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故事》

继《密尔格拉得》之后，果戈理又出版了另一本小说集——《彼得堡故事》，其中包括《涅瓦大街》、《肖像》、《鼻子》、《马车》、《罗马》、

《狂人日记》和《外套》。在此以前的作品，还只是描写外省的穷乡僻壤的地主生活，而在这一组小说中，却描写沙俄首都的黑暗现实，尤为突出的是， 作者义愤填膺地叙述了生活在沙俄官僚专制社会中“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以尖锐的笔锋剖示了这一制度戕害人类灵魂的反动实质，从而使他的创作题材以及创作中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都增添了新的内容。这是果戈理从一八二八年起在首都七年供职期间对生活观察的产物。他在彼得堡虽说是担任封地局文牍之类的小职员，但却使他有机会同“上流社会”的人接近，有机会耳闻目睹“大人物”的所作所为；有机会同各种各样的作家，学者、演员和画家交往；有机会熟悉使人眼花缭乱的京城生活。一八三六年，果戈现在给波里津的一封信中写道：“外省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变得模糊了，它的轮廓已经暗淡了，然而彼得堡的生活却明显地摆在我的眼前，它的色彩在我的记忆中是鲜明的、强烈的。”

《彼得堡故事》中所描写的生活，完全称得上是沙俄专制社会生活的缩影。它外表富丽堂皇，韶华灿烂，温文尔雅，使人赏心悦目，销魂落魄，留连忘返；但仔细观察，你就会看到，人世间的一切怪事都在这里发生过：

《涅瓦大街》中的涅瓦大街，是彼得堡最繁华的大街。作者通过对这条大街上发生的事件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沙皇时代贵族生活的畸形状态。象征帝俄贵族上流社会的涅瓦大街，表面上煊赫繁荣，珠宝耀眼，老爷绅士们彬彬有礼，淑女小姐们玲珑俊秀，车辆人群络绎不绝，件件桩桩都显得超然不凡，像是人间一切最优美的珍品的盛大展览会，使你觉得眼花缭乱，美不胜收。可是，在这个展览会上，一切都是虚有其表，在温文尔雅、珠光宝气的掩盖下，不但有为生活劳碌奔波的下层人物，而且还有人类一切东西（包括人的肉体和感情）都可出卖的丑闻。作者在这个表里相违的生活背景中， 刻画了两个性格、命运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是画家庇斯卡辽夫，一个是军官庇罗果夫。

青年画家庇斯卡辽夫正直善良，感情深厚，富于幻想，有献身绘画艺术的美好意愿，对善与美充满信心。有一次，他同庇罗果夫一道在涅瓦大街散步，看到一个穿戴华丽，身段、线条、脸型都美极了的黑头发女人。在庇罗果夫的怂恿下，庇斯卡辽夫迈着羞怯而战栗的步子，直向那位穿着绚丽的斗篷的女人走去。靠近街灯时，飘荡的斗篷闪出了鲜艳的光辉，但一刹那间却被黑影吞没了。此刻，庇斯卡辽夫心里宜扑通，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他不敢妄想那个飞往远方去的美人儿会对他垂加青睐，庇罗果夫中尉暗示过的那种非分之想，他就更不敢僭望；他只想知道这位艳绝人寰的天仙住在什么地方。他紧紧地尾随美人之后，飞快地跑着，不时把长着灰色络腮胡子的体面先生们从人行道上挤下来。为了避入耳目，后来把脚步放慢了，离开那位美女远一点，他故意东张西望，但暗地里却把美女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来往的行人逐渐稀少了，街上静寂无声，美人儿回头顾盼了一下，他仿佛觉得她嘴唇上闪过了一丝微笑。他浑身直打哆嗦，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的全部感情都已燃烧起来，他不顾一切地加速步伐，追随着纤足的轻盈的踪迹飞奔，梦幻似地登上了一幢四层楼的楼房。眼前意外的景象，才使庇斯卡辽

