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

为了永远不告别

潘向黎

2010年4月,我的第一部长篇《穿心莲》出来了。用了这样郑重的口气说这件事,在大多数人看来,应该是很可笑的。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十几二十岁就出了长篇,而且一部接一部,像我这样,写了二十年的中短篇和散文,人到中年才慢腾腾出第一个长篇,按照过去的评判可能说是胸无大志、等闲白了少年头,按照现在人的直截了当,可能连笑都懒得笑,立时兴趣全无的。

在给一个多年的朋友的书上,我忍不住抄了一遍宋人陈与义的《临江仙》。真是太共鸣了!“长沟流月去无声”、“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从198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起,整整二十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呢?时间怎么就那么快、那么快地溜开,让人惊讶、感叹、总也猝不及防呢?

曾经,很长时间,我的写作心态就是“玩”,觉得有趣、写得开心,就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且,生活永远放在第一位。读书的时候读书,旅行的时候旅行,恋爱的时候更是心无旁骛昏天黑地,还一直是个上班族,还放弃了成为专业作家的机会……我不是什么作家,最多就是一个票友,写不写,无所谓的。这是我长期的感觉。就像一个出生在衣食无忧的家庭里的女孩子,自己喜欢绣花,虽然一来二去手艺可能还过得去,但终究只是私底下的爱好,因为既不指望它挣钱糊口,又不指望它传扬出去扬名,因此没人把它当了正经营生。为了养活自己,我也确实一直保持一份“正经营生”。应付生计之余,还热衷于烹调、茶饮、插花等零零碎碎的乐趣。也不是玩物丧志,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志”。我甚至几乎从不在晚上写作,因为要和家人隆重地吃晚饭,晚饭后要喝茶聊天,还有,不愿意影响睡眠——事实上,写作是否影响睡眠,我至今不太清楚。

前几天一位朋友给我的信中说:人到中年了,似乎应该重新立志。我给他回信中说:“我一向没有志向,而且偶有立志一定不成,而且碰一鼻子灰。”结果这个朋友笑得不得了,说这简直是他的写照。看,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一种人,不但没有志向,而且不能立志。

唉,我肯定“浪费”了许多可以用来写作的时间,如果我把那些时间都用来写作,现在大概会颇不一样的。但是念及那些时间带给我的充实和滋味,回想起来,倒也并不太后悔。

这样说,显得我对文学有点冷淡了,或者说,有点傲慢。其实不是,我真的爱文学,而且自认是很纯粹的那种爱。我不用它来改变命运,不用它挣钱糊口养家,我不明白为什么喜欢文学就一定要弄成职业,就像喜欢一个人就一定要死乞白赖地结成夫妻、柴米油盐那样。如果可能,我愿意对文学就一直“纯粹”下去,与生计无关。

我可以不写什么,但是我肯定我会终生阅读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我随时可以放弃写作者的身份,只以读者的身份亲近文学。从学龄前背诵父亲抄在纸上的“床前明月光”和“怒发冲冠”起,文学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像血缘一样无法剔除。文学是绝对必需的,但是成为一个作家,不是必需的,成为用纳税人的钱供养的“专业作家”更不是必需的。

我父亲对我来说身份是多重的:父亲(严加管教为主细节宠溺为辅)、启蒙者、最严格的导师、最到位的欣赏者、最知心的朋友。我要努力控制我的泪水。许多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平静地记录。几年前,在他病重的时候,悲伤万分、疲惫不堪的我,竟然摇摇欲坠地飞去北京,领来了庄重文文学奖的奖杯和证书,亲手捧到他眼前让他看。他看获奖证书已经有点吃力了,于是他的学生蹲在他身边一字一句念给他听。我永远忘不了他那认真的神情。

说实话,对于写作和因此获得的外界评价,我总是没有他在乎,还曾经觉得他过分在乎了。后来我突然理解了,对于他自己的用心血煮出来的文章,他是希望能流传得广一点(冲破一些人为的阻拦)、久一点(冲破时间的阻拦);而对于我的文章,他的在乎其实更多的是出于对女儿的爱。他不可能在乎我每个月挣多少钱,吃什么饭店,穿什么牌子的衣服,那些他全不在意而且全然不懂,他只能用在乎我的创作、在乎外界对我的评价来表达他的爱。我自以为清淡,其实是太自以为是了。他是一个价值观单纯而感情丰富的人,虽然因为经历和处境往往遮蔽得很厉害,但他的孩子、他的学生都会感觉到他内心的温热。

