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恩来对抗日战争时期统一陇线所作的贡献

周恩来在武汉用间的统战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新的任务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

“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故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①周恩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实践中，正是抓住争取国内民主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的，并通过这一中心任务，实现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谈判。

中国共产党从实现国内民主，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出发，坚持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实行各党派联盟的主张；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制定共同纲领，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国民党从坚持一党专政立场出发，提出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加以溶化。周恩来提出，国共两党可以建立一个联盟的形式，也可以如同大革命时期一样，加入到国民党中去。但不管采取那种形式，都必须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对于中共代表提出的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国民党只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于 1938 年 7 月 6 日在汉口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尽管如同周恩来指出那样，“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共产党员在参政会中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从团结抗战的全局出发，中国共产党受聘的七名参政员，除毛泽东外，还是参加了第一次会议。

1937 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委会成立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唯一一个有两党参加的组织。当时，周恩来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忘我地工作。他接待大批来访的进步人士，详细地向他们说明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持久战思想；热情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还对许多外国友人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柯棣华大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热情会见他们，向他们解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赞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并派人把他们送到延安。周恩来经常对广大群众、文化界、艺术界、妇女界、教育界和青年等发表讲演。1938 年 1 月 11 日，在汉口的《新华日报》创刊号上，周恩来题写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题词，鼓励各界为抗战不懈奋斗。1938 年 8 月，国民党当局为了限制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群众组织的蓬勃发展，勒令解散一些抗日民众团体。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新华日报》以整版篇幅载文，对国民党当局进行谴责。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三次到武汉大学讲演。他指出，在这样一个“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的环境中，我们青年担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周恩来要求青年学生到军队去，到战地去、到乡村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分散到群众中去，分散到全国各个角落里去，那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5 页。

我们的力量将是无比的！周恩来的演讲，在武汉三镇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青年学生在周恩来的号召下，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洪流中。周恩来高度重视组织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在他的关怀和具体指导下， 1937 年

12 月 31 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周恩来又委托阳翰生筹备文艺

界抗敌协会。1938 年 8 月 27 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周恩来被推举为成立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他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号召文艺家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为着抗战，不分信仰，实现空前团结，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协”成立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名誉理事，根据他的建议，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具体领导“文协”。“文协”从战立之日起直到抗战胜利，一直坚持活动，成为团结文艺家的一个坚强阵地。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动员和支持郭沫若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通过第三厅的工作，团结文艺家去发动群众，支持长期抗战。周恩来批评一些人对三厅在统战工作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的错误，他对阳翰笙说：“有些有清高思想的人，对第三厅的作用是估计不够的，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改革政府组织，政权公开。国民党就寸权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他就要搞一党专政嘛！我们如果有一个政权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国抗战作许多事情，目前是要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到前线去、到后方去，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①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郭沫若的主持下，第三厅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在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民众支援抗战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恩来提出统一战线应以国共两党为主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政府

迁到重庆。周恩来由武汉经长沙、衡阳、桂林，于 12 月来到重庆。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直接领导着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并对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文化界人士、爱国人士、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等进行广泛工作，把他们团结在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进一步强化法西斯专政、限制和取消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重庆时期的统战工作，是在极其艰难的斗争环境中进行的。周恩来在重庆期间进行的统战工作，正如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的：“统一战线应以国共两党为主。”这是很有道理的。首先，承认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现实。国民党是当时中国的执政党，他拥有全国性的政权、财政和相当数量的兵力。国民党是投降还是留在抗日营垒内，直接关系着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国民党的参加，就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其次，国民党是和共产党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主要对手。在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地位举足轻重。国民党利用它们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否定中共独立自主的原则。共产党必须主要地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斗争，才能保持自己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的独立地位，保证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最后，以国共两党为主，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必要。只有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投降方针和活动进行坚决斗争，才能保证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抗日要求得以实

