讨会升级了,住到新园酒店。
今年9月底,她又开了《杨门家风》的研讨会。在她的研讨会之前,我们聚了一次,没别的话,当然支持。黎珍宇嚷嚷,问如何支持她,干点儿什么。彭名燕好像个什么指挥官,语言极其铿锵有力,就带你们的身子,往那上头一坐。这天我们的话越说越多,过了吃饭的时间,她一个电话招来个公司的老总,凭她的人缘,把我们拉到西餐厅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杨门家风》的研讨会,除了开会,其余的节目都叫一个很崇拜她的年轻老总包办了。领着同志们去见识深圳的生活,老总性格豪爽,能喝能说。我们坐一辆中巴,老总不坐他的小车,非要上来和大家挤,他在车头的位置,身子一扭,面对彭名燕也面对大家开了腔。说尽了彭名燕的好,话有点含蓄,可意思很明白,彭老师是她心目中最值得尊敬的人。
彭名燕的人缘好,大家都知道,谁都看在眼里。彭名燕还说自己性格好,像男的,好些人都喜欢喊她哥。她让我喊她“哥”,不仅仅让我,让我们都喊她“哥”。果真就有好些个响应了,哥呀哥呀地喊起来。她的性格的确很干脆,没有什么黏黏糊糊,小里小气。足以可见喊彭名燕“哥”的人喊得心甘情愿。
可我说我不喊你“哥”,我说我为什么要喊你哥?她又说她性格好,像男的,好多人都喊她哥。就为这个?我说我不喊你“哥”,为什么性格好就得变成男的?好东西只有男人才有?我就不喊你哥。我喊你“阿燕”,从她来深圳,我就一直喊到现在。我为什么要改?我们广东人的称呼就是阿什么阿什么。
彭名燕总让人感觉精神爽利,我从没有想到她会累,会停下来。有一天,我们创作室开会,开着开着,她突然说谁有吃的?她要吃点东西,脑袋有点晕……于是,我们都往自己的兜里掏,看看能否掏出点吃的,有的掏出饼干,有的掏出蛋糕。
写到这里,很想说什么?不是和彭名燕一个人说,我们自己和自己说,用我们广东话说,晤好博到尽,也就是说一句老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哥彭名燕
李亚威
我一直叫彭名燕为“哥”。乍听的人直乐。明明彭名燕风韵儒雅,女性味十足,怎能与“哥”字连在一起?
其实叫“哥”起初不是从我开始的,当年血气方刚的男性韩志君(《篱笆·女人·狗》《辘轳·女人·井》等农村三部曲的编剧),聚着炯炯有神的小眼睛说与彭名燕相处,常忘了性别,就胆大包天地叫起哥,随之,既亲昵、又有力度的称呼,我一叫就叫了二十多年,从北方长春叫到了南方深圳。严格地说,是从80年代开始。
80年代,我认识彭名燕的时候,她周围有一大群兄弟姐妹,还外加一些老伯伯、老阿姨、小保姆、修下水道的、织头套的朋友们,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把她视为知己,什么话都愿意跟她说,她的眼睛里总能水汪汪地给那些说知心话的朋友们一种理解与同情。跟她在一起不仅有快乐,还有一种安全感。我哥的思想感情是很朴实的,一般说,看她对朋友可以看出她的为人。她对人没有什么界线,从高级官员、外国使者、教授到看门的保安、司机……她都很真诚,她没有浮在面上的、当过演员的那一种小清高。
我哥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的,后来分配到北影演员剧团。她毕业后扮演的角色大多是大家闺秀,琴棋书画的……论天赋,能当演员的人,应具有神来神往的本事,要么一鸣惊人,要么一部戏红遍大江南北。她却例外,她喜欢真正会表演的艺术家,像于洋、葛存壮等,她在电影圈里,对各个行当都充满热情,先试试结构剧本吧!大不了是给自己看着玩玩。那个时期,主旋律大题材的片子充满银幕,她想想自己的优势和最熟悉的生活,干脆写个家庭情感方面的,于是,那个情感戏《白杨树下》就成了她的处女作。
剧本《白杨树下》一脱稿就被北影的巴鸿导演看中了,后来《白杨树下》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她也成了抢手之人。她的剧本创作就再也没停过。《黄山来的姑娘》、《嘿,哥们》、《嘿,姐们儿》等频频出场,不仅给电影厂赚钱,还获了一篮子的奖。我哥内心也很美,这么一试就试出个编剧来了,可见世界上的事就怕有心人。其实,我一贯认为做艺术是要有天赋的,我哥的天赋在于当演员的时期,就显露出她当演员的潜力;写作的时候,她的潜在的能量就体现在写作上。这一点不能不提到她的家庭背景,彭名燕的家,几代都是书香门第,爷爷、外公都是读书人。父亲是最早的清华大学学桥梁建筑的,他当了一辈子的高工,一直工作到七十多岁。
她有两姐一哥,她是家中最小的,虽说全都是各类大学毕业,碰到一切事情,都要听她的。至今仍然如此。可她教育自己的女儿小燕子却不同了。从小燕子生下来,她就不像其他母亲那样有“舔犊”心理。她从小就把小燕子当朋友,小燕子也就“不客气”地把她当朋友,什么都跟她说,有时候干脆叫“彭名燕”。演过黄世仁的陈强有一次从她家门口路过,听到了小燕子的叫,惊异地把斯文秀气的小燕子拉到身旁,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母亲这个称呼有多么神圣和圣洁吗?母亲怀你,养你有多不容易,你还不叫妈……这时小燕子和她的妈都跟着笑了起来。
我哥是一个把什么事都看得很开的人,她还有一个绰号叫马大姐。这个名是《特区文学》的副主编宫瑞华给她起的,有点丢三落四,是我哥的小缺点。丢的最多的是笔、眼镜。后来朋友们走到哪里都会集体帮她想着这两样东西。因为有马大哈所以就叫她马大姐了。