当时的父亲,可笑的现代医学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帮助的可能了。因此,我对获奖就从未有过的在乎——我把奖杯和证书带回来的心情,是一个痛苦而无助的孩子给自己父亲带来一盏参汤,能喝一口就喝一口,明知没有用也想做点什么。我想因此我应该表达对那届庄重文文学奖评委特别的感谢(特别是其中的李师东兄,他从我写作早期起就通过《青年文学》给了我许多提携),是他们给了我一次温暖的鼓励,而且特别及时,让我的父亲还来得及和我在同一时空分享,是来得及让他感到欣慰、而我能亲眼看见他的欣慰的。第二年,当我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时候,想到父亲,我感到的已经不是遗憾而几乎是“来得太晚不如不来”的痛苦了,大概父亲不愿意看到我那样,于是出来一位朋友对我说:“看人家多丽丝·莱辛八十八岁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难道她也指望她的父亲活着看到吗?”我被当头棒喝,为这种不伦不类的相比啼笑皆非的同时,倒也渐渐平静下来。我慢慢接受了父亲不在我身边的现实,但是也只是不再在我身边,而我的一举一动他还是知道的,绝对是那样的。

说起来,这个长篇真是来得太迟了。父亲和许多朋友都觉得我应该写长篇,说了有十几年,但是我就是悠闲地混日子,一点不着急。后来有了孩子日子就忙碌起来,生活的严峻掀起了面纱,心里开始有点着急了,但是着急也真的没用了——真的没有时间了。每一次听到人家谈论各种写作的难处和技巧,我的心里就有一个声音:我没这么复杂,给我时间!给我时间!我的写作只有一个难处:没有时间。

中间的曲折不去说了,现在的结果是好的,就像错过季节的花,意外地开了出来。这本书对我有几个意义,第一,我终于写了一部长篇,打破了从未写过长篇的心理禁忌;第二,它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少作家都特别看重这家出版社。

要感谢凯雄兄。印象中,虽然认识多年,但是彼此从来没有谈过写作、出书这档子事。好几年前他到上海开过一次组稿会,把我也叫去了,我暗想:他知道我写东西?后来有一回到出版社,在他办公室,我半开玩笑地说:“也不给我出本书。”他马上露出“出版商”的“狰狞面目”说:“小说集不行,散文集更不行,要出就是长篇!而且要写得好!”我当时写许多散文、不少短篇、少量的中篇,就是没有写过长篇,他这样说,不是“刁难”,简直就是拒绝。我后来从他书架上抽走了很多书,几乎可以看作一种发泄。所以当我有了第一部长篇,当然就想给他看看。我毫不怀疑,如果他觉得不好,会再次冷血地回答我。结果,是一星期后他给我发来一条有史以来最长的、显得有点激动的短信:“看完了,我愣了。真的很好……”我当时在苏州一个园子里喝茶,看到这条短信,心里真是激动,我得到了一位不轻易褒扬的评论家的肯定。得千金不如得此一评啊。

长篇出来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是爸爸在,该多好。我没有说,但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样说出来。我先是无语,渐渐就微笑起来,我说:他知道的,他很高兴啊。

只不过我听不见他摇着头做出不理解的表情说:“你写起来就像鸡啄米,怎么这么快?”或者似乎很不服气地说:“我写起文章那么难那么苦,你写起来怎么这么轻松这么容易啊?”我一般不回答,过几秒钟回头看,他肯定在无声地笑。只不过看不见他晚上多喝几杯,然后故作漫不经心地说:“我现在喝了酒,随便说说,你这个小说,那还是不差的。”我说:“好啦好啦,你少喝点,早点休息吧!”他有点生气了,就大声说:“我对你的评价不是作为父亲,而是作为评论家说的!”

我知道,爸爸,对于许多人来说,“潘旭澜”这个名字意味着一位严谨深刻的评论家、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但是对我,你就是一个父亲,你摆脱不了父亲的立场,你以为你够客观公正,但是你真的就是一个爱女心切、望女成凤的父亲啊。好了好了,我不和你争论了,这么多年,我们所有的争论,哪一次有个明确的结果呢?血缘就是一本又哭又笑、血泪横流的糊涂账啊。

我已经知道了,我会一直写下去,父亲会一直在乎下去,高兴下去的。不在于他是评论家还是别的职业,就因为他是我父亲,我是他女儿。我的每一点长进,每一点声响,对他来说,都是和天一样大的。这一点,每个为人儿女的都知道,每个儿女为人父母之后就更加知道。人,一代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人生,很寂寞也在此,给人力量也在此。