① 《第三厅一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新文学史料》1980 第 4 期。

现，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团结争取过来。周恩来提出“以国共两党为主”的方针，是和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一致的。毛泽东曾指出： “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①周恩来在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以自己的言行表明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真诚，对国民党抗战行动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1939 年 3 月上旬，他在新四军军部礼堂向部队干部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强调通过统一战线加强和友党友军的团结。他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造成有利的工作环境。”“要坚持帮助友党友军。我们采取帮助的方法，影响的方法，使友党友军感到我们是可以合作的朋友。”新四军的发展，要坚持向敌后发展的原则，“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①周恩来要求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对友党友军真诚相待。川军二十二集团军在开赴山西时，没有作战地图，当时在山西的周恩来、朱德知道后，立即派人送去地图。周恩来对国民党军队的改造和战斗力的提高也尽了努力。他派叶剑英等同志帮助国民党在衡山举办抗日游击训练班，并亲自去给学员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讲述了敌、我两方面的政略和战略的发展变化及前途等十三个问题；以坚持抗战的思想武装国民党军人。他作为军委会政治部付部长，特别强调加强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在武汉保卫战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他撰写了《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指出：“两个月全国抗战的教训，很清楚而迫切地把改造军队使之适合民族抗战需要的大问题，提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特别是尖锐地提在国民党的面前。”②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军队的改造，并不是要将其改造成红军，而是恢复和发扬国民革命军的传统，“恢复以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基础，革命的三大政策为骨干，使每个指挥员、战斗员，每个人民懂得而且确信我们今天的抗战是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为子孙，为着争取民族解放、民生幸福、民权自由这三大目的而奋斗，而且深刻了解与坚决执行联俄、联共、联工农三大政策，认识这是达到革命三民主义的唯一方策。”①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日言行，中共方面总是及时地予以支持。在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向国民政府诱降的声明，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降后，蒋介石发表了驳斥近卫声明的讲话，中共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国民党建议，共同开展反对汪精卫叛国投敌活动。中共参政员还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提案，拥护蒋介石 1938 年 12 月 26 日对近卫声明的驳斥和他关于“共同反共即灭亡中国”的正确论断。“皖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逼降国民党，于 1941 年 5 月在中条山地带向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国民党军队战败，丧失五万多兵力。蒋介石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予以肯定答复。在蒋军败退的情况下，八路军在北晋公路主动出击，断绝交通，阻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179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04—105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92 页，第 95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92 页，第 95 页。

止了日军的前进。事后，周恩来在致《大公报》的公开信中指出：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6 月 1 日，周恩来向报界发表声明指出：十八集团军敢于接受敌人回头扫荡的挑战。我们应勉励勿为敌人流言所动，更勿为敌人挑拨所中，我们全中国军民应团结成一个铁拳一样，好击败敌人的进攻，击碎敌人的挑拨与流言。

6 月 15 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社论《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表达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及其他政党合作到底的诚意。周恩来解释“民族至上”的口号说：“民族至上”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它是用来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着主要的民族敌人一日寇，作生死存亡决斗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这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关于“国家至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的统治机关，在今天的战争与当前的时代，殖民地以及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在民族的、人民的统一战线所建立的联合政权领导之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保卫祖国”和“国家至上”的口号的。中国必须抗战到底，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一个抗日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国家。1944 年，国民党军队在河南和湘桂战役中大溃败，而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却变本加厉，激起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严重不满，民主运动风起之涌。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和中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国共通力合作，打败日本，复兴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联合军事委员会等五项建议。1944 年 11 月和 1945 年 1 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两次同国民党谈判，以极大的诚意提出各种方案，要求国民党同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一专政的立场，企图取消共产党和敌后抗日军队的合法地位，谈判失败。周恩来在谈判中对国共合作的真诚态度，不仅为国内外人士所共睹，也是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皖南事变前后的又联合又斗争周恩来对于国民党，不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也注意到他们的反动性。因为，无论是“左”的和右的失误，都会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破坏。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 1939 年 1 月 19 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询问中共中央对“统一”国共两党为一大党的意见，企图实现“溶共”政策。蒋介石说：汪精卫走了，现在是国共两党“团结”的好机会，要求周恩来致电延安请示，希望中共作出让步。周恩来明白表示国共两党合并“不可能。” 他指出了国民党的反共、捕人的种种事实，证明国民党在团结问题上没有做到表里如一。周恩来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一方面指出蒋介石的企图，另一方面建议：给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一个贺电，表示共产党历来珍惜国共合作；团结进步，民主政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一贯愿望；要求国民党调查解决反共、捕人、杀人、封报、制造摩擦，甚至进攻边区等事件。中共中央完全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国共两党为民族解放，抗战建国，理应长期合作，但两党绝不可能合并。“共产党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决不能放弃其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其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周恩来对蒋介石反共、溶共政策的警惕，已

