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词诗一束

邵燕祥

壬申初度将有西藏之行

调寄〔满江红〕

尘土京华，依然是悲歌彻唱。漫相问，阴晴五月，榴光色蒲。水曲行淹屈子宅，云深待化华亭鹤。六十年驿路乱山中，长颠簸。千万人，吾往矣；匹夫志，不可夺。望神州，忍自草间偷活。此日不求天有眼，当时永忆杀无赦。且登临，大野正苍茫，愁寥廓。

生日打油四绝句

小并不曾倚，老复何尝卖。今死不为夭，匆匆六十迈。

人宽我自宽，人仄我亦仄。偶一学骂娘，回敬骂娘者。

老来脾气恶，万事但随心。人善有人欺，神鬼怕恶人。

放怀天地大，白眼鸡虫小。鸡虫何足道，所刺在虚狡。

六四初度

百年海沦我曾经，几度潮生月怒明。老蚌磨珠珠化泪，漫天泪雨堕冰成。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日，六四初度。下午偶成三句，正沉吟间，天雨雹，遂一绝成。月怒明乃袭龚自珍句。

六五初度前夕适值端阳汉宜公路车中口占

五月榴光照眼初，看朱成碧碧成朱。并无红袖添香处，才有青灯展卷图。诗酒难兼先取酒，主奴分列岂称奴。礼崩乐坏浑闲事，不向觚前叹不觚。

致燕祥（诗三首）

吕剑

雪访

雪还在下，下个不停，

五步之外，一片迷濛。

我来找你，找不到你，

举目有高楼，你住第几层？

我急于想要告诉你，告诉你，

昨夜梦回，惊闻一阵竹折声。

我实在担心：大雪如此崩腾！

黎明推窗一望，喜见雪压竹梢，

一排竹林依旧修然而立，

愈见苍翠，愈见峥嵘！

雪还在下，下犹未停，

天色渐暗，愈加朦胧。

找不到你，心怀惆怅，

楼下且徘徊，你住第几层？

我急于想要告诉你，告诉你，

午雪稍停，我快步来到园中，

但见青松挂雪，长枝低垂，

雪柔徐坠，风来轻盈，

突见雪光中一枝寒梅初绽，

水晶世界中透出一点新红。

雪犹难停，愈下愈猛，

华灯初上，已少人行；

找不到你，忧思难禁，

繁星出高楼，你住第几层？

我本来和你相约，和你相约，

明年远行，等到冰化雪消，

明年远行，等到柳绿花明。

不，且快打点行装，且快趁此兴浓，

向远山，向广原，向大海，

迢迢万里待征，首首新诗待成。

1980年冬末诗意

1982年元旦写成

本事：1980年冬末某日，与老诗人陈次园雪中去看邵燕祥，未遇怅返，得“雪日访邵”诗意。至1982年元旦始写成，又十余年后方发表。副题未加《寄燕祥》三字，盖“特种脉脉热线”也。

告慰燕祥

分手时你问我：

“在你回家的路上，

那条荒僻的小径，

不黑吗？有灯吗？”

我答：“不黑，有灯！”

你望望我，不再说话了。

你又默默地送了我一段路。

共听着阵阵秋风掠过街树。

其实你也知道，

天黑，无灯，

也并没有什么可怕，

我们平生什么路没有走过——

雾夜里万丈悬崖边上的路，

豺狼出没嚎叫的野林中的路，

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的路，

狂涛翻舟的万里风波的路，

你准能听得见我，

我这坚定而又轻捷的步履！

你准能望得见我，

我这精悍而又洒脱的身影！

1982年10月，北苑村居

本事：1982年国庆期间，燕祥、文修伉俪于劲松寓所家宴相召，同饮者有吴小如，相谈甚怡。当时我因旧寓拆建，临时住在北郊“五路居”村舍，故有诗中的问答。

读《三家诗》

忽得三家诗，长吟过子时。

敢言天下真，风骨扬异姿。

笑中暗吞泪，忧国忘位卑。

幸与三君子，心心总相知。

1997年4月5日，得书后匆草

本事：燕祥寄赐《三家诗》，内收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三家旧体诗词各百篇，喜极率成此诗以寄，聊表寸心耳。“敢言天下真”，系叶圣翁句。

琐记燕祥

黄伟经

与邵燕祥交往迄今已十五年，可说不算短了。

我们之相交，始于通信。那是1983年初，他寄来第一封信，挺客气的，云：“黄伟经同志：您好，拜读过您译的屠诗，受益良多。据说您在编《随笔》，现有一事相烦。顾文华同志，苏州人，曾是《长江日报》副主编，后是广播局副局长、中央台台长，近年病休，已离职。病中写一散文见示，嘱或可寄《散文》云云。我喜‘随笔’体裁多，因以奉阅……我是散文随笔一类体裁的喜爱者，但不懂，也不在行。文华同志见询于我，我转请斟酌，当不谓我为踢皮球吧？如可用，不妨略加点改发表，如不能用，亦不必为难，请仍寄我璧还或另谋出路……邵燕祥1月15日。”此后，他开始成为积极支持《随笔》、常为《随笔》撰稿的作者，与我不断有书信往还。每年我去京组稿，也必定邀请他和《随笔》的几位作者一块儿聚谈。渐渐地，我跟他彼此有所了解，成了相互理解、信任、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

像如此认真地替友人推荐稿件，多年来燕祥还有好几次。从他一次次不嫌烦琐的推荐信里，我感受到他做事的负责，待友的一片诚心。但他的推荐，从来没有勉强于人的意思，总是表明应以刊物的需要与选择为重。作为编辑，每当收到他寄来的推荐稿，就是未能采用，也打心里高兴，不仅一点不为难，还觉得受其惠：扩大了我的视野和刊物与作者的联系。我也求过他介绍作者，甚至替我组稿。他也从不推却，尽力给予帮助。

有一事，今忆及仍深感抱歉。1987年中，我与《随笔》同人决定编辑出版蓝翎、邵燕祥、舒展等的随笔杂文集，并经上级批准，列入了当年花城出版社出书计划。随后，他们诸位就寄来选好的书稿，可是当我们将蓝翎的《风中观草》和舒展的《牛不驯集》发稿以后，接着要将燕祥的《会思想的芦苇》签发排字时，社长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当时出版散文一类书，一般都亏本赔钱），建议把燕祥的这部书稿推迟一下出版时间。我没有力争，即表示服从。谁知一年之后，“大气候”突变，出杂文随笔一类书更加艰难。这样一耽误，竟搁了整五年！直至1992年9月我快要办理退休，才不得不把早已编好了目录、页码和标好了内文字体的《会思想的芦苇》挂号退还燕祥。在退稿信中，我如实向他致歉：“《会思想的芦苇》在我们手上一搁就搁了足足五年，我心里总感到歉疚，对不起你，使这部分书稿至今未能出版。现在要出此书，出版社从经济上着眼多，更难了，我总觉得自己有负于你的信任，好像欠下了一笔大债，而至今又未能清还，有说不出的不安！望你能恕我！”他收到退稿后，不只没有任何责怪，还在信中安慰我道：“兄不必有什么不安之感，都是常事。”寥寥数语，显出他的大度与宽容。