夫醒悟到，他走进了淫乱的魔窟。他怀着神圣的感情尾随的美人儿原来是一个掉进魔窟的妓大。一种看到美被腐朽的淫乱侵蚀掉的感觉刺痛了庇斯卡辽夫的心。他撒腿就跑，像野山羊一样，一溜烟地跑到了街上。他回到自己家之后，垂手低头，像穷人拾到了无价的珠宝而又掉落在大海里一样。为了把这个本来可以成为“一尊女神”的妓女从火坑里挽救出来，他提出与她结婚， 但却被那个自暴自弃、堕落成性的妓女拒绝了。他的希望破灭后，精神陷入了疯狂的状态中。人们发现，“四天过去了，锁闭的房门一次也没有打开过； 又过了一个星期，房门依旧锁着。人们走到门口喊他，可是一声回应也没有； 终于打破门进去，找到了他的断了气的尸体，喉咙被割断了，染血的剃刀掉落在地上。从双手痉挛地伸开和脸部可怕的歪曲这些地方可以断定，他的手没肯听使唤，他痛苦了许久，有罪的灵魂才离开他的肉体。”果戈理力图借庇斯卡辽夫的形象说明，在封建帝俄的首都，一切正直、善良、充满崇高理想的青年人，是没有出路的，只能落得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与庇斯卡辽夫相反，中尉庇罗果夫却踌躇满志，平步青云。他不但无一技之长，甚至缺乏起码的羞耻之心，惟一的本领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及其风俗习惯具有非凡的适应性。他一看见美女，就垂涎三尺，想方设法将她弄到手。一次庇罗果夫在涅瓦大街看见一个婀娜活泼的金发女郎，他就紧跟上去， 还死皮赖脸地说：“小宝贝，你是我的人儿哟！”金发女郎不理睬他，他却一直追到她的家里。虽然发觉了她是一个有夫之妇的德国人，她的丈夫又粗声粗气地叫他“出去！”他仍毫不知趣地毛遂自荐，说：“我觉得很奇怪。亲爱的先生⋯⋯您一定没看出⋯⋯我是一个军官⋯⋯”德国人用拳头捶打桌子，然后伸出手掌来，对上面啐了一口唾沫说：“对军官就是这样：呸！” 庇罗果夫无可奈何地带着威严受到损伤的窘情离开了这个德国人。但当他走到楼梯上时，脑海里又浮现出倩丽的金发女郎的姿影，他就把眼前发生的事全忘掉了。第二天，庇罗果夫以做刺马针为借口，又到这个德国女人家里来了；一见面就说些爱慕的话进行调戏，还做出一副亲热的样子用手指撩她的下巴。为了找机会与金发女郎接触，庇罗果夫不惜花费高价定做刺马针，事后又别有用心地夸奖席勒（金发女郎的丈夫）的手艺精巧，妄图使席勒对他产生好感，放松警惕。后来得知席勒星期天照例外出，庇罗果夫就趁机钻进了他的家里，向他的妻子调情。正当他拥抱金发女郎接吻时，席勒同另外两个手艺匠回来了，一看见这种情景就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混蛋！你怎么敢跟我的老婆亲嘴？你是下流鬼，不是俄国军官。滚他妈的，⋯⋯我是德国人，不是俄国猪！⋯⋯我不要戴绿帽子！扯领子把他抓出去！”于是旁边两个德国人抓住了庇罗果夫的手脚，将他扔了出去。他飞快地跑回家，打算更了衣，直奔将军府去控告德国人的“暴行”。他还想递一份呈文给参谋本部， 要是判刑不能令人满意，就再上诉。可是，当他路过一家点心铺，进去吃了两个酥脆的肉馅饼，读了一会儿《北方蜜蜂》，出来时已经不怎么愤然了。又在涅瓦大街蹓跶了一会儿，他决定到检查院院长家里去消磨一个晚上。这个夜晚过得很愉快，因为他的玛佐尔卡舞博得了与会男女舞伴的一致赞赏。

在小说中，果戈现通过涅瓦大街所发生的这些反常事件的对照描写，有力地揭示了沙俄专制社会反人道主义的实质及其繁华外表掩盖下的尖锐矛盾。对于这一点，别林斯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这种对照包含着多么深长的意义啊！⋯⋯并且，这种对照产生着什么样的效果啊！庇斯卡辽夫和庇罗果夫，一个黄土长埋，另外一个志得意满。⋯⋯是的，先生们，这世

上真是烦闷啊！”