在乎我的写作的,绝不止父亲一个人。还有我的亲人们,他们怜惜我、照顾我、支撑我、包容我。还有那么多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教授、书画家、医学专家、各行各业的读者……他们的鼓励和注视让我受宠若惊。其中也有一些人已经不在这个时空了,比如在送这本长篇时,我总觉得有一个重要的人没有送,又想不出来是谁,突然想出来——是李子云。这位我尊敬又喜欢的评论家,这位知我、赏识我的恩师,这位性格鲜亮而风度优雅的前辈、忘年好友,我已经无法将我的新作送到她的手中了。那一瞬间,心里感到巨大的空。如果不是怕自己再次陷入伤心,我真想在《夏天最后一朵白玫瑰》之后,再为她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世上已无李子云》。是啊,世上已无李子云,世上既无李子云,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让人感到这种怅惘的,还有罗洛、周介人、陆文夫……但是他们又永远活在文学中。那么只要和文学在一起,就是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今天打开前人的作品,面容如现,气息浮动,作者不是都在吗?那是穿越时代、连绵不绝的生命力。作品不朽,风范不朽,作者便也永远活着。

总是为苏东坡的《永遇乐·夜宿燕燕楼梦盼盼因作此词》所倾倒,这首不朽杰作的结尾是“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怀古伤今的同时,清晰地表明了一种人生代谢但异代同心因此情怀不灭的认识。这种认识既悲凉又温暖,是大无奈,也是大通透。我们读到这里,不但准确地发出苏东坡所预感的那种浩叹,而且又产生了“后人也当如此,为今日浩叹之人浩叹”的预感。所谓“思接千古”,文学就是这样可以打通古今,连接起不同时空的。

不知不觉写了二十年,这不能说明任何资历,也没有给我带来足以安慰自己的果实,只说明时间流逝之快之无情。但是,毕竟是二十年,而且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好的二十年。我虽然仍然远远没有成熟,但也不好意思一直无知懵懂下去,渐渐也开始寻找自己写作的理由。

今天我觉得我找到了,或者是我愿意将这个当作写作的理由:有一些人对我的写作和内心极其重要,他们写过所以他们在,而我写着故我在,我一直写下去,是为了和他们一直交流下去,为了永远、永远不告别。

老妹来信

裘山山

老妹其实并不老,比我小八岁,人也长得年轻。因为我和她通信时总是自称老姐,她为了给我面子,也只好自称老妹了。

在女作家圈里,我有好多妹妹,孙惠芬、须一瓜、迟子建、叶弥、徐坤、葛水平、潘向黎,等等,可能我这个人心智成熟比较晚,所以总和妹妹们玩儿在一起。这些妹妹依次数下来,向黎最小,但我们却交往最多,盖因为她是《文汇报》的副刊编辑,我是长期被她捏在手里的作者。自2001年认识开始,就一直保持着比较频繁的书信往来,信件主题不是“老姐来信”就是“老妹来信”,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是俩白发苍苍的老姐妹呢。

最初认识向黎时,我先入为主地感觉我们不会成为朋友,理由是,她是上海小姐,人又长得漂亮,还出国留学归来,很洋派;而我大兵一个,长年隅居西南边陲,土里土气。我们一土一洋,合璧很难。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发现,她这个上海小姐并不“纯正”:首先是出身不纯正,她祖籍是福建泉州,小学毕业后才随母亲到上海和父亲团聚;然后是讲话从来没有娇滴滴的小姐腔,声音略有些沙哑,语速也很快;第三是干起活来颇有劳动人民本色。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一些共同点:我也是个客居他乡的人,我也是个说话没有腔调的人,我也是个做事比较认真的人。于是我们逐渐成为朋友,革命友谊越来越深厚。

一般人说起向黎,都会夸她聪明漂亮。漂亮是肯定的,毋庸置疑;聪明也是肯定的,还是毋庸置疑。读书读到博士,汉语英语日语都会讲,小说散文评论都会写,其中短篇小说还连续数年上过中国小说排行榜,并获鲁迅文学奖。我们四川作家傅恒跟她一起去了一次韩国,回来就跟我说,你朋友潘向黎很聪明啊,帮我当了好几次翻译呢。我很得意地说,这算什么,在她是小意思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儿,她常常随口背诵出与当下景物有关的古诗词,有些诗词很生僻的,让我在佩服的同时暗自汗颜。

我想说的是,在聪明漂亮之外,向黎仍有很多让我感到意外的地方。第一个意外的是她那么敬业,极少抱怨工作(这点我不如她,我常常抱怨工作带给我的烦恼)。我之所以成为《文汇报》的铁杆作者,就是因为她的敬业。我们之间的通信,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为了稿子。她不仅找我要稿子,还很努力地为我争取利益,比如稿酬上,或其他好事上。我的稿子得了奖,她会主动找人写评论;有些稿子我自己知道并不理想,但由于某种需要我希望在《文汇报》发表,她也会努力安排。这么贴心的编辑,我能不认真对待吗?