近三四年间，我陆续收到燕祥寄的新著，读到《会思想的芦苇》内许多篇章，已分别收入他在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大题小做集》、《梦边说梦》、《人间说人》等书，才多少减去我内心的不安。

从多年的接触交往中，我看得见、感觉得到燕祥的爱憎分明及诗人气质的天真、坦率和作为杂文家知人论事的准确与深刻。1986年夏我到北京组稿，像前两年那样，代表《随笔》做东，邀请袁鹰、姜德明、燕祥、蓝翎、宾雁、舒展等《随笔》的作者在人民日报社饭堂聚餐见面。当时我曾想增邀曾给《随笔》写过稿的某报副主编某君参加。率先，我打电话征求燕祥意见。他听了，不以为然道：“也请他来？我看，不太合适吧。”我于是打消邀请此君的念头。后来，我从一位曾跟这位某君在“五·七”干校一起待过的知名学者那儿听到，某君在“文革”期间多有起哄批斗他人等的不佳表现。

1993年春，燕祥来广东参加海内外华裔诗人的诗会。诗会期间，要发起设立一个沟通海内外华裔诗人的联络组织。燕祥本来对这类事无兴趣，只是“念在与会朋友相处不错，签名联署亦无所谓；但后来有人硬要把一个名叫×××的棍子塞进来，我就去找野曼抗议，把我和他一起列名，彼此都不方便……”燕祥在信里给我谈到这件事。诗会主持者、老诗人野曼也对我解释过燕祥的抗议之举。至于×××是“棍子”，甚至有诗人、诗评家称他是诗坛的一名“刀斧手”，我也早就有所闻。当然，“人各有志”，硬要凑合在一起恐也不妙，至少不大自然吧。从这事，我又看到燕祥处事为人的一面。对于“志不同，道不合”者，他确是避之唯恐不及！

向来对不义、不平之事深为厌恶，而且容易激动发火的燕祥，平时与人闲聊，或者在一般座谈会上说话，他都一副平和文雅神态，且不善于言辞，有时着急起来还夹带些结巴。可是，最近我却第一次听到他冲口而出的标准的“国骂”！原来，几个月前，吉林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燕祥牵头组织的“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丛书。“丛书”由某刊物主编参与选编，并由这位主编代表邵燕祥、舒展、刘征、牧惠、何满子、章明等八位杂文家与出版社联系安排出版。然而，“丛书”出版发行以后，却以低得可怜的稿酬苛待他们八位。于是，燕祥起草了一封致某刊物主编与出版社的信稿，要我借助羊城晚报社的电传机接收后，转交章明兄征询意见。在长途电话中，燕祥说着说着就生起气来，大声骂了一句：“他妈的！”“燕祥，你也会骂人呀！”我即插话。“真他妈的！”他又骂了一句，“你不知道，有时候我骂起人来，可、可还要厉害多啦！”

但对待自己乐于交往的朋友，不论同辈、长辈还是年轻辈，燕祥向来是那么热情、坦荡、融洽。1991年9月我与妻刘静兰同行，到北京组稿。这是一段“左”风奇烈，《随笔》承受压力、面临稿荒，颇为艰难的时期。我打算在短短几天里，逐个拜访可给《随笔》供稿的三十多位在京的老作家、老作者。于是租了一辆的士，从早上八点起，在北京城内一直跑到傍晚六点。那天下午，我已经像走马灯似的去过三家，乘的士到达虎坊路燕祥住处时已近五点钟。这是我头一回访燕祥家，我让的士停在路边，静兰坐在车内等候。我快步奔上楼去，轻轻敲了敲房门，开门的是燕祥夫人谢文秀，她并不认识我。我问：“燕祥在家吗？”她见到我这位匆匆而来的“不速之客”，正想挡驾，刚回答：“邵燕祥——”还没来得及说出“不在家”三字，燕祥就在里边应声道：“我在！谁？”随即从房间走出来。于是，他跟我一阵热烈地握手，互相问好。不到五分钟，我即离开，又急忙赶往已约好的下一家。此次会面，虽然时间极短，燕祥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在那不寻常的日子里，他是那样自尊、自信，面对朋友，依然那样坦荡、真诚！

1994年秋，我退休后的第二年，我与妻子又到北京探望我们尊敬的老作家和老朋友。一天，我夫妻俩随燕祥和姜德明兄一起前去拜见杨宪益、戴乃迭先生。我们约好各人自备一点小菜，就在杨、戴两老家里小酌。我和德明兄都只能喝一点点酒，而燕祥颇有酒量，只见他和杨、戴两老频频往自己的杯里添酒。那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下午。我们一起照相留影时，小客厅里那张沙发坐不下五个人，燕祥就干脆坐在杨戴两老、德明兄和我跟前的地板上，欢乐得像个孩童。

也是我这次在京期间，年轻好客的纪红伉俪在北海玉澜堂设晚宴，招待廖冰兄及其女儿、韩羽、燕祥、牧惠和我。燕祥最先到达。待我和牧惠等来到时，只见燕祥一人独坐在静心斋一块大石上低着头看书，旁若无人。他何等用功啊！1996年底，燕祥在佛山参加诗会后应邀到广州逗留两天，下榻在羊城晚报社招待所，他的床边放着随时可翻览的书。我看，除了天赋，勤读、多览当是燕祥近十多年来杂文随笔创作丰收、愈写愈好的一个“秘诀”吧。

又见邵燕祥先生

韩石山

在当今的文学界，邵燕祥先生已是个快成“精”的人物了。

文章写得好，那是不用说了，比文章还要好的是他那个人。不是什么人缘，也不是什么朴实，这号货色多的是，是那分儒雅的风度，磊落的情怀，一种久违了的品格和风范。

最近一次见到邵先生，是在张家界召开的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上。我来迟了，头天晚上赶到，第二天早饭后便坐在那间四面通风的会议室里了，偷偷地四下打量，几乎全是生面孔，忽然眼前一亮，咦，那不是邵先生吗！不是我跟邵先生多么熟络，而是我知道，邵先生这样的人物，对一次会议多么重要。不管沾边不沾边，邵先生来了，这会就有了格调，就有了气象，就像个会了。别说会标上还有“文学”二字，就是没有，只要能请来邵先生，就算是开成了会，不管你是什么会。

