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马语

莫言

像一把粗大的鬃毛刷子在脸上拂过来拂过去，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眼前晃动着一个巍然的大影子，宛如一堵厚重的黑墙。一股熟悉的气味令我怦然心动。我猛然惊醒，身后的现代生活背景欻然退去；阳光灿烂，照耀着三十多年前那堵枯黄的土墙。墙头上枯草瑟瑟，一只毛羽灿烂的公鸡站在上边引颈高歌；墙前有一个倾颓的麦草垛，一群母鸡在散草中刨食。还有一群牛在墙前的柱子上拴着，都垂着头反刍，看样子好像是在沉思默想。弯曲的木柱子上沾满了牛毛，土墙上涂满了牛屎。我坐在草垛前，伸手就可触摸到那些鸡，稍稍一探身就可以触摸到那些牛。我没有摸鸡也没有摸牛，我仰脸望着它，我亲密的朋友，那匹黑色的、沉重的、心事重重的、屁股上烙着“Z99”字样的、盲目的、据说是从野战军里退役下来的、现在为生产队驾辕的、以力大无穷任劳任怨闻名乡里的老骒马。

“马，原来是你啊！”我从草垛边上一跃而起，双臂抱住了它粗壮的脖子。它脖子上热乎乎的温度和浓重的油腻气味让我心潮起伏、热泪滚滚，我的泪珠在它光滑的皮上滚动。它耸耸削竹般的耳朵，用饱经沧桑的口气说：“别这样，年轻人，别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子，没有必要这样子。好好地坐着，听我跟你说话。”它晃了一下脖子，我的身体就轻如鸿毛般的脱离了地面，然后就跌坐在麦草垛边，伸手就可触摸那些鸡，稍稍一探身就可以触摸那些牛。

我端详着这个三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它依然是当年的样子：硕大的头颅、伟岸的身躯、修长的四肢、瓦蓝的四蹄、蓬松的华尾、紧闭着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盲了的双目。于是，若干的情景就恍然如在眼前了。

我曾经多次揪它的尾毛做琴弓，它默然肃立，犹如一堵墙。我多少次坐在它宽阔平坦的背上看小人书，它一动也不动，好像一艘搁浅了的船。我多少次为它轰赶吸它鲜血的苍蝇和牛虻，它冰冷无情，连一点谢意都不表示，宛如一尊石头雕像。我多少次对着邻村的小孩子炫耀着它，编造着它的光荣的历史，说它曾经驮着兵团司令冲锋陷阵，立下过赫赫战功，它一声不吭，好像一块没有温度的铁。我多少次向村子里的老人请教，想了解它的历史，尤其想知道它的眼睛是怎样瞎的——无人告诉我——我多少次猜测它瞎眼的经过，我多少次抚摸着它的脖子问它，马啊马，亲爱的马，告诉我，你的眼睛是怎么瞎的，是炮弹皮子崩瞎的吗？是害红眼病弄瞎的吗？是老鹰把你啄瞎的吗？任我千遍万遍地问，它不回答。

“我现在回答你。”马说。马说话时柔软的嘴唇笨拙地翻动着，不时地显露出被谷草磨损了的雪白的大牙。从它的口腔里喷出来的腐草的气味熏得我昏昏欲醉。它的声音十分沉闷，仿佛是通过一个曲折漫长的管道传递过来的。这样的声音令我痴迷，令我陶醉，令我惊悚，令我如闻天籁，不敢不认真听讲。

马说：“你应该知道，日本国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眼睛的故事。琴女春琴被人毁容盲目后，她的徒弟、也是她的情人佐助，便自己刺瞎了眼睛。还有一个古老的故事，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杀父娶母之后，悔恨交加，自毁了双目。你们村子里的马文才，舍不下新婚的媳妇，为了逃避兵役，用石灰点瞎了双目。这说明，世界上有一类盲目者，为了逃避，为了占有，为了完美，为了惩罚，是心甘情愿地自己把自己弄瞎了的。当然，我知道你对他们不感兴趣，你最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瞎了眼睛……”马沉吟着，分明是让这个话题勾起了它无限辛酸的往事。我期待着，我知道在这种时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马说：“几十年前，我的确是一匹军马，我屁股上的烙印就是证明。用烧红的烙铁打印记时的痛苦至今还记忆犹新。我的主人是一个英武的军官，他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还满腹韬略。我对他一往情深，如同恋人。有一天，他竟然让一个散发着刺鼻脂粉气息的女人骑在我的背上。我心中恼怒，精力分散，穿越树林时，撞在了树上，把那个女人折了下来。军官用皮鞭抽打着我，骂我‘你这匹瞎马’，从此，我决定再也不睁开我的眼睛……”

“原来你是装瞎！”我从麦草垛前一跃而起。

“不，我瞎了……”马说着，调转身，向着那漫漫无尽的黑暗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去。

话说莫言

从维熙

一段有趣的插曲

今天已过冬至，楼身正在进行整体粉刷。一位乘吊篮上下粉刷楼体的工人，行至我居住的五层窗台，见我正在写字，便用山东腔对我说：“喂，听说您是个作家，您知道有个莫言吗？”

天气虽然很冷了，我还是停下正在填写的护照申请表格，拉开窗与那小伙子攀谈开了：“你问这干什么？”

他站在晃晃悠悠的高空的吊篮中，抹了抹脸上的灰浆点子，对我说：“俺是来北京打工的高密人，听楼里人说您也是个作家，几次过您窗口，看您在电脑上打字，不敢随便打搅您；今天您没开电脑，便乍着胆子问问您，认不认得俺的那位作家老乡。他在咱那地盘上，可是名气大着哩！”

