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我是一个匠人

王安忆

近年来，写作变得日常化起来。不像往年，猛写一阵，再猛歇一阵。而是天长时久，天天都写。猛写一阵是写不动了，自己觉得每日的能量都有限，汲取完了，再硬要汲取，上来的便只有泥沙。到了第二日，淘干的井里，就又涌出了新水，又够写一段的。猛歇一阵呢，也不行了，觉得这一阵无聊，空虚，无所事事，还是想写。再讲，因不能猛写一阵，时间上也不够猛歇的了。所以，就只得将猛写和猛歇平均分配于日复一日。

这样的有节律的写作，就必是在一种冷静和清醒的状态底下，着意的是具体的东西，相当技术化。其实，等到落笔的时候，抽象的东西已经奠定好了，余下的统是具体的工作。比如，如何刻画人物的脸，这是比较困难的工作。汉语比较虚、含蓄和含糊，用来写实，很难找到贴切的字词，而我又以为人的脸特别需要具象地表现。脸是一种神奇的天物，当我要写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脸一定不是虚构的，而是实有其脸，我从现实中找到一张脸送给我的人物。假如不是亲眼看见过这张脸，我真的无法设想它的微妙之处。它提供的内容是那么丰富，有一种可以自己滋生与繁殖含义的机能。同时，正因为亲眼看见，才感到描写它的极大困难。就算我自以为已经描绘对头了，别人也不一定就能够如我一样看见。文字实在是太抽象的物质，而且粗疏得很，许多细微的东西都从它的网眼中遗漏下来。我又不愿意使用过于艰涩的冷字，那就更抽象了。日常的熟字在频繁的通用中又有了约定俗成的意思，有了陈规，也有问题。但我还是情愿用熟字，熟字的含义单纯些，于是也确定些，用它描画具象的事物也略微准确一些。有了一张生动的脸，人自然就有了音容笑貌，举止也生出来了。还有口音，也是重要的。口音是有性格的，而且很鲜明。同是苏北话里，盐城话就比较“质”；而扬州话，则是妩媚和俏皮的，带些女腔。北京话和上海话都俗，带习气，前者是官俗，后者是民俗，不同。四川话和宁波话都是爽利风趣，腔也不同，前者曲折婉转，后者粗放硬梗。要用文字写出这些乡音无计可施，许多音和韵都无字以代。可它们又很重要，说这样的腔和那样的腔，天壤之别。文字的读音又是一个限制。写作，就是在挖掘文字的能源，点点滴滴，角角落落。情节的发展需要小心翼翼地对待，稍不留神，就偏了。开始时还不难，因大致的方向还看得清，心中有数。最容易出差池的，是走到中途，此时最难了解全局，有些人在事中的意思。再坚持一会儿，走出来，局势又渐渐明朗了。人物的登场一定要慎重，人要少一些，人人都需价有所值。人物的关系也是，尽力要单纯，但资源要雄厚。尤其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更要精简。尽可能少有人名，人名又是一桩虚物，特别容易“有名无实”。万不得已需要起名，也要好好地起，要起那种“大路”的名字，千万不要文艺腔，像是笔名或者艺名的那种。所以最好是真实的名字，真实的名字是真好，经过了使用，就蓄积了历史。尤其是那些劳动人民，他们起的名字，最率真地表达出他们的生活愿望，以及对汉字的朴素理解。这种名字有文艺家想不到的好处，它是活的，已经生活过一段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情节。再说情节，最好的情形，是将情节逼到狭路上去，只有一线宽的缝隙，看你怎么挤过去。情节就得沿了一条狭路前进。但这个“狭路”不是指“独辟蹊径”的“蹊径”，不是旁门别道出来的，而是从“大路货”的，“大路”上走出来的。有时候，写，写，写，不知不觉地写流畅了，这其实不好，我称之为写“泻”了，肯定走偏了，再回头重写。最不能是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肯定不对，是最差的状态。事实上，只有一种可能性。这有些像黑夜里走路，摸摸索索的。许多细节都会影响你的判断，最可能的是材料。所拥有的材料往往富有魅力，蛊惑着你。但这些具体的、现成的材料因为太具个性，便很难成为发展的逻辑中的一环，它们比较孤立。所以就要学会忍痛割爱。一些好的词句也会削弱判断力。别看它们只是一些词句，却会颠覆整个结构。它们有些像蛀虫，有腐蚀性，在不经意中拨动了方向。人物的性格是要紧紧盯着的，不可有半点疏忽，甚至可做些机械的操练。假设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会怎么做；在那样的情形下，他们又会怎么做。还可以用排除法，他们不会这样，也不会那样，于是，余下来的那种，就非他们莫属。这是最根本决定情节方位的条件。

情节的布局要均衡。哪里有关隘？铺垫到何种程度？收尾是渐收，还是顿收？伸出去的枝蔓是什么样的疏密度和形状？这里面有个黄金分割的原理。情节的转折有时并不在于事情变化的本身，而是准备的程度。程度到了，变化自然就形成了，这就叫“演变”。在此过程中，必须要耐心，坚韧，这又有点像跋涉。有时候，我会下硬性规定，不写满两页白纸，休想抵达那个转折。这两页白纸，可真是熬煞心血了。收尾时也这样，再急着停笔，也得悠着，写，写，写，写上三千字，才可稳稳地着陆。有时候，情形正相反，一切都要比预计的提前，因为局势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样，事情整个儿地都向前推了一步，紧凑或者急骤。布局缩紧了，加密了，笔触因此变得繁复，细结。这就更要注意分布匀称。这活儿很精细，必须慢工才行。布局是成片状的面，最好是三维立体的空间，但是却是以时间的一维的方式表达。所以叙述的前后顺序、形式、节奏，就变得至关重要。当然，这还关系到阅读的美感。我比较倾向长短句的格式。七律、五绝，太整齐，节奏就单调了。不让节奏单调，就要避免太过流利。一流利，写顺了嘴，就会变得像数来宝似的。这样说，并不是在说写诗，我还是在说写小说这一件事。小说的散漫的、实用性很强的语言，内里也是有着格律的，不相信便读读看。还有，尽可能地用口语的、常用的、平白如话的字。这些字比较响亮，有歌唱性，《诗经》中《国风》的那种，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也有点那意思。这关系到整篇小说的气质，世俗里的诗意。

