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乡土文学的崛起

王祯和

台湾当代文坛最具创造力的作家群中王祯和当列其首。1941年，王祯和诞生于台湾花莲县的一座偏僻村子里。在本县读完小学和中学后，一举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其时为1959年。念大学一年级时，王祯和就在文学上崭露头角，处女作《鬼·北风·人》在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第七期上发表后，立刻受到文学界的关注和好评，从此便一发不可收了。1963年，王祯和大学毕业，按台湾当局的规定，到军队例行服一年兵役。1965年返乡后在中学任英语教师，两年后又应聘作了航空公司的职员、电视台的编辑。七十年代初，他曾赴美到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心”学习，回来后继续他的编辑工作。然而，生活对他是不公平甚至是残忍的，疾病使他左耳失聪，不幸又患了喉癌做了大手术，身体状况极为糟糕，度日如年。若不是所钟爱的文学创作的支撑，他也许早已被病魔打倒了。这一时期，他的短篇小说《老鼠捧茶请人客》，长篇小说《美人图》、《玫瑰玫瑰我爱你》，译作《英格丽褒曼：我的故事》等等的问世，显示了他的创作才干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尽管王祯和的文学创作是从《现代文学》起步的，尽管其时正值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在台湾兴起之时，也尽管深受白先勇和欧阳子等现代派作家的影响，但他仍坚持以反映小人物不幸命运、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为己任，坚持自己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作为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王祯和并不追求创作的数量，但在他近二十篇短篇小说中，几乎每一篇都是精品，都得到读者的好评。这些量不多且质高的作品，奠定了王祯和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小说集有《嫁妆一牛车》（1969）、《三春记》（1975）、《寂寞红》（1970>、《香格里拉》（1980）、《人生歌王》（1987）；长篇小说有《美人图》（1982）、《玫瑰玫瑰我爱你》（1984）、《两地相思》（1998）等；电影评论集《从简爱出发》。

王祯和的大部分小说题材均来自六十年代转型期的台湾底层社会生活。王祯和以自己的家乡花莲为背景，从多角度对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的老百姓困苦而又不幸的生活进行了重笔描绘，他坦言“……他们对我而言是那么亲切！他们的乐，就是我的乐；他们的辛酸，也是我的辛酸；他们的感受，也是我的感受。他们是我自己，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街邻。”如果说以王祯和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和性格生成的背景来探讨其作品的思想内涵，即发现他在转型期间的小说的创作，格调低沉，色调昏暗。其作品中的人物在厄运笼罩下挣扎奋斗。作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在平静淡然的叙述他们生活中的种种悲剧中，亦露出些许无奈。然而，他清醒地掌握自己的创作航向，明确创作动机和目的，竭力反映小人物不幸命运，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王祯和七十年代的小说，已将笔锋转向开掘民族主义题材，全力抨击那些因为西化而给台湾社会带来的崇洋媚外、民族精神沦丧等严重病症。其小说色彩渐趋明朗，表达风格亦由冷漠转入热情，常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转换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去，笔下蕴藉着积极向上的情怀。《小林来台北》、《素兰要出嫁》、《香格里拉》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以纯朴农村青年小林的眼睛来观社会，以小小的航空公司为整个社会的缩影，对崇洋媚外的社会风尚进行了狠狠的抨击；在刻画被不合理的教育制度逼疯的素兰，为其家引来了一连串祸端的情节中，揭示了造成不幸遭遇的社会背景，诸如石油涨价、经济萎缩、货币贬值等等；而贫穷、困苦在灾祸中挣扎的寡妇阿缎正是台湾城市资本主义吞噬偏远农村而产生畸形土壤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尤其力作《玫瑰玫瑰我爱你》更是将那些见利忘义、不惜拿自己同胞姐妹的身体向以台湾岛为渡假基地的浸越美军来换取硬通货，而一夜成为暴发户的败类推向了民族审判台。并且，小说采用嬉笑怒骂的强烈讽刺手法将作者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情感溢于纸中，不能不使读者深省。