邵先生发言了。我心里直嘀咕，邵先生来开会还用发言吗？坐在那里，看看人，让人看看，就够了。

听听，嘿，还真是专家水平。邵先生新近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在“反右”中的笔记，一本是他在“文革”中的检查。要在别的场合，那该是随笔或纪实文学了，这会儿叫他那薄薄的嘴唇一吧嗒，原来都是传记文学。与会者的评价还不低，说这才是正牌的，真正的传记文学就该这么写，不光有文学价值，还有史料价值呢，就差说该“宜付国史馆立传”了。

邵先生发言的时候，人人都支棱起耳朵听。有骨头有肉，还有血。那语调，由不得你不想听，还得用心听。邵先生是北京人，老北京人。好多北京人说起话来，跟大舌头似的，连嘴唇都懒得张，就那么随随便便地由着舌头在嘴里搅和，听清了是你的福气，没听清那是你不配。邵先生没这个毛病，说起话来缓缓的，文文的，吐字清爽且字正腔圆。若旁边有人敲上小锣，那就是地道的京剧念白了。对了，准确点说，邵先生的话语，有那么种丝竹之气。

会议休息时间，我过去跟邵先生套近乎，他居然没有忘了我这个山西人，还问起常风先生的病情。

又是常风！上次在太原，就是为了他去看望常风先生，让我感动得直想哭。1948年，常先生主持《文学杂志》的编务（主编是朱光潜先生），邵先生还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写了稿子寄去，常先生回信说要用，可是没等刊出，刊物就停办了。几十年了，邵先生一直记着这事，这次来太原，放弃了会议上安排的游览项目，专程去山西大学看望了这位老先生。我没去，是青年学者谢泳陪着他去的。

不忘旧情，常人都能做到，但不忘到这个地步的，怕就不多了。

“谢泳好吗？”

“都好！”

此后几天里，一有空儿，我总爱跟邵先生说说话。邵先生是名人。名人都有名人的架子，邵先生也不会例外，可邵先生的架子是揣在怀里的。

“邵先生！”有次走在路上，我说了句什么，邵先生听后，顺便更正了我的发音：“是邵，不是勺，四声邵。”

我羞愧得什么似的。想来对我那粗俗的山西普通话，他早已忍无可忍了。可他这么不经意地说出，你只能叹服他的涵养，古代的君子，都讲究了“唯名与器不可假于人”，你把他的姓念错了，就等于是亵渎了他。

“邵，（shào）邵，四声邵……”避过人，我反复练了多少遍，总算是纠正过来了。此后便是一口一个纯京味的“邵先生”了。

虽挨了当头棒喝，我仍不屈不挠，逮个空儿就往邵先生跟前蹭。先前相识，只是诱因，心里喜欢，才是实情。就算是一声不吭，看着他那神态都叫人舒心，都叫人长进。

他风度好，不光风度好；那模样先就叫你喜欢，或者说是敬重。不高不矮的个儿，不胖不瘦的身段，白白净净的脸盘，总那么笑意盈盈的，稀稀疏疏的花白头发，柔柔地朝后梳去，披覆在浑圆的脑袋上。六十大几的人了，眼神还那么活泛。瞅着他，我总在想，晚年的胡适之，就是这么一副人见人爱的神态。

很快我就发现，喜欢邵先生的不光是我一个人。

他是个星，老有人在追；他是股气，老有人在嗅。

张家界的空气，那真是清新极了，有到过美国的人说，比什么什么海滩的空气还要值钱，合五美元一公升。可与会者都知道，张家界的空气再清新也只是清新，只有加上邵先生，这空气才称得上祥瑞，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一种最优质的聚会的氛围。

开饭了，饭厅离住处有好长一段路，邵先生下了楼，悠悠然地走着，旁边总跟着七八个人。不是紧紧地簇拥着，就那么疏疏地护卫着，交谈吗？也不交谈；着急么？也不着急。此时此刻，任谁也得承认，在张家界的路上，就得这么走。邵先生的走法，你不能评价，你得品，像喝名茶一样地品。那叫走吗？太俗了，那叫“行”，“行行复行行”的行。若用京剧的角色来比喻，该是比老生快三分，又比小旦慢三分，小旦没有他稳重，老生没有他灵巧。

吃饭的时候，能跟邵先生坐在一起，那才真叫惬意。烧熟了的菜，每种只会是一种做法，邵先生边吃边聊，能给你说出七八种做法。他是皇城根长大的，平日云游四方，什么样的山珍海味、奇里古怪的菜没有吃过？说出来的比厨子炒出的还要香。因此，陪邵先生吃一种菜，等于没花钱就吃过了七八种菜且色香味俱佳，久久难忘。

游山了，最好能跟邵先生一路走。他不让你扶，也不让你执，只是让你多操一分闲心，多添一分飘逸的兴致。走快了，你可以等等他；走累了，你可以陪陪他。他就那么不紧不慢，悠闲地走着，你看看山，再看看这个人，你就会觉得，这山只有配上这人，才有那么股子灵气，才绿得那么可爱，才高得那么值当。

当然了，你没这个耐心，尽可以勇往直前，不管不顾，但是，不管你走得多快，当你自以为得计，自己以为捷足先登，同时又像条狗似的气喘吁吁的时候，一扭头，你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的邵先生像是从云端飘下来似的，慈眉善眼地站在你的面前，脸不涨红，口不气喘。

“邵先生——”你不安了，搓搓手，像是做了件不名誉的事。

“哎，爬山步子得匀，悠着点。”

邵先生笑笑，还教了你点什么。可怎么个匀，怎么个悠，怕你这辈子也学不会。

我这人，老大不小的了，总像古往今来的小人那样，“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一和这样一位好老头儿在一起，就没大没小地想逗个笑儿，撒个野儿。

一次宴饮，邵先生已在首席落了座，旁边是位小姐，我离邵先生远了点，便冲着邵先生说：

“邵先生，跟你说个话！”