事情就是这样琐细平常，千头百绪，一步不到，便失足万里。虽然是创造虚无的东西，但又是再具体不过的工作。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部苏联的电影，描写芭蕾舞团的故事。芭蕾舞团演出时，台侧的幕条间挤挤地拥着工作人员，演员从前台跳下来，一进幕侧，立即是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喘息不定。周围的人一拥而上，推拿医生按摩他的背部和腿部的肌肉，化妆师上前揩汗补妆，服装帮他系扣整衣，剧务、场记，向他做些简短的提示。音乐一到，他一抖精神再上场去，舞台的正面则是一幅绚丽的图画，是人间的仙境。这场面特别叫我感动，艺术者就是这样进出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非现实的。在现实的世界里，充满了具体的、琐细的、操作性的劳动，这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量都很大的世界。非现实的世界量要小得多，但它是质优的世界，它辉煌灿烂，集中了物质存在的精华。为了进入它，人们必须像一个勤劳的、刻苦的、严谨的工匠那样不懈地工作。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匠人。

永远的雨——我认识中的王安忆

陈世旭

一

1980年4月的一天，我带着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外省乡镇人的胆怯和拘谨，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来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确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来，第一次是在1967年深冬。我所在的农场两派斗得厉害。我因为是逍遥派，有了中立的色彩，就被派出来外调。路过北京，没有足够的钱住旅舍，就在不供暖的北京车站的水泥地上睡了一晚上，身子下面只垫了一张报纸。早上醒来，脚背像发酵的面团似的冻出了鞋口。那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会像现在这样再来北京。

我没有所谓踩着“红地毯”的志满意得，更多的倒是疑惧惶恐。建筑物空旷如苍宫。我尽力保持镇定，找到自己的座位呆呆地坐下。身边有一个人忽然微微倾过身体，轻轻地问我：“你从江西来？”我“嗯”了一声，瞥见了桌上她的名字：茹志鹃。立刻一阵从头到脚的紧张。我是在中学课本上读到这个名字的，那么神圣！但茹志鹃的样子，却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见到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年妇女的样子。她马上就谈到她的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儿：“你们要上文讲所的，是吗？我女儿也去，她叫王安忆。”

因为慌张，我不能确信我当时听清了或是记住了这个名字。

二

见到王安忆，是大约一个月后的事情。

50年代初期，中国作协为培养写作人，开办了文学讲习所，据说负责人是丁玲。办了几期，出来了“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倒了霉，文讲所也完了。“文革”结束，许多人呼吁恢复文讲所，以免文坛青黄不接。这呼吁得到了肯定。许多当时的文坛新星由此从四面八方聚到了一起。其中大多数人在读者中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也有几个像我这样刚发了一个或两个短篇的人。其中我想应该有王安忆。她填的个人表格里，发表作品一栏只填了一篇《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儿童文学。她自己也是做儿童文学编辑的。散步的时候，我偶然听到议论，王安忆是受了照顾的，因为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而且巴金也为她说了话，似乎有一点不入流的意思。这倒使我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我当时只是很艰难地发了一个短篇，就这样跻到了一群声名显赫的人中间。心虚得很，像是混进来的。分了组，又分座位的时候，我走到王安忆早已端坐的那张桌子边，在她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她选的那个位置很靠前（第二排），显见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我选择跟她同位，主要是因为那可以使我多一些自信。

我向来刻板，又大约有些洁癖，走到什么地方都希望那里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这是我缺少灵气的一个突出证明，但这也许给了王安忆一个好的印象。以致淡化了因为生疏和性别差异难免形成的隔膜。这使我们上课的时候很轻松。

尽管已经虚弱得可以，但在骨子里，我却是个有卖弄的劣根性的人。又没有什么可以卖弄，便弄些老掉牙的古诗词去扰乱王安忆的听课。因为懒，我自己是从不做日记、笔记的。而王安忆的笔记却记得很仔细，使我想起略萨的小说里的一句话：恨不得把教师的喷嚏也记下来。这更使我觉得自己有资格做她的教师。我常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告诉她这一段那一段“值得记”，目的只在否定她什么都记的认真劲儿，同时表现自己的高她一筹。但诗词我却背她不过。她晓得的比我多得多，且都滚瓜烂熟。我却是捉襟见肘的，便改了教她写字。我觉得她写的字不如我，这是可以肯定的。

王安忆很快就让我知道，字写得怎样，跟一个作家是否成功，完全没有关系。

开学不久，省里开文代会，我回了一趟家。在单位的资料室，我读到王安忆的《雨，沙沙沙》。读完之后，我实实在在地呆了。事隔了将近廿年，今天回忆起来，仍像是昨天读的：一个女孩，在下雨的深夜，错过了末班车，正踌躇着，有一把雨伞无声地移来，然后在橙色的路灯照耀的雨中被护送回家，然后那个人和那把伞又无声地走了。那么悠长的温暖和惆怅。我这才发现，我在对王安忆的认识上，犯了一个怎样的错误。王安忆早已达到和将要达到的高度，是我永远不可企及的。我的浅薄和轻率，使我显得怎样的可笑（好几年之后，我在江西一个边远小城的书摊上，读到王安忆在写我的文章中有关文讲所种种的文字，脸也不由得腾地烧得厉害。仿佛是一桩私下的丑行被公开检举出来。在王安忆，自然是满怀善意的。而在我，却是羞愧有加、无地自容）。

回文讲所，一见到王安忆，我就说了读《雨，沙沙沙》的心得。说完头两句，我马上就意识到我的口气仍没有改过来——我的话听起像是居高临下的赏识。赶紧又明白无误地说：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这样说话有些唐突，不自然。但王安忆则平淡地笑笑。