“用喜剧的方式来写悲剧，用喜笑的角度来面对命运的刻薄”，乃是王祯和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生活中确立的人生态度，及在长期创作实践中练就的艺术本领。因而，他小说艺术最突出的特色：一、用喜剧色彩刻画悲剧人物形象，将包含辛酸的悲剧内容用嬉笑怒骂的嘲讽手法展现给读者，蕴意深长。王祯和的作品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并无分明的褒贬，而“大部分是中间人……，有对也有错，对对错错，错错对对的中间人”。这些“中间人”的生活状态、性格特点乃至身材相貌都是大相径庭，且万花筒似的转来转去；性格懦弱的残疾人万发曾是一贫如洗，但为了一辆牛车却甘愿戴上一顶“绿帽子”（《嫁妆一牛车》）；所谓的“知识分子”董斯文，却患着崇美金的“软骨病”，虽名为“斯文”，行为并非斯文——甚爱放屁，无处不放，无屁不响，真是极为形象的讽刺，是含着泪的嘲笑。二、采用戏剧表现手法利用明快的场景转换来展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和人物行动，以推动情节悬念的产生。公务员小林急于到台北车站接从乡下来的老爸，可铺天盖地的公务让小林无法脱身，小林火烧火燎，读者也在为他焦心；场景转换到车站，老人正举目无亲地在车站靠背椅上痴候，读者此时在为迟迟未到的小林焦虑，亦为苦苦等待的林父担忧，紧接着，作者所创建的悬疑随着事态的发展接踵而至，吊着读者的口味追逐着悬疑前进。王祯和娴熟的将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借鉴到小说之中，如《香格里拉》中恰到好处的把人物心理状态的描绘与人物所置身的场景结合起来，来结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无疑更具有拓取性。三、多种富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语言运用，生动活泼，极富想象力。如长篇小说《美人图》中以那谐音写就的怪里怪气的、带有嘲弄意味的人名、地名及公司名，极富讽刺性。将民间语言的精华吸收到作品的人物对话中，使读者产生亲和力，扩大其阅读面。四、追求适度的陌生和隔阻效应，更好地表现作者语言创新的风格特色。五、大胆使用各类语调并融入到作品人物语言中去，善于启用谐音、歇后语、谚语和俚语，因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陈映真

陈映真的生平

在台湾文坛上，有一位被称为“海峡两岸第一人”的奇特作家。这里指的“第一人”当然是文学方面的，然而“奇特”却指的是曾为自己的思想坐过八年监牢的历史，他就是在小说创作中具有理智与探索精神的陈映真。

陈映真原名为陈永善，1937年11月生于台湾西海岸的竹南村。在他两岁时过继给他的三叔。七岁时，因躲避空袭，养父家与生父家一同搬到台北县莺歌镇，此时与他孪生哥哥相聚。九岁时，小哥哥重病身亡，这给他一次身心上的沉重打击。直至很久很久以后，感伤的情绪还笼罩着他的心灵。他回忆到：“数十年来，依稀总是觉得他的死遽而使失落了一个对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时又仿佛觉得，因我的形貌，心灵的酷肖，那失落的一切，早在小哥病死的一刻与我重叠为一。”为了怀念死去的小哥，便在发表处女作《面摊》时用了他的名字“映真”为笔名，除此之外，还寓意为反映生活的真实。1957年，陈映真考入台湾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读书。大学二年级时，《面摊》的问世使他从此跻身于台湾文坛。陈映真善写小说，又作评论。发表小说时的笔名为陈映真，而发表评论文章时的笔名则是许南村。台湾著名学者、评论家吕正惠教授曾将陈映真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自传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反省时期及政治小说时期。统观陈映真的创作历史，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他的创作足迹。1959年至1961年是他的自传时期。这时期他的作品基调是“伤感、忧郁、苍白而且苦闷”，他在自剖式的《试论陈映真》一文中写道：“1958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剧而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黯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正如他自己所剖析的那样，破败的家乡市镇、贫困的哀愁、苦闷的情绪，以及远离故乡这样愁思，无一不在《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乡村教师》、《死者》、《故乡》、《祖父和伞》等篇小说中找到影子。这一时期，陈映真还在现代派超现实主义的圈子里盘旋、惶惑、迷茫、充满凄苦和无奈。他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也大多在失败中走上自杀的道路。如《我的弟弟康雄》中的那个充满乌托邦式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康雄、《乡村教师》里在幻灭中发狂自杀的吴锦祥、《故乡》中的那个终于堕落的哥哥、《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的犹大等等，都是市镇小知识分子。他们都怀着极旺盛的理想，但都缺乏将理想付诸实施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只看到理想的美好，却不愿为实现理想而付出代价；他们只想走平坦而有鲜花的大道，却畏惧崎岖长满荆藜的小路。这种用生命赌明天的、有着浓重感伤情绪的城镇知识分子形象的再造，正是此时期由于养父去世、家道中落的悲剧使陈映真处于人生彷徨阶段的真实写照。这些作品，无疑打上了自传体的烙印。