高处不胜寒。更何况那天刮着大风，我体谅那位高空作业的高密小伙的辛苦，便递过去一包“红塔山”，并对他说：“我老祖宗的根，也在山东。你拿去抽吧！”

他把烟忙塞进窗子。连连说：“不行，我们老板定下纪律，不许……不许……”

我说：“天这么冷，他不知躲到哪儿幸福去了，咋会看见你在高空挨冻。快收下吧，只当是莫言送给你的好了。”

“这么说，您认识俺那老乡了？”

我点点头。吊篮开始上升，小伙子的身影消失了。

这本来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并没想到将其写进文章中间。未承想到的是，两天以后的一个中午，镇邦老弟打来了电话，点名让我给莫言用文字画像，他说在我们这代作家里，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我想了想，此话也算一矢中的。虽然这两天我正忙于办理去美国探望儿孙的繁琐手续，还是不得不暂停下各种表格的填写，忙里偷闲地涂抹上莫言这幅由表及里的文字画像。也好，刚才谈及的小小插曲，正好可以成为莫言肖像的第一笔，我将其写在篇首，以示我“爱屋及乌”的心绪……文学之外的闲话之一

用人体造型美的视角去扫描莫言，他不能算是文苑美汉。过早谢了顶的脑袋，没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线条；窄窄的一双眼睛，似乎也不具备穿透生活的光泽。老实说，从相貌上很难找到他一点潇洒的神情。记得，在他还身穿橄榄绿军装的时候，有一次亮相于电视屏幕上不是那身军服不合他的身腰，而是他的身腰没能撑起军装的一派英豪之气来；因而当我看到他按着导演的指点，时而行走、时而静立沉思的时刻，我当真笑出了声，并对正在收拾屋子的妻子说道：“快来看莫言，你也当过兵，看看这个男兵，是不是有点像熊猫？”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职军人都像国旗班的旗手一样。重要的是，他的内在是个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我和她争辩说：“我是说外形，又没有涉及他的五脏六腑。”

她说：“外皮仪表堂堂，一肚子草的男人多了。你们文坛里这号人，也可以装几车皮。莫言这几年写了多少东西？这是那些酒囊饭袋的冒牌作家根本无法相比的。”

我说的是外在。

她说的是灵肉。

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这些年来，凡是莫言发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于我的第一个读者。虽然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偏软，可是感悟文学的能力却十分过硬。近两年内，她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启迪之下，阅读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但当时面对电视屏幕，我仍然忍不住对莫言的光辉形象窃笑不止。心想莫言的尊容真是有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形象。当然，他脱了军装，我也就把“绿色熊猫”的印象渐渐地淡忘了。

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一细节被妻子记住了。1998年中国九位作家应海峡对岸之邀，出访宝岛台湾。当天，她送我到机场时，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对我耳语说：“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你应当承认，那天说莫言不像军人，至少是个偏见。”

我说：“那是他从来具有的憨厚，当然啦，可能与他当兵也有点关系！”

到底孰是孰非，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莫言是个一贯没有文场中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在于他的自觉。因而，从访德归来做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这些看起来貌似平常的行为，正是身背娇骄二气的同行们最为匮乏的精神。不知是不是因为我经受过劳改的原因，我特别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浓烈、在知识分子中最为欠缺的素质。因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总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在访问德国和台湾地区期间，只要有两个人同住一间屋子的机缘，我都愿意与他为伍。

文学之外的闲话之二

该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的低迷时期。一场风暴过后，有的人提出来“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同时提出“要用笔绿化全国”的口号。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使文化人重新嗅到了某种气味。

这年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聚会，迎接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来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辈人自不必说，该来的都来了；在比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得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叶楠等友人酒后的高声喧闹。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的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我说，“像只无言的醉猫！”

“在二十多位友人中，他显得最腼腆。”妻说。

“那是老虎装猫。”

妻说：“何以见得？”

“你看他的《红高粱》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吗？猫的柔顺不过是他的外壳罢了。”我说，“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

她无言了——她对文坛缺乏全面的了解。

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东的编辑来我家组稿。言谈之间，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说是奉莫言之命给我带来的家乡烈酒。那瓶酒的名称，今天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酒瓶上的商标，我却一直记忆在心：那是《水浒传》中的汉子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画面。没等这位编辑多费唇舌，我立刻应下为他们报纸副刊写稿。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你感谢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托，我一定尽我所能。之所以如此，我当真觉得在莫言的躯体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

他是个真正可以信任的朋友。事隔不久，华艺出版社找到我家里，说是要突破一下文坛的沉闷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几个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出一套实力派作家的书。在比我们这代人更年轻一代的作家里，我找上了莫言。现在回头一看，那套丛书虽已黯然失色，但在1991年的特殊时日，“华艺”能把这些属于“可以清理”的作家捆绑在一起，并在建国门外的一家饭店聚会，也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行为了。

记得，在会议间隙，莫言曾对我说：“老哥还不忘我，我铭记于心。”

我说些什么今天已然记不清了，但是我心里始终有莫言，倒是真情实话。在我的认知里，进入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吃狼奶长大的后来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并只为自己活着——莫言与一些狼孩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一些，但莫言如日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这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

