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善于团结知识分子

周恩来提倡广交朋友周恩来认为,共产党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司令部,但要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 但不能仅靠先锋队。”①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题,⋯⋯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才能解决好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呢?他指出:“就是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我们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扩大统一战线, 就必须要求自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④周恩来在解决党与非党合作,扩大统一战线这一重要问题上,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有许多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广交朋友的事例。如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菩,他始终不渝地耐心细致地做争取团结的工作。1936 年在

《致张伯苓信》中说:“不亲先生教益,垂甘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周恩来接着把他的革命活动归功于“师训”:“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在进一步提出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统一对外——抗日的主张时,也殷切希望:“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⑤周恩来在重庆领导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南方局工作时,每年南开中学的校庆日(即四月一日),周恩来总是以老校友的资格去庆祝,并以老同学的名义发言。他既讲鼓舞人心的政治形势,又鼓励同学努力学习,成为国家建设人才。他风趣地谈到他是被老校长开除的学生,他来学校既是来庆祝的,又是来补课的:同老校长谈笑风生,非常融洽。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周恩来还善于同过去反对过共产党和他本人的人, 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合作,同他们交朋友。他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团结群众和结交朋友中,“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①例如,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一个主要对手,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CC 派张冲。虽然,1932 年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伍豪事件”,就是由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的张冲主谋的,②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冲主张国共合作,并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周恩来交往了二、三百次,“由公谊而增友谊”,“绝未以一时(两党关系)恶化,疏其关系。”③1939 年春,周恩来到新四军视查工作时,也得到了张冲的帮助。1940 年 12 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

① 、②、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39 页、第 326、327 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28、330 页。

⑤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5 页。

① 《周思来选集》上卷,第 132 页。

② 《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第 9 页。

③ 《新华日报》1941 年 11 月 9 日。

共事件时,周恩来给张冲写信:“应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抗日的反共活动”, “请兄以弟意转呈委座”。④1941 年 11 月,张冲去世,周恩来送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悼词。《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说:“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犹照后人”,对张冲在团给抗战中的作用给了肯定的评价。①此事在国民党人士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应。

周恩来不仅身体力行地广交朋友,发展统一战线,还把交友作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列为工作任务。1942 年,在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的基础上,在执行“一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一是开发统一战线,扩大政治影响,两者不可偏废, 而其统一的中心一环,就是党员必须加强社会活动,取得社会的地位”的青年工作方针时②周恩来还提出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任务,要求共产党员都要广交朋友。隐蔽方针、青年工作方针和“三勤”任务的贯彻执行,对于共产党团结知识分子,发展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民主运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主张平等待人周恩来一贯认为,共产党或是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群众的一员,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更应当加以注意。他说:共产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内各部门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又说: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呢?党章既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任何一个党员干部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 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一个党员以领导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者。”共产党人“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着重号是作者加注),才不是官僚主义。”①周恩来就是始终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分子,知识分子中的一员。1951 年,他在对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讲话时,就是以自己作实例的。他说: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点体会。我“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他毫不掩饰他讲了自己在工作中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

他的讲话没有那种以“改造”者自居、指手划脚、盛气凌人的架式,而是平等待人,促膝谈心。周恩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坦白胸怀和平等待人的品质,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衡量共产党员或领导干部是否平等待人的标志是什么呢?主要是看他和群众是不是处在同等地位说话。周恩来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或是在学术问题上,都反对把领导人的讲话一概当作指示。他说:“党员个人的讲话有些时候是根据党的指示,传达党的意见。但是,人总是有个性的,某个人在某一方面兴趣大一些,因此在传达党的意见时,在某一方面多讲一些,发挥一些, 这是有可能的。领导者的讲话也有不是指示性的,如果一讲话就是指示,那