他不知是计，离开座位过到我这边，我说，你坐在这里吧，反正你坐在那儿也没用处。

“噢，你们有用处。”邵先生不急不恼，在我旁边落了座。

酒酣耳热间，我那轻薄的老毛病又犯了。一会儿与这个碰杯，一会儿和那个对饮，情知在劫难逃，事先已预备下一玻璃杯冷水捣鬼用。这杯水搁在我面前容易露馅，便远远地放在邵先生和北大的钟先生之间。席上的酒是有名的“酒鬼”酒，又舍不得不喝。这样一来，就存在个调度的问题。外桌上的人来和我碰杯，我得用冷水对付；我自己喝时，又得是货真价实的“酒鬼”。亏得两位老先生调度得法，从未出过差错。更有意思的还是席间的谈笑。我旁边坐着一位小姐，不知哪位笑话我，说我想当个“大众情人”，邵先生接过话茬，顺手就幽了我一默：“他呀，是想当个小众情人！”

在张家界的几天里，最热闹的是最后那天晚上，宴饮过后，兴犹未已，主办者湖南文艺出版社，一时心血来潮，让客人跟他们来场乒乓球比赛。操持此事的小邓，不知怎么想的，让北京大学的钟先生和我当裁判。那种小球，我长这么大从没玩过，顶多拿起来看看又放下，什么比赛规则一概不知。好在钟先生是行家，凡事都听他的，我只站在对面跟上大呼小叫，壮壮钟先生的声威。只是有几次，眼见得主队快输了，硬是以副裁判的资格，叫客队让了两个球。不是存心偏袒，只是为了增加点欢乐的气氛。

比赛结果，客队赢了。客队队员全是教授、博导，比赛时凶猛得很，临到领奖的时候，又扭捏起来，要把奖品让给主队，主队队员全是年轻编辑。这可难为了我们的颁奖人。

颁奖者何人，邵先生是也。

“要是准备上两份奖品就好了。”邵先生是谁家也不得罪的。

两边还在推让着，看得出来，客队的客气快用完了。

“都听邵先生的！邵先生放个屁都是香的！”我喝得多了，出语也就格外地惊人。

“哈，石山这句话最香了。”

邵先生说时，还用手在面前扇了扇。多聪明的老者，轻轻一句话，又把我这个草寇给宰了。

从张家界回来后，一家地方小报的编辑，托我给她介绍几个当今的文章好手，我未加思索，就把邵先生的地址给了她，过后又觉得不妥，便给邵先生去了封信说明原委。不久，接到邵先生的回信，道是——

石山先生：

我在外“云游”，11月中始归，得读10月22日来信。所嘱为山东《××报》写稿，一时恐顾不上，未敢因轻诺遂致寡信也。张家界之游，十分快活，现在记得的都是当时的欢谈笑语，已将传记文学云云忘到脑后了，没出息如此，不可悲乎！

握手并问谢泳好

燕祥11月24日

写稿不写稿，我并不看重。我喜欢的是邵先生这封小札。白纸，巴掌大小，墨笔竖写，秀逸的字体，不多不少，正好八行。这样的短札，编到《明人小品》里，也是佳作。若以我的小人之心度之，他老人家或许以为这次是端起架子来了，殊不知正好上了一个大当。

我给一位年轻朋友看了此信，又讲了我在张家界的种种劣迹，年轻朋友说，人家邵先生是客气，实际上就没把你放在眼里。我说，这话就错了，对自己敬重的人，就不该考虑对方是不是把你放在眼里。若对方把你放在眼里，才去敬重，那不是太势利了吗？在这上头，那些“追星族”堪称表率，不管对方喜欢不喜欢，我就是喜欢他，就是敬重他，这才是真的喜欢，真的敬重。

邵先生就是我心里的一个星，一种久违了的品格和风范。我也老了，快追不动了，可还是要追。

燕祥的诗心和文心

何西来

燕祥“此人有用”的话并未让我飘飘然

我与燕祥交往，始于1982年。那时他正做着《诗刊》编辑部的常务副主编，他细心、勤奋、开明、敏锐，发现和支持过不少诗坛新秀，编辑部内部关系也协调得不错，刊物颇受欢迎，是发行量最好的时期。

那年仲春，《诗刊》编辑部在屯溪组织了一次抒情诗讨论会，我应邀参加。同往的有诗人青勃、沙白、周良沛、刘祖慈，流沙河也从四川赶来与会，评论家有谢冕、吴泰昌和我。那次会由燕祥主持，后来从唐晓渡那里知道，邀我与会正是他的主意。我虽然喜欢诗，自己并不写诗，新时期以来，除了在70年代末作为听众参加过体育场的几次大型诗歌朗诵音乐会外，当代诗歌评论很少写，也没有做过诗歌理论方面的专题研究。燕祥邀我与会，据说是因为看过我刊发在《美学论丛》上研究杜甫的文章。《美学论丛》是我们研究所理论室编印的一种不定期学术刊物，印数不多，发行范围很小。我的文章虽然写得很长，却卑之无甚高见，能够被燕祥注意到，实在是缘分。人家告诉我，燕祥看过文章，曾对人说：“此人可用。”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有“觇文辄见其心”的话，我推想，燕祥这样说，很可能因为我的文学观念在某些点上与他的主张有了重合，产生了共振。比如，他一向看重为文的真挚，以真论诗，以真衡文，以真取人，主张人和文的统一。而我的观点，正是把真作为诗人美学思想的核心来看特的，这显然契合了燕祥崇尚本真的基本文学观念，于是“此人可用”，于是我便得以备员参加由他主持的抒情诗研讨，得以从此与他相交，并结识其他诗人和评论家。

其实，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自己并非廊庙之具，亦无经天纬地之才，作文处世，放言无忌，常惹麻烦。燕祥写诗造文，虽然总在国运民生，属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路，却始终远离“要津”。因此，他给我以“有用”的评价无非是觉得此人还能弄弄笔墨，不会干伤天害理的勾当，不是肚子里塞满了草的废物罢了。这大约也是我听了“此人可用”的评价后没有得意忘形，没有欣喜若狂，没有飘飘然的原因。

燕祥的诗才和文才

早在50年代，燕祥就以诗名世。诗思热情明畅，激越而见锋芒。在共和国的早晨，他是那一群很有才华、很有希望的年轻歌者之一。他唱的是晨歌，歌颂建设，歌颂理想，歌颂新生活，洋溢着积极进取、开朗乐观的情绪。然而，正当他引吭高歌时，他被扼住了喉咙。贾桂香事件震撼了他，他为这位年轻姑娘的死而深感不平，写了著名的《贾桂香》，要抓住把贾桂香逼上死路的那只手。他因此而罹祸，而被错划为“右派”，并且开始了二十余年的政治贱民的生活。