文学之外的莫言话题

我们很少通电话——除非有事要谈。记得，偶尔通电话时，他常常劝我写写家族史。我说我不能，因为多年来让我梦里也相思的东西，是劳改队褴褛的衣衫，是一条茫茫的驿路。

生活坐标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决定了各人笔墨驰骋的领域。可以这么说，从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特别是他的《红高粱》问世之后，我就觉察出这是一匹挣脱了笼头的野马。基于这种认知，除了我激动地写下《五老峰下荡轻舟》，对莫言的告别文学惯式、另辟蹊径的艺术之勇表示赞美之外，他的处女作集，是我主持一家出版社工作时，责令编辑迅速组稿并发稿的。当时，进入那套“文学新星丛书”的青年作家有四十多位，历经十多年时间的磨砺和检验，依然光束不灭的究竟还有几何？莫言不仅是长生的一个，而且作品越来越耐读。当然在其洋洋洒洒的笔锋下，偶然也分娩畸形胎儿；但在总体上是硬硬的干货。在良莠不齐、草苗争长的文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他的作品中，第一没有新新人类“宝贝”的无病呻吟，第二不离开中国土地的原色。这个在斑斑杂色的文学路上的长跑者，心中百无禁忌，进入文学竞技的最佳状态。这是其一。其二，莫言的文风比起过去的野性，又多了许多幽默的色彩，这是他过去的文字里所没有的。

读他近期的作品，在暗自窃笑之际，不禁使我想起我们在台北图书馆，与台湾地区同行们共议21世纪文学命题的日子。当莫言走上讲坛，宣读他的讲稿时，有别于其他作家发言的是，他似乎不是在讲演，而是向在场的听众发出一连串的提问，加上他那张喜笑颜开的脸，使全场笑声不绝于耳。这个山东高密小子，不仅文字里多了幽默的润滑剂，连人也不是80年代的小莫了。他越来越像个非作家的平民百姓，既不做高深的哲理思考状，更睥视故作深沉的假道学。如果硬是把学院派作家与生活源的作家分开的话，他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者。

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的高密田园对他的影响太深远了。如他笔下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包括《天堂蒜薹之歌》在内，都深深刻写下家乡田园对他的影响。尽管他对我说，这是他的伪家族史，其创意之源泉，也正孕育于其乡野的田垄之中。近时读报，见莫言的文学触角又伸向了话剧，说是要搞出莎士比亚《奥赛罗》式的《霸王别姬》来，我不知这只是宣言，还是要付诸行动，抑或是受他友人张艺谋的影响。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受自我的艺术局限，无论他是多么伟大的天才，也无法挣脱自身艺术的制约。张艺谋《图兰朵》的艺术实践，尽管各种媒体给予极大的热情，我仍然认为它是无法与《红高粱》的精湛相媲美的，一个半生不熟的夹生货。莫言要尝试一下这种艺术表现，只能让我感到其勇气可喜可嘉，但不会有预期的收获。孰真孰假，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想勾勒一幅莫言肖像草图，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电脑告诉我已然超过四千字了，就此住笔。我最后的几句尾语是：莫言是个好人，绝不是随风摇摆的“狗尾巴草”；他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奇才，如果能在野虎出笼的狂奔中，加上一点自审自识，未来的年代必将有惊雷般的佳作撼动世界文苑。

我的高密同乡莫言

杨守森

何镇邦老师打来电话，说他正在为《时代文学》的《名家侧影》专栏组织关于莫言的专栏，希望我能写点什么。高兴地答应之后，却又感到无从下笔。与莫言虽是高密同乡，相识的时间也算比较长了，且还曾与贺立华兄一道，约请一些朋友撰写过一本《怪才莫言》，编过一本《莫言研究资料》，但对莫言的了解其实并不多。主要原因是：莫言不是那种性格外露，惹人耳目，让人易于识其“庐山真面目”的人。莫言虽曾在文章中多次声称“自己的嘴巴没遮拦”，实际上却全然不同，他不是那种伶牙俐齿，能吹善侃者，倒是正如他的笔名“莫言”所暗示的，即使朋友们之间，话亦不多。前不久，他送考入山东大学的女儿来济南报到，学校趁机请他为我们的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讲了不过一个多小时，结束后，莫言即有几分疲惫地对我说：“真不知道你们整天在课堂上讲课，怎么熬的，哪有那么多话好说。”莫言的这一性格特点，曾为敏锐的上海评论家程德培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一语猜中：“我简直怀疑，莫言处处表现出那种对人处在无声状态的兴趣是否可以证明他本身就不喜欢说话。”

莫言的为人处世与作品给予读者的联想也大相径庭。他的小说写得汪洋恣肆，天马行空，“犹如孙猴子在铁扇公主肚子里拳打脚踢翻筋斗”，好像“蝎子窝里捣一棍”，这很容易叫人联想到现实中的莫言也一定是一位前卫得可以，能折腾，不安分，有“故事”的角儿。有不少人甚至对他的个人生活乱加猜测，以至于作为比较知情的朋友，我们不得不经常代为辟谣，多次向人们解释：莫言不仅是一位恪守孝道的儿子，还是一位钟爱自己宝贝女儿的慈父。莫言的不少名作，就是老老实实地躲在故乡父母与妻女的身边完成的。前些年，莫言退伍进入检察日报社之后，为了家庭生活的团圆及女儿培养的方便，已不惜代价，举家迁居京城。