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的历史证明是十分重要的。“皖南事变”前夕，蒋介石又于 1940 年 12 月 25 日约见周恩来，说他不希望自相残杀，要中共军队开到黄河以北，是为中共着想。并威胁说：如果中共军队留在江北，冲突绝难避免。他断言：共军必败。他要周恩来说出新四军北撤的路线，叫嚷： “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以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攻。”蒋介石还称周恩来为“患难朋友”，提议为“和平与友谊”干杯。周恩来对蒋介石的企图看得一清二楚，警觉地意识到国民党对江南新四军将有所动作。12 月26 日，周恩来致电党中央报告他和蒋介石谈话情况，指出：“蒋在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他断定“蒋介石的保证是靠不住的，”“局部的‘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果然不出十天，国民党就发动了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向他提出严重抗议。周恩来又分别致电顾祝同、何应钦、白祟禧，强烈谴责他们的反动行为；并写信给蒋介石，要他命令国民党部队撤回让路。周恩来动员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干部，四处出动，向各方面揭发国民党阻击新四军的罪行，散发了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抗议国民党的通电。接着，周恩来、叶剑英再次向何应钦、白崇禧、刘为章、张冲提出最严重的抗议；要求他们立即转告蒋介石，立即停止对新四军的围攻，否则国共合作破裂的责任将由国民党全部承担。1 月 17 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命令和谈话，诬陷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周恩来获悉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向张冲提出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以极其愤怒和沉痛的心情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全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刊登在《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当局开了天窗的版面上，向广大读者揭露国民党的罪行。皖南事变的发生，使一部分同志对时局发展的估计产生悲观情绪，认为国共两党的破裂已经开始，皖南事变就是新的“四·一二”政变。为了认清形势，周恩来召集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对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周恩来指出：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我们的斗争之后，两党还继续维持合作抗日的关系。他强调要向最坏的可能作准备，争取好的结果。周恩来对时局的科学分析，纠正了皖南事变后部分同志的“左”倾情绪和悲观情绪。2 月 19 日，他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进一步对时局和方针作出了估计。他认为：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尚未完结。由局部剿共到全面破裂还要有一个时间。我们仍应采取两面政策，利用各种矛盾以击破之。蒋介石是“抗战下的剿共，我是抗战下的反攻”。我们的反攻，主要是政治上全面进攻和军事上的局部反攻，以作好蒋介石全面剿共的准备，迫使蒋介石对国共合作表明态度。周恩来对时局的估计和建议与中共中央是一致的。毛泽东在复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我们的估计是一致的，蒋介石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目前国共关系是僵局，但我们在政治上的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介石的攻势。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军事上的守势，政治上的攻势，这样不仅不会破裂国共关系，只会拉拢国共关系，只有军事进攻才会妨碍蒋的抗日，才是错误的。

为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完全孤立，周恩来积极争取各民主党派和各方人士对中共立场的同情和支持，做了大量工作。和周恩来及中共南方局保持

密切联系的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执委、中监委、谴责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实行剿共分裂政策的反动行为。电报指出：最近讨伐共军之声甚嚣尘上，这是违背孙中山制定的联共政策的，也是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和广大群众的意愿的。现今构成的剿共事实，不仅是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而且实足以使抗战建国之基础隳于一旦。电报要求蒋介石慎守孙中山遗训，撤销剿共布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平等地位。2 月 10 日，周恩来又会见各民主党派代表沈钓儒、邹韬奋、章伯钓、黄炎培、张申府、左舜生、张君■等商谈时局问题，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士参政员不出席二届参政会的方针。接着，周恩来又会见在重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居里提供了国民党制造反共事件的若干材料。