汶川地震发生时,向黎正在韩国,给我打电话打不通,很焦虑。一是担心我的安全;二是期待我的稿子。一进入国内,尚在边境上,她就发短信给我约稿了。我也确实留了稿子给她(彼此忠诚)。她飞回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开邮箱取稿子。那几天我们联系十分密切,一会儿电子邮件,一会儿手机短信,有时急了就打电话。我因那些日子太过劳累,忙中出乱,错删了一个刚写完的稿子,她急得在上海跳脚,我急得在成都捶胸。后来总算在“垃圾桶”里找到并且恢复了。她收到稿件立即安排版面,之后给我回信说,老姐,请你关掉手机好好睡一觉吧,我真担心你会崩溃。我虽然没执行,心里还是很暖的。

第二个让我意外的是,向黎与人相处时,常会表现出一种与她相貌不符的懂事来(我的意思是,她那个样子就像是个被宠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女)。说个细节吧。那年开作代会,向黎因为刚刚失去父亲心情不好,到我房间来诉说。我这人不太会安慰人,看她难过无计可施,就拿出一条尚未用过的意大利新丝巾送给她。她很高兴,说正是她特别喜欢的孔雀蓝,还是渐变色。看她情绪转移了,我很宽慰。事情过去就忘了,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我接到她短信,说正和朋友在外面喝咖啡,戴了那条我送她的蓝丝巾,朋友夸好看,所以特意告诉我一声。我美滋滋的,感觉这丝巾送得很值啊。过了大半年,又接到她短信,说晚上跟朋友看演出,穿了件旗袍,搭上那条蓝丝巾效果极佳,于是再次来告诉我。后来在苏州开笔会,我见面一看,她胸前飘的正是那条丝巾。这一回我觉得不是值的问题了,而是超值。如果是我,收到礼物,当时谢过之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在一起开过三次笔会,她在我面前总是以照顾我的姿态出现,关心这关心那,偶尔出个小错,总是很自责。尤其近两年,我是说她父亲去世后,她的这种懂事和善解人意越发地突出了,真让我有些不习惯。就如同她的小说《白水青菜》和《我爱小丸子》,我更喜欢后者一样,我希望她总是快快乐乐的,没心没肺的。那么懂事倒让我有些心疼。

第三个让我意外的是,作为家庭主妇,向黎也当得像模像样:相夫教子、孝敬母亲。最初向黎告诉我她有了儿子后,我还暗暗担心过,想她一个娇小姐怎么当妈啊?没想到八年下来,她当得很好。记得有一次我请她到四川来参加一个活动,她跟我说,很遗憾丈夫最近外出了,她不能出门。“有了儿子后,我跟你妹夫必须像打铁一样,一个铁锤上去,一个铁锤下来。”(后来这比喻也常被我借用,我们家是因为狗狗)。作为老姐,我当然知道教育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日常生活,辅导作业,还有家长会,可向黎都做得很认真,偶尔还向我请教。对母亲她也是很孝顺,逢年过节总是尽可能陪伴。当然,毕竟是个从小受宠的人,辛苦多了也会炫耀一下。今年春节她短信告诉我:这个节日我哪儿也没去玩儿,前三天陪母亲,后四天辅导儿子作业。我就告诉她,我也是这样的,天天在家陪父母。她马上说:“让我们互颁孝女勋章吧。”露出了一点儿娇小姐的尾巴。还有一次她告诉我,上海电视台正在播我的电视剧《春草》:“你妹夫叫我看,让我向春草学习。可是我看了几集就受不了啦,老姐你励志也励志得太狠啦。”

我笑坏了,赶紧安慰她,春草那吃苦的劲儿,在全世界劳动妇女里也属罕见,你学不了不要紧的。

我和向黎通信往来已有十年,大多数是电子邮件,偶尔短信,极少书信。内容嘛,百分之八十是为了稿件,剩下的,就是彼此的关心调侃,彼此的表扬夸赞,偶尔也谈一些对人事的看法。为了写这篇东西,我专门去翻了邮箱,找出一段时间里我们两人相对完整的邮件往来,时间是2007年9月,起因是我给了她一篇散文《艳遇》:

老妹来信(来自向黎):

我觉得你真是一个女人,对爱情敏感,写起来也特别有感觉。这样很好,不然人类就让人绝望了。

我发现你这篇的主题还是“我在天堂等你”,只不过等的时间特别短。

对了,上次在贵州遇到M,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这个人遇到陌生人也没话说,就说到你,他说你是他的老朋友,而且人很舒服,“没有女作家的那些毛病”。我很不客气地说记不住他的小说,而是喜欢P,哈哈!不过他对你的评价我是认同的。老妹老姐回复(我的回信):

难道你对老姐的性别有过怀疑?