莫言说自己“嘴巴没遮拦”，当然也不是有意撒谎。试想，对于一个小时候就带头造过老师的反，策划主编过《滨蔡造反小报》，骂过老师是“奴隶主”，登台演过文艺节目，与小伙伴们共谋干过偷园摸杏之类勾当的人来说，断不可能是那种拙嘴笨舌之辈。而当你面对现实中的莫言，从他那沉默而又带几分忧思的表情中，从他明澈而又凝重的眼神中，你也会意识到，莫言之“莫言”，绝不是那种别有用心的城府深藏，不是成名之后拿架子式的故作矜持，而分明是一个人在饱经生活的磨难之后挥之不去的阴影仍萦绕于心所致。如果了解莫言从小的经历，就更容易清楚这一点。只因是中农子弟，读完小学后，渴望读书的莫言便失去了被推荐上中学的机会，而沦为年龄最小的农民。十二岁那年，他曾经因饥饿难挨，偷了生产队的一个萝卜，不仅惨遭毒打，而且被逼当着两百多人的面，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十八岁之后，当他为了谋求人生的出路报名参军时，又因出身问题屡屡受挫，第四年才侥幸得成。这类生活中的苦涩与凶险，这类无情的心灵摧残，不能不压抑与扭曲一个人的个性。而又正是这种压抑与扭曲成就了莫言，将他本应是活跃在口头上的语言，内化为喧嚣的激情，积蓄为后来见之于小说的那样一种狂放不羁、淋漓喷涌的能量。

由于同乡之故，莫言引起我的注意，应当说是比较早的了。早在1983年，当我从这年的《小说月报》第七期读到他的短篇小说《售棉大路》之日起，莫言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进了我的心中。《小说月报》在转载这篇小说时的作者介绍中写道：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74年入伍，解放军某部干事。这篇后来莫言自己坦承是模仿之作的短篇小说，当时虽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那精美的文笔，奔涌的激情，鲜活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那透露着浓郁的高密棉乡气息的场景描写，令我这个喜爱文学且又在文学圈子里谋生的高密同乡很是激动。当时猜想，二十一岁才离开高密的这样一位富有潜力的小说作者，在离开故乡之前，肯定已开始了文学求索，遂向当年高密的一班文朋诗友打探，但却没人知道这位管谟业。

后来从莫言那儿得知，他的文学创作的确在家乡时就已开始了。那是1973年冬天，莫言作为生产队的民工，被分派到昌邑县参加开挖胶莱河的工程。冰天雪地，下泥下水，自是苦不堪言，但莫言却为那人山人海战天斗地的壮阔场面所激动，于是便萌生了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完工归家后，立即趴在土炕上，开始了一部题为《胶莱河畔》的长篇小说的写作，第一章的标题是：“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

莫言拟定的这部作品的大意是：热恋中的妇女队长与民兵连长，为开挖胶莱河而一再推迟婚期。与此同时，村里的一个老地主却在暗中谋划着砍断生产队里一匹枣红马的马腿，企图破坏开挖胶莱河。莫言后来说，这部只写了不到一章的长篇小说，才是他真正的处女作。

莫言写这部处女作的时候，尚是“文革”后期。那时候，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有关方面对“文学活动”比较重视，各地盛行举办各种各样的创作学习班。仅一个高密县，就曾形成过一支至少四五十人的业余创作队伍。只可惜在当时高密的文学圈子里，竟没有人知道，此时，在本县东北方向一个叫作“平安村”的小村庄里，在一间破败不堪的民房里，还隐藏着一个正在做着文学梦，正在埋头于长篇小说创作的有志青年；更没人想到，十几年之后，这位离开高密之后的青年人竟凭借自己独具特色的《透明的红萝卜》轰动文坛，一举成名。此后遂一路风行，《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等力作相继问世，屡屡爆响，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光彩，也为故乡大地赢得了声誉。而当年那些曾经浮出高密文坛水面的文学爱好者们，其中虽也不乏钟情于文学者，不乏富有文学才华之士，后来大约有十几人曾早于莫言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过作品，有的作品也曾为《小说月报》等转载，但到头来，大多不过是昙花一现，无力攀高，而终于销声匿迹了。

同是高密人，同是在高密大地上开始的文学追求，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莫言，竟不仅远远超越了家乡的一班文学爱好者，还曾一度成为领中国文坛之风骚的人物，成为具有了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其中的奥妙是耐人寻味的。现在想来，离开故乡之前的莫言，没有被有关方面发现，没有为人赏识，没有被收拢进当时的文学创作学习班，这当是他不幸中之大幸。这样一来，自然也就使他没有受到那时诸如“三突出”之类的非文学观念的恶劣训化，没有误入过从红头文件出发进行创作之类的歧途。从他最早尝试的《胶莱河畔》中，虽然也可看出当时某些政治教条的不自觉影响，但毕竟中毒不深，这就使莫言更易于从真正的文学体悟入手接近文学，更易于直接从自己喜爱的文学大师那里汲取真正的文学营养。比如仅从福克纳那儿，莫言至少就较早地悟到了两点决定他的文学成就的妙谛。一是学会了建立自己的文学领地。福克纳的目光始终盯着自己那个邮票大小的故乡小镇，创造了闻名世界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一文学地域形象。正是受其启迪，莫言虽然远离了家乡，目光也一直盯在了“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上，从而占据了一块最便于施展自己才华的文学地盘。二是从福克纳那儿悟通了“撒谎”（文学理论谓之“虚构”）的艺术本领。莫言非常欣赏福克纳“明明没当上空军，却到处说自己开着飞机上天打过空战，脑袋里还留下一块弹片”这样一种敢于“胡说八道”、“喜欢吹牛”的品性，并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他的影响。在与莫言谋面之前，我曾在《文艺报》上读到他的答记者问，其中有这样的话：“我的年轻是一种假象，其实肉体老化得相当厉害了，日薄西山，百病缠身，三十之岁已是垂暮之年。我预感自己生命的蜡烛会有一天突然熄灭。”那时我曾真诚地相信莫言果如许多有成就的作家那样，是一位体弱多病的才子，并且曾经唤起过我对这位高密同乡很长时间的伤感。见面之后，才知道莫言的这一番话基本上属于“撒谎”性的艺术笔墨，这位自称“百病缠身”的人，实际上是一位能吃肉、能喝酒、能抽烟，膀阔腰圆，壮硕如牛的高密汉子。显然，莫言正是凭借从福克纳那儿悟到的这样一种“撒谎”本领，撒出了“我爷爷”、“我奶奶”等活跃在“高密东北乡”的那些人物和故事，杜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