他像其他政治贱民一样，被剥夺了写诗和发表诗的权利，连正常的做人的权利、正常人的生活也被剥夺了。前些年，他把这段生活用类似于自传的纪实文学写成一本《沉船》。今年春节我去看他，他又送我一本新出的《人生败笔》，收录了几十年间，特别是“文革”中他自己的检讨，人家对他的“上纲上线”的揭发与批判，以及他对这些揭发与批判所做的回应（包括说明、解释、澄清、认罪等）。在中国，权力者，权力觊觎者，一向都把自己装扮得一贯正确，因此文过饰非，委过于人的事，所在多有，史不绝书。就是草民，卑贱如阿Q者，也嘴硬得不肯承认自己有什么罪错。喜欢抬出祖上的光荣来为自己贴金；要“大团圆”了，还不忘记喊一声“二十年后……”以博得看客的叫好。古往今来，真正敢于承认自己走过麦城，有过败笔而又无所保留，无所忌讳的人，是大智大勇者，属于鲁迅所说的脊梁一类。

现在是世纪之交，中国的知识界正在反思，反思我们民族的世纪行程。来路上充满了血与火的悲壮，有辉煌的业绩，有鲜花和焰火装点的胜利，也有屈辱，也有弯道，也有败笔。反思需要清明的批判理性，这才既不会沉溺于往日的胜利与辉煌，又不至于因为败笔而变得气馁与颓唐。知识界的反思，回望的是过去，指归却在未来，在已经隐隐听到叩门声的新的一百年和纪元的第三个一千年。燕祥的《沉船》和《人生败笔》，证明他是这股反思潮流中的健者，反映了这一潮流的中坚取向。虽然他是从解剖自己而走向历史的，但一己运命的休咎与升沉，对他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这沉船和败笔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燕祥无疑是一位禀赋极高的知识者，然而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资质与可能，真正磨炼了他的诗才和文才的，却是与沉船和败笔纠缠在一起的那些经历。这很像钢的淬火和酒的酿造。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燕祥的诗才和文才，是在沉船和败笔的痛苦体验中得到升华的。

燕祥少年成名，用他的诗行编拢的花簇，装点了50年代的诗坛，他单纯、年轻的诗情和诗心，很让那一代年轻人激动不已。但他的诗歌真正走向成熟，却是在二十余年的“右派”生活之后，涅槃之后，炼狱之后。虽然说“亦知身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未免太残酷了点，但劳筋苦志，蚌病成珠，谁的好文章不是用苦难换来的呢？

燕祥接续50年代才名的诗作，多少敛起了英雄清纯之气，现出苍老、沉着的内蕴来。但因为理性在反复的磨砺之后，有了更强的穿透力，反而更显得锋芒逼人与冷峻。这在他的许多经过精心结撰的抒情长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不少小诗也如此。燕祥很少写情诗，《贝尔格莱德别情》是为数不多的情诗中我特别喜欢的一首，写于80年代访南斯拉夫归来。他那次访问，是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一位女秘书波芭接待的。送别那天，波芭说，她这一辈子没收到过一首情诗。这是不是一种委婉的暗示呢？反正燕祥回国后便写了这首《贝尔格莱德别情》，请人翻译了寄给她。“我是一片叶/偶然一阵风/把我吹到你的面前”，“也许此后再无缘重逢，却相问相约/什么时候再见”，写得柔情缱绻，悱恻缠绵。然而，这是中年以后的情诗，已颇有些沧桑之感了，用“古堡斜阳，偶然一杯酒/为告别，也为了刚刚相见”这样的意象开端，绝对是历尽白云苍狗的世情变幻后才会有的感受。当燕祥写到“世上有多少偶然，又不都是偶然/我不信命运，却相信有机缘”时，人们是不难窥见其中苍劲的理性体悟的。

他的诗终于写到了《五十弦》系列，诗境沉郁蕴藉。这组诗的酝酿与写作，差不多与《沉船》的编撰、《人生败笔》的编排在同一时期，把他坎坷的人生作诗意的浓缩与升华。“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五十弦》其实也是他作为诗人对世纪反思的一种参与。

80年代中，燕祥的杂文、随笔类文字渐渐多起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显露出犀利的文才，引起了文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关注。他开始不仅以诗名世，更以杂文名世了。

鲁迅精神

我是后来才知道，燕祥的创作生涯并不是以诗起步，而是在十四岁时以杂文起步的。他读中学时，就受老师的影响，读过许多鲁迅的书。尽管未必能全部领会鲁迅作品的深邃思想，但他的确景仰鲁迅，崇拜这位思想和文化的巨人，读得很投入，很沉迷。鲁迅的艺术风格和人格魅力熏陶了他，培育了他，引导了他此后的人生。他的处女作之所以是杂文，而不是诗，大约可以从这里得出某种解释，窥见一点消息。其实，何止一篇处女作，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燕祥有了那么多作品，那么曲折的人生，观其文而察其人，我们完全可以说，鲁迅作诗、作文、做人的影响，对于燕祥，是终生的，铭心刻骨的。

不过，杂文处女作的发表并没有接着把他引向持续的杂文创作，他选择了做诗人。这也许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少年和青年时代对于人的个体生命来说，正是一个充满梦幻和诗性的年龄段，不仅睁开诗的眼睛看取世界，而且从外部世界获取的信息，也多被诗情晕染着。因此，敏于感受、忧乐过人的燕祥，把他的精力投入写诗，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二是杂文需要丰厚的营养和知识累积，还需要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这些，对于少年燕祥来说，都不具备，尽管他好学覃思，是同龄人中的早熟者。三是外部条件不利于杂文的发展与繁荣，哪怕是50年代前期，也被认为早已不是杂文的时代。不是因为没有了杂文可以针对的弊端和阴暗，而是因为这种文体在主事人心目中变得不合时宜。邵燕祥写诗，尚且未能逃过1957年的劫难，何况写杂文。

重出以后，燕祥主要还是写诗。他是80年代初期享有盛誉的桂冠诗人之一，但也开始写杂文了，到了1983年和1984年，则写得相当多了。当时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常可以看到他文风老辣犀利、切中时弊而又痛快淋漓的杂文。他多用真名，有时也用杜妹芬、谢家胥一类需要经过诠释才能了解含义的笔名。这是他杂文创作的最初喷发期。他的许多影响颇大的杂文名篇，就出在这一时期，如《元宵话起哄》、《娘打儿子论》、《有感于培根的杰出和卑鄙》等。