王安忆的性格中最可贵的就是不做作——这本来是许多女性、尤其是成功女性竭力想摆脱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天性。她已经洞察了我的窘迫，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我现有的认识对她而言是远不充分的。《雨，沙沙沙》仅仅是显露了她的才华一点点端倪，那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这件事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训。从此我真正明白什么叫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真正明白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成为一个怎样了不得的人物，也至少不要成为一个小丑。

但同时我忽然觉得孤单，有了恐慌。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写不出。我开始考虑该不该在这地方混下去。王安忆后来打趣我吃瓜子把灵感吃没了。而其实我却是因为没有灵感才穷极无聊地去嚼那些谁也不要嚼的东西的。

王安忆开始为我担心。她在文讲所资料室看了我新发的一两个短篇，对我说，你还是该写《小镇上的将军》那样的；有张报上登了一则关于我的评论，都是好话，她问我：你觉得好吗？

她是认真的。我一点值得得意的地方都没有。

所幸的是我的惰性。每遇困厄，我总能找到躲避的地方。妻子寄了刚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来。我想，这应该是我无可争议的一个成功。就向最接近的几个朋友展示。此后好几天的散步，我都沉浸在关于儿子的话题里。儿子出生的时候，外公给他起了个单名“炀”，就是火很旺。外公是读书人，起名字总归有讲究的，我没有异议。而且，“炀”是隋炀帝的“炀”，此人是风流天子，我也希望儿子能有快乐的一生。而我母亲却不放心，悄悄地去找了算命先生。然后又赶紧写了信到我住的小镇来，说儿子命中缺水，火旺了更不得了。我爷亲又接着来信，说他想了个名，叫“洛川”，就是洛水，暗喻了鲤鱼跳龙门在里面。同时也就把火旺改成了水旺。且陈氏的祖脉也在河南。但我嫌那传说太俗气，便留了“川”字。“川”者，三水并行，还不大吗？就定了。

王安忆却断然说：川字不好。一个人把眉头皱起来，就成了“川”，那是苦相。

我当晚就给妻子去信，让她赶紧去派出所把“川”字改掉（十几年后儿子要上大学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给王安忆去个电话，问她在上海的大学有没有熟人，招生的时候不要忽略了我儿子。王安忆真的去找了人，又来电话，很急切。儿子后来却考进了别的城市，辜负王安忆白忙了一场）。

因为家事，我们想起王安忆还没有结婚。就有朋友建议她到文讲所举行婚礼。届时有如许著名作家参加，蔚为大观，堪称盛典。

当时我们几个人是站在北京前三门的大街上，大都市华灯初放，车流如涌。我在心里是反对这个建议的。我觉得，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跟有没有人、有什么人到场一点关系没有。实不必沾什么贵人、大典之类的光。我自己就是在小镇说到省城的家里去办事、到了省城又说在小镇办了事、两头蒙过完事的。当然，我同我的妻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小人物也总有小人物的自足。我静静地看着王安忆，想象着她可能的反应。

王安忆说：“不会的，我要回去结婚，还要去他的老家。”

彩色斑斓的灯光在王安忆脸上闪烁，照出她一脸的严肃。我很想叫一声好。——我想，只要这样一句话，一个女人就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

三

文讲所不到半年的日子很快就到头了。散的时候似乎有些兵荒马乱。我同屋的北京作家瞿小伟每天领着我抓紧时间逛皇城。在北京住了将近半年，我连故宫都没有去过。王安忆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我一点儿不知道。这使我事后很难过。看看鸟兽散后已显空荡的屋子，心里起了一种类似悲伤的惆怅。此后，我要回到没有可以信赖、可以求教的挚友的寂寞中去了。这寂寞由于一度的短暂的不寂寞而更显难于忍受。

从文讲所出来，许多人如日中天。一部一部的作品让文坛一阵一阵激动不已。王安忆更是用一次又一次轰然的爆炸，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目瞪口呆。一些人先前对她的疑虑，转成忌妒，终至于不服气不行。那正是文学如火如荼的年头。我也正好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地卷在这潮流里，跟着得了便宜。回到小镇不久，就被错爱调到省城，交代我的是“专写小说”。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灾难性的日子。

一个“专写小说”的人，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写出了的，也是屡遭退稿。所有对我怀了莫大期望的人，都已莫大地失望。一些自己不写小说，专门以指点别人写小说谋生的人以此“现象”作为谈资赚稿费。指示我应该深入火热的基层。仿佛几个月前还在乡镇粮店打米吃的我已经做了一百年贵族。我自然是极度地沮丧。我拒绝了一切关于谈创作之类的采访、稿约和座谈会邀请，拒绝了一切可以拒绝的文学活动，包括文人雅集的笔会，以免难为情。社会对我的角色定位发生了错误，而我自己则是误入歧途。

在这些日子里，给予我最大安慰的，是王安忆的来信。她一再给我出主意，劝我出去走一走，最好是去青藏，最好是孤旅，最好是……她对我充满了信心，似乎我有一大堆封闭着的才气，只要触动一个什么地方，那才气就会像液化气一样冒出来。

后来在什么地方读到陈村的文章，说王安忆写信是极吝啬的。我这才知道这些信是怎样的珍贵。

那一年，我总算在《人民文学》发了一个短篇《惊涛》，王安忆仿佛捕获了我的一线生机，便在关于我的印象记里写足我的绝望之后，以此作为我临难生还的一种证明。但那其实是一部并不怎样的作品。王安忆用意当然只在让我有所鼓舞。四次作代会，在京西宾馆，王蒙跟我说，他读过那篇印象记，最欣赏的是说我吃瓜子吃得没了灵感那一段，我苦笑。我真不知道灵感是什么东西，怎么对别人那么大方，对我就这么小气呢？开会的时候，我去向王安忆讨教。我们坐在空荡荡的楼座。下面的大厅，中央首长在讲国际国内形势。我对王安忆说，事情怕是真得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怎样写小说？王安忆说，你该写你自己的事情。我讲了我在农场插队的经历。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如实地把它写出来？这是她的切实经验。我后来看到她关于小说的格言：“我的人生参加进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又参加进我的人生。”

