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团结知识分子的典范

抗日战争时期团结文化界知识分子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广大文艺工作者迫切要求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1938 年初，阳翰笙积极联络文艺界人士，并与国民党文人王平陵交换意见，酝酿成立，‘文协”。周恩来就“文协”的设置和人选问题，曾多次与文艺界人士商谈，并请老舍作“文协”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他提出，这个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团体应“包括各方面力量”，“但领导权决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①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于 1933 年 3 月 27 日在汉口正式成立。周恩来当选为名誉理事。他在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做的！”“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因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希望作家们多取材于前线战士的英勇奋斗，多取材于战区敌人的残暴，多取材于全民动员的热烈。只有这样，我们就“一定可以发扬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他希望文学家们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内地，都要更多地接触人民的生活，“同时要继承祖先遗下的优秀文学传统。”这“不仅对抗战文艺、民族文艺、即对世界文艺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我们要迎头赶上世界文艺，就“一定要能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光辉的地位！”①周恩来的讲话，实际上成为“文协”抗战文艺的指导思想。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国共合作，继续共同抗日。这就需要团结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舆论，来孤立投降派和反共分子。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他非常重视团结文化知识界的工作，他说：“爱国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抗日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罗”。②1939 年 8 月，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提出，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国共关系应该充分注意，但在同时也应努力开展国共两党关系以外的统一战线工作。这就是要“积极扶植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以扩大统一战线。”③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中指出，目前时局正处在一个转变关头，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克服亲英反共降日的危险。要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党的各级组织“必须用极大努力，动员和说服那些能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员和同情我党的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①使他们积极地帮助各种赞成抗战和民主的人们，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在这里，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认清，⋯⋯发动大批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才有办法，即组

①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老舍专集（下册），第 249 页。

① 《新华日报》1938 年 3 月 28 日《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

② 《言犹在耳记忆仍新一对周思来同志的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5 年 1 月 8 日。

③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43 页。

① 《六大以来》（上）第 1075 页。

织工农劳动群众与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也必须吸收大批的文化人及青年知识分子使之起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才能达到目的。各级党部必须懂得知识分子的极大重要性。”②中共中央的指示，肯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提议，肯定了文化人、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周恩来亲自负责中共南方局文委的工作，领导文委在新闻界、文艺、教育、科学技术界争取文化人及知识分子，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发展进步文化运动。

1940 年，国民党宣布取消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周

恩来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国民党于 1940 年 10 月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国民党限制“文工会” 的活动，规定“文工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周恩来直接领导郭沫若把“文工会”变成为掩护、团结进步人士、开展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化生活的据点。使文化工作委员会冲破国民党提出的“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的无理限制，召开了各种专题的演讲会、纪念会，把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团结起来。1941 年是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周恩来提议并安排为郭沫若举行纪念会，把它当作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来抓。在纪念鲁迅时，周恩来强调文艺界不屈的斗争精神，鼓励大家“认清我们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并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用咀及笔来一齐打敌人！”①在纪念孙中山时，强调联苏联共，坚持抗战。“文工会”利用合法地位，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庆进行长期斗争，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化基地。国民党称它是“租界”，群众称它是“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 办事处”。周恩来赞扬郭沫若说：“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这“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②这也就是对文工会的肯定。皖南事变以后，一方面，周恩来对文化界的民主运动更加支持。他说： “目前民主运动正在开展，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③1945 年 2 月 22 日，重庆文化界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老舍、柳亚子、徐悲鸿、冯雪峰等三百多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对时局进言》，提出要求实行民主、自由的六项具体意见。这是文化界民主运动的一次重要行动。另一方面，周恩来认真执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对大后方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说服文化界友人离渝，并为他们筹备路费、安排去处。经中共南方局文委疏散的文化人、知识分子有百余人。周恩来说，这批人中有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要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到外县”。“到上海或香港，除毫无社会关系不能移动者外，尽量离渝。”①结果保护了茅盾、邹韬奋、沙千里、沈志远、张铁生、千家驹等许多进步文化工作者，使之能继续坚持工作。其中还有一部分去了延安。

② 《六大以来》上册，第 1074—1075 页。

① 《新华日报》1940 年 10 月 20 日，《他—活在我们心里》。

② 《新华日报》1941 年 11 月 16 日。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88 页。

① 《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15 页。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周恩来十分关心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安全和生活疾苦。1946 年 6、7 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给吴玉章、王维舟、何其芳的电报中说：“倘时局再恶化，应设法安顿文化界朋友”。“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②剧作家洪深因政治上和事业上无出路，家庭经济困难，全家服毒自杀。周恩来闻讯立即派人急救，脱险后又资助洪深一家到桂林治疗休养。作家王鲁彦因贫病交迫，在桂林逝世，周恩来请冯雪峰寄送抚恤费。马寅初教授，因反对蒋介石被逮捕入狱。获释后他继续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宣传自己的战时财政经济主张。但在国民党当局的威胁下，一般报刊都不刊登他的文章，处境非常困难。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新华日报》登他的文章，并给于极高的稿酬。周恩来通过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扩大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作出了贡献。