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使他们在政治上陷于孤立的地位。8 月 6 日，蒋介石向国民参政会保证，“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3 月 14 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探问中共中央最近意见。周恩来当面给蒋介石提出新四军问题和二月分国民党制造的各种压迫事件。至此，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共的坚决斗争下，宣告结束。周恩来同国民党蒋介石直接斗争的实践证明，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的以斗争求联合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在重庆期间，周恩来除了做好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外，还十分注重做好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1942 年 9 月 14 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统一战线应以国共两党为主，地方实力与小党为辅。但武汉时期太重视国共关系，冷落了小党派，为国民党吓着，受到损失。国共两党关系应充分注意，但在同时也应努力开展国共党以外的统一战线工作。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南方局在做好和各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当时在重庆的党派和团体救国会、第三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等，都先后和中共建立密切关系，倾向国民党的民社党和青年党也和中共有很多往来。皖南事变后，各中间党派和团体，更加向共产党靠拢，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1941 年 8 月 19 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闭幕后九天，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具体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成立，标志着中共在争取中间力量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1942 年夏天，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重庆领事巷屈武的住所正式成立。这是为了适应新的复杂斗争形势，加强对各方联系，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洞察国民党内部情况的需要而成立的党的外围组织。该同盟由一部分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较高的幕僚职位的革命人士组成。出席成立会的有王昆仑、王炳南、邓初民、刘仲容、许宝驹、许宝■、阳翰笙、闵刚侯、吴茂荪、侯外庐、屈武、阎宝航、高祟民、郭春涛、梁蔼然、赖亚力、曹孟君、谭惕吾共十八人，由王昆仑和许宝驹为主要负责人。王炳南作为中共南方局代表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一个秘密的政治团体，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周恩来强调对中间党派和团体的统战工作要坚持经常性、长期性和计划性；交朋友要认真和真诚，不是泛泛之交；要同甘共苦，共患难，争取长期合作；对于进步力量，

要帮助他们发展，把他们的发展看做是统一战线力量的发展，既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也要对他们的妥协行为予以批评和帮助。例如，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为了压迫我党参政员出席会议；采取拉拢其他党派的办法，

企图孤立我党。2 月 20 日，蒋介石宴请各党派参政员，表示同意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并提出增加委员的人数，企图拉拢中间党派。一些中间党派产生了幻想。黄炎培等会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希望中共再作一次让步，出席本届参政会。周恩来、董必武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了中共的立场，并提醒他们认清蒋介石的政策，不要上当受骗。

在各个党派中，有的党派是右翼的，有的党派上层不好，有一些党派提出了一些错误的政治主张，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针对不同的情况予以批评帮助。右翼党派只要有某一点和中共主张相同，就支持其这某一点，有些派别上层不好，就批评上层，影响某下层；有些派别主张的办法是进步的，但其政治方针是错误的，就赞诗其进步措施，批评其错误方针。总之，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些派别或团体能得到进步和发展。由于坚持这种原则立场，使这些派别日益接受到共产党影响。

周恩来在统战工作中，还尽量争取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他多次同康心之、余名钰、吴晋航、卢作孚等民族资本家谈话，交换意见。1940 年 10 月14 日，周恩来、王梓木在曾家岩 50 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教授，详细说明我党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希望高能利用工作职务之便做一件有益的工作，就是把西南的民族资本家联系起来，一致对抗四大家族，使民族资本不至于被四大家族兼并。1945 年 10 月 19 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工业家星五聚食会，在会上发表了《当前经济大势》的讲演。他指出：战后的工业建设，首先需要政治的安定，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又不外是做到和平与民主两件事。中国今天不仅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国民党在经济上管制得过多，统制得太过份，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蔽，今后一定要有一个自由发展时期，来扫除封建性的剥削经济。周恩来说，中国的资本形式应提倡三种：第一是国家资本；第二是私人资本；第三是合作资本。我们坚决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保护民族工业。今天中国的劳动者与民族资本家，都受压迫，应当互相让步，共同奋斗，以求中国的发展。实现中国的富强是大家的事情，所以工商界也应当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周恩来的讲演为民族工业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对于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对于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也十分出色。他指出：“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①1937 年 8 月 3 日，刘湘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慷慨陈词： “抗日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人心。”表示“四川可出兵三十万，可提供后备兵五百万，本人愿亲自率师赴前线。”会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刘湘寓所，对他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赏。周恩来亲自做刘文辉的工作。1941 年3 月，周恩来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分和刘文辉联系，1942 年 2 月，通过民盟人士的联系，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家里会见了刘文辉，谈话一个多小时，向他扼要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明抗日救国的的道理，指出努力的方向，鼓励他站在人民一边。事后，刘文辉深有感触地说：“这次谈话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决定了我的政治前途。”同年 6 月，周恩来又指派王少春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经常联系，并在刘处设立秘密电台。1943 年，在蒋介石向刘文辉施加巨大压力的时候，王若飞先后两次会见刘文辉的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98—99 页。