1961年至1968年是陈映真的创作由超现实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此时，他的作品涉足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揭露、讽喻现实取代了原本的无奈和逃避，两岸关系成为他作品中的主题：描写台湾姑娘与大陆老兵演绎爱情悲剧的《将军族》，既突出了人物自愧的心灵美，也突出了对现实的控诉，残酷的现实生活摧毁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希望。《将军族》的问世，将陈映真的创作从幻想拉回到现实，落脚在坚实的土地上。而在他另一部小说《唐倩的喜剧》中，又可感受到他的思想有了飞跃性的变化，从现代派文学的灵魂——存在主义的阴影中挣扎出来，走向灿烂、多姿的现实：女主人公的四次换偶轮转与存在主义信徒的试婚，到信奉存在主义且又挣脱，正显示出作者冲出现代派的樊笼迈入新的创作行列。

1968年是陈映真生命史上最不能忘怀的一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陷入了八年的“牢狱抗战”。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台湾当局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漫长的八年。监狱生活并未使陈映真退缩、沉沦，而且变得更成熟、更坚强、更敏锐了。监牢里造就的力量为陈映真的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他愈战愈勇，《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等小说就这样诞生于牢狱之中。此时可谓是陈映真创作人生的辉煌时期，他彻底摒弃了以往创作中的感伤、悲怆情调，并将健康向上、豁达欢快和讽喻的风格融人作品之中，思想的觉醒带来了再创作的高潮，世界级作家的桂冠戴到他的头上。出狱后更一发不可收，《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贺大哥》、《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等系列小说，以及中篇小说《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等相继问世，是他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所提出的“建立民族文学”思想的立体印证。期间，他的《夜行货车》和《山路》分别获1978年吴浊流文学小说奖和1982年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小说推荐奖。

1983年陈映真开始涉足于敏感的政治小说区域，目的是要把他认为的“历史真相”告之于众，发表了影响颇大的《铃铛花》、《山路》等力作。1985年他又创办了大型报道记实杂志《人间》，着力于思想文化阵线的战斗。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站在“中国人”立场上清理台湾社会历史，反思文学现状，直面现实，与“文化台独”和文学台独论者展开了不屈不饶的斗争。从1999年开始，陈映真的文学创作再掀高潮，为文坛奉献了《归乡》、《夜雾》、《忠孝公园》等重作。无疑，陈映真创作的震撼力再次进发“像一个文学领域的探险家，从不满足于脚下的获得，不断地踩着坎坷的路前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至今为止，陈映真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有：《将军族》、《第一件差事》、《陈映真选集》、《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山路》、《忠孝公园》等；出版的评论集有：《知识人的偏执》、《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等。

陈映真的文学理论与其小说的思想成就

台湾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中有陈映真。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众多骁将中有陈映真，可以说，陈映真的文学理论不仅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为乡土文学的发展开拓了航道，而且其思想影响力在读者中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国内的评论家曾将陈映真的乡土文学理论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点：“文学源泉来自生活；文学必须启迪人生；文学有自身的规律，不能凭借暴力来左右或消灭；文学应建立自己民族的风格，首要是民族的灵魂；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文学要向中国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认同等。”

陈映真不仅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是鼎鼎盛名的文艺理论家。尤其自乡土文学论战以来，他有大量的文艺理论著作问世，其形式多样、理论范围宽广，在台湾文坛亦是屈指可数的。

前边我们简单介绍了陈映真小说创作发展的四个时期，应该说，陈映真的理论思想应该是他出狱后所确认的。并且，他出狱后所写出的小说作品亦是在他文学理论指导下创作的。应该讲，早期即自传时期、现代主义时期的作品所缺乏的理智与探索精神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得以发挥。尤其是1977年后所创作发表的作品，如《永恒的大地》、《某一个日午》、《贺大哥》、《夜行货车》、《云》、《万商帝君》、《铃铛花》、《山路》、《忠孝公园》等，展现了他创作产生的新飞跃。