短篇小说《鼻子》写一个名叫伊凡·雅柯甫列维奇的理发师，一天早晨吃面包时，发现面包中有一个鼻子。他用破布把鼻子包起来想带到街上去处理：或者塞在大门边柱子底下，或者找个别的什么机会丢掉。可是他一路总是不断地碰着熟人，抓不住这种机会。有一回已经丢出去了，可是一个警察叫住他，对他说：“拾起来呀！你把什么东西丢在地上了！”于是伊凡·雅柯甫列维奇只得把鼻子拾起来，藏在口袋里。他有些感到绝望了，因为这时大小铺子都开了门，街上的人已越来越多，鼻子很难脱手了。后来，他走到桥上，倚栏下望，假装看河里的鱼游，接着就悄悄地将包着鼻子的布包扔到涅瓦河去了。同一天早晨，八等文官柯瓦辽夫一起床，神了个懒腰，叫人把桌上的小镜子拿来。他想看一看昨天晚上鼻子上长出来的那个小疙瘩；可是他大吃一惊，鼻子不见了！原来长鼻子的地方变成了平塌一块。他立刻跑到街上去找鼻子，在一家点心铺门口看见一位从马车里跳出来的五等文官，他认定这人就是自己的鼻子，但此人一眨眼就不见了。后来柯瓦辽夫急着登报寻找和求警察局长帮忙，都没有达到目的。柯瓦辽夫是一个交游甚广的人， 鼻子不翼而飞，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一天，巡长给他把鼻子送来了，这真是喜出望外，但却无法安放到原来的地方去，因为一安上就又掉下来了。然而事情也真蹊跷，半个月后，他一醒来，偶然往镜子里一瞧，鼻子已经长好了。于是他又出入贵族沙龙，运筹交际。《鼻子》的情节是荒诞的，题材带有很大的幻觉性，但这篇小说却尖锐地讽刺了沙俄专制社会中那种趋炎附势、追逐名利的恶劣风尚。

《肖像》在情节上与《鼻子》颇相似。这个作品在果戈理的创作道路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开创了对资本主义势力揭露批判的斩主题。作品中的主人公恰尔特柯夫，原是一个具有艺术才华的画家，很有发展前途。但为了发财和追求物质享受，变成了一个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肖像画画匠。他将自己的全部感情和冲动都转向金钱，金钱变成了他的热情和理想、恐惧和目标，而艺术才能则在他身上已毁灭殆尽。此后，他不但盛装打扮，追求时髦，在宴会上消磨时间，陪小姐太太们游览画展，浅薄肉负地议论前辈大师们的作品， 对朋友的一幅神妙之作，出于一种嫉妒心理而冷淡地给予几句不痛不痒的评价。由于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最后发展到一看见有艺术价值和创造精神的作品，脸上就露出恶意，把牙齿磨得轧轧作响，用蛇蝎样的眼光贪婪地对它望着。这时，他心里便产生了人们少有的恶念，并且带着一股疯狂的力量， 要求实现这种恶念。“他开始收买艺苑中绝无仅有的精品。他用高价把画买来，小心翼翼地搬进自己的屋里，然后像疯狂的猛虎似的扑过去，撕裂它， 扯破它，扯成碎片，发出愉快的狞笑把它踩在脚下”。从来没有一个愚昧的魔王曾经像他这个凶暴的复仇者似的毁灭过这么许多美丽的艺术珍品。好在这种毁灭人类文明的罪恶行径没能持续多久，疯狂和癫痫的发作越来越频繁，热病和急性肺炎也猛烈地袭击着他，再加上无可救药的精神错乱等一切症状，使他瘦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终于在最后一次无声的痛苦中结束了他的生命。恰尔特柯夫的死亡，对于世人和艺术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自身艺术才能的毁灭，及其疯狂残暴地毁灭别人的艺术珍品，这是对在俄国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有力批判，极为深刻地表现了利己主义是万恶之源的主题。

但是，果戈理也把神秘主义的幻影带进了《肖像》里。小说的第二部，

更发挥了宗教赎罪的观念。这种违反现实主义原则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受到了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说他不应当玩弄这种“荒诞不经的花招”。