代表扬家桢，给予鼓励和帮助。解放初，刘文辉回忆周恩来对他的帮助和关怀时说：“毛主席提出的统战政策真伟大，在周总理的工作中则最完美地体现了这一政策。”

周恩来还指导做潘文华、郑锡侯、卢汉、龙云等人的工作。在潘文华处没有中共秘密电台。1938 年，同恩来在成都时，在甘树人的参加下和潘文华直接进行洽谈。潘文华在后来国民党掀起的多次反共高潮中，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对所属部队内部共产党的秘密活动，也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与周恩来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周恩来先后派朱家壁、张文澄、华岗等人到云南做卢汉和龙云的工作，促使其思想变化，争取他们站在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一边来。这些工作为后来解放大西南做好了准备。国民党的党政军中凡愿意抗日、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要人，周恩来都尽量争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是抗战派，对于国共合作抱真诚态度。在他六十大寿的时候，

《新华日报》以专页为其祝贺，周恩来发表专文《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赞扬他“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为民请命，为国效劳”的精神，表达了中共对坚持团结抗战的爱国人士的尊重和政治上的支持。周恩来对李济深、于右任、邵力子、孙科、王昆仑、朱学范、贺耀祖等，都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和共产党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对于国民党与中共的谈判对手张冲、张治中等，周恩来也真诚地和他们交朋友，肯定他们对建立国共合作关系的贡献。张冲病重时，周恩来曾数次前往探望慰问。张冲病逝后，周恩来在追悼大会上发表讲演，备述张冲为加强两党团结，共御日寇所作的种种努力，并亲自撰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词，以寄托哀思。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的文章，表达了共产党人对朋友的真诚怀念。在国民党上将张自忠（尽忱）殉国三周年的时候，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追念张尽忱（张自忠）上将》，号召大家学习他“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为消灭日寇团结到底，抗战到底。

开展群众性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认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各党派团体、上层人物，而且必须要有最广大群众参加。因此，在做好上层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注意开展和做好群众性的下层统一战线工作。1939 年 5 月，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由上海到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周恩来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同他们仔细地研讨了江苏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强调，不仅要由八路军办事处出面，搞好上层统战工作，而且要注意开展各行各业的社会统战工作，要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租界后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创造条件。在白区工作的一切地下党员，都担负着党的统战工作的任务。1910 年，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周恩来总结统战工作的经验，和地下党活动的经验教训，要求地下党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执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要求所有的党员干部都要尽可能地广交朋友，都必须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以后又明确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等方法和策略。这对广泛开展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使广大群众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还亲自出席重庆有关群众大会，在会上向各阶层群众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使各阶层群众受到极大鼓舞。例如，1939 年 1 月，周恩来、邓颖超到重庆沙坪坝参加了南开中学校友会。周恩来在会上就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形势和前途，以及青年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表长篇

演说。他指出，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日寇的有力武器。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战争，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东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伟大的！当前我们的抗战正处在由一期战争转入二期战争的过渡阶段，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加强国内团结提高民族意识，坚定抗战意志，坚持全面的、全民的抗战，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十日晚，周恩来出席南开中学在市中区留春幄餐馆举行的新年聚餐会，又发表了《抗日建国与南开精神》的讲演，号召大家发扬南开精神，继续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1939 年 3 月 28

日至 31 日，周恩来视察浙江绍兴地区，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政策，号召各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等等。周恩来和中央南方局非常注意工人阶级内部各组织间的统战工作、妇女的统战工作和青年统战工作。1939 年 2 月 6 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发展和巩固工会组织》的社论，强调工人阶级的团结对战胜民族敌人的重大意义。社论指出，在全国广大工人中，多一分组织，多一分团结，就多一分力量。全国性的总工会、地方工会，都要在日益团结中进步，没有组织的工人，也要认识到团结的重要，马上组织起来。4 月 20 日，重庆市成立总工会，《新华日报》又发表了题为《献给重庆市总工会》的社论，指出，重庆市总工会是以全市各业的工会与工友作为基础的，它要使全市的工友来参加并加以支持，那就要争取工人生活的改善，加强各抗战党派及工人的团结，消灭行帮偏见，积极发动工人参加抗战，增加战时生产。这些社论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指出了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为国统区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妇女统战工作方面，中共南方局为了加强对国统区妇女运动的领导，于 1939 年 2 月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指派邓颖超为妇委书记，密切联系重庆各妇女团体，把握妇女运动方向，号召妇女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为抗故贡献力量。1939 年 2 月 8 日，重庆市妇女团结联系会举行妇女界参政问题讨论会。邓颖超在大会上发言指出，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民族解放亦须占有人口半数之妇女获得解放后，方能彻底。3 月 8 日，重庆各界妇女团体在市商会举行纪念“三八”节大会，邓颖超代表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出席，并发表演讲，号召妇女运动走出狭窄的圈子，把伟大力量投身到民族的抗俄中去。1940 年 8 月 13 日，重庆妇女界二十多个团体，在求精中学召开纪念“八·一