他把这一时期的杂文收为一集，取名《蜜和刺》，集稿后，我曾先睹为快，并且写了一篇评论。他原说好请夏衍老写一篇序，后来夏衍老因为身体不好，精力不济，没有写成，付梓时便用我的这篇评论权充代序。在这篇文字中，我发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可贵而又久违的胆略和器识。这胆略和器识，虽经历次左的政治运动和摧残，仍然活着，不曾泯灭，我感到非常振奋。

《蜜和刺》问世后，有一次碰到燕祥，他忽然说，“我的本行是写诗，不能老写杂文，还是该打住，回头去专心写诗。”我说，“你的诗常见耀眼的理性，这种理性有时作为哲理，给读者以启示。转化得好，则使诗意深永，耐人寻味；但也多有未经很好审美转化的，则反而使诗意过于直露，破坏诗美。不过这种理性，在你的杂文中，则成为‘眼’之所在，警策之所生，美之所在。”我建议他，得到的材料，引发的感兴，适合作诗则作诗，适合作文则作文，不必在吟诗和作文上给自己画框框，自缚手脚。

实际上，那一时期，他之于杂文，可谓感兴云集，文思泉涌。自己说是，“心里常有六七十个题目要写，”平均一天有一千五百言的产量，大抵可以日成一篇，有时一日两篇。这就是说，他想刹车去专心写诗，也不可能了。他就是这样，逐渐完成了从诗人到杂文家的角色转换。

80年代末，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在文化部教育楼举行了“邵燕祥杂文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作协出面，为当代杂文家个人举行的第一个研讨会。蓝翎在发言中说：“50年代中国杂文的代表是徐懋庸，60年代的代表是邓拓，80年代的代表则是邵燕祥。”不仅80年代，就是到了90年代，燕祥仍然是中国当代杂文的主要代表人物。

80年代末，我在研究了燕祥此前的全部杂文创作后写了一篇叫作《文格和人格》的拙文，刊发在当年的《文学评论》上。那篇文章曾遭左爷攻击，并加整肃，争议颇大。但那是我经过研究以后得出的学术结论。在没有得出足以推翻那些结论的材料和证据之前，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当时如此，现在也如此。

燕祥疾恶如仇，敢于抽刀向强者，放于大胆进击，不是左右偏侧的小草。他看来文弱温雅，骨头却是最硬的。他的杂文，是现代中国知识者的良心，是社会的良知。如今他杂文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诗作。可以说，他作为杂文家的成就，超过了他作为诗人的成就，尽管他杂文中也不乏诗情和诗笔。

我以为在燕祥的杂文创作中，最珍贵的是他的人格，他作为知识者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他从鲁迅那里自觉继承下来的，从血气方刚的少年时代，到白发丹心的晚年，未少懈怠，未少减弱。

鸿鹄安知燕雀之志——说说邵燕祥

雷霆

邵燕祥，浙江萧山人，1933年生于北京，十三四岁开始发表诗歌等文学作品，并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一度因被反动派追捕而流亡到山东，上大学比一般人早，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龄也较小。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可能在工业组。50年代发表了大量为人所熟知的诗歌。二十多岁便官至处级，可谓少年得志。1957年因出国访问，未赶上“鸣放”；但赶上了“反右”运动，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降级，开除党籍，留机关劳动。1979年“改正”，调诗刊社工作，并恢复文学创作，发表大量诗歌、散文、杂文、随笔。后离诗刊社从事专职文学创作，并连任两届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至今。

上面写的这一段，不是正式文件，只是我个人的印象，如作为档案和资料，都有待考证。其实有时个人印象比档案资料更加准确可靠。在我印象里，燕祥是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优秀诗人、优秀作家，是个难得的称职的编辑家，是个一点儿也不像官的文化官员，是个从不改变革命初衷的共产党员——那种真正让老百姓尊敬的共产党员。我这样说，好像有些落入俗套了，然而这又是实实在在的，对他生活履历的印象与日常生活中对他的印象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再进一步概括的话，应该说燕祥是个典型的书生，有中国特色的书生。他所出身的家庭算不算书香门第，我拿不准，但至少是个有文化的家庭，他本人自幼好学、饱读诗书，则是没有疑问的。读书和写作，应该说是他一生中一直坚持着的两件事了。他身高不满一米七，面皮白净，说话总是慢声细语，却又透着一股硬气。他所交往的人，主要也是文人，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误伤了的文人。

他比我只大四岁，但他成名早，从50年代开始我就读他的诗，如《到远方去》、《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输电线》、《中国的公路呼唤着汽车》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首长诗：《我们热爱我们的土地》。这首诗的标题，也是诗中的点睛之句，多次出现。开始读到时，觉得两个“我们”读起来有点拗口，多读几遍之后，就不再拗口，反而非常顺口了。当时我正在青岛上大学，业余参加青岛市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诗歌朗诵活动，这首长诗是个保留节目，由四方机车车辆厂的一位男演员和一位女演员合诵，诗好，朗诵得也好，每次朗诵这首诗时，我都从头听到尾，而且每次都很激动。后来听说作者被打成“右派”分子，但对这首诗的良好印象从未磨灭。

1978年燕祥调到诗刊社工作，开始任编辑部主任，后来任副主编。我和他就成了同事，直到他离职去搞专业创作，前后有六七年光景。他刚到诗刊社时，我们有过一次谈话，谈到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诗人孙静轩。我在济南上中学时，孙静轩是《山东青年报》的记者，后来他在北京的中央文讲所进修了三年，到四川定居，1957年我们在青岛又有一段难忘的交往，不久他被打成“右派”分子，遂销声匿迹。“文革”期间我去四川找他，但失之交臂。直到1978年我才到四川新津找到他。多年不见，仍情同手足。静轩和燕祥都是50年代成名的诗人，在北京也有过交往，又都命运多舛。60年代广播文工团到重庆演出，燕祥作为勤杂工随团前往，静轩闻讯到剧场后台与燕祥见了一面。静轩跟我谈到这次会见时，他非常激动，而且眼圈都红了。而我与燕祥谈及此事，燕祥却比较平静，而且说了一句“君子之交淡如水”。与燕祥相处久了，我感到他是个很重朋友重友情的人，但他比较内向，很少表露出来。

在编辑部共事期间，我看到燕祥业务精熟，工作兢兢业业，里里外外都盯得住，是个真行家，上上下下都满意，与共事者相处十分融洽。他个人的诗歌创作也恢复了，比青年时代更加老辣成熟。经过二十年的磨难。这一阶段应当是他最舒心的时期了。