其实我哥的性格是很多人喜欢的,她干什么事情,能做就做,做不成绝不要死要活,她即便痛苦了,也是一会儿的事情,她不喜欢郁闷和独处。那时候,她去长影,给她了最高待遇就是住在小白楼写剧本。小白楼那里,写出过许多著名的剧作家,张辛实、林杉、崔巍、白桦等,“文革”前,有喜的也有冤的。尽管如此,那儿毕竟是作家之家。有希望的剧本和作家,都愿意到那里沾沾风水。我哥不喜欢住在那里,她嫌小白楼的夜晚太静了,没有人气,天天都要失眠,那时候她没有把自己当什么家,写剧本完全是图个愉快。后来她去长影就再也没有去住小白楼。我哥凡事都想自己尽力,不想沾什么光。
音乐是人内心的一股潜流,她不是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但喜欢音乐的人大多具有节奏感和唯美的情结。我哥不仅在剧作中强调节奏和个性的美感,她的感想和散文也充满温情、和善的调侃,她的思想很活跃,没有固定的模式和什么追求目标,但写每一篇都很投入,所以她写一篇是一篇。从她的散文名字,可以看出她表达的心迹。《送我一枝曼陀罗》、《老母八十一朵花》、《我歌我舞》、《温情的眷恋》、《潇洒的诀别》、《牛市》、《为你心跳》、《回眸一笑》、《野鸭子的故事》、《家园》;其中,她的《三笑》获《中华散文》全国散文二等奖,《永生的母亲》获全国企业文化散文征文一等奖,《落地窗》获庆祝深圳建区二十周年散文征文一等奖,《家的变奏》获河南省《人生与伴侣》佳作奖;她的随笔散文等发表在全国刊物上的就约有四十多万字。
有时候人就像谈恋爱一样,第一次恋爱上的那个人,总在你的人生中占有不可磨灭的影子,也许那个瞬间定住了人生的审美和情操。从以上散文随笔的名字中,可以看出我哥的一切都围绕着“家”来构架她的作品灵魂。自她写的处女剧作《白杨树下》后,大多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剧本都是写家庭方面的。如《黄山来的姑娘》、《日耳曼式的结婚》、《嘿,姐儿们》以及《杨门家风》等,她写了形形色色的家庭矛盾,她能从很细微的家庭关系中找到人间的亮点。
其实人间不怕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进步。我哥剧本中所描写的人物都是活灵活现的,她在剧中设置的矛盾和忧伤,常伴着含着眼泪的微笑。她在人物的设置上,大多都会给人以理解与同情,她的很多作品,都表现了好人和好人的冲突,性格的、文化差异的、认识上的……正如著名评论家秦晋先生所说,在彭名燕的小说里,你能感受到生活的变动,它不像有些社会小说将政治经济冲突作为主线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把这种矛盾冲突作为大背景,揭示社会变革与人们生活的普遍联系和对人的思维观念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
在深圳,来自各方面的诱惑是很多的,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果经不起诱惑的话,像我哥这样的作家,也许会把文学变为实现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我哥不然,面对夜光流盼的闹市,她能写退下来的省委老干部杨正民去山区扶贫……我哥的生活哲学很简单。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活着的价值就要给人快乐、温暖和关怀。因此,她什么事都用一二三最简单的办法解决,如果感到不适,就要检查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调整和修正。如果一个人不对着镜子照自己的缺点,这个人就算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处处可爱和完善。人生本来就很累了,再给自己加筹码,就太自虐了。尽管说,伟大的艺术家背后都有一层泪水,我哥愿意成为艺术家,但不喜欢泪水。她喜欢喜庆和有着健康心理的人。即便生活中有不健康的人,她的作品也充满健康。
所以我哥在深圳的政衔很多。国务院专家津贴获得者,世界知识女名人(英国剑桥),深圳市第二届、第三届人大代表,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深圳市专家联谊会理事……我哥的仗义和助人,始终让人有种哥的感觉,如果你寂寞和痛苦,那么要和她在一起,很可能你心中的乌云就会散去。因为她在哪里,哪里就有欢笑;她在哪里,哪里便得童真,她总能给寡淡的日子添上色彩和快乐。
彭名燕的魅力
何镇邦