原先也听到有人用“舒服”形容我,看来我的确是土白布啊,纯棉啊,50年代的产物啊。不过,M的小说我很喜欢,喜欢他那种叙述感觉。相比之下,P太大众了。俺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夫妻呢。很可惜。

老妹回复:

听见人家夸你,很开心,还有点得意,好像有我什么事似的。不过我认为你内心还有大片不为外界所知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但你的面积比较大。

你是土白布,我争取是泡泡纱,小时候都穿过的。

老姐回复:

泡泡纱很准确!

依然纯棉,但有花头。活泼可爱。

同意启用。

“内心有大片不为外界所知的世界”,也同意。

不是有意不让人知,是没办法……

老妹回复:

一向没有花头啊姐,我比窦娥还冤。

上海今年热死了,不过正好找到理由完全不干活,也不写东西,心情倒有点田园。下次争取杭州见,一起吃饭喝茶!没有花头有姐妹!

回头看看真是挺有趣的。当时的心情都能回忆起来。可惜还有很多闺蜜私房话我找不到了,不是我有意删除的,是时间长了被网络吃掉了。

我们的通信常常让彼此开怀。向黎读到高兴时,还会念给她的父亲听。她父亲是复旦大学著名学者潘旭澜,我没有见过,但因为向黎,我们彼此已经熟悉了。记得有一次向黎写信问我:近日春暖花开,气候宜人,老姐有没有出去旅游,或者谈谈恋爱?我回复说,既没有旅游,也没有谈恋爱,天天在家灰头土脸地写小说。真真是辜负了大好春光啊。

向黎乐死了,就读给她父亲听,著名的复旦教授听后很疑惑地问:山山还没结婚吗?向黎大笑,说这是两回事嘛,我还想谈恋爱呢。父亲更加疑惑了,不解的目光把厚厚的镜片都磨透了。呵呵。

向黎把这事写信告诉我,我也乐死了。是啊,一向严谨的清醒的教授,怎么能明白整日梦呓的女人呢。

每每想到这个细节,我总是很感慨,并且很遗憾,我没能在潘伯伯健在的时候去看他,和他一起聊天,一起品铁观音。我是说过要去的,却没来得及。只能在他走后,送上一篮鲜花。为什么我们总是珍惜不再拥有的日子?为什么我们总是怀想已经逝去的岁月?

在质问了自己之后,我打开邮箱,给老妹写信。

我打算把我们的通信,一直延续到我们真正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姐妹的时候。

潘家有女已长成——潘向黎印象

潘凯雄

镇邦老学长嘱我就向黎写点印象记一类的文字,着实令我犯难。于情而言,不能不从;于理而论,又实在不具备下笔的条件。思量再三,最终还是情大于理,毕竟只是写个印象记,终究不是原则问题,最多只是写得不好,丢自己的人而已。于是就有了以下这些硬着头皮挤出来的文字。

先说写不了的那个理儿。我与向黎虽说有那样一种并非正宗的叔侄关系(后来硬被她降辈成兄妹),但她居上海我在北京,一年未必能见一次面,即便通个电话发个短信,也不过寥寥数语区区几字,仅凭这些又如何形成文字上的鲜活印象?

再说不能不从的情。单说一个镇邦老学长之命就很难不从,不仅老学长之身份货真价实,理当从命;而且这老爷子还喜欢“倚老卖老”,从不掩饰自己“以老压小”之“霸道”,若是不从,定是要遭到无休无止的絮叨。何况老爷子所命所写之对象是向黎,更是断了我在情义上拒绝的理由。

记不清初识向黎的具体日子了,但时间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则是肯定无疑的,那时的向黎是在读高中还是读大学待考,只记得在复旦大学的潘旭澜教授家有两千金:长女向黎,性格开朗活泼,说话频率甚快;次女向蓁则相对内向羞涩得多。记得初识这姐俩的那几年,这老大还能大大方方地从闺房中出来应酬几句,老二则多是探头探脑地躲在闺房的门缝旁向客厅偷偷地看上两眼,时而再扮个鬼脸而已。

第一次对向黎留下深一点的印象是潘老师将她从学校调回家来做饭。那是我刚从复旦毕业被分到北京工作的头几年,一有机会出差到上海就会去潘老师家拜访,“神侃”之余蹭饭一顿是免不了的。尤其是俺这人迄今依然十分“乡土”,出差在外,几天不吃家常饭就会难受不已,仿佛压根儿没吃饭似的,于是每到一地都要建立一个能在家里蹭饭的“根据地”,而上海潘老师家就成了俺蹭饭的最佳据点。那次去上海,照例是与潘老师电话约定第二天上午去他家,待到去了坐定后才发现师母没像往常一样在厨房忙活儿。过了一会儿,向黎从外风风火火地进得家来,潘老师这才淡淡地说:“你不是喜欢在家吃嘛,恰好今天陈淑荣(师母名)上午有事,我就叫向黎回来做饭。”一句话说得我心里既过意不去又暖融融的,那顿饭向黎做了些啥我的确不记得了,只是记得到了中午师母下班后又从食堂带了点熟食回来,再加上向黎的烹饪,我依然吃了一餐香喷喷的家常饭。N年后,我听说当向黎的短篇精品《白水青菜》面世后时有同行怀疑她的实践能力,那现在我可以以人格作证:向黎是否会做白水青菜我不知道,但她独立操持一顿家常饭绝无任何问题。

