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迎来复苏的春天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突然病故。随着斯大林的逝去，斯大林专

制的时代毕竟结束了，人们已经认识到应该超越这个伟人而跨入新的里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3 月 6 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宣布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同时负责苏联陆军部队。斯大林的去世和朱可夫的重新起用，在时间上安排得如此紧密，无论怎么说，朱可夫的重新发迹与斯大林的猝死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绝非巧合。这是赫鲁晓夫为拉拢军界泰斗为其所用而精心安排的。

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不仅使苏联军界获得了巨大力量，而且无须置疑这对当时稳定军心和民心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发生的第一件重大事件，就是贝利亚及其一批秘密警察官员由于篡党夺权阴谋败露而被捕。

贝利亚长期担任内务部长的要职，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党和政府要员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之下，谁也无法逃脱他们的监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利亚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

贝利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不知有多少优秀共产党员和忠诚勇士惨死在他手下。

朱可夫也和许多人一样对贝利亚早有仇恨，他始终认为，1946 年他之所以被贬职，祸根就是贝利亚派秘密警察诬告了他。

此时，贝利亚想趁斯大林的去世夺取政权的计划败露，赫鲁晓夫要趁机除掉他。朱可夫当然不想错过这一难得的报仇机会。他立即与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和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一起讨论对策，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逮捕和处决贝利亚。

由于在莫斯科军区中没有可以信赖的部队完成这一极为重大而又极具风险的任务，他们秘密地从朱可夫过去驻防过的乌拉尔军区调两个绝对忠于朱可夫的近卫师来替换贝利亚的嫡系部队。

逮捕贝利亚的前前后后，全是赫鲁晓夫一手策划的。他决定由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出面，预定于 6 月 26 日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动手。

贝利亚不同于一般的人，他是秘密警察的总头目，是老牌克格勃，克里姆林宫内的武装警卫队由他领导，主席团的卫兵都是忠于他的。每次召开会议，他的随从都会坐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内。所以要逮捕他，相当棘手，一旦走露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赫鲁晓夫只能依靠军队帮忙。开始，赫鲁晓夫让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莫斯卡连科和另外 5 位将军执行拘留贝利亚的任务。后来，经马林

科夫建议，又把参与此事的圈子扩大，其中包括朱可夫等 10 位绝对可以信任的将帅。

按内务部原来的规定，所有的军人在进入克里姆林宫时一律不准携带武器，并受到严格检查。这次会议之前，布尔加宁出面破例允许元帅和将军们随身携带他们的腰佩武器。

会议按预定计划召开。朱可夫等 10 名将帅躲藏在隔壁房间内，只等马林科夫发出信号，他们就一起动手。

这次会议从表面上看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会议开始前 10 几分钟，贝利亚大摇大摆地走进会议室。但是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装作若无其事，和贝利亚打招呼，会议刚一开始，马林科夫便突然宣布：“我们现

在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当时贝利亚紧挨在赫鲁晓夫的右边坐着，贝利亚一看风头不对吃惊地张大嘴巴，紧接着抓住赫鲁晓夫的手，疑惑地问道：“尼基塔，你们想干什么！？”

赫鲁晓夫便法官宣判似地厉声回答：“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接着他就发言，历数了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阴谋企图。接着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和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发言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谴责了贝利亚充当英国间谍，里通外国的罪行。

按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应由马林科夫总结并宣布对贝利亚的处置，但是事到临头，马林科夫临场由于心情紧张不知所措，致使会议长时间地停顿。贝利亚利用这个空隙将手伸向他放在室小桌的公文包。赫鲁晓夫见势不妙，立即使劲地按了一下秘密电钮，向隔壁房间发出了信号。

朱可夫等将帅立刻冲进会场，用手枪对准贝利亚，并从他手中夺下公文包，打开一看，里边恰有一枝白朗宁手枪，子弹已上膛。

马林科夫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你们把贝利亚先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进行的控诉。”

朱可夫怒视贝利亚，大声喝道：“举起手来”随后，所有元帅和将军们都打开了他们的手枪皮套，以防贝利亚的反抗。贝利亚及其同伙一开始被秘密关在莫斯科军区院内“魔窑”里，直到 1953 年 12 月 24 日才宣布对他们处以死刑。

贝利亚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揭露和处决刽子手贝利亚以后，朱可夫在军队地位才得到彻底恢复。1955 年，连一级取消了政治军官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一长制的推行。

朱可夫元帅从来没有动摇过“军事一长制”的立场。他始终认为，国家的文职当局必须放手让军事首长来处理部队的事务，而不要让政工干部来干涉。他痛恨那些不正派的政工人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朱可夫这一坚定而又大胆的观念指导下，苏联的军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军事指挥员再次成为惟一出头露面的显赫人物。

1955 年 2 月，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的职务，担任了国防部长。

1956 年 1 月，在莫斯科军区一次党的会议上，朱可夫极力强调要维护军事首长的特权，他说：

“在莫斯科军区，有人企图对司令的正式活动在党的会议上加以批评。这种企图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我们的任务是对指挥员权力予以全面加强，对于严格要求部下的军官和将军要给予支持。”

后来，朱可夫在另一次政工会议上，他强调地说： “宣传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而在于

要对实际工作的执行做出贡献。一个不懂得军事责任的政治官员，就不能应付他面临的各种任务”。1957 年 4 月，苏共中央根据朱可夫的建议，公布了一项《对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组织的指令》。这份材料对党在军队中的地位，采取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在具体指令中，却规定了“军事司令对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两方面都要负责，不容许在党的会议上对司令的命令和规定提出批评”。这一内容，显然是朱可夫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朱可夫这种主导思想影响下，许多军事指挥员对政治学习、思想教育和党的领导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都集中精力从事军事专业，掌握

新的、复杂的军事技术和探索未来战争的手段和方法。军队中的政治干部无形中受到了冷遇，人数锐减。政治机关的权限也受到限制，政工干部只是副职，是军事首长的助手。军队中政工干部的地位越来越下降了，使它的职能仅仅局限在政治教育方面。

朱可夫极力推行单一首长制，不管其最终目的是什么，但客观上则明显地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了党的工作人员的地位和作用。这不能不引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警觉和不满，因为他自己的权威正是建立在党的各级权力基础之上的。但是斯大林死后，继承权的斗争还没有获得最后结果，朱可夫的支持还举足轻重，赫鲁晓夫不会为此与朱可夫摊牌。相反，他对朱可夫给予了最大的尊敬和特殊的待遇，并将他选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随着朱可夫地位的上升，他在军队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的思想得到了最有效的贯彻。

根据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朱可夫决定加速发展远程航空兵，加强空军远程攻击力量和核武器力量。与此同时，他也强调大规模的陆上作战的重要性。他说：“空军与核武器本身并不能决定武器冲突的成败。尽管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在战役中不可避免地还要使用大量陆军部队和大量的常规武器与之相配合。”

朱可夫担任国防部长以后，不仅经常发表文章，照片也多见诸报端，所有重要会议和事件，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在党的主席团中他也常居显要位置。他似乎已成为苏联的政治领袖之一。人们注意到，在他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职业军人能在政治上升到如此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