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学和移民后代文学

移民文学和移民后代文学的共生期

1683年7月8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郑成功叛将施琅率水陆大军两万多人，战舰200余艘，从山东铜山开跋向澎台进发。经历澎湖大战，郑军大败，7月27日郑克爽向清军递交投降书。10月13日施琅进入台湾接受投降。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这是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清军入台时，台湾人口下降至六七万人。1清朝统一台湾后，每年从大陆向台湾移民达10多万人，到1763年，台湾人口达666040人。又经过48年，即1811年，台湾人口便增至1901833人。从1683至1811年，台湾人口增加了180万。大陆的大批移民，为台湾带去了先进文化，增加了大批劳动力，为台湾的开发和垦植提供了生产力。台湾普遍的、大规模的开发还是清朝时期。这种经济、文化的进步带动了文学的发展。大陆台湾派遣大批文武官员。文官系统有：道员、知府、知县。最高文官为正四品。知县下设县丞、主簿、典史。武官方面有镇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台湾最高武官是总兵，正二品。雍正年间，台湾的驻军已达1.4万人。文官36名。各级官员三年或五年一任。那时，文武官员中有许多人是文墨之士。

如：姚莹、安徽桐城人，