那时候的王安忆正在写《小鲍庄》。开大会时常常中途退场，一面喃喃地说：“没有办法，稿子得改动一下。”她横跨太平洋转了一大圈回来，人生观和艺术观都有了极大的拓展：“要使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悲欢哀乐、我的我，更博大，更博大，更博大。”我却只有循序渐进。京西宾馆那次谈话的结果，使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梦洲》。但小说出版后，却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王安忆还是写了信来，说，前面部分写得还是蛮自然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议论纷纷要砸作家的饭碗，“断奶”、“不养了”云云。写作的窘迫之外，又多了生存的忧虑。因为别无长技，我开始做上街替人擦鞋的打算。王安忆却比我镇静得多，来信说：“有什么可担心的，不会饿死你一个。”

我就这样勉勉强强、跌跌撞撞、半死不活、灰不溜秋地在日显暗淡的文字生涯中挨到今天。没有包括王安忆真诚的友情在内的种种拉扯，我想，我早就落荒而去了。

我为此对王安忆怀了深深的感激。但我从来没有对她流露过，我觉得很难有适当的方式。我给她写信，即便是推崇，也还总是用老前辈式的、有时甚至是教导的语气。

那一年，省里一家对国外发行的画报社委托我开一个文化栏目。我马上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就建议开一个《作家书斋》，第一期就让上海的王安忆来壮声势。获得同意后，我构思了很久，最后觉得，对于王安忆，别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不如让她自己站到版面上来。就摘编了她的语录，开列了她的书目和简历，选登了她的十几帧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在很专注地踩缝纫机。最好的是她丈夫李章为她拍的一张大逆光：《阳台上》。我请编辑把这一张做了题头。

但画报社的主编还是要求栏目主持人一定要有几句话。画报是人家的，却之不过，我只有挖空心思拼凑了下面一段话：一位绝对朴素绝对真诚的普通女性；一位特别灵性特别智慧的杰出女性；一位从不趋时从不媚俗的淡泊女性；一位独步文坛掀起一次又一次文学高潮因而令海内外瞩目的女性。

这段话，尽管包含了我对王安忆的全部认识，但一旦用文字表述出来，却怎么看怎么别扭，透着俗气，不伦不类，像广告词。问题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招儿。

而最让我难受的是，这一期画报出来，在栏目主持人我的照片上，编辑加了一个头衔：中国著名作家。我当时只差没有气晕过去。在编辑，也许是好心，觉得王安忆这样一位作家，必得由一位“中国的”“著名的”作家来捧场。在我却如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完全毁灭了我应约主持这期栏目的那份虔诚。把一种恰恰因为长期的苦闷而怀有的虔诚变成了一种狐假虎威的小人伎俩。这与其说是一种无意造成的幽默，莫如说是有些恶作剧的嘲讽。

这一期画报出来，我犹豫了好久给不给王安忆。想想石头抛上天终要落地的，还是硬了头皮寄去，随着写了一封有气无力的信，做了一点自己都以为很没有意思的说明。

我的尴尬不安，纯属庸人自扰。那之后不久，我因事路过上海，给王安忆去了电话，她很欣然地说，到家里来吧，正好还有朋友，我给你们做饭。文讲所之后，除了两次全国性的文学会议，还有两、三次在上海的匆匆路过，十几年来，我和王安忆再没有别的见面机会。我对她的了解，除了信，主要是通过她的小说和其他著述。对她创作的恭维多如潮水，但我从来也不能完整地读完一篇——其中有许多让我越读越不懂王安忆。

我对她的理解，完全基于我自己的认识。

王安忆是个纯粹精神性的人。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她仿佛完全置身事外。有一次见面她跟我说，沪上一家时装店想用她的名字做店名，为此每年付给她一万元，她觉得有些滑稽，婉谢了。我有些为她惋惜，也为这世界遗憾。

王安忆在《神圣祭坛》中写道：“也许是软弱不堪重负，期望支持，使世界上有部分人去写小说，他们找到了艺术的依傍，而写小说的命运却要求他们有另一种勇敢与献身，好将他们的心灵牺牲，那便是‘祭坛’的由来。我只可献给我的神圣祭坛。”在《重建象牙塔》里，她再次强调：“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能够接引我们，在黑夜来临时照耀我们的，只有精神的光芒。精神这东西有时候大约就像是宇宙中一个发亮的星体，光芒是穿越了阴冷的内核，火热的岩浆，坚硬的地壳，喷薄而出。现在我好像又回到了我最初的时期，那是人生的古典主义时期。那是可以超脱真实可感的存在，去热情追求精神的无感无形光芒的时期，我心潮澎湃。我有种回了家的亲切的心情，我想我其实是又找寻回来了我的初衷，这初衷是一个精神的果实，那就是文学。”

当我读着这些语感接近汉译《圣经》，深沉灼热却又怀了义无反顾的严峻的宣言时，我感到震悚，同时不免苍凉。

王安忆将自己作为牺牲，完全地奉献给了文学。而在她写出的全部文字里，我读出的却只有两个字：“体贴”。她安静（不是冷静）地、敏锐（不是尖锐）地、细致（不是细腻）地、精确（不是精致）地、真实（不是忠实）地摹写了一幕又一幕人生场景，一个又一个生命历程，从中透露出她对于在多变而又呆滞、浮泛而又凝重、喧嚣而又沉闷的生存情境中顽强忙碌或听天由命的各色人等的深刻精神苦痛的莫大悲悯；其中更多的是对于庸常的、弱小的、卑微的、孤立无援的、被人忽视甚或受人歧视的人们的生命以及精神欲求的深切关怀。她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做着这些，仿佛履行着神赋予的使命。她说：“任何虚伪与掩饰都是深重的罪恶。它必要你真实。”面对着这样的真实，除了随之陷入对人类命运的深长沉思，你还能怎样？在她的笔下，即便是七天七夜的性交，对于一个阅读心态正常的人，引起的也不会是敏感器官的激动。

