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性化的语言

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之所以给人们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还与他善于运用个性化的语言密切相关。在果戈理的创作中，不管是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也不营是大人或小孩，都各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他们的语调、语气、语序和修辞，都是千差万别，独具一格的，三言两语就能揭示出人物性格特点，产生强烈的讽刺批判力量。

伊凡·费多罗维奇·希邦卡已年近四十，姨妈为他找了个对象，并引他到邻村地主的家里和那位小姐去见面，以便建立感情，结成良缘。谁知两人相对而坐，形同木偶。希邦卡坐在靠背椅上如坐针毡，眼睛死盯着地板；那位小姐也是正襟危坐，面向窗户和墙壁。两人相对无言，足足静坐了刻把钟。然后，希邦卡满头大汗，鼓起勇气，带着颤音，好不容易才挤出这样一句话： “夏天苍蝇真多啊，小姐！”小姐也机械地回答道：“多极了，哥哥用妈妈的旧鞋子做了一个苍蝇拍，可是一点也没有用，还是多得很。”这就是希邦卡相亲时两方交谈的全部内容。人们读到这里，真会感到啼笑皆非。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生活把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歪曲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那么，这个社会在人们的脑海里，当然就只能唤起一种阴森恐怖的情绪，形象的暴露和批判力也就自然地由中而生。

伊凡·伊凡诺维奇即使给很熟悉的朋友敬烟时，他也要客气地说：“我可以大胆地请求，我的先生，赏点光吗？”假若不是熟人，那他便说：“我可以大胆地请求，我的先生，虽然我还没有荣幸知道您的官级、名字和父名， 赏点光吗？”而伊·凡·尼基福诺维奇不论给谁敬烟，总是打开烟盒，笔直地送到你的手里，说：“用点罢！”一听这些话，读者就不难觉察到前者文雅得令人作呕，后者粗鲁得叫人害怕，仅仅三言两语，便把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表现得如此鲜明，人的形象不觉呼之欲出了。

在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每个人物的语言都具有高度个性化的特色， 并且具有极大的自我暴露的功能。例如，当市长因为赫列斯达可夫向自己的女儿求婚，自以为从此有了大靠山，而大做其当将军的黄梁美梦时，他首先得意洋洋，喜出望外地对妻子说：“真见鬼，中了头奖！”“他妈的，当将军真威风！有人替你在肩膀上挂绶带，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说哪种绶带好，大红的还是湖色的？”接着又煞有介事、趾高气昂地对来向他拉夫系的同僚说：“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几句简朴的台词，就将市长那种愚蠢粗野，利欲熏心，骄横傲慢的性格特点表露无遗。

果戈理表现个性化语言的卓越技巧，在《死魂灵》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玛尼罗夫是一个多情而又易于伤感的人，所以他一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高谈阔论，言谈中充塞着虚饰的词藻，还常常流露出哀怨小说式的感伤情调，对任何问题都是一飘而过，浅尝辄止，有时甚至把一些不相关联的用词混杂起来。科罗皤契加的语言则是另一种风格，它总是沿着一条单线发展着，明显地表现出这位女地主愚昧迟钝、思想保守，眼光短浅、胸襟狭窄的性格特征。梭巴开维支的语言风格又与科罗皤契加完全相反，情绪的波浪起伏、语调的轻重快慢变化很大，由冷静到热烈、由争执到友善，常常在一次谈话中交替出现，把梭巴开维支的毫无道德标准的品性，绘声绘色地烘托了出来。罗士特来夫的语言特点是热烈的拍节结合着意义上的急剧停顿，尤其喜欢东拉西扯，其中常常夹杂着放荡儿和鲁莽汉的词汇，活现出一副地方恶

少式的流氓面孔。乞乞科夫见风使舵，看人说话，恰切地表现出了他那种圆滑奸诈的性格。

果戈理创作中的语言的个性化，还常常运用到一部作品的所有叙述单位，表现在某种特异情绪的音响中，那些情绪的音响，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局部的，但同时对整个作品的风格和结构来说，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在《外套》中，果戈理出自人道主义的思想立场，叙述一个官员听到巴施马奇金哀求同僚们不要欺负他的感受时写道：“一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本来学别人的样，也想取笑他，忽然竟被刺痛了似的停住了⋯⋯以后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在最快乐的时刻，他会想起那个脑门上秃了一小块的矮小的官员和他的痛彻肺腑的话：‘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并且在这些痛彻肺腑的话里面，可以听到另一句话：‘我是你的兄弟’。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就用手掩住了脸，后来在他的一生里，当他看到人身上有多少薄情的东西⋯⋯甚至在世人公认为高尚正直的人们中间，隐藏着多少凶残和租野的时候，他有许多次忍不住战栗起来。”这股扣人心弦的、悲伤的细流， 冲进了充满喜剧气氛的叙述中，使整个小说的幽默呈现出新的色彩和新的意义，悲伤的音响也就随着变成了小说叙述的基调。

果戈理的创作之所以雅俗共赏，老少欢迎，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之外，与作者讲究使用个性化语言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