《狂人日记》描写了“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对沙俄官僚等级制度进行了愤怒的控诉。《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亚克森齐·伊凡诺维奇·波普里希钦，是一位精神上受到等级制度严重摧残的九品文官。他虽然出身名门，却家道中落，成了一个穷困的小官员。他的职务是在某部的办公室里给部长削鹅毛笔，工资收入低微，甚至难以糊口，穷得身上连一个钱也没有，不得不预支月薪。他穿着褴褛不堪，外套既脏又破。已经四十二岁了，他还娶不起老婆，仍旧孑然一身，孤孤单单过日子。波普里希钦从对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出发，而对那些享乐腐化的上等人、飞扬跋扈的大官吏和虚伪卑劣的同僚们极为不满。这种恨世嫉俗的观念和他欲求步步高升而不可得的处境，使他的思想情绪长时期内处于紧张状态，整天头昏脑涨，卒至神经错乱。有一回， 他仅仅对部长的女儿动了情，就遭到了科长的指责怒骂和冷嘲热讽，将他叫到跟前猛加训斥：“放明白些吧！你四十开外的人了——应该长点脑子了。亏你不害臊，你当我不知道你的一套鬼把戏么？你拼命在追求部长的大小姐！喂，你瞧瞧你自己，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个窝囊废，再不是别的什么。你身上一个钱也没有。到镜子里去照照你那尊容吧，亏你还痴心妄想呢！”在这位科长先生看来，一个九品文官同部长的小姐谈恋爱，简直是大逆不道、万恶不赦的罪过，仅仅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卑贱者同高贵者就不能建立爱情关系，彼此便没有感情交流的自由，但贵族地主家里的两只狗菲岱尔和美琪却有自由谈情说爱的权利。人不如狗，这是多么违反人道！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啊！由于物质上被掠夺，人格上受侮辱，使波普里希钦担负着过分沉重的精神压力，终于患上了癫狂病，幻想自己不是什么九品文官， 而是西班牙的皇帝费迪南八世。从此以后，他对那些谄上压下的同僚表现出鄙视傲慢的态度，对迷醉于功名利禄、把女儿嫁给将军以求升迁的部长也不放在眼里了。可是实际上，他已被送进疯人院，受到冷水浇头，棍棒拷打的严重折磨和摧残。最后波普里希钦向公众发出了惊心动魄的召唤：“他们干吗要折磨我？他们要这可怜虫怎么样？我能给他们干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呀。我精疲力尽，再也受不了他们这些折磨，我的脑袋发烧，一切东西都在我眼前打转。救救我吧！把我带走；给我一辆快得像旋风一样的雪橇。开车呀，我的驭者，响起来呀，我的铃铛，飞奔呀，马，带我离开这个世界！再远些，再远些，我什么都不要看见。⋯⋯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字里行间，充溢看作者的人道主义激情和对官僚等级制度的愤慨以及对沙俄反动腐朽社会的厌弃！沙俄官僚机构中的阿谀奉迎，追求虚荣，趋炎附势等卑劣风尚，在《狂人日记》中受到了一次严正的裁判。正是立足于这种民主思想倾向的基础上，果戈理既同情波普里希钦的不幸遭遇，又讥讽他长期在政府高级机关中养成的官场通病。

从艺术技巧的角度来看，《狂人日记》也是一篇十分别致、独具一格的小说。作者把生活上的真实与形式上的虚构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作品中有些是对疯子混乱心理的真实描写，但大量的是假借狂人的昏热之言，对沙俄官僚等级制度和官场腐败黑暗的现实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料。作者常常在逻辑混乱的语段中，插入思想深邃的描述，在近乎滑稽的嬉笑里，对沙俄丑恶的现实加以无情的怒骂。小说的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结构布局，不但便于通过当时十分严格的检查制度而得到发表，而且也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

力，给读者一种别开生面的鲜明印象。《狂人日记》不但被俄国的作家所重视，而且对我国新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题材和主题方面与《狂人日记》最接近的是《外套》。人们公认，《外套》是继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俄国文学中又一篇描写“小人物”的重要作品。它写于一八四一年，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比《狂人日记》更为成熟。作者以深厚的同情，含着热泪描述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寄·巴施马奇金的低微地位和不幸遭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最富于概括性的小公务员的典型形象。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人保护，没有任何人重视，谁也不关心的人物，是冷酷无情，灭绝人性的沙俄官僚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他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生是对等级森严的沙俄官僚制度发出的强烈抗议和血淋淋的控诉。巴施马奇金出生时，教母给他取名字，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结果不知