王安忆精神上的高远和艺术上的深刻，造就了当代文学的瑰丽景观，成就了她人生某一层面的成功，却使她失去了多少世俗的快乐。那快乐或许很表面却也是很实在的。极端的精神化使她像一个概念一样变得抽象了。也许王安忆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我却以为王安忆对于她所说的“神圣祭坛”的完全奉献，是文学残酷性的一种。

当我蛰居于一个除了天灾人祸便难得被人记起的外省的角落，时常一整天一整天孤寂地枯坐，拿回忆往事、回忆往日的朋友打发日子的时候，我耳边时常会响起那片在橙色的灯光照耀下的迷蒙的、沙沙沙的雨声。我的这种感慨当然是不必要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宁愿王安忆依然是那个在雨夜被人送回家的女孩。

但她却成了庇护别人的伞。

很长时间，我们的音信荒疏了。王安忆带着她的作品走遍中国，走到海外，走到世界的许多地方。她的世界像星空一样那么广大，有越来越多的人、要人、名人注视她、包围她、追随她。我和当初同她一道走上文坛的许多平庸的朋友如今只能像仰望星空一样来读她的小说和著述，从中感受她的思想、她的存在。认识她当然是我的一种骄傲。但她毕竟那么遥远了。

却意外地接到何镇邦的电话，他正为一家刊物主持一个关于作家话题的栏目，说王安忆点名让我写关于她的文字。我很感动。岁月削弱了、磨灭了、淹没了、废弃了许多东西，却没有改变王安忆的真诚，对人的关怀的真诚。

1

面前又亮起那一片橙色的灯光，灯光照耀下的那一片迷蒙而又明亮的雾一样的雨，雨中那一把伞，伞下面那一个人，人的那一颗温暖、智慧因而优美的心。

永远的雨。永远的沙沙沙的雨。

长看王安忆

陈村

许多时候以来，我害怕写人。用我谢绝编辑的说法是：不写活人。我说的活人的定义是还活着的人和曾经活过的人。倒也不是怕人家和我打官司，而是写人的难度实在太高了。我看别人写的陈村先生就知道，这种差使简直就是盲人摸象。我常在心里嘿嘿一笑，善良的人啊，你们实在是写错了。人们造出的“错爱”一词，真是很有道理。

当然，我最终还是写了一些。除了为好人好事鼓吹的成分，那多半也是被人家逼出来的，有人要读就会有人来约，所以写坏了不能全怨我。我主观上是想写得离对象近一些的，可是，那种叫人的东西，岂是随便近得了的？这次的题目是写王安忆。我和她认识二十年了，同吃写作的饭，彼此没有猜忌或尴尬的事情。我和她向来直呼其名，无须寒暄。写人和写风景一样，越是熟悉的越是难以下笔。我已经不知道哪里是景色，哪里是阴影。再说，我曾专门写过她几回，举例时也时常要举到她的。现在，还有什么新鲜的话要说吗？

现在，是我认识王安忆二十年后了。不知朋友之间有没有“七年之痒”。我看着她倒是不痒。她最出众的优点是非常耐看。我读了她二十年，有兴趣再读二十年。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她变得越来越简单了，以往可能还有点鸡尾酒的意思，现在就是水了，不是矿泉水，是自然的水，沧浪之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她的生活越来越有规律，一动一静都有章法，显出职业作家应该有的样子。她的作品也很简单，耐心地缓慢地一点点地做，不指望一蹴而就。有这样的功夫，铁杵也会磨成针的。那种种花絮般的因素渐渐退隐。只凭着文字本来的能量。

王安忆从来是个有分寸的人。她也固执，她也任性，但是，多半说说而已。她有一只盯着自己的眼睛，仿佛人家看自己，仿佛是自己的导演，随时可以修正。我这样的比喻是有语病的，她不患得患失，不人云亦云。细一些说，她怕输，宁肯放弃患得的机会也不肯患失。要自己心里通得过才心安。有人在作品中很淑女，生活中比较不委屈自己。王安忆不是。一般地说，她的生活状态比她的小说更节制。生活中无法表达演习的那部分想头，常常做到小说中去了。生活中无法用在活人身上的观察和分析，用在了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我说过，我是读了她的小说才认识她的。无缘和王安忆认识的人不必沮丧，她在小说中实在比生活中表现得更多更放达。我读她的小说，有几次读得傻了过去，我想，这是她啊，是她啊。再看到她时，她依然是那样的神情，那样的谈吐，不肯鲜活出来。我想，我知道你的，多了一点知道你。不是窥视隐私的意思，而是离她的魂近一些。小说家的作品其实也是他的生活，作品主人公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当然不是一对一的，而是精神的，格调的。

我和她总是能找到意见分歧的地方。我总是能发现她的偏颇和破绽。她自然也能发现我的，但她一般不说。我和她经常话不投机。因为，我和她从来不会为了讨对方的好而隐瞒自己的观点。我知道，她对万物都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她出语谨慎不肯随意褒贬。我知道她的局限，她的不近情理。既然她说的观点都是她思想过的，我便没理由用轻浮浅薄狭隘一类词语来说她。我对她时而争辩几句，有时也用一点狡辩术。但她依然一板一眼，眼神中充满正气，令我无从油嘴滑舌。因为和她的关系比较长远稳定，写文章的时候便不避嫌疑，经常挑剔，偶尔也有所攻击。但是，我在这里愿意公开心里的变化。去年我去参加她母亲茹志鹃的追悼会，那天因腿疼，第一次在公众场合用了手杖。茹老师有恩于我，我因疏懒，连看望她也极少。听说她住了医院，原想去探望，王安忆说不要紧，便想等到她手术后吧，谁知一等就是追悼会了。那天我看着老人家，百般无奈，心里说，茹老师，我没别的可做了，要对王安忆好点。我明白这样说是很俗气的，可能有点亵渎，但我真是愿意对她好点。何况我是她的朋友，我们有二十年了，一点也不暧昧一点也不生分。