七十年代，台湾经济复苏，呈现一派繁荣气象。作为美国跨国公司驻台湾分公司职员的陈映真，对整个世界商战极为熟悉。作为一个有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愿再看到台湾中国文学如经济一样被外国的文学和经济所支配，要树立鲜明的、自强自立的民族主义旗帜，才能维护自己庄严的民族信心和民族意识。此后，陈映真便将笔锋转入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文化掠夺的民族性题材。《夜行货车》的发表，正体现了陈映真这一段的创作水准。作品深邃的主题，使陈映真的探索之路又前进一步。

创作政治小说则是他后期创作中的更深的一次探索。八年的监狱生活，使陈映真的创作理智较早期创作更发达更宽阔。他不把自己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兢兢业业地去开垦自己所熟悉的土地，而是“弃其所能”的行径，追寻更高的思想境界，拓宽自己的艺术才思。所幸的是，他所创作的政治小说《铃铛花》、《山路》，由于台湾的政治禁忌逐渐放松，这两篇小说无论从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形式上都得到一个较大的突破，在台湾文坛上发生较大影响。

在三十年来的台湾新文坛上，很少有作家像陈映真一样随时用他的敏锐的现实感捕捉台湾历史的“真实”。从他前后期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容来看，独特的使命感成为他创作的精神支柱。作为台湾的最具思想性，最具政治头脑，最具时代感，而又最具浪漫情趣的优秀作家，近年，他的“再出发”小说中突现的反思现状、直面现实的主题设置则预示出陈映真的作品将会达到一个更完美的顶峰，这就是陈映真理智、探索精神的最终实现。

现实主义深沉的揭露和批判精神与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时空交错等灵活多样的表达艺术相融合，是陈映真小说中所显现的独特艺术。其既有深邃的思想，也有高度的艺术；既有现实的内涵，又有梦幻色彩。

黄春明

黄春明的生平

1939年初春，黄春明诞生在台湾宜兰县一户并不富裕的家庭，因为是头生子，故让父母、祖父母欢喜一通，奶名叫“阿大”。八岁那年，母亲不幸去世，撇下了黄春明与下面的几个弟妹，这一副生活重担就压在年衰且又缠过足的祖母肩上。生活的困窘使得黄春明养就了一副不屈不挠的倔强性格，为此他挨过家人、伙伴们甚至学校老师的无数次打骂。曾有过的一次“番茄树”事件足见黄春明的性格特点：小学读书时，一次国画课，他画了一幅题为《屋顶上的番茄树》的画，屋子小小的，番茄树却比屋子还大，老师不满意，质问黄春明，黄春明坚持自己的意见，粗暴的老师竟狠狠掴了他几耳光，而黄春明仍然执着不改。后来，黄春明又写了一篇自传体散文，题目便是《屋顶上的番茄树》。黄春明的这种性格使得他在读中学时期，三年换过五个学校，四次退学。其中有一次他考试不及格，怕贴在布告栏里让人耻笑，就干脆连布告栏都给砸碎。还有一次和同学打架被学校除名，只好到一家电器行当学徒。由于打架的经验相当丰富，便为以后创作打架的题材小说《男人与小刀》积累了诸多素材。黄春明终于在屏东师范毕业了，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分到山地教书。由于他与山地高山族同胞的频频接触，结交了不少高山族朋友，为他后来创作的《黑莲花》等作品打下生活基础。黄春明当学徒、当兵、当教师、当工人、做电台编辑、拍电影等的经历，固然为此后的创作生涯作了准备，但他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打开文学殿堂大门的，也曾经摸索尝试了许久，最后才得以入门。对诗、童话都尝试过了以后，他决定写小说，最后是前辈林海音将他引入了小说殿堂，黄春明的处女作《城仔落车》便是刊登在由林海音主编的《联合报》副刊上。这篇以细腻的笔法、充满真情的言语刻画的一对孤苦无望、弱病缠身的祖孙二人寒夜搭车所遭受的灾难，具有写实意义。而对黄春明的另一篇受现代派影响具有超现实意味的小说《把瓶子升上去》，是发表还是退稿，曾让林海音大伤脑筋。为此，她对这篇“让人喜欢而又操心的小说”，读了又读，改了又改，发下去，抽回来，终于也“以自暴自弃的心情发了下去。晚上睡在床上又嘀咕了好一阵子”。当黄春明在与乡土人物有了感情，进入“乡土题材”的大堂，才算是真正找到了自我。

