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困境中走上创作生涯

一八二八年，果戈理在涅仁“高级科学中学”毕业后，怀着一种“于祖国有利，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崇高理想到了彼得堡。但沙俄时代的首都却冷冰冰地接待了这位热血沸腾的外省青年。他到处碰壁，郁愤满腔。失业造成的贫困，给他以严重威胁；社会风尚的腐败，使他感到失望和压抑。他的幻想破灭了，直到一八二九年底，靠一个亲戚帮忙，才在国家经济与公众建筑局找到一个薪金低微的小职员的职务。一八二九年，在母亲的资助下，他出过一次国。在这年的夏天，果戈理便想到了一件巨大的工作——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一八三○年二 三月间，他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

《巴沙甫留克》，又名《圣约翰节前夜》。一八三○年四月，他转到封地局担任文牍。文牍生活单调而又枯燥，每天上午九点赶到机关去上班，伏案抄写公文，抄到下班时，早已头晕目眩，疲惫不堪了。如果在抄写中有一点差错，就要遭到上级的严厉呵斥。他的薪俸很低，一年只有六百卢布收入，但彼得堡当时的生活水平，一年要有一千五六百卢布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为了生存下去，他只好靠家里的资助。在这些岁月里，果戈理深切地体验到了官场的腐化堕落、小公务员所遭受的贫困与歧视。这段生活，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短篇小说《外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八三○年是果戈理生活道路上的转折点。在这一年，他认识了俄国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和批评家兼出版家普列特尼约夫。经普列特尼约夫介绍， 他开始担任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并于一八三一年初在一所专为“名门淑女” 设立的中学讲授历史，并有幸认识了普希金。从此，他与普希金两人结成了莫逆之交。普希金对这位青年作家非常关心，给他以良好的影响，鼓励他大胆地进行创作。这时，果戈理抛弃了封地局那个“愚蠢的”、“无意思的”、“猥琐的”差事，一边教书，一边躲在幽静的房子里进行着一件将给他带来很大声誉的工作——创作《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第一卷。接着于一八三二年又写成了该书的第二卷。果戈理认为，从事文学创作，是人生的最大乐趣。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请看在上帝的面上，尽情地为我高兴吧：这是医治一切病痛的惟一的和最有效的良药⋯⋯工作，自然只是那安静的、有益的、不受烦扰、不慌不忙和从从容容的工作，它永远有一个不可分离的旅伴—— 快乐⋯⋯”但与此同时，他对贵族地主阶级的腐化奢侈生活也感到痛苦，并引起了他的沉思。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们的地主多半染上了东方式的奢侈：拥有大批仆役、喜欢购买那些完完全全可以用家制品来代替的东西； 他们⋯⋯不会整理自己的庭院和住宅，不会量入为出，而当他们的计划与新的事业遭到失败时，他们还表示惊异⋯⋯”“我非常想知道我们同乡的情况， 他们的田庄的不断破产使我感触甚多；闲暇的时候，我常常想一些可能想到的办法，希望引他们走上正路，如果有一天我能对我们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 我就会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了。”这种想法是他后来创作讽刺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六月间，他回到故乡华西里耶夫卡村，路过莫斯科时，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其中有作家、教授、演员等等——他终生都同这些人保持着牢固的友情。直到晚秋，他才陪着两个打算进中学的妹妹回到彼得堡来。

从农村回来，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强烈的爱好，这种爱好曾经长期地支配着他，甚至超过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他打算写一本《世界史和世界地理》。

同时，他又被写喜剧《三等符拉季米尔勋章》的计划所吸引，并已经进行了精心的创作构思。可是因为害怕审查机关通不过而突然中止了创作。

一八三四年七月，果戈理受聘为彼得堡大学世界史副教授，于是，他紧张地备课，拟草案、大纲和教学计划，从九月份起开始讲授中世纪史。开头几次，他教得十分起劲，学生们被他那新颖的观点、广阔的范围以及富有诗意美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住了。但由于他的历史观与大学当局的见解不合，而使他对工作失去了信心与兴趣，终于辞去了教职。

此后，他几乎完全献身于文学工作了。一八三五年出版了他的《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得》。这两个集子的出版，给果戈理带来了很大的荣誉，受到了别林斯基的热情赞扬。

果戈理认为，出版了两个集子，可以解决他的经济困难，生活从此会过得宽裕一些了。但是，书店老板只给他低微的稿酬，他的生活仍然困苦不堪。他不得不向好友普希金借钱过活。普希金这时不仅给果戈埋以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支援，而且还给以创作上的帮助，慷慨无私地将《死魂灵》的题材

给了果戈理。普希金认为，这类题材让果戈理写更为合适。但这时果戈理很想写一部讽刺喜剧，狠狠地讽刺一下贵族、地主以及贪官污吏。因此， 十月十七日，果戈理写信给普希金说：“⋯⋯请给我一个随便什么样的题材吧，不管是可笑的还是不可笑的，但要纯粹的俄罗斯式的奇闻。现在我非常想写喜剧，如果不写的话，那我就会虚度光阴，而且还难以预料，我将如何来应付我的处境。我现在除了大学里微薄的六百卢布薪俸外，没有其他任何经济来源⋯⋯给我一个题材吧，我可以立即写出一个五幕剧来，我可以发誓， 将会使人笑痛肚皮。”

当时，《祖国纪事》的发行人斯维恩英是个吹牛撒谎的家伙。有一次， 他冒充彼得堡的要人去比萨拉比亚，那里的老百姓纷纷向他呈递状纸，控告当地县长。普希金接到果戈理的信后，便把这个题材让给了果戈理，并建议他将这伴奇闻进行虚构：把斯维恩英改名为克里斯宾，他去集市，人们都误把他当作钦差大臣，他在那里大大地捉弄了当地的省长一番，并向省长太太调情，向省长女儿求婚。普希金还将自己去乌拉尔搜集有关布加乔夫暴动的历史材料，住在省长布士尔杜家里，受到了省长的殷勤款待，并把他当作沙皇派出的微服私访民情的要人，还说他搜集材料只不过是借口而已的亲身经历都告诉了果戈理。果戈理正是在这个荒诞离奇趣闻的基础上，花了两个月时间，顺利地完成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的初稿。后来，作者对它进行了反复修改。《钦差大臣》首次上演，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大大地提高了果戈理的名望。他感到了做一个喜剧作家的伟大意义和真正的乐趣。他十分感激普希金。他们之间的友谊深厚、真诚无私，在世界文学史上一直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