在中国的职业作家中，她是最像作家的一个。没有宣言，没有旗帜，没有花絮。在长长的岁月中，她总是有作品，总是有新的好的东西。对她，你可以期待。你可能比她辉煌，但没她古朴。她就是那样，死心眼地在傻做，你能奈何她吗？

请原谅我提到性别。在中国的女性作家中，她是最像女性的一个。她不总把性别挂在嘴角，靠的是女性才有的知觉感觉。这样说，还是有问题，如同我在文章开始时说的，真正的人很难表达。我补充说，她是一层层做起来的：是她自己，是女人，是人。她把每一层都做得扎实，还不曾歪曲自己。用比较俗套的说法，她像走向河口的河，饱经世故，渐渐开阔、舒缓、宠辱不惊。

现在已是凌晨三点。晚安，安忆。晚安，大家。

感觉安忆

陆星儿

时而，我会隐隐地意识到一种使命：有一天，我总得写一写安忆，毕竟深深浅浅地交往十多年，又在一个城市生活，在一个单位工作。但是，一想到写安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会感到一丝奇怪的沉重，仿佛这自觉的使命，推卸不了，却也完成不好。但有一点我明白，这“奇怪的沉重”来自安忆的心。安忆的心有多敏感？安忆的心有多细致？安忆的心有多深的思考、多大的包容、多痛的记忆？还有，安忆的心有多么明了的直觉、多少鲜为人知的掩藏？

安忆的心，使安忆的小说变化无穷。

所以，写安忆，是个困难的差使，因为无法概括，就像读她的小说，你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明意思。我想，读安忆，也只能感觉。

开始整理对安忆的“感觉”。

我相信，安忆不会给任何人完整的感觉，不是她不愿意给。最记得，她丈夫李章曾透露说，有一夜，他为安忆看小说清样《叔叔的故事》，读着读着，他微微地惊异，这个正甜甜地睡在他身边，像长不大的小女孩总爱使点小性子的她，竟有这样深刻的思考，字里行间凝聚着如此厚重的历史感？他喜欢摄影，常常给安忆拍照，但在这样一个夜深人静的瞬间，我想象，他像打开了调不准焦距的相机，她在他的视线里是模糊的。

真的，极少碰到像安忆这样的朋友，让你不断“惊异”，和她交往，无论站在远处，近处，她都耐人琢磨。最初和安忆接触，感觉中，那个聪慧、文雅、纤细，与人与世有点格格不入的安忆和安忆的小说，《雨，沙沙沙》、《小院琐记》还比较吻合。渐渐地，她的小说多起来，一部接一部，而且，小说的题材和风格一部不同一部，好像在变戏法，让人目不暇接，我暗暗诧异：“安忆的生活积累到底有多大蕴量？”翻翻她的经历，似乎没有传奇，也没有遭遇灭顶的大灾大难，见她去农村转两天，写出《小鲍庄》；在白茅林劳改农场采访三天，写了《米尼》。“王安忆还有什么可写的？”不少人也都在揣度。安忆干脆哪儿也不去了，潜心地写，写《岗上的世纪》，写《三恋》，写《乌托邦记》，写《叔叔的故事》，写《姊妹们》，写《我爱比尔》，而穿插着中短篇小说的写作，她还写大部头的长篇：《69届初中生》、《逝水流年》、《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等，简直像一口不断喷涌的井，显示着澎湃的创造力。可是，电话里听安忆的声音，依然是小女孩一样的细柔，见到安忆，她依然那样娴静、恬淡、谨慎。涉及敏感的话题，她依然羞涩、回避，而通话或见面，她关心的还是一些朋友的近况，她交谈比较多的，还是日常的、家务的琐事，似乎也很平实。但安忆的“平实”，像一只有“馅儿”的馍馍，明明有饱满的“馅儿”，却没做成打褶的、一眼能辨别的包子。她心里的“馅儿”，究竟是甜是咸是酸是辣？安忆大概只在写作的时候，才会从“馍馍”光滑的表面渗透出“馅儿”的滋味，或甜或咸或酸或辣，你还是吃不准这“馍馍”的心里到底包裹着怎样的一种“馅儿”？所以，读她的文章，读她的小说，总有一种隐隐的、期待的心情：对安忆是否又有新发现？

这种“不断发现安忆”的心情，有这样几次，印象较深，一次是1989年。80年代末，我写了一系列女人的故事，编成一部小说集，名为《天生是个女人》，请安忆写序。那是最茫然的一段日子，我的这些故事，大都反映了中国女性在开始变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苏醒，并蒙眬地希望“换一种活法”的故事。小说集所容纳的故事虽林林总总，可我对我小说里这些女主角的认识也只是茫然、蒙眬。安忆的序，在分析了我的故事和人物后，一语道破地指出：“看来，这些‘新女性’，无论换多少种活法，结果都是在一个固定的樊篱之中，这个樊篱就是男人。接下来的问题是，她们能不能冲出这个樊篱，或者说，这个樊篱是不是她们想冲出去就可冲得出的。这是一个人类的命题，也是一个人性的困境，这困境是在人性的深处，可说是核心的地位。陆星儿走过许多路，终于到了这一个困境，我希望她不要因为害怕困难而回头，或者绕道而行。”安忆提出女性的这些问题，是“人性的困境”，她把问题一下点到最要害的“穴位”，说到了骨子里，并诚恳又深刻地向我指出继续前进一步的困难所在。在80年代末，受“思想解放运动”浪潮的冲击，刚得到启蒙的我，是写不出“人性的困境”的，这对于我确实是个难题。然而，读到安忆的《三恋》，看她演绎爱情故事，赤裸裸地面对着“人性的困境”，人物和故事都惊心动魄。我从安忆给我写的那篇序里，发现了她的《三恋》为什么在当时会引起震动的原因。