莫言少小失学，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来说，未尝不是又一幸事。由于较早就远离了时政意味很浓的虚泛的学校正统教育，这就使莫言更容易直接汲取来自于民间的饱含原始生命活力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发端于齐之始祖太公望吕尚，后来曾特别凸现于管仲、晏婴、邹衍、田横、蒲松龄之类古圣先贤身上，至今仍潜存于作为齐之腹地的高密民间的齐文化的影响。目前的国内学术界，常将齐鲁文化并称，实际上齐鲁文化是断然有别的。鲁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重规范，重人伦，崇尚温柔敦厚，主张中庸平和，反对“怪力乱神”。在文学方面，则强调“文以载道”，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而齐文化则倡导思想自由，尊重异端邪说，甚至敢于任其鬼怪之说泛滥，表现出开放旷达的辉煌气度，这显然是一种更利于文学生发的文化。我们从莫言那些波诡云谲、奇思怪想、梦幻与现实融为一体，科学与童话汇为一炉，“鬼哭狼嚎、牛鬼蛇神一齐出笼”的小说中，从他那些自由不羁、敢作敢为、富有血性气质的人物形象中，感受到的正是齐文化的泱泱风采。

莫言开始文学梦不久，即离开了高密，这自然也是莫言走向成功的重要契机，这就使他能够拉开距离，冷静地审视自己的故乡。莫言在《红高粱》中痛陈的高密东北乡，这“无疑是人类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便恰是其冷静审视的结果。正是出于对故乡的爱，成名后的莫言，曾经利用他的文学影响，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高密之旱》《高密之光》《高密之梦》等报告文学，为高密那些大刀阔斧、奋力献身于改革开放的“英雄好汉们”摇旗呐喊。那一阵子，有人甚至戏称《人民日报》变成了《高密县报》。此举曾令国内许多地方的政府官员、企业家们忌妒得眼红，甚至有不少人出重金收买莫言为他们谱写一曲赞歌。但莫言出于对高密故乡的忠诚，依然只是继续为高密人大吹大擂。正是出于对故乡的恨，莫言又不怕担着“不肖子孙”、背叛故乡的骂名，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高密东北乡”的丑陋与邪恶，发出了种的退化的慨叹。正是这爱与恨的交织，凝成了莫言作品中汹涌澎湃的情感张力，构成了其丰厚的文化底蕴。而当年高密的另一些迷恋过文学的人，难有大的作为，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不曾离开故乡，也就看不清故乡，更无力背叛故乡，而只能局限于狭小的高密人的文化视野。可以想见，莫言如果不是有幸离开高密，恐也难逃其厄。

谈到莫言的成功，我在这儿不能不想到莫言家庭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莫言的大哥，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现为高密一中副校长的管谟贤先生。不论在书面文章还是在私下的谈话中，莫言每每深情地提到他这位大哥。的确，在莫言通向文学圣殿的旅程中，这位兄长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对于莫言，他不仅有过救命之恩（他曾经从粪坑里救出过两岁时的弟弟），又以其自身优秀的文学修养，给予蹒跚于文学之路上的弟弟以决定性的导引。外人也许不太了解，谟贤先生的才情学识，在某些方面恐是不在其弟弟之下的。读者如果有幸读过他在《青年思想家》发表的《杏坛白说》《杏坛续说》《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等文，即可了然。甚至仅凭其文笔，即可见出其老到的文学功力。

从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走出，而今终于成为著名作家的莫言，尽管从小饱经磨难，但人生的机遇毕竟还是不错的。莫言是个好人，好人自有好报，所以，即使原本的不幸，竟也成为他走向辉煌的契机。莫言是个聪明人，聪明人能够抓住契机，能够充分地利用契机，所以莫言终于大获成功。

莫言的90年代进行曲

张志忠

答应何老板——这是我们一帮人对何镇邦老师的称呼，就此也可以窥见他和我们混得没大没小，不拘形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很痛快的。我请他到军艺讲课的时候，他总是从不推托；现在，他要我入伙，就莫言的话题说两句，焉敢不从命？何况，讲到莫言，在作家中，我熟悉的不多，莫言算是熟悉到以“老莫”相称，对他，我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等到动笔之时，才知道这样的文字非我所长。我和莫言认识十几年，还写过一本在圈子里据说影响不错的《莫言论》，但是，对于文章之外的莫言却了解不多。见面的时候，似乎也很少深谈，大多是问问近况，有什么新作。我写东西，是只认文不认人的，说得玄一点儿，这是“学院派”的作风。当年读书的时候，老师教的就是要学会“背靠背”地做研究。说得实在些，我这人不善言辞，拙于交际，很难和别人谈得十分投入，也就很难从中捕捉到有深度的信息。1988年秋天，到高密县去开莫言的讨论会，有几天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莫言的机会，有一些心得，都写在一篇旧作《感觉莫言》中，再抄一遍，不但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己。想来想去，还是以我所长，谈作品，谈莫言90年代的创作好了。