作为诗友，我们也得以常在一起推敲诗艺。我曾将打倒“四人帮”前后的一些短诗整理出来向诗刊投稿，得到他的赞许。他对其中一首《十年》提出修改意见，我原诗为六行，他建议把后两行删掉。我认为他提得很准，正击中了我写诗常犯的毛病，狗尾蛇足。云南的于坚也对我另一首诗提过相同的建议。他们的意见准确、中肯，我对他也是无话不说。有一次我说他有的诗太理念化，大注重思辨。他承认，但又说，“聊备一格吧。”事后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诗歌、文学，本来就应该是多种风格的，应当因人而异。平时自己也讲“百花齐放”，但遇到具体作品，难免容易偏爱。再说燕祥那些作品，也是有分量有特色的，非他这种有头脑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他若不这样写，恐怕难以表达他的情绪，不吐不快。后来，他写了许多杂文，更是痛快淋漓。同时他的诗，如《五十弦》等也更偏重抒情了。我想这个演变过程是相当自然的。

说到燕祥的杂文，令人拍案叫绝。有人说他的文章比诗好，这也许有失公允，但也说明读者是非常爱读他的杂文了。凡能看得到的，我总是不放过，要仔细品味一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篇驳斥“娘打儿子论”的文章。所谓“娘打儿子论”。就是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伤的同志，不应当计较，而应当想，这是娘打儿子，是为你好，怎么能和娘计较呢？这种论调在新时期中非常流行，这种有悖于共产党理论的论调已经合法化了，打人的说，被打的说，在正式会议上说，在公开文章里也说，大家似乎也就见怪不怪了。即使觉得不妥，也常常会说这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一言以蔽之了。什么“朴素的阶级感情”？其实是有人爱听，有人听了心里舒服，哪还顾得上原则不原则。燕祥却要较真儿，硬是一层层地剥，最后露出个赤裸裸的丑态来。还要问上一句“在共产党组织内，每个党员都是平等的，谁是娘，谁是儿子？”一语中的，一针见血，让我不能不佩服燕祥纯洁的党性和坚定的原则性。前面我说燕祥是个让人尊敬的共产党员，确实不是给他戴高帽，也不是落俗套的吹捧。

有几次机会与燕祥一同到外地访问。这种时候，可以摆脱一切杂事，可以朝夕相处，可以彻夜长谈。1983年，我们一同到青海访问，同行的还有刘祖慈、赵恺。我们一同到了青海湖、长江黄河的上游、昆仑山、日月山、倒满河，还顺便去看了敦煌。有一天，我们到格尔木附近的阿尔顿曲克草原，在哈萨克牧民的帐篷里度过了大半天。热情的牧民款待了我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不禁歌之咏之、舞之蹈之。牧民们唱了好多歌，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位很老很老的妇人的歌，歌词大意是：趁死神还没有传来消息，让我们尽情地享受欢乐。一是为之感染，一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唱了一曲青海的“花儿”《站在高山望平川》。我在青海下放过两年，所以熟悉“花儿”。之后，没想到燕祥也唱了一曲“花儿”，名叫《下四川》。他的嗓音和技巧都很好，这已经够让我惊讶的了，但更使我感觉到，还没有听到哪位歌唱家或者民间歌手能把这首歌唱得如此到位。歌词无关紧要，而曲调是高亢而悲凉的。我不知道燕祥是什么时候喜爱上“花儿”的，不知他什么时候学会了这首《下四川》，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唱过它。事后我也没问，一问便俗了，便寡味了。只是想到，艺术这东西，技巧是必要的基础，但不是最重要的，只有人的某种经历、某种体验、某种感悟才起决定作用。唱歌也是如此。

燕祥不是歌唱家，甚至平时也没听他唱过歌。他不显山不露水，他的字也写得很好，却没听说过他以书法赠人，他没想当书法家。

1992年，我们又一同到过西藏。同行的还有邹静之、雪兵、简宁、曹宇翔、林染、王鸿。燕祥是团长，我负责跑腿打杂。我们从青海出发，由省军区给安排了一辆旅行车，我常坐在靠门口的一个座位上，没注意别人都坐在哪里。有一次，坐在最后一排的燕祥招呼我过去坐。起初我以为他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后来也没什么事，我才意识到，他是拉我到后排坐，把好座位让给其他诗友。我也才意识到，他始终抢着坐后排。事情虽小，但这是燕祥的一贯作风，干工作抢前头，享受总是往后退。有一次，我们一同参加四川五粮液酒厂办的笔会。在成都住在一个度假村，条件很好，名家们都住单间、套间，可是他借口要与叶格多谈谈，便要求住到一个标准间去。这不是一次两次的，而是总这样，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品质了。

在拉萨期间，晚间没处去，就坐在房间里谈狐说鬼。有一次，我们说到儿时唱的歌，也有不同的，也有相同的，勾起许多童年的回忆来。我说，我小时候唱过一个童谣，到现在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歌词是：“监牢狱，监牢狱，把你送到监牢狱，做个好朋友。”曲调很简单，我唱了一遍，在座的都很感兴趣，我又教他们唱，只一两遍就教会了。只是我的疑问并未得到解答。回北京不久，邹静之告诉我说，老邵把那首童谣写成了一篇文章。我把登着这篇文章的《南方周末》找来读了，果然写得不错，也算对我的疑问做了一种解释。他是说，他确见过一种人，把你往监狱里推，断你前程，夺你自由，令你家破人亡，还要你把他当作朋友，还要你认为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你好。后来又读到燕祥的一本书，叫《人生败笔》，写的是他被打成“右派”时所做的交代，以及其后的“思想汇报”等等。难怪同样一个素材，在我这里只是一个废料，而在燕祥手上就能演化出一篇好文章来。这不仅仅是才华高下的不同，如果没有那种混着血泪的体验，他也是写不出来的。体验之后，还须有对美丑事物的正确和鲜明的态度，还须有责任感和勇气。这些燕祥都做到了。因此，我喜欢他的作品，也喜欢他的为人，有好几次都想为燕祥作一张画，只因功力未到火候，不能动笔。但是我把题款早想好了，那就是把陈胜的一句话反过来用：

鸿鹄安知燕雀之志！

布衣燕祥

何镇邦

青年诗人邵燕祥，这在50年代的诗坛，是个很响亮的名字。我那时作为一个痴迷着诗歌的少年，是很崇拜他的。当朗读他的《到远方去》、《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输电线》、《我们热爱我们的土地》等热情洋溢的诗篇时，多么希望能见到这位诗人，同他交谈啊！然而直到80年代初，我已人到中年并调到作协工作，有机会见到燕祥时，他已不再年轻，而且已不再怎么写诗，而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写散文、随笔和杂文，诗人邵燕祥已成了散文家、杂文家邵燕祥了。