还有一次“发现”，好像是1992年，我正准备写长篇小说《精神科医生》。我到精神病防治中心体验生活，但小说的构想只是以精神病医院为载体，着重想刻画的还是老三届这代人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精神状态、生存处境。人物在我心里酝酿着，时近时远，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可我不知道人物不能确定的原因。有一天，去安忆家玩，她问我手头在写什么东西，我讲了正活动在构想中却仍然恍恍惚惚的“精神科医生”，安忆好像不假思索地接话：这个人物有点意思，英雄末路嘛。“英雄末路”这四个字赫然突立，如同有灵感闪烁而过，我心里顿时亮堂，那个始终恍惚的人物，仿佛从隐约的背景后面明明白白、确确实实地站到我眼前。我差一点叫出声，我立刻意识到，我可以动笔了，我有把握驾驭人物了，因为，安忆简扼的话说出了人物的“核”，视线对准了本质，一切便了然。而且，“英雄末路”也是对一大批“老三届”面对新时代的概括，写90年这一代人的心态、处境，“英雄末路”的评定，再准确不过了。写完《精神科医生》，我写了一篇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文章，题目就是：《英雄末路》。这点金之语，我却“得来全不费工夫”。所以，我很重视和安忆闲聊，她常常会夹杂着闲话，出其不意地说出一些想法和看法，一句两句，或犀利，或透彻，或独到。

而最让我吃惊的一次发现，是安忆被聘为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并要给中文系的学生做个系列讲座，是学生的一项选修科目，她要重点地分析几部世界名著。我不能想象安忆站在讲台前侃侃而谈，不是谈十分钟、二十分钟，是一上午，是连续不断的几个课时，还要讲授整整一学期。虽说认识安忆很久了，可我从来不觉得她还有口才，每逢开会，能不发言的，她总是退让、推脱，必须要说，也总是三言两语，说得又快又短，常常是脸一红一红，红晕未褪，话已结束。几乎没看她有过滔滔不绝的时候，就是和她通电话，她也是急急忙忙把要说的事讲完，便立刻撂电话：那就这样吧。决不拖泥带水。很吝惜话语的安忆，却自告奋勇要给复旦的学生讲一学期的课，她的表现会怎样呢？先是听王周生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安忆讲得很棒啊！可我仍然无法对“很棒”具体化。不久，为感受“很棒”，我赶去复旦大学听安忆讲课，坐在第一排，像个好学生，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讲台上的安忆，又让我惊诧了，她这样不慌不忙地娓娓道来，没有重复，没有赘言，一句是一句，讲到重点之处，或交代比较复杂的人物时，她轻盈地一转身，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还画出表现人物关系的图表。那天，安忆给大学生分析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在讲解这部小说时，她首先把《简·爱》与《呼啸山庄》进行了比较，这两部小说都是写爱与恨，但安忆的分析是：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没有超出我们一般人的经验之上，而在那个狂风呼啸、不见人迹的山庄里所发生的爱与恨，它是一种永恒的力量，是一种与我们人类对峙的力量，安忆说：我为它命名了一句话。她把那句话一笔一画写到黑板上：“爱情消灭了肉体，同时爱情又化腐朽为神奇。”而在下课铃声响起时，安忆的结束语是：爱情具有心灵的特质，并在现实中可以使心灵超升。虽然，爱情故事很多，但是，能使我们在爱情之上看到神灵之境的，实在不可多得，而《呼啸山庄》是一个。下课了，安忆从容地收拾讲义，像个资深的老教师。印象中，她的讲义是一本黄封面的活页簿。我仍呆呆地坐着，像在打量陌生人。听了这一上午的课，安忆真的让我感到陌生了，我使劲地问自己：她什么时候锻炼出这能力的？那一学期，安忆的这种讲学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复旦大学名副其实地当了一回教授。当这个教授，也是很辛苦的，除了备课的辛苦，还有长途跋涉的辛苦，清早起来赶路，坐21路电车，再换乘5路公共汽车，横穿一个城市。在那个年月，谁都不舍得“打的”，安忆也一样克俭。

写了以上“最吃惊”的发现，我心里仍余音缭绕，总觉得，对“安忆的发现”好像还没写完。而且，“新发现”就是近年的事。

四年前，《长恨歌》一脱稿，安忆便重重地病了一场。看她被疾病折磨得憔悴，我真是心疼。读《长恨歌》，我只感到那些细致到极点的文字，是安忆掰碎的心，对一条弄堂的描写，就用了几万字的笔触，细到对一颗落到地缝里的西瓜籽都不放过。我想，她对这个世界的觉察实在太仔细，她对人情的体察实在太明白，她不病也得病啊。有天下午，她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陪陪她，我马上赶去。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她累了，躺下了。我坐在床边的一张藤椅上，静静地端详她，她更清瘦了，身体微微蜷曲，显得很孱弱、很无奈的样子，我的心紧得像一张快撑破的纸，我爱莫能助啊，谁能帮得了她的心？但是，每当我的心出现问题的时候，安忆总会及时地拉我一把，有一些情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988年夏天，我从北京调来上海工作，心里很空，记忆中，那是个最酷热的夏天。我和儿子一到上海，安忆和李章就请我们在静安寺红都电影院旁边的一家西餐馆吃饭，安忆没说一句安慰的话，但是，和安忆夫妇、儿子团团地围坐在圆桌旁，我空虚的心像突然降落到地面，有了安全感。我和静安寺大概是有缘的，不久，儿子在静安寺的一所小学读书，而安忆的家也在静安寺附近。儿子小学毕业参加升学考，这是儿子成长中的第一个考验，那天，安忆让我等在她家，让儿子中午来她家休息，她给我们做饭，并由李章推着自行车负责接送儿子。一晃，儿子初中毕业考高中了，我们已经搬到了浦东，远远地离开了静安寺，但是，在儿子第三天考试一结束，安忆和李章已经赶到浦东要请请儿子……安忆对朋友的周到和体贴，不仅我有感受，我知道，史铁生的病，让安忆有多牵挂啊。而对待父母，安忆的心更重，买房子、搬家，她第一条原则，就是要离父母家近。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10月，茹志鹃老师匆匆地离开了大家。听到噩耗，我脑子里首先跳出的担心是：这让安忆怎么面对？我和王小鹰捧了一束鲜花立刻去安忆家，一路上都在与小鹰商量：进门后该对安忆说什么最安慰？到安忆家，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客厅里，安忆忙着给大家倒水，我不敢抬头看她，只是留心地听她和别人说话，让我惊讶的是，她不哭，很镇定，说话的口气出奇的平缓，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家里坐了这么多朋友，仿佛是凑巧一块儿来做客的。那天，她把父亲接到她家里，在书房里支了床，她对大家说：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如何保护好父亲。她的理性，她现实的态度，竟压倒了如此巨大的悲伤，安忆刻不容缓地为自己确定了最冷静、最切实的做法。