周恩来团结教育界、科技界的进步力量周恩来历来重视做学校青年学生的团结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学校的学生工作的根本任务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①周恩来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曾多次到自己的母校——南开中学参观访问，出席校友座谈会；到重庆市重属联合中学演讲，给学生题词；关心和支持蜀都中学、和育才中学的创建。他还特地从延安派人来担任育才中学中共党支部书记，选派一些知识渊博的中共党员和动员一些著名的进步学者、教授、艺术家、文学家到该校任教，并从经济上给予资助。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育才中学和蜀都中学始终不渝地沿着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转送青年干部的基地和革命据点之一。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人员，同重庆市的十多所大学，如重大、中大、交大、美院、教育学院等学校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师生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不但使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在学校中保存下来，还团结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1944 年底，周恩来利用国民党发动的“青年从军运动”，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工厂和农村去为人民服务。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了共产党的号召。周恩来这种“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①的细致的工作，使统一战线深入到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

周恩来很重视作教授、科技工作者的团结、统战工作。他团结和组织了重庆大学教授谢立惠、中央大学教授梁希、潘寂、金善宝、干译、涂长望等二十余人，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团结他们为抗战服务。《新华日报》开辟了《自然科学》副刊，请参加座谈会的人负责编辑。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自然科学》副刊除了普及科学知识，宣传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之外，还宣传自然科学工作者不应超越政治，批判了“为科学而科学”的错误观点，主张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在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而奋斗。周恩来还亲自做著名科学家的工作，动员他们组织范围广泛的、公开的科学团体。得到了著名科学家竺柯桢、李

② 《周思来统一战线文选》第 115—116 页。

① 《六大以来》下册，第 740 页。

① 《周思来选集》上册，第 111 页。

四光、任鸿隽、丁■林、严济慈及其他科学工作者一百多人的热情支持。经过筹备， 1945 年 7 月 1 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重庆成立。“科协” 把广大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投身于爱国抗日民主运动。同时，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和从事民主运动的大学教授许德珩、税西恒等共同发起组织“民主科学社”，以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科学为奋斗目标。1945 年 9 月 3 日，为纪念抗日故争的胜利，改名为“九三学社”，是科技界影响较大的政治性团体。

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新闻界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整个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是一支人民的号角，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徽，一面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现在（指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笔者注）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标徽⋯⋯。”①周恩来一贯要求《新华日报》既要通过统一战线来发展报纸工作，又要通过报纸来宣传、加强统一战线。只有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多”，同他们“结交朋友”，“和同盟者一道干，”②才能有效地冲破新闻封锁和种种压制，做好报纸工作，联合新闻界的进步力量，成为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一个方面军。

建国后周恩来回结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周恩来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谦逊谨慎的精神，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团结、保护知识分子，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的理论一直赢得广大知识分子称赞。他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③（1951 年 9 月 29 日）一文中，根据当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论述了知识分子应如何从民族立场转移到人民立场上，更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沿着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前进；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④（1956 年 1 月14 日）一文中指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相结合，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在《论知识分子问题》①（1962 年 8

月 2 日）一文中，充分肯定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者阶层，批评了 1957 年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上述这些重要文章，反映了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代表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响。郭沫若呼吁说：“一切从事科学、工程、文化、教育、卫生等工作的知识分子们，我们应当无愧于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称号，无愧于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自己一切有用的知识，无保留地不吝惜地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②正确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接受、掌握，就会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不仅大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而且密切了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巩固了统一战线。

周思来认为，科学家、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他认为，不仅国内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留居国外愿意回国参加建设的知识分子，也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应当争取。我国科学文化界

① 、②《新华日报的回忆》集续，第 451、460 页。

③ 、④《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59—71 页，第 158—189 页。

① 《周思来选集》下卷，第 353—369 页。

② 《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第 5 页，1956 年 2 月，人民出版社。

有许多知名人士和骨干力量，就是在周恩来的安排帮助下，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种种阻碍，陆续回国的。1955 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时，经过周恩来的亲自关心和过问，钱学森才能得以回国。周恩来曾经这样说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

长期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了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会谈也是值得的。这说明，周恩来是怎样看重留居国外的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黑云翻滚，国家动乱，周恩来处境困难，仍然心怀革命，心怀知识分子。1966 年 8 月，他在《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列有郭沫若、章士钊、沙千里等人。1970 年 8 月，他在《应给华罗庚以保护》的文件中指出：要“防止坏人害他。”①“文化大革命”初，在把钱三强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时，局恩来十分明确他说：

“钱三强没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72 年夏，钱三强在陕西合阳干校患病时，周恩来得知后及时指示，让钱三强“回到北京进行治疗。”②1975年 11 月，我国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靠边站”时，是周恩来亲自点名请她出来工作的。

林巧稚深情他说：“他对知识分子是多么的信任和爱护啊！” “他对知识分子，总是处处充满了希望。我将永远记着他的希望，象春

蚕一样，把最后一根丝吐出来献给人民。”③

① 《周思来选集》下卷，第 450、455 页。

② 《人民的好总理》（续编三），第 100 页。

③ 同②第 256、25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