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格拉得》

《密尔格拉得》，收集了果戈理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三四年创作的四个中篇小说：《旧式的地主》、《塔拉斯·布尔巴》、《魏》、《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吵架的故事》（以下简称《吵架的故事》）。当时，俄国文学正处于沉闷低落阶段，老作家好像成功地隐退了的老兵一样， 或销声匿述，或沉默不语；而新的知名作家还没有出现。因此，果戈理的这个小说集和后来收集在《彼得堡故事》中的部分作品的出版，被别林斯基称为“我们文学界最可喜的现象”和“一抹美丽的曙光”。

同情歌颂人民，揭露鞭挞寄生阶级，这是贯穿果戈理创作始终的两个方面。不过在前后的作品里，其侧重点和表现手法又有所不同，因此人们不难看出，果戈理不同时期的创作之间，既有连贯性，又有新发展。作者虽然把他的《密尔格拉得》称为《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续篇，但《夜话》中那些神怪的古风习俗已被《塔拉斯·布尔巴》的历史事实所代替，散见于《夜话》中的席人俗物，又在《旧式的地主》和《吵架的故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

《旧式的地主》写的是老地主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普里哈里亚·伊万诺夫娜生活中的几个片断。老两口，感情深厚，相依为命。他们住在一座古老破败的庄园里，房子既矮小，又黑暗，周围杂草丛生，院内冷落凄凉，房子里的摆设也是陈旧不堪，破破乱乱，每逢清早各扇房门就发出种种令人心烦厌耳的吱咯声。阿非那西的全部精力和时间就是耗费在吃、喝、睡这种动物式的生理要求上；而普里哈里亚则一心扑在开关储藏室、腌、晒、煮无数量的水果和蔬菜等家务琐事中，此外就是像照料小孩一样照料自己的老伴，日复一日，直至病死。阿非那西埋葬妻子后回到空洞洞的房里时，悲痛欲绝，忧伤不已，泪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流淌。悲哀加速了他的衰老，妻子死后五年，他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吃饭时，如果仆人不护理他， 他会把酱油、菜汤洒满一身；手举起勺子本想送到嘴里，却常常戳到鼻子上去了；桌子上摆了些什么东西他也弄不清楚。最后，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终于忧郁而死。在《旧式的地主》中，作者对宗法农奴制地主阶级衰朽的寄生生活及其庸俗不堪的病态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对其不可挽救的崩溃局势予以了深刻的揭示。同时，作品又通过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夫妇热忱好客、相依为命以及普里哈里亚·伊万诺夫娜的早死而给阿非那西·伊万诺维奇带来的精神痛苦和生活困难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宗法制社会中牧歌式生活的美化，流露了他对封建地主阶级日趋灭亡的同情，为旧式的地主写下了一曲悲哀的挽歌。

《吵架的故事》的主题思想是和《旧式的地主》一脉相承的，但在揭示封建地主的空虚无聊和沙俄官僚集团昏庸腐朽方面，前者要比后者深广得多。中篇小说《吵架的故事》写密尔格拉得县毗邻的两个地主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原来本是亲密无间、推心置腹的朋友，每天都要见面交谈，一到星期日，伊凡·伊凡诺维奇就穿上皮袄，伊凡·尼基福诺继奇穿上棉布的肉桂黄的哥萨克外套，彼此挽着手往教堂里去。伊凡·伊凡诺维奇的眼睛特别锐利，如果他先看到街心上的一汪水或者什么污秽的东西， 他总是关切地对伊凡·尼基福诺维奇说：“您小心呀，别把腿跨到这里来， 因为这里不好。”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对伊凡·伊凡诺维奇也十分亲热，

只要一见面，不管两人所站的地方距离有多远，他总是将拿着鼻烟壶的手伸向伊凡·伊凡诺维奇，并笑嘻嘻地说：“请不要客气！”

可是，有一天风和日丽，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家的女仆替主人晒衣物， 伊凡·伊凡诺维奇看到其中有一支他久所向往的猎枪，一见就爱不转睛，赞不绝口，并且迫不及待地穿上衣服，拿起多节的打狗棍，径直往伊凡·尼基福诺维奇家走去。两人一见面，伊凡·伊凡诺维奇就提出用一头黑猪交换猎枪的事，伊凡·尼基福诺维奇执意不肯。伊凡·伊凡诺维奇又提出外加两袋燕麦作为交换条件，伊凡·尼基福诺继奇仍然拒不同意。一个急于求成，一个舍不得割爱，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因此，两人都大动肝火而争吵起来。伊凡·伊凡诺维奇挖苦地对伊凡·尼基福诺维奇说，“同自己的枪所发生的关系就像一个傻子守着一个锦袋一样”，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也毫不示弱地回敬对方，骂伊凡·伊凡诺维奇“是一只真正的雄鹅”。两人声色俱厉， 完全失去了理智，不但口头上双方申明从此断绝来往，而且事实上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两人互相控告，打了十多年的官司，弄得双方倾家荡产、心力交瘁（一个皱纹满脸，一个头发雪白），演出了一幕人间稀有的“喜剧”。