安忆超人的理性又使我惊诧了。她就是这样及时地想到，兢兢业业地做到，每天下午按时回到父亲那里，陪他说说话，陪他吃晚饭，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什么事情都经不住月月做到、天天坚持，可这一年多，安忆像个不旷课的学生，每天来来回回地走，不迟到不早退。她还得这样肩负责任地走下去，她还会这样不辞辛苦地走下去的。

当我发现感情丰富细腻的安忆又如此坚定，如此理性时，我才进一步地感觉到了安忆。

她看上去那么沉稳平和——关于王安忆的一点印象

何镇邦

我认同不少熟悉王安忆的朋友一种看法：安忆在创作上颇“不老实”。无论是《小鲍庄》，还是《三恋》，都看得出她在艺术上东奔西突的探索状态，而像《三恋》之属，在人性的开掘上还颇放得开；而她平时言谈举止，却相当沉稳平和，不露锋芒，不像当下有些当红的女作家那样虚荣，那么爱出风头，她老实得有时都有点木讷了。这可以说是王安忆为文与为人的一点不统一之处，也可以说是王安忆的一个特点。

我之读王安忆的作品，大概是从她80年代初发在《北京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雨，沙沙沙》开始，以后凡是能读到的她的作品，无论是短篇、中篇，还是几部长篇小说，甚至于她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讲台上纵论小说创作的讲稿，我都找来读过。我多半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来品味安忆的作品，故关于她的作品的评论，大概只有前些年应《小说选刊》之约写的关于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的一篇导读性的评论。而就是这么一篇，通过电话交谈，还得知安忆并未看到。

见到王安忆则是迟至80年代中期的事了。她那时在文坛上已经是颇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了，尤其是富有艺术探索性的中篇小说《小鲍庄》的发表，给她带来颇高的声誉。我那时还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而安忆的母亲茹志鹃大姐则在上海作协主持工作，于是同她在工作上有些往来。有一次到上海出差，茹大姐请我到她家吃饭，王安忆正在家里，还有她弟弟王安桅，她父亲王啸平。在饭后聊天中得知，王啸平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现已划归厦门市管辖），其父辈到新加坡谋生，他是抗战时期从海外回来参加新四军从事文艺工作的，写过剧本，也写过小说。这么说来，我和王啸平还算是闽南的小同乡了，同安忆也可以算是同乡了。这么一叙，就亲近了一点。记得那天王安忆在家里就像个规规矩矩的中学生，我同茹大姐、王啸平老兄交谈中，她从不插嘴，显得家教颇严。而当我向主人告别返回住所时，茹大姐就吩咐说：“啸平，送送你何老乡去！”于是王啸平送我到弄堂口打的，好像安忆也陪同她父亲一起送了出来。

过了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工作。由于当时鲁迅文学院图书馆藏书不多，购书的经费很有限，我同管理图书馆的同志共同出了个主意，发信向鲁迅文学院（包括它的前身文讲所）的校友征集他们的作品，设专柜陈列保存，并供学员借阅。记得给王安忆的征集信还是通过我发去的，我还加了一封短简请她予以支持。这个举措虽然得到鲁院（包括文讲所）校友们的响应，但是真正把作品寄来的却不多。可王安忆却是例外，她收到信后，很快把她的作品寄了一套来，并附来热情洋溢的信。这很使我和鲁院图书馆的管理员感动。安忆1980年文讲所恢复后参加第五期的讲习班，文讲所（鲁院）可以说是她文学道路的一个起点，她对母校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而从送书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安忆的为人。记得我们当时把王安忆的赠书同别的校友寄来的作品郑重地陈列在一个专柜里，未知迄今是否仍安然无恙？

同安忆有较深入的接触和交谈机会是1989年春夏之交时，大概是那年5月底，王安忆带着出远门的行囊住到和鲁院同在一座楼里的中国作协八里庄招待所，说是准备到新加坡去探亲。那时北京的气氛已相当紧张，但我们在招待所她住的房间仍然聊文学，聊上海文坛和她家里的各种情况。过了几天，人所共知的事情发生了，首都机场暂时关闭，王安忆走不成了，也一时回不了上海，索性就住了下来。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样子，我们在八里庄那个小院子里和招待所里，有了较为深入的交谈，当然，参加我们聊天的还有鲁院的一些学生和住在招待所里的别的朋友。这时候，安忆显然是去掉了在她父母跟前的那种拘谨，谈得很自如，也显得颇为快活。

打那以后，十年之间就一直再没有机会见到安忆，只能在她的作品中和有关她零星的信息中了解她的近况。去年茹志鹃大姐病故时，我由于得到消息较晚，也没有发个唁函什么的表示哀悼，后来在一次电话中提及此事并致歉意时，安忆平淡地说，她母亲近几年来身体一直衰弱，她和她的兄弟姊妹们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么一说，想劝她节哀的话也就没有说，只能请她向她父亲转达我的问候。而当我在电话中表示对她的《长恨歌》的好感和较高评价时，她也表现得很平静，她说她的作品总是难以走俏并评上什么奖的。这就是我认识的王安忆，一位在文坛上辛勤耕耘不问收获，不追名逐利的文学“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