记得第一次见到邵燕祥并同他交谈是在江苏省作协举办的太湖笔会上。此次笔会于1984年秋举行，历南京、苏州和无锡三地，与会者既有来自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文艺界朋友，也有江苏的一些新老朋友。燕祥当时正担任着《诗刊》的副主编，记得在南京金陵饭店第一次见到他时，还把他同另一位著名的杂文家蓝翎弄混了，因为他们的相貌实在有点近似，当然细细分辨，还是可以看出燕祥那儒雅的特点的。之所以把他混同于蓝翎，正说明对他的生疏。在太湖笔会上，由于是初次认识，谈得不多。交谈得较多的是当年在北京举行跨年度的中国作协“四大”上。那次会，我是工作人员，在简报组工作，而燕祥是与会正式代表。就在那次会上他以相当多的票数被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但这种身份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谈。记得这种随意的交谈大多是在餐桌上边吃边聊，有时是在走廊上见到聊几句。

1985年之后，很少见到燕祥，因为我是不大喜欢到处串门的人，而且同燕祥在业务上又没有什么联系，他写他的诗和随笔、杂文，而我好几年中又把全部精力用于当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和评论。只是常常听到燕祥日子不怎么好过的消息，但是，燕祥照祥理直气壮地生活着，战斗着。常常可以从报刊上读到他那文笔犀利、忧国忧民的随笔和杂文。

到了1995年1月，我与童庆炳教授一道主编的“文体学丛书”以及童庆炳主编的“文艺新视角丛书”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很重视这两套丛书的出版，拟在北京召开一次研讨会，请北京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一起来议论议论这两套颇有些新意的文艺理论新著作。在讨论邀请名单时，很多人一齐想到请邵燕祥同志。于是，我同出版社负责这两套书的责编来到位于虎坊路的燕祥寓所送书，请他参加研讨会。燕祥稍作谦逊便痛快地答应了。时届严冬，从虎坊路到北京师大路又远，临别时我一直嘱咐燕祥到时打个的到会场，车费照例是可以报销的。到了开会那天早晨，天空飘起了小雪花，我因为参与会议的一些工作提早赶到会场，发现早早赶到会场的几位朋友中就有燕祥。当问他是怎么来的，准备给他报车费时，他还若无其事地说是坐公共汽车来的。这就是邵燕祥！这就是邵燕祥布衣本色的具体表现。时下，人们大都很注意官阶和规格，注意各种待遇，注意新闻报道的名单排列和会上的座位安排，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在这方面，燕祥是完全超凡脱俗的，照说他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又担任过《诗刊》副主编，是著名的诗人及散文、杂文作家，是名人，且享受厅局级待遇，应该有点“谱”，但燕祥最痛恨的就是这种“谱”，他绝没有名人的那种“派头”，也绝不摆厅局级的“谱”儿。乘公共汽车参加研讨会，只是他布衣本色的一点具体的表现。

到了1995年3月间，正是江南莺飞草长仲春时节，停了好几年的中国主席团例会在上海召开。邵燕祥作为主席团委员，照说应该赴会，因为这次会是主席团例会被无端停了好几年才召开的，巴老又亲自出面主持，更应该参加。但他可能有别的急事不能与会，便给会议上写了一封信，此信当时在会上是作为会议简报发的。此信不仅表现了燕祥的凛然正气，而且文字也好，现全文抄录如下，供读者共赏之：

王蒙副主席并转

张锲书记：

作协党组、书记处以巴老名义召集的主席团会议我已函巴老请假。

作协这几年丑闻迭出，有人事上的因素，亦有体制上的根源。懒于闻问久矣。你们知道我向主宽容，“文革”以后，认为不整人就是好人，退而求其次，虽整人而知所节制，不往死里整的也可以算是好人了。以言作协，倘有可能，多少做些有利于从事文学劳动的作家的实事固然好，但至少须不干或少干坏事：这该不是陈义过高的要求吧？

前一两天有诗刊的朋友相告，唐晓渡、邹静之申请入会未获批准。唐晓渡诗歌评论的劳绩，凡熟悉文学评论和诗作情况的人所共知，邹静之是知青一代诗人，散文亦佳，有一书加入“蝈蝈丛书”第一辑六册（包括冰心、王蒙等）中出版。他们固无须借作协的会籍而彰显，不加入作协也并无碍于他们的著作、开拓、探索。只是与此相对照，据说作协书记处这次审批通过的新会员，有在创作和评论方面都无法与唐、邹相提并论，在文学组织工作中亦不知何所建树的人，这就未免成为笑柄了。

因此，补充陈建功等四位比较熟悉作家作品和文学界民情的人员入书记处，以补原有书记处成员之不足，或可少出太不像话的事——但愿如此。

主席团会议就增补书记处书记一事投票时，不妨加我一票。此信权充委托书，不知当否。

此祝

春安

邵燕祥

1995年3月21日

此信原为诗刊唐、邹两位青年同志加入作协申请未获批准之事而发，历数作协1995年之前的怪事和丑闻之点滴，表示他作为一位诗人和一个正直的人的愤慨之情。读此信，为燕祥的仗义执言、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所折服，而这同他平时儒雅的风度、谨慎谦逊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燕祥为人的两个侧面，有时是横眉冷对，蔑视权贵；有时则俯首为牛，平等待人。当然，燕祥信中所说的事是作协1995年之前的事了，至于1995年以后的中国作协，据说已成了众鸟栖息的“美丽的树林子”，这大概就不至于有燕祥信中所指责的那种怪事和丑闻出现了！

燕祥对于青年人是如此关怀，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即仗义执言，为他们讨个公道。面对年长于他的老作家，他也是十分尊敬和关怀备至的。1996年春节前，老作家汪曾祺乔迁新居，与燕祥为邻，就受到燕祥一家不少的照应。有一次，我同汪老以及燕祥夫妇一道参加一个活动，因汪老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是我带车去接他老人家的。此事让燕祥夫妇知道后，他们一致表示，要由他们送回去，觉得他们没去接汪老很不应该。此虽小事一桩，但也颇让我感动。燕祥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但在汪老面前，常以晚辈出现，这种谦逊的态度当然也是很说明问题的！

燕祥在当今的文坛上，毫无疑问是位名人。时下，名人真不少，可是能保持布衣本色的名人却不多见，照我看来，作为布衣的燕祥更加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