三”及检讨三年来妇女工作的大会。邓颖超讲话，强调要加强妇女运动的团结，要下定决心，使全国三百多个妇女团体个个成为坚固的堡垒，要真有群众、真做事情，使中国妇女大众真能团结而不是徙挂空名！ 12 月 30 日，邓颖超在重庆市各妇女团体工作报告及检讨会上讲话，进一步研究了妇女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和方针政策。

中共南方局对青年统战工作的领导也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统故工作搞得生气蓬勃，使国统区青年学生大部积极地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并且发展为抗战后期的民主爱国运动。周恩来始终对青年运动予以巨大的关怀。1939 年初，他在重庆南开中学友会上强调：青年对抗战是负有重要责任的。青年一定要关心民族的存亡，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青年人要把天下存亡担在肩上。要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凡是不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抵制、反对。1940 年 12 月上旬，中共中央青委在重庆召开国统区青年工作会议，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中

共中央青委根据重庆会议精神发出了《关于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出：开展统一战线，扩大政治影响，是国统区青年运动基本任务之一。青年统战工作的对象应该首先选择青年易于接近者和关心青年者，主要是学校当局、各界名流与学生家长、青年的合法社团、国民党三青团之各机关，尤其是下级干部、团员和广大中青年等。进行统战工作的方法是：赞助上述各种人有利和无害的活动；进行各种组织与活动，尽量争取上述人士的指导、赞助、参加与合作，广交朋友，在学校尤须注意与国民党、三青团及学校当局交朋友。

开展文化教育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文化教育界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1940 年秋，国民党对政治部第三厅越来越不满意，准备调走郭沫若，强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向当局表示抗议，并提出辞职。周恩来一面鼓励郭沫若等沉住气，一面向当时任政治部长的张治中交涉。张治中也认为挤走这些文化人的作法欠妥，决定取消三厅，在政治部下设一个从组织机构到活动范围都与三厅规模大致相当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主持。周恩来对原三厅的文化人士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尽量多做一些有利于抗战的工作。思想统一后，以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为副主任委员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起来，下设文献编纂、艺术改进、对敌宣传三个组和一个主任办公室。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虽然受到重重阻碍，但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在中共南方局文委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它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宣传队伍，到前线、后方、乡村、城市进行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鼓舞了民众救国热情，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和力量。在文工委工作的文化人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创作了不少充满战斗激情和胜利信心的文艺作品，在重庆等地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1945 年 1 年 25 日，周恩来从延安飞抵重庆，对记者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在召开国是会议之前，先召开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党派会议，以便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真正实现的步骤问题。文工委决定发起和组织一次声势浩大的对时局的宣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签名，以扩大我党正义要求的影响。郭沫若起草了宣言，后经大家修改，以《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为题发表在 2 月 22 日的《新华日报》上，文化界知名人士差不多都签了名。《进言》要求召夯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并由紧急会议推选出于练人士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进言》的发表，把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周恩来团结和帮助文化界的朋友，鼓励他们为着伟大的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1940 年 10 月 19 日，中华文艺界抚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国文化艺术社、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国民外交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全国戏剧、电影、美术、木刻、音乐各界“抗敌协会”等十二团体，在重庆巴蜀小学广场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大会，周恩来，叶剑英等出席大会。当晚，重庆文化界五十余人举行聚餐晚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在鲁迅的一生中，有四大特点值得我们学习：（1）律己严；（2）认敌清：（8）交友厚：（4）嫉恶如仇。周恩来号召大家，发扬鲁迅精神，团结抗战到底。10 月，国民党解除了阳翰笙中央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使抗日进步影片的摄制工作陷于停顿。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指导和帮助大批电影工作者转入戏剧战线，或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工作。12 月 7 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欢迎刚从各地到渝的作家茅