1962年至1966年是黄春明自认为“苍白而又孤绝”的创作早期，这时期的作品大多刊登在《联合报》副刊上。共八篇小说：《城仔落车》、《两万年历史》、《玩火》、《北门桥》、《借个火》、《把瓶子升上去》、《胖姑娘》、《男人与小刀》等。

1967年到1973年是黄春明创作的鼎盛期，也是他小说的成熟期，这时候的小说奠定了他“世界级”小说家的基础。他的小说大多刊登在《文学季刊》上，故自称“文学季刊是我的摇篮”。这些小说主要有《鱼》、《锣》、《癣》、《甘瘐伯的黄昏》、《溺死一只老猫》、《青番公的故事》等等，多半刻画了现时社会中的一些低层人物遭遇、性格与心声，表现了资本主义侵入台湾省后，农村经济和传统思想的崩溃。他笔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悲剧人物，并触及到前人所未注意的领域，可以说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开创者。尽管创作如此丰硕，但此时黄春明的小说并未引起文坛上大的轰动，也还未拥有太多的读者。

1974年，是他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他的小说创作领域有了新的开拓。两本自选集《莎呦娜拉·再见》、《锣》的出版引起众多评论家的关注。小说背景由农村转入城市。受台湾“保钓运动”所掀起的民族运动和文学中反西化思潮的感染，他的创作由乡土题材转入到对民族题材的开掘上。他主要描写城市生活，揭露殖民经济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反映工人在城市中所处的困境。这时期的小说有《莎呦娜拉·再见》、《我爱玛莉》、《苹果的滋味》、《两个油漆工》等。这些小说斥责了崇洋媚外，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掠夺和蹂躏。

八十年代末期，台湾社会转型后，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的挤压，农村正面临着老未能养的社会现象。如何赡养老人、人老了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就成为黄春明笔下的焦点，随后，他的老人系列小说问世。其作品有：《最后一只风鸟》、《打苍蝇》、《呷鬼的来了》、《死去活来》、《银须上的春天》等。新世纪之初，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放生》，以精辟理论对老人生存观念作了深刻的阐述。

在文学创作这条路上，黄春明坚韧不拔，辛勤耕耘，他谦虚地把自己的创作成就说成是“善意的误会”，并动情地将自己比做文学史这株大树上的一片叶子，“落下来，参加作为肥料的行列”，然而诸人普遍认为，这片树叶却应该是满树中特别丰厚的那一片。

黄春明小说的创作成就

作为有着十分强烈使命感的作家，黄春明时刻关注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关注着社会中最下层民众的地位和处境。在他的小说中，小人物占着重要地位，他戏言自己是：“小人物的代言人”。

黄春明笔下的小人物大多是不与现实妥协的、坚强的、自信的小人物，他们有着一种极为旺盛的生命力，有着一股很强的要平等和自由的情绪。因此，以揭露控诉社会的黑暗，替小人物伸张正义是黄春明小说题材中的首要主题。让我们分期对黄春明小说的这一主题做一剖析。

一、在黄春明早期与中期的小说中，他常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情感与性格揉进小说中去。尽管某些人物、情节如他自己所说的“要多苍白有多苍白”，但对于被用心所描述的一群常遭人遗忘的小人物群组成的作品，却也一样震撼着读者的心，久久回味。

二、七十年代中后期，台湾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浪潮席卷了台湾，一些跨国公司相继扑入台湾市场。崇洋媚外，向往西方，成了社会上一些人们的通病。黄春明仍从描写人物入手，一反往常的同情怜悯，用辛辣的笔锋将丧失民族自尊甘当洋奴的小人嘴脸展示给读者，揭示出了台湾现实社会潜伏的危机。在一阵轻喜剧般的嘲讽后，会感到隐隐作疼般的沉思。

黄春明当之无愧为台湾文坛上创造性最强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在小说创作题材上努力开拓新的领域，而且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上大胆地创新与突破。由于他对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弱小民众寄于深切的同情，因而着力表现对人性尊严的维护和对人的价值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