90年代初期，莫言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作品的梗概是，被乡间的朋友们称为“骡子”的吕乐之，从农村走向城市，带着童年的生活记忆和乡村音乐的旋律登上歌坛，以乡村的清新质朴、雄健粗犷，给歌坛带来新的气象，一举成名，大红大紫，赢得了世俗社会所追求的一切。在名声、金钱和女人的旋涡中打转，可谓是功成名就，志得意满。可是，风水轮流转，好景不长在，他以创新的姿态闯入歌坛，现在，那造就了他成功的东西，反过来压迫他追逐他——他以创新而成名，人们在熟悉了他以后，就不再满足和陶醉，而是强求他继续出新，玩出新的花样。在强大的压力下，吕乐之几乎是走投无路，黔驴技穷，又不甘引退，只好出奇制胜，悄悄回到乡间自阉，以求获得新的音色，创造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唱法（这或许是吕乐之的误断，早先的意大利歌剧，没有女演员，就是将男童阉割以后，让他们唱女声的），创造“抚摸灵魂的音乐”。这种奇想，当然是来自莫言的大脑，不过，这比《红高粱》中的活剥人皮还要惨烈的情节，他怎么会写得出来？

80年代中期，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一举成名。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向文学大进军的年代，莫言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作品中将我们见过多少次的乡村少年超过其体能的劳动和毫不起眼的一个萝卜，描绘得活灵活现，玲珑璀璨，传神传情，传奇传文，沉默无言的“黑孩”，一下子抓住了我们的心。此后，《枯河》《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红高粱》等喷涌而出，证明了莫言的创作实力，使他一下子跻身于最有影响的作家之列，《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成就了张艺谋，也进一步扩大了莫言的知名度。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营造马孔多小镇和“小小的一方邮票”的启迪，靠近渤海、好奇而善于幻想的齐地文化的熏陶，将近二十年乡村生活的艰辛磨砺，以及刻苦自修所取得的文化修养，使得莫言出手不凡，引领新潮。他是以创新而出众的，而且起点很高，这表明他的成熟，却也为他后来的继续创作留下了很大的难题。就像一个歌手，起的调子高了，接下来该怎么唱，就成了严峻的考验，他还能不能实现自我超越呢？

印证我的这一论点的，是莫言自己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所选的小说集《金发婴儿》，这个集子所收的都是我们前面所列举的《红高粱》等作品，在《红高粱》之后则只收入《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尽管他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创作量仍然不小，却自觉不如前一阶段的作品那样扎实。同期的长篇小说《酒国》，在国外影响不错，美国和日本的学者都给予很高评价，但是，也许是读作品的角度不同，它在国内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莫言的心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会太好。吕乐之的那种为创新所迫，铤而走险的方式，固然是纸上的游戏，却印证着作家自己的内心烦恼。

好在，莫言没有一蹶不振，他很快就摆脱了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压力，自我解脱了。80年代文学创新的激流奔腾，成就了一批人，却也耽误了一批人，让他们一味地以创新为务，唯新是趋，终于因为无法找到和掀起最新的新潮而偃旗息鼓，稍纵即逝。

莫言的自我调整是比较快的，一方面，他出版了中短篇小说新作集《白棉花》，虽然在90年代初期的文化氛围中，它未能引起大的反响，但是，这是莫言90年代创作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方面，他开始“触电”，写了《情满青楼》等电视文学剧本——时下有一种说法，说写电影电视剧本，把许多作家写坏了，使他们无法再回到文学本身的精微文字上来。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写影视剧本，开拓了作家的思路，使他手中添加了新的兵器，熟悉了新的领域，这只会给作家以新的启示和灵感，艺多不压身，所谓“触电”败坏了文笔，只是没有出息的借口。不再刻意于创新，不再用每篇必出新招的要求苛求自己，用一种平常心对待写作，这是一个好的兆头。

如果说，《白棉花》又回到了莫言所熟悉的乡村生活和童年记忆的路子上，那么，《丰乳肥臀》则是他心灵和情感的又一次迸发和燃烧。据我的记忆，在此前的作品中，莫言并没有对母亲的形象进行过深刻的描绘，不知是情感的遮蔽，还是艺术的困惑，使他难以下笔。是母亲的去世激发了他的情感和记忆，刺激了他的写作欲望，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挥笔写下了对于母亲的悼念和深情。

感情的真切，为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艺术想象的灵动，营造了瑰丽多姿的文学世界。尽管说，《丰乳肥臀》问世以后曾经遭受过指责并给莫言的命运带来波折，但是，今天重新解读它，却仍然能够感受到作家那颗拳拳的心。

首先从书名说起。在今人眼中，丰乳肥臀是表示女性的性感特征，是容易让人想入非非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听取作家自己的解释，相信莫言对于这一词语的还原能力？丰乳肥臀，在生活经验和民间话语中，是生殖力旺盛的外部特征，是多子多福的好兆头，莫言所举证的，出土的非洲古代女体塑像，其身体的夸张和变形，将这一点表达得淋漓尽致。只是由于时势变迁和当下人们欲望的空前膨胀（以“伟哥”风行于世界为例），使它蒙上了邪恶的色彩，为什么要由此殃及莫言和他的作品呢？

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浓墨重彩地对母亲形象的描绘。“母亲心情舒畅，脸上呈现着圣母般的，也是观音菩萨般的慈祥，姐姐们围绕着母亲的莲座，听她讲述高密东北乡的故事。”将中国的观世音菩萨和西方的圣母叠加在一起，这是对母亲最高的礼赞了。作品中的母亲，让我们想到《百年孤独》中那个生命力顽强、为子子孙孙遮风避雨的老祖母，但是，在自抗日战争以来的中国现实的大环境下，母亲又确实具有中国特色。