盾、巴金、谢冰心、安娥、徐迟、袁水柏等人，周恩来出席会议，向来自沦陷区的作家表示慰问和欢迎。1941 年 6 月 18 日，中苏文化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留俄同学会等团体，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晚会，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周恩来和董必武出席了晚会。周恩来亲自提出和组织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周年的活动，指示由阳翰笙、冯乃超、翁泽永、罗髫渔、石凌鹤、朱海观等二十余人参加筹备组，联络“文协”、抗战剧社等团体积极开展筹备工作。1941 年 11 月 16 日，纪念郭沫若五十大寿及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大会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冯玉祥致开会词，周恩来在会上致贺词。周恩来指出：郭沫若无愧于五四运动当中长大的一代，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他的著作和行动，都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周恩来还亲自组织了戏剧家洪深的五十大寿、沈钧化的七十大寿等活动。洪琛一家三口服药自杀，周恩来立即派员前往慰问，并从经济上予以援助。周恩来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振“南社”，并愿意为他解决困难。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公开发表演讲和文章，抨击战时经济政策，揭露四大家族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的丑行，被捕下狱。1941 年 3 月，他在狱中度过六十大寿。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送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表达了中共对爱国文化人士的赞扬、肯定，及对他们的正义斗争的支持。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保障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朋友的安全，周恩来和南方局把在重庆的郭沫若、茅盾、何香凝、章伯钧、柳亚子，宋之的、章泯、叶以群等一大批人送到香港。在桂林方面，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转告夏衍、林林、张尔华、廖沫沙等几十人赴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香港，周恩来又指示廖承志、张友渔等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

者抢救出港。抗战胜利后，1945 年 10 月 19 日，重庆文化界人士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鲁迅逝世丸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同各界人士和文化界五百余人到会。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指出：抗战胜利了，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每个文学和文化工作者，在这大时代中，跟政治跟革命是息息相关的，无法分开。他号召：文化界人士必须继续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新文化的发展。诚如鲁迅要求那样，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有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博的。他再次要求文化界的人士团结起来，扩大文化统一战线，广泛吸收文化斗士参加，去动员广大人民为新文化奋斗。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统一战线理论的贡献这一时期周恩来对党的统战理论的贡献是极其丰富的，我们着重叙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增强对统一战线认识的自觉性。

周恩来提出，总结历史经验必须抓住基本问题，“就是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应当抓住“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①1945 年 4 月 30 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他又着重地从抗日民族统一故线的经验教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96 页。

训出发，全面总结党的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成五个历史阶段，详细论述了以国共两党为主线的五个历史阶段的阶级关系及其斗争；论述了党在五个历史阶段上始终如一一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方针和策略，肯定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策略在这时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其成熟的标志就是；从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及其变化入手，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了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个根本问题；能够以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把一切可以团结和联合的力量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去打击坛主要的敌人。周恩来抓住最基本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着力于克服对统一战线认识的盲目性，提高自觉性。他强调要提高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自党性，才能做好统战工作，这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统战工作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第二，科学地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

周恩来指出：“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是尤为复杂。但是，“愈复杂、愈能够使我们的统一战线发展。”“只有在复杂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够造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①周恩来强调，中国统一战线复杂性是一个突出特点，其他许多特点都是由它派生的。这种复杂性，一方面在于敌人的复杂。中国革命不仅面临着封建主义这个敌人，而且面临着帝国主义这个凶恶的敌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它们和备派军阀勾结，形成复杂的政治局面和割据形势，又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形成买办资产阶级复杂的不同的派系，这就使敌人的阵营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另一方面，参加统一战线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各个阶级都有复杂的特点，例如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和妥协性、软弱性的一面，这种两面性的特点在其上层、中层和下层其表现程度又有所不同。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是革命的，其上层也具有易于妥协的特点等等。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统一战线中，就是各阶级虽然因共同的敌人而有一致的目标，但又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又为着争取自己特殊的利益在统一战线中活动，这就使统一性只能是建立在复杂性基础上的统一性。不仅如此，统一战线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敌人和我们的营垒都是变化的。在敌人方面，他们反共反人民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使它们之间激烈争夺和不和，甚至会使其中某一派系暂时地转到统一战线一边来。而统一战线中有的阶级又是可以分化的。例如，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从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抗日战争开始后，它又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等等。不仅阶级关系是变化的，阶级的特点也是变化的。例如英美派大地主资产阶级，在十年内战时期，它们只具有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性特点，是主要敌人。但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这个派系便具有两面性。相持阶段到来的时候，其法西斯性又突出起来。而其法西斯性又和外国不同，具有中国的特点。至于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是变化的。蒋介石曾经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说话，以后变化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汪精卫曾经是革命的，后来走到反革命和汉好的立场上去了。因此，周恩来指出：“特别是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常常使我们搞不清楚。”①“看不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03 页。