再往后,就只是知道向黎读完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就去了《上海文学》成了我的同行,后来又去了日本,在还没有“海归”一说时她却“海归”加盟了《文汇报》,在名牌版面“笔会”做了一名称职的编辑,好像已是个啥首席也不甘心还要再读个博士,眼下正在写论文……在物理行为上真正与向黎接触稍多一些是从潘老师病重至不幸逝世后的这几年。四年前的五六两个月,是向黎她爸也是我敬重的潘老师在人世间的最后六十天,当我从遥远的电波中获悉潘老师突患不治之症的消息后,精神上、情感上的痛无以言表,只有连续两周利用周末时间赶到上海探望,一出病房就难以抑制自己的悲伤,不是闷头抽烟不语就是酩酊大醉,而这时的向黎却里里外外地张罗着,感性而坚强,这多难!病魔无情,是年7月1日,潘老师最终离开了我们,此后与向黎的联系多了一点点,有条件见面时就尽量见个面,见不了面一个短信几字问候心中也多几分踏实,就是失去了父爱的兄妹间的那种相依。

我之所以还“胆敢”硬着头皮应承写这则印象,实在还因为自己一直关注着向黎的写作,当然这不能成为这则印象记的主体,否则就成了评论。坦率地说,初识向黎,从未想到她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况且还是一位不错的作家,直到读到《白水青菜》这才令我对她刮目相看,因为我们的好短篇真的不多。这样的好话直到今年前我还真从未当面对向黎说过。倒是前两年有一次她来我办公室,开着玩笑地对我说“给我出本书吧”,我却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才不会给你出集子,要出就出长篇,而且还要是好长篇。”向黎大约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会是这种硬邦邦的回答,我也不知道她内心怎么想,但今年还真的就给我寄来了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穿心莲》。我还得坦率地说,收到向黎稿子时自己的内心还真是忐忑的,天知道这长篇写得如何?短篇写得好长篇未必就一定好,放眼中国文坛,在短篇小说写作上成就不凡者而在长篇写作中走麦城的例子多了。这妹子还真是给我出难题,达不到出版要求咋办?勉强用吧不合我行事的原则,退吧又未免太绝情。正是这种忐忑,让我在接到稿子后压在案头一直不敢碰,实在拖不过去了才终于在一个周末鼓起勇气捧读起来,读着读着,那种忐忑渐渐为喜悦所替代,一气读完签下“速发”的意见后还忍不住给她发了封表扬短信,这肯定是我第一次“表扬”她,而且还是非当面。据向黎后来告诉我,她是在苏州收到我这短信的,结果是偷偷地一阵好乐。从《白水青菜》到《穿心莲》,向黎的写作始终透出的是一种自然的雅致与凄美。其实,写作中以雅致与凄美为特性者不少,但自然透出者则不多不易,这是一种气质一种血脉之使然,不是追求就能求来的。

记得第一次见到向黎时,潘老师让她叫俺“叔叔”,还说“这个叔叔也姓潘,是我们本家”,向黎当时有点不情愿,俺也有几分不好意思,但潘老师绷着脸说:“不管年龄,我们复旦就这规矩”,向黎于是涩涩地叫了;也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她就擅自将俺这辈分给降成了哥。也罢,兄妹间没大没小的问题不是太大,俺也不用真像叔叔那样且端着了。现如今,俺潘家大小姐已出落成当下中国文坛不可小觑的作家,而那内向羞涩的二小姐也已是我们图书装帧界的大牌设计师了。潘家有女已长成,我的潘老师当在九天之上笑眯眯地慢悠悠地说:“不急,不急,我们慢慢地说,慢慢地说。”是啊,面向明天,潘家二女且还有的说呢!