怎的将他命名为巴施马奇金（俄文意思是鞋子）。巴施马奇金长大后，在某部里提任抄写公文的九品官，数十年如一日，忠于职守，热心服务，但他得来的却是“两袖清风，一身毛病”和大家的歧视与嘲弄。部长和下属各级长官换了许多任，而巴施马奇金总是坐在老地方抄抄写写，不但部长对他冷淡粗暴，就是什么副股长一类的小官也可以随便把公文塞到他鼻子前命令式地说：“请抄一遍！”更有甚者，官僚们常常拿他开玩笑，作为消遣的对象。诸如：捏造他与七十岁的房东老太婆有暧昧关系，挖苦地问他们什么时候结婚；有时又把纸撕碎，撒在他头上，说是下雪，看门人也瞧不起他，当他走进大门的时候，不但不站起来，甚至望都不望他一眼，把他当作一只苍蝇飞过接待室，从来无人理睬。巴施马奇金面临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除非玩笑开得太厉害，人家碰他的胳膊，妨碍他干活儿的时候，他才可怜巴巴地哀求说：“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

在重官衔轻人品，弱肉强食，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在常年累月、时刻不停的缮写工作中，不仅损坏了巴施马奇金的身体健康，而且摧残了他的才能， 歪曲了他的性格，使他变成了一个畸形的可怜人物。有一个司长认为巴施马奇金在部里服务多年，于是给他分派一件比普通抄写更重要一点的工作，要他根据业已办妥的公事草拟一份公函，送往另外一个衙门，事情只须换一换上款，再把几处动词从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就行了，他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得满头是汗，结果还是不行，只好央求：“还是让我抄写点什么吧。” 从此以后，人家就永远让他干抄写这一行了。对巴施马奇金来说，除抄写之外，仿佛什么东西都不存在似的。他不论看见什么，都似乎是看见自己所写的清晰的字行。甚至食而不知其味，有时连苍蝇也一古脑儿地吞进肚里。觉得肚子填饱了，他就从桌子边站起来，拿出墨水，抄写带回家来的公文。至于穿着好坏，他根本就没有注意过。令人窒息的官府气氛，机械重复的抄写工作，使他变得呆痴孤僻，麻木不仁，在精神上失去了任何要求，甚至失去了保卫自己的愿望。

然而天气是不容情的，北国首都刺骨的寒风，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衣着破烂而单薄的小公务员巴施马奇金袭来，冻得他脑门发痛，眼泪直流，他这才发现自己穿了多年的外套已经破了几个洞，需要缝补一下才能勉强挡挡风寒。但当巴施马奇金听到裁缝彼得洛维奇说，旧外套已无法修补，需要做一件新外套时，便如睛天霹雳，大难临头，使他陷于神志恍惚的状态之中。本来他要回家，却糊里糊涂地往相反的方向走去；从一栋正在兴建的房子顶上劈头盖脑地撒下一些石灰，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做一件新外套，本来是一

桩小事，竟然对巴施马奇金产生了这么大的精神压力，其经济拮据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攒钱做一件新外套，他决心紧缩开支，每天晚上不喝茶， 不点蜡烛，如果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就到女房东的房子里去借光；步行时脚轻轻地落地，踮起脚尖走，免得鞋底磨损得太快；尽量少给洗衣妇洗内衣， 为了免得弄脏，每次回到家里就把内衣脱下，光穿一件棉罩衣⋯⋯这样左省右扣，处处节约，精打细算，费尽心血，好不容易才凑足资金，做了一件美观大方的新外套。当外套到手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意味深长的表情，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仔细地、反复地端详着外套，犹如过节一般，兴高采烈地向司里走去。他每一瞬间都感觉到自己身上穿着新外套，内心非常高兴，以至于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当天，司里的一个副股长邀请他去家里做客。晚上，巴施马奇金穿着那件美观大方的新外套出席了副股长的宴会。参加宴会的人个个都羡慕他的外套。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遇上了几个蓄着长胡子的人，他们大声地呵斥他，用拳头惊吓他， 抢掉了他的新外套，并用膝盖把他顶倒在雪地上。当他苏醒过来时，只觉得旷野中寒气袭人。他发出了绝望的呼喊声，朝着岗警跑去。岗警并不理会这件事，建议他找巡长。他狼狈不堪地回到家后，房东老太婆替他出了个主意， 要他找警察分局长。分局长不但不及时追查此案，反而问他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司里有人提议他找“大人物”。“大人物”不但不给他想办法尽快地追查处理，反而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斥。这就大大地加深了精神上已经遭受沉重打击的巴施马奇金的内心痛苦。物质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重压终于导致他疾病暴发，断送了他可怜而微弱的生命。他死后景况萧条，留下的遗物只有一束鹅毛笔，一帖公文纸，三双袜子，两三颗从裤子上脱落下来的铜扣和那件已经不能再缝的长衫。部里不但不知道他的死讯，在他被埋葬了几天之后，还派看门人找他去上班。巴施马奇金在死前昏热状态所说的胡话中，翻来覆去，杂乱无章地提到“新外套”、“捉贼”、“大人”等话语。不难看出，失掉外套只是他致死的偶然事件，造成他一生凄凉而终于无辜丧命的真正原因则是那些仗势欺人的将军“大人”及其所维护的官僚专制制度。