④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48 页。

① 《新华日报》1941 年 11 月 9 日。

② 《六大以来》(下册)第 745 页。

① 、②《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65 页,第 60 页。

么这日子如何过?所以我总是不大赞成讲‘指示’。”③他多次讲过,他也从不把自己的讲话当作绝对正确的“指示”,硬要别人接受或者坚决“照办”。至于在学术研究问题上,周恩来更是抱着商量研究的态度。他说:“专门性的问题,就是要大家互相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找出规律,发现真理。”①王昆仑是我国文学界研究《红楼梦》的著名学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写过一本《红搂梦人物论》,头一篇“睛受之死”发表在当时的《现代妇女》杂志上。周恩来看后很高兴地给予肯定。重庆《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评论,表示赞同作者的观点。解放后,周恩来很关心王昆仑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1963 年,王昆仑同女儿王金陵合写了昆剧《晴雯》,演出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去看了。周恩来让王昆仑和女儿坐在自己的身旁,边看边提意见,演出结束后又专门谈了一次。他肯定了这个戏写晴雯是反抗的奴隶这一主题,同时又指出在表现上还有缺点,对如何修改提出了细致的意见。但最后,他特别说:“我讲的都是个人意见,你们也可以不接受。作为古典戏,也可以照现在样子演。”周恩来这种平等待人的谦虚美德和民主作风,至今还使他们父女、广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感动, 称赞“周恩来永远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敬佩的领导人。②

政治上引导,生活上照顾广交朋友,团结知识分子,处理好共产党同广大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为了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但是,在朋友的交往中, 不可能没有不一致的地方,不同能没有矛盾。周恩来指出:“党派有排他性, 这在对敌斗争上是绝对必要的,对统一战线内部暗藏的敌人和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排除出去也是必要的。”但是,排他性是不能随便用在各党派合作上面的。“在统一战线内部则要把各党派的进步性集中起来,要发展它的联合性,使之成为统一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不加区别地一律排他,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就是说,“处理好党与非党的关系就是要使联合性与排他结合起来,运用得当,不然的话,便会破坏统一战线。”周恩来还强调说:“共产党在政权中,在人民团体中,必须贯彻同样的原则,才能同党外人士团结得好,才能带领这个队伍完成好各项任务。”①问题的界限是很清楚的。对于朋友中出的差错、问题,周恩来总是积极引导,耐心帮助, 恰如其分地开展批评,热情地推动朋友们进步;而反对粗暴,反对伤害朋友。1941 年苏联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国民党 CC 派通过某位民主人士起草了一个声明,攻击苏联和斯大林:有几位救国会领袖一时不审,在声明上签了字,并在报纸上发表。周恩来和董必武及时约请这几位朋友交换意见,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靠自己,苏日条约并不影响我们抗日。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苏联是有不得已之处,不能因此损坏中苏关系。几位朋友认识到了这个声明的问题。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就特别注意大局,注意与中共配合。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召开伪“国大”,企图诱逼民主建国会参加。民主建国会接受了周恩来的帮助,认识到中间派决不是中立派,在民主和反民主之间决不能中立;中间派也决不是调和派,在是与非之间无法调和。因而,民主建国会公开声明,决不参加伪“国大”。后来,还决定派章乃器、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15 页。

① 《周思来选集》下卷,第 435 页。

②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① 《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63 页。

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新中国建立之后,周恩来仍然用很大的精力帮助、引导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进步,从理论、方针政策上给广大知识分子指出了不断前进的正确方向。同时,无微不至的关心知识分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周恩来说:要“帮助他们。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需要党的帮助,”要“以诚心伐意的态度去帮助他们。”①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从旧社会协和医学院毕业后任妇产科医生,象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为事业倾注了全部精力,成为中国少有的女医学专家。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影响,她信仰上帝。但是,林巧稚更信任周恩来,同周恩来很熟悉,曾多次到周恩来家作客。这是因为周恩来首先信任林巧稚。周恩来认为,团结知识分子,一定要以信任知识分子为基础,“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

②有了相互信任的这个基础,帮助知识分子进步,也还要有一个恰当的方法,

不能以“帮助者”自居。“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所以,林巧稚回顾说:“周总理比我年长三岁。他是一位严师, 又象是一位兄长。他是一个举国敬仰的人,也是一个风趣的人。他对知识分子,总是处处充满了希望。”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366 页。

② 、③《周思来选集》下卷,第 366 页,第 36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