命运多舛的她，因为只生女不生男，一连生了七个女儿，在家庭中的地位每况愈下。以致她再次临产的时候，丈夫宁愿去关照即将生小驹的母驴而弃她于不顾，在她和驴子都难产、需要请人帮助的时候，家里人又是以先驴后人的顺序来对待她。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女人，却不得不承担起沉重的使命，要独自抚养包括新出生的孪生姐弟金童玉女在内的九个孩子，而且，在后来的演化中，她又先后收留了一群外孙和外孙女们，继续哺育新的生命。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各种势力如同走马灯一样地轮转，既有在日本人进攻之时的顽强抗争、联手作战，也有相互拆台、相互暗算，上官家那些长大成人的女儿们，先后与各个方面的头面人物结成婚姻，不由自主地卷入仇杀的旋涡中，敌友情仇之间斗争不已，甚至殃及她们的子女。是的，濒临渤海的胶东半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八路军、国民党和日军、伪军之间的拉锯战，格外惨烈。这样的情形，在峻青《黎明的河边》和《马石山上》、冯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和张炜的《古船》中都有生动的描写，可以与《丰乳肥臀》中惨烈血腥的场面相互证明。也许，正是因为历史的残酷，才激起了作家们对人性和母亲的咏赞，博大的母爱才格外动人。在《苦菜花》中，就出现过母亲代替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娟子抚养年幼的外孙女的情节；在张炜的作品中，我们也不难感悟到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莫言笔下，则是基于不可抗拒的死亡而产生的对于生命的崇拜，因为崇拜生命，所以歌颂孕育生命、哺育生命、护佑生命的母亲。是历史的风霜使她变得坚强刚毅，“我变了，也没变。这十几年里，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地死，一茬茬地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挣扎着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儿孙浮上水来那一天，你们都要给我争气！”这是掷地有声的“母亲宣言”。

母亲一直是身体力行地为了子孙后代而活着的，比起她拼着性命去救护那些年幼的孩子来，作品中的这样一个细节或许更加感人。在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年代，母亲给生产队磨豌豆的时候，把豌豆吞到肚子里，回到家中又尽量地呕吐出来，这些混杂着母亲的胃液和血丝以及迫不得已的“偷窃”所产生的心灵自责的豌豆，成了家中孩子们的“救命粮”。而且，母亲的爱，不仅是给自己的孩子们的，动乱年月里，母亲和金童正在被红卫兵押着游街示众，遇到一个乡亲要投水自尽，母亲不顾自己尚且在危难之中，冲出了游街的队伍，怒斥那些袖手旁观看热闹的人们，向濒危的乡亲伸出援助之手。她毫不顾及自己的处境，也不计较这乡亲不久前曾经凌辱过她，这样的举止，岂是轻易就可以做出的？因此，母亲去世的场景，才写得那样深情：

母亲双手扶着膝盖，端坐在小凳子上，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一丝儿风也没有，满树的槐花突然垂直地落下来。好像那些花瓣儿原先是被电磁铁吸附在树枝上的，此刻却切断了电源，纷纷扬扬，香气弥漫，晴空万里槐花雪，落在了母亲的头发上、脖子上、耳轮上，还落在她的手上、肩膀上，她面前的土地上……也许，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的小男孩金童。在这样一个弱智的、似乎总也长不大的孩子身上，莫言寄托了什么？

他是母亲和瑞典籍的牧师马洛亚偷欢的结晶，长了一头金发。这会使很多人感到难以接受。不过，仔细想来，他的父亲是瑞典人，而不是曾经蹂躏过中国和胶东的德国人、日本人什么的，相反，作品中对德军和日军侵略胶东半岛的暴行，都有深切的仇恨和愤怒。一个来自中立国的牧师，在长年的孤寂生活中，和一个在家庭中遭到最大的轻蔑和鄙弃的、只生女不生男的农妇的两情相慰藉，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他虽属虚构人物，却在很大程度上是莫言的代言人，是母亲挚爱的承受者和诉说者。莫言用这样一个奇特的“杂种”出身是想说明，从来到人间的时刻起，他就与众不同，注定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苦难，注定要肩负起赎罪的重担。同时也表达了莫言一贯的对“种的退化”所感到的无可奈何的悲凉，无论是本地的豪强草莽余占鳌，还是来自欧陆的福音传播者，他们的后代都那样卑琐无能，毫无血性！

莫言被认为是乡村作家，他的重要作品都是表现农村生活的。但是，自从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以来，他久居京城，屈指已经逾二十年，无论是从生活阅历上，还是从一个作家要开拓自己的写作疆域上来看，表现城市生活都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莫言，实现这个转变是比较困难的。相似的例子有陕西的贾平凹。后者定居故都西安已经逾二十年，却仍然以乡土气息、农家风情见长，好不容易写了一部以西安的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废都》，还被人讥为是“废镇”，说他没有写出代表城市本质的现代的一面。莫言也存在同样的难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初到北京，他连自行车都不敢骑，生怕在滚滚车流中撞了人或者被人撞。他写于90年代初期的一个短篇小说，就是描写一个外来人，在经过十字路口时，被红绿灯、斑马线、交通警察、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等搞昏了头，一直搞到精神失常的地步。这种滑稽加苦涩的心态，怕不是毫无由来的。