为了表达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复仇情绪和摆脱困境的强烈愿望，果戈理以幻梦的手法描写了巴施马奇金的幽灵大闹彼得堡，一时轰动了全城。幽灵对着过去捉弄巴施马奇金的官吏，用手指恫吓；抓住“大人”的外套领子和他辩理；举起大拳头逼问警察：“你要干什么？”最后幽灵的身段显得越来越高大，昂首阔步向前走去。作品结尾的这种艺术处理，从形式上看，虽然显得有些怪诞，然而，它却寓意深刻地揭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真理，而那种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社会统治阶级断然得不到持久的安宁。由此可见，果戈理创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反映生活的深度，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别林斯基说：《外套》是“果戈理的最深刻的作品之一”。它不仅标志着果戈理创作的新发展，也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同普希金的《驿站长》一起，给上世纪四十年代及以后的作家开辟了一条继续发掘“小人物”主题的广阔道路。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出来的。”由此可见， 果戈理的这篇小说对俄罗斯作家有着多么深刻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果戈理世界观方面的缺陷和矛盾，在《波得堡故事》中还是有一些败笔。例如中篇小说《肖像》里，作者认为，恰尔特柯夫由一

个善良、智慧而崇高的爱国分子、民族艺术与科学的积极庇护人，只因借了一个神秘的放印子钱的希腊人的债，才忽然变成一个蒙昧论者、恶棍和文明的压制者，如果不向这个希腊人，而是向别的什么人借债的话，他就不会堕落而依然如前。作者本来想写一个因贪图名利而毁掉自己和别人才能的画家，但同时却宣扬了人的德性依赖于宿命的错误观念。贪名图利使一个艺术家彻底毁灭的创作构思，凭借作家的才能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本来可以很好地完成的，可是他却编造了一个神秘莫测的放印子钱的希腊人，特别是那个长着一双灵活眼睛而又不翼而飞的肖像；这些脱离现实的描写，即使写得更精巧，更富有讽刺性，也不能给他的作品增添任何光辉。诚然，这些缺点只是白璧之瑕，决不能因此而否认白璧本身。

由于果戈理创作的批判倾向更加深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日益巨大，因而《密尔格拉得》和《彼得堡故事》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反动批评家布尔加林在他主办的刊物《北方蜜蜂》中，咄咄逼人地责问果戈理： “为什么要描写生活与人类的肮脏后院的不愉快的图画？”另一个反动杂志

《读书文库》也谩骂果戈理的作品“非常下流”。正当果戈理遭受敌人的围攻而感到困惑时，别林斯基伸出了援助的手，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1835），称赞他继承和发扬了冯维辛、格利鲍耶陀夫和普希金所奠定的俄罗斯现实主义和讽刺文学的优良传统；称赞他有着强大而非凡的才能，是文坛的盟主和诗人的魁首。同时还精辟地指出了果戈理的创作具有“朴素的构思，十足的生活真实”，鲜明的人民性和民族独创性等艺术特点。别林斯基的高度评价，对果戈理的支持、鼓舞很大。据安宁柯夫回忆：果戈理“对这篇文章表示很满意，不但满意，并且感到幸福。”正是在别林斯基为代表的社会进步力量的激励下，果戈理怀着极大的创作热情写出了两部流传全球、千古不朽的名著——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和长篇史诗《死魂灵》，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