上海的向黎静悄悄

毕飞宇

眼下的潘向黎可不是什么“著名作家”,她正在南京大学读博士。她怎么会到南京大学读博士的呢?这里头还有一个小故事。

熟悉中国教育体制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你要读硕、读博,专业是第二位的,最为关键的是你的外语。外语过了,你也许能过,你要是在外语上摔倒了,你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我是1987年本科毕业的,虽然一直在写小说,可是,读书的心一直没有死。我的父亲一直瞧不起写小说的,在他的眼里,十个小说家也抵不上一个学者。写小说玩的是腿脚上的“花活”,只有读书、做学问才是实打实的真功夫——这就是他老人家的价值观,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我和我父亲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父亲反对的儿子就要支持,儿子反对的父亲就说好。“拧巴”到最后,等我到了一大把年纪,我终于发现了,潜移默化和耳濡目染的能量相当恐怖——我在骨子里特别希望自己是一个学者。2006年,就在我写《推拿》的前夕,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先把写小说的事情放下来,好好读几年书。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丁帆教授,丁老师很支持。他关照我说,好好抓外语。我记得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酒席,我给丁老师敬了酒,心情酣畅。这时候不知道是谁正在和潘向黎通话,我一把抢过手机,语重心长地说:“向黎,我想到丁老师这里读书,你也来,是吧,做我的师妹。”

我努力过。但是,很惭愧,看了南京大学先前的英语试卷之后,我没有去报名,没有意义的。突然,有那么一天,我家的电话响了,是向黎。她说,她明天到南京来报到。我问她,报什么到?她说,咦,你这个人,在装吧?我没装,老实说,我忘了那个电话了。问清原委,我对向黎说,潘老师,你不是我的师妹,你是我老师。

向黎就是这样的,不声不响,最后,她总能走在前头。

我不会说潘向黎来南大读博士是因为我的鼓动,事情当然不会是这样。但是,以她的资质,她做什么做不成呢。她的外语好哇。我听过向黎和日本人说话,嘴巴里像熬着糯米稀饭,咕嘟咕嘟的。

说起日语就不能不说日本,向黎在日本留过学,我以为她的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气息。比方说,礼貌。在我的眼里,礼貌是一件无比重大的事情,它关系到你如何对待别人,也关系到你如何对待自己,说白了,它关系到你如何看待人生。向黎一直以珍惜和讲究的方式对待别人和要求自己,她让人舒服。和向黎在一起,你永远如沐春风,这就是我想说的。她可以穿西服,也可以穿唐装,但是,她是平和的,和蔼的,和气的,她的气质就是她身上的“和服”,我永远欣赏和尊敬彬彬有礼的人,即使在剧烈的对抗中,我也不喜欢一个人身上的粗鄙。向黎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可以保证她友谊的品质。

向黎这样天性的人适合创作吗?我可以武断地说,如果文学处在一个“乒乒乓乓”的乱世,向黎这样的作家最容易被埋没了。她不来刺激,她不可能耍大刀,她不肯扭着“S”形腰肢摆pose,她丢不起那个人,所以,她注定了不可能“脱颖而出”。向黎是幸运的——她适合于文学的萧条、末世,她需要外部的眼光曾经沧海,她需要静。只要你静下来,她的机会就来了。向黎这些年获得如此多的好评,这委实不全是她的功劳,是看小说的人有品位了、有眼光了、有能力了。末世出珍品,真的是这样。

什么叫天时地利?说白了就是你的才华和外部的气息对头。向黎作品的味道是她自己熬出来的。清水、白菜,把白菜丢在清水里头有意思吗?没意思。可是,如果它们放在一起,用火煮,煮出来之后清水还是清水,白菜还是白菜,你试试看。这里头的专注、火候、分寸,哪一样也随便不得。

文学的末世也是不声不响的,在不声不响里头,上海的向黎静悄悄。等你注意到她的时候,她一定在前头。

阿黎出息了

何镇邦

第一次见到潘向黎,记得是1981年春天。那时我返乡探亲,由闽返京路过上海时,逗留了几天,借住在潘旭澜先生的家里。潘向黎在家乡福建泉州上完小学,刚随母亲来沪与父亲团聚,可能正在上初中,十来岁挺文静秀气的一个小姑娘。按家乡的习惯,我们不呼其大名,而昵称为“阿黎”。而由于家教颇严,她一见面就按其父母的要求甜甜地叫我一声“何叔叔”。从此,几十年来,我们无论是见面还是通电话,都是这样相称。记得很清楚的一个细节是,在潘家的走廊里挂着一块小黑板,是阿黎听写英语单词或中文成语,还有诗词什么的。我在潘家借住的几天里,看着这个小黑板每天都更新内容,可见它不是什么摆设。