不过，莫言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做出了新的探索。一方面，他开始把乡村生活的记忆与都市繁华组接在一起，因此，就有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骑驴美人显然是乡下才会出现的情景，莫言把它搬到北京的代表性的大街（何止是北京的代表性大街）上，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就让她在汽车和自行车的紊流中昂然前行，这与上述那个因为过一个交叉路口就吓掉了魂的外来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个中情由，耐人琢磨。一方面，他从城市的边缘人开始，一点一点地接近城市，写出了《师傅越来越幽默》这样看似可笑实则可悲的故事。已经下岗的师傅，在商潮汹涌的城里是个边缘人，他所想出来的主意，是在城市边缘的一个风景点上“做生意”，从当年作为社会中心的、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到今天游离于生活边缘的下岗人，个中哀叹，不足为外人道哉。如果把这两个短篇小说拼接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可以说，在寻找表现城市生活的切入点上，莫言已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的“战略转移”，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莫言的做人，似乎也变得大气起来——前些天，军艺举行建院四十周年庆典，要拉莫言等人上台“作秀”，我私下里想，早先并不善于对付此类情景的莫言是否肯出场？出乎我的预料，到那个良辰吉日，莫言却落落大方地走上台去，在赢得后来的学弟学妹崇拜的目光和尊敬的掌声的同时，也很好地应付了方方面面，落一个皆大欢喜。不知是我对莫言的了解还欠缺很多，还是莫言在人情练达上又有了新的长进。

我与莫言

何镇邦

我同莫言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交谈是在十三年前，即1987年深秋时节，在井冈山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

那次会议是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与江西省文联共同主办的，与会者数十人，会期也较长，约有一周左右。故除了开会外，还有游览以及自由交流的时间。当时的莫言，刚因“红高粱”系列引起轰动，照说正处于踌躇满志的时候。可是在那个会上，莫言却处处以低调的姿态出现，发言是低调的，说得很短，具体说些什么也记不清了。会下也很少同人交流。后来我问他，他说在军艺读完书后，回到总参，总参又不设创作室，所以他的处境并不是多好。他想继续上学。恰好当时我在筹谋着同北京师范大学一起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他，他听了很高兴，说如果这个班办起来，一定要告诉他，他准备来读研究生班。

翌年春天，我们果然筹划着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事。我及时把这个信息告诉莫言，他果然很快地报了名。到了秋天，他就成为这个研究生班预备班的一名学员来到鲁迅文学院上学了。

莫言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他到鲁迅文学院这个刚刚创办的研究生班上学，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个班增添了光彩。记得在当时给国家教委有关部门的关于给一部分虽然不具备大本学历但创作成绩优异的青年作家破格录取进入研究生班的报告中就以莫言领衔，提“莫言等青年作家”云云，可见莫言的知名度和影响。唯其如此，我不是把莫言看作我的学生而是作为朋友看待的。但莫言却不想当特殊学员。他同这个研究生班个别有点小名气的作家不一样，不像他们处处要显出自己的“份儿”来，而是老老实实地当好学员。平常，他总是按要求上课听课，完成应该完成的创作作业。1990年春天，他因家中有事请假回山东高密，大概由于家事未曾料理好，多耽搁了些时日。假期一超再超。而按我们的规定，一门学位课如果因病因事超过三分之一课时未能上课时，就取消学生参加这门学位课考试的资格。而一门学位课没有成绩，是不能获得毕业文凭的，更谈不上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参加答辩了。当莫言请假的时间接近一门学位课三分之一的课时的时候，我让他的同学给他捎了信，他得知后立即赶回北京，不仅做了口头的检讨，还写了书面检查。我们当然谅解了他，让他继续听课。1991年春，他顺利地修满了应修的学位课和专题课，获得足够的学分，领取了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毕业文凭。后来，又顺利地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从这件事看来，莫言并未把自己当成特殊学员，唯其如此，他较好地完成了研究生班的学业。这对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个很有用处的加油站。

莫言从研究生班毕业后，又回到他在总参的原单位。我同他之间的联系，时断时续，可以说并不密切。记得有一次，他和刘震云等几个同学在《现代文学》课上写的读书笔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刊出后，稿费寄到了我处。我电话中征询他们处理的意见，他们都说把它吃了吧。于是我把他约到鲁院附近一家火锅店吃涮锅。莫言吃得颇高兴，大说便宜好吃。还说以后再约齐到鲁院附近这家火锅店吃火锅。说是这么说，真约到一块儿却很不容易。后来，偶尔在一些会上见到他，打个招呼作罢，也没时间细聊。后来又听说他为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写了一大摞检查，检查得胃病又犯上了，还有一些人揪住不放。后来又听说他把女儿接来北京上中学，夫人也随军了。于是在北京安下了家，有了家，大概胃病就不犯了吧。后来又听说他转业去了《中国检察报》，终于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大概是前年的夏天，我家乡《海峡》杂志的执行主编叶恩忠同志来京组稿，想见一见我在京的一些学生，记得约了刘震云、余华、莫言等等，还有刘恒和王朔。莫言接到我约请的电话时，答应得很痛快，而且最早到达约定的地方，记得他和刘震云还狠狠挖苦了一下迟到的余华。此后，我同莫言之间的联系又多了起来。譬如请他为《名家侧影》的从维熙专辑撰稿，请他为童庆炳教授的《创作美学》一书约几个当年听过课的同学联合作序等等，他均答应得很痛快，而且总是第一个把稿子寄过来或传过来。由此，我看出莫言还是很看重师生情谊的，虽然我不敢贸然把他看作我的学生，他还是认我这个老师的。这也许正是我在鲁迅文学院从事文学教育工作十几年为一批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后得到的唯一回报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