我之认识彭名燕,先是读她的作品,然后才见到其人,并逐渐有了交往。这同认识别的作家过程大致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从读她的作品到见到她本人其间大概有十年左右,可以说相当长。彭名燕原来就住在北京,与我同住在一座城市,但是并不认识。她从影视表演转向文学创作之后,也只是读她的小说。记得她常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小说》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我是读到过的。80年代后期,她的一些中短篇小说结集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名为《公关小姐外传》,也曾托人带给我一册,我也读过,但一直见不到她本人。直到90年代初她南下深圳当了深圳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世纪贵族》,并进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选作品的行列,我也只是读了作品,未见其人。我曾想,这位从演艺界转入文学创作界的“资深美人”,大概总是有点清高和傲气,是不大容易接近的。
后来,我终于在深圳一个很偶然的场合见到了彭名燕,并从此有了比较经常的交往,甚至成为可以随便说说的“哥儿们”。那是1997年初夏时节,我携患病的儿子到珠海一家医院就医,我也顺便在那儿治病疗养。海天出版社的朋友们得知我在珠海,因此当他们在西丽湖度假村召开出版社的策划会议时,就邀我渡海去参加。就在那个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有十几年的彭名燕。因为有了阅读作品的基础,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毫无陌生之感。因此,当那一年8月中旬我携儿子取道深圳返回北京时,她坚持要宴请我们父子,记得同席的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女画家,是她女儿毕小燕的朋友,席间话题更多,也聊得更好。之后,她送我一本刚出版的很别致的游记《日耳曼式的结婚》,记述她飞到德国参加女儿婚礼的经历,趣味盎然。我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她也回到北京,邀同其先生毕加昌及女儿小燕来访,并邀我到其刚购置的位于北郊温泉公寓的新居做客,请我们父子吃乡间的家常菜,并馈赠精美的香港月饼(因此时正值中秋前夕)。这么一来一往,我们之间的距离骤然缩短了好多。尤其是她的先生,当年曾在银幕上演过“青年鲁班”的毕加昌,谨慎地驾驶着刚买的欧宝轿车,带我们到温泉公寓去,一路上目不斜视,不敢出声,可是到了家后又颇多幽默风趣之语,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同毕加昌之间也交上了朋友,不仅有所往来,也是可以随便开开玩笑的。
同彭名燕的进一步交往,也可以说对她的进一步了解乃是在她的长篇小说《大腕》加盟于我为海天出版社主编的一套后来流产了的长篇小说丛书“城市狩猎者”,并于1999年秋应邀到深圳参加《大腕》的作品研讨会之后。《大腕》写的是她所熟悉的影视界的各种明星的故事,自然写得得心应手,为与会的朋友提供了很多话题,也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作为作家的彭名燕。当然,这次作品研讨会让我更开眼界,也更深入了解彭名燕的,乃是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她对人的热情和细心。她同别的作家不一样,像这种研讨会,她不是坐享其成者,而是亲自投入会务工作的,从会议的议程到会后的参观活动安排,乃至哪顿饭在哪儿吃,她都是过问并参与筹划安排的,而对于与会的每一位,她都根据她细心的了解给予关心和呵护,使人感受到友谊的温暖。二是她到深圳短短的几年,竟然那么快地打开局面。在她的作品研讨会上,市委领导、文联领导全部出席不说,作为市专业作家的“五朵金花”无一例外全部出席,足见其人缘之好。而从会后安排的参观活动来看,她在深圳各界都有了很靠得住的朋友,他们都诚心诚意地愿意帮助她。这一点更是不简单了。
两年之后的2001年,彭名燕的第一部写高级干部优良作风的长篇新作《杨门家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作无论是选材的角度,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均有新的突破。我很快在《人民日报》和《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评论,并帮她策划了一个新的作品研讨会。是年9月底,当我和一些理论界、评论界的朋友访台途经香港回来,便在深圳稍作逗留,参加这一研讨会。会内会外,我仍然强烈地感受到彭名燕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在此会开过的两个月之后,我和一些彭名燕也熟悉的朋友应邀再度到深圳参加女作家燕子的“新都市风情系列作品研讨会”,会后彭名燕坚持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席间,她与《当代》执行主编常振家相继引吭高歌,虽无卡拉伴唱,只能是清唱,却也唱得相当热烈奔放,歌声此起彼落,让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愉快的夜晚。这是彭名燕多才多艺和热情奔放的一次表现,也从另一个方面认识到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