潘向黎的父亲潘旭澜,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我从1956年秋天考进复旦中文系认识他,直到2006年7月1日他不幸辞世,持续了半个世纪长的亦师亦友的友谊。他不太喜欢我称他为“老师”,于是我就称他为“潘公”。潘公因为专注于学业结婚晚,三十大几才先后喜得两个千金:潘向黎和她的妹妹潘向蓁,于是倍加珍爱,悉心培养。十年“文革”灾难过后,我与潘公第一次在北京见面,他动情地告诉我,在他遭受政治迫害最困难又是身患重病的时候,正是这两个嗷嗷待哺的可爱的女儿使他坚强地活了下来。“文革”的岁月过去了,潘公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迎来了事业与家庭生活的春天。上世纪70年代末,得以同他夫人及两个女儿在上海团聚,从此有了一个温馨的家。而阿黎就在这么一个温馨和家教甚严的家里幸福地成长。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一直同潘公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大多数是谈论学术,谈论复旦,偶尔他也告诉我两个女儿的情况。在不知不觉中,阿黎从复旦附中毕业考上上海大学中文系了;阿黎大学毕业后考上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俊西的研究生,攻读当代文学的硕士学位了;阿黎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工作了;没多久,潘公又告诉我阿黎东渡日本留学了;再过几年,又告诉我阿黎从日本留学回国,到《文汇报》的“笔会”当编辑了;再后来,他又告诉我阿黎结婚了,有了一个孩子,他荣升外公了……每当他告诉我关于阿黎的新信息时,话里话外总是充满了幸福感和满足感。不错,阿黎不知不觉地长大了,出息了!作为潘公的挚友,作为阿黎的“叔叔”,我怎能不感到高兴呢!

更令我高兴的是阿黎在文学创作上的收获。记得第一次读到阿黎的作品是她在《泉州文学》上发表的散文习作,不知道她是写于高中或大学期间,虽然显得还有点稚嫩,但自有一种纯净、秀美和清新,它们预示着一颗文学的种子在肥沃的文学土壤中发芽了。既然发芽,必然逐渐成长为一棵茁壮的文学之树,必然开花结果。果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便陆续在各种报刊上读到她的中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出优雅与温润,也可以读出它们的书卷气与南国都市的韵味。她有时也给我寄来一些中短篇小说集或散文集,我只是随手翻翻,一直未能把她的作品作为我的评论对象加以关注。这是一个不小的疏忽!但是,阿黎却越来越受到文坛方方面面的关注,她的短篇小说和小小说五度登上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她在忍受丧父之痛的那些年月,荣获褒奖青年作家成就的庄重文文学奖,随后,又摘取了鲁迅文学奖的桂冠。早在荣获庄重文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之前,她的严父也不得不承认她写的小说“是还不差的”。在《各写各的》一文中,这个过于严肃的老学者用一种相当得意而平静的笔调写下这么一段话:

她成为作家不是由于我的设计和引导;反过来,她也不会影响我写作,于是,我们各写各的。我没有写过小说,只能以散文来说说彼此差别。我写散文,是因为活到一把年纪有话要说;她写散文,也许是寻找快乐,要活得丰富。我写得慢,有些像“苦吟门”;她写得快,鸡啄米似的不多会就是一篇。

有熟悉我们父女的朋友说,那是两种很不同的散文,不但在语言风格,更在取材、情调、思想。不过,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独立书写自己心里脑际的几缕流云,让它在层峦叠嶂间游走。

记得潘公生前在同我谈到他长女阿黎的文学创作时,也总是强调“无心插柳”和“各写各的”,我曾反驳他说,阿黎的写作怎能说同你没有关系呢?如果你没有给她创造那么肥沃的文学的土壤,她这颗文学的幼苗怎能适时地发芽、生根、成长与开花、结果呢?对此反驳,他总以微笑作答。

我发现,这几年来,在经历了丧父之痛以后,阿黎成长了,或者可以说成熟了。她不仅承担照顾母亲、妹妹以及同亲友联络、处理父亲后事的种种事宜,在生活中也显得练达,懂得关心人了,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更上一层楼。我有时就她父亲的一些事打电话同她联络,她总是那么热情周到。有一次还告诉我她升了首席编辑,涨了工资,下次去上海要请我吃饭;最近还告诉我积攒了一些世博会的门票,邀我去上海参观世博会,如此等等,都让我感到因受到一位晚辈的关心照顾而特有的温暖。前些时候,她寄来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处女作《穿心莲》,这部长篇新作由她妹妹潘向蓁(阿蓁)设计封面,色彩和构图十分优雅,同小说相得益彰,我十分高兴。我夫人也喜欢这部作品,抢去先睹为快,告诉我此作的确写得不错,很有特色,尤其在文体创造的探索更值得注意。近日我将抽空认真拜读,争取把它作为一个评论的对象。

我想,潘公的在天之灵,在听到阿黎文学创作上取得新的成绩时,尤其是得知阿黎、阿蓁两姐妹在《穿心莲》中的合作取得成功的消息时,定会露出他那谨慎而含蓄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