以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为代表的外省宗法地主的生活已如此空虚无聊，那么，那些自称为“父母官”的执政者的精神世界又将如何呢？密尔格拉得地方法院占用了县城里最好的房子；法官带头贪污受贿，平常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办案时也是敷衍塞责，心不在焉，甚至大打瞌睡，连呈文都未听清楚，就签署判决书。然而，为了两个伊凡吵架这样无聊诉讼案件，法院却慎重其事，倾巢而出，进行调解。县城小镇的市长， 掉了一颗钮扣，便闹得满城风雨，要他的下属村长扣市区管理员们忙忙碌碌地找了两年尚未了结。地方官员尚且如此昏庸腐朽，胆大妄为，横行霸道， 高级法院的官僚们其胡作非为的程度，鱼肉人民的黑心，就更可想而知了。小说里虽未对此作正面的描述，但读者从两个伊凡由于多年的诉讼而带来的可怕后果中，就可以窥见其肮脏的内幕了。因此，果戈理以一幅泥泞阴暗、秋雨濛濛、乌鸦垂头、瘦马哀鸣的凄凉画面结束了这篇小说，最后，无限感叹地写道：“这个世界真是烦闷，老爷先生们哪！”

从《吵架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作者把对封建地主的揭露批判与对沙俄官僚专制的揭露批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果戈理的创作向纵深发展的标志，是他创作中又一次出现的新因素。作者对沙俄官僚集团的描写虽然着笔不多，但已画龙点睛似的把它的反动腐朽性深刻地揭示了出来。人们不难看到，地主和官吏们的精神世界已如此空虚无聊，沙俄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已如此昏聩腐败，它的崩溃瓦解之势不是指日可待了吗？如果说，没落腐朽的衣奴制现实使果戈理感到优伤窒息的话，那么，俄

国人民英勇豪迈的光荣历史却唤起了他引为骄傲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作者把这种感情全部倾注在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因此，与《旧式的地主》、《吵架的故事》不同，呈现在《塔拉斯·布尔巴》中的已不再是阴暗、猥琐和否定的生活，而是光明、雄伟和肯定的生活了，其主人公也不再是伊凡·伊凡诺维奇那样的“俗物”废料，而是酷爱自由、勇敢坚强的哥萨克人民，它的杰出代表就是老英雄塔拉斯·布尔巴。

塔拉斯·布尔巴不但在果戈理的创作中是首屈一指的英雄人物，而旦在整个俄国文学的画廊里也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作者以十六世纪乌克兰哥萨克人民反对波兰贵族地主侵略者的斗争为背景，用英雄史诗的语言，充满着

崇敬爱慕的感情，描绘了增拉斯·布尔巴的光辉形象。这是一个有着深厚民族根基和鲜明民族特色的人物。慓悍尚武精神和对信仰的无限忠诚，是他性格的基础。他只是在稀有的时间内，才过一种和平的生活，而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戎马功绩和为祖国服务。作品一开头，就描写了塔拉斯·布尔巴同两个刚从神学院毕业回家的儿子摔跤的情况，这个极富喜剧性的情节，生动地刻画了这位老英雄的豁达、乐观、豪放、幽默的性格特点。他对儿子打心底里爱护，因为在他看来，体格健壮、意志坚强的儿子，必将成为重要的武士，成为捍卫祖国和自由的英雄，否则，一个人便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他不顾妻子的劝阻，第二天便把两个儿子送到哥萨克军营——希池去了。他热爱祖国和周围的伙伴，祖国和哥萨克集体对他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说，没有比团体更为神圣。父母爱自己的孩子，孩子爱自己的父母。野兽们也爱自己的小兽仔，不过这却不同了！因为惟有人类才能不凭血统而靠精神来结成亲属。他对祖国的忠诚、对民族的热爱，远远高出于私情和血缘关系。为祖国和民族，他可以大义灭亲。当他得知小儿子安德莱，经受不住美女的诱惑，叛变祖国，背弃哥萨克集体，投到敌人脚下后，他惊怒异常，让人把安德莱诱骗到指定的地点，喝令安德莱下马，并大义凛然地叫道：“站住，不许动，我养了你，我也要打死你！”接着，亲手开枪打死了这个背叛祖国和人民的不肖之子。大儿子奥司大普在同波兰侵略军的战斗中被敌俘虏，布尔巴深切地怀念他，并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突破重重障码混入敌营，去看望儿子。当他看到儿子在法场上威武不屈、英勇就义的悲壮场面时，他含悲忍痛，高度赞扬自己的儿子的坚忍不拔、视死如归的顽强精神，情大大大大高喊：“好！我的儿子，好！”为此，他险些儿被敌人抓住。痛定思痛，乃人之常情，布尔巴在大儿子英勇牺牲之后，觉得如万箭穿心，泪水倾盆，悲痛至极。应当进一步指出，布尔巴之所以对奥司大普被敌人杀害而不胜痛惜，不仅因为牺牲的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还因为他是祖国和人民的优秀儿子。布尔巴对儿子要求很高，他自己更是坚强、刚毅， 老当益壮。当乌克兰受到波兰封厘帝国的侵略时，她不顾自己已经年老退休， 仍然坚决果断地奔赴沙场，英勇地抗击敌人。最后，在德聂斯特河同敌人作战时，由于寡不敌众，力量悬殊而遇难被俘。敌人用铁索把他捆在树上，点起熊熊大火将他烧死。在临危时，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想到的仍然是突围的同胞们的安危，并大声呼喊，指挥他们同敌人继续战斗。果戈理笔下的塔拉斯·布尔巴不仅是一个慷慨无私、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一个性格爽朗、放荡不羁、有点大男子汉主义和原始性复仇心理的普通的哥萨克。所以，别林斯基认为，塔拉斯是哥萨克民族的概念的代表，是它的灵魂的广阔发挥的结晶。

果戈理在《塔拉斯·布尔巴》中，不仅塑造出了塔拉斯及其大儿子的英雄形象，而且非常鲜明真实地描写了广大哥萨克士兵舍身忘我、英勇杀敌、血洒疆场的伟大而壮观的事迹。因此，别林斯基费誉这个作品是一首“瑰丽的叙事诗”，可“足与荷马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