① 《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97 页。

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②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统一战线的复杂性。

周恩来反复强调必须重视统一战线复杂性这个突出特点。他指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①在这二十五年革命奋斗当中，我们所遇到的统一战线的变动是这样多，这样大，又这样复杂，因此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②既然统一战线具有复杂性这个突出特点，认识这个复杂性，并且恰当地处理统一战线内的复杂关系，就成为制定统一战线方针的出发点。

第三，周恩来深刻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周恩来指出：“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③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即担当起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④天然领导权的思想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思想。周恩来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右倾的错误，就是不懂得领导权是争取来的，稀里糊涂地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具有的。“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就是要自觉地去争，主动去争，因为各个阶级也都是自觉地、主动地在争取这个领导权。“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⑤

周恩来指出：“在统一战线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级就成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①大资产阶级和我们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实质上是把中国引向黑暗还是引向光明的斗争。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阶级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归根到底，就是看谁能争取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站到自己一边来。领导权不是空的，要领导就必须要有被领导，否则就是“无兵司令”，“空军司令。”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争取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时，“双方进行争取和领导的方法是不同的。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不但压迫工农，也压迫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②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方法和国民党有本质不同。“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③所以只有无产阶阶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实现领导权，能够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实现领导。周思来着重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特点：“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法有所不同，就象和友军的关系一样。”“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④无产阶级要实现对民族资产阶级完全的、不仅在实质上的、而且也在形式上的领导，只有在无产阶级有了政权之后。“如在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76 页。

① ②《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96、97 页。

③ ④《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9、105 页。

⑤ 《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5 页、106 页。

① 《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5 页、106 页。

② 《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6 页。

③ 《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6 页。

④ 《切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6 页。

解放区，自由资产阶级就可能在形式上也受我们的领导，但他的独立性还是要保持的。”①

无产阶级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不可能有领导权。“一般他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②例如，“他们的力量还小的时候”，他们“处在很困难的地位”的时候，他们需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帮助的时候，这时他们可以受我们领导一下。“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他表面上受你领导，实际上他准备和你分裂。”“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警惕。”③

第四，周恩来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1939 年 8 月 4 日，周恩来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的报告，围绕统一战线中的敌我友关系，提出了统一战线十点策略、四点方法和六条守则，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开展斗争，“使国内阶级得到适当的分化，以巩固统一战线。”④ 这是周恩来在《提纲》中提出的一个深刻的策略思想。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要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首先必须分清这三种势力。但是，有时这三种势力的界限会不明显，革命群众有时也会认识不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面目。只有通过一定的斗争促使阶级分化，才能使其左、中、右的面貌分明，使广大群众认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的面目，使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

《提纲》最早提出了对顽固势力的斗争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我必犯人。”①的策略方针。这个方针是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所以是有理的、主动的，足以有效地打击顽固派的反共气焰。

在统一战线中要有不同的批评，“对目前全国倒退的现象，必须给予严正的批评、适当的抗议和必要的压力，以便其进步。”②这是针对顽固派的倒退行为。“帮助友党、友军进步，首先要给以适时的批评，具体的建议，并帮助其进步分子的发展。”③这是以推动友党进步为目的。总的讲，就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是统一战线中的根本策略原则。

《提纲》把发展进步势力，作为争取中间势力的关键。 “坚持我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胜利与发展，树立模范作用，以影响友党、

友军。”“坚持民主政治，首先在陕甘宁、晋翼察等边区树立模范的民主政治，以推动全国。坚持全民的动员，首先在敌后游击区域及边区做出各种动员的成绩，以影响全国。”“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④周恩来论述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形成完整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① ②③《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06 页、107 页。

④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43 页。

① 《周恩来统一战文选》第 4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07 页。

③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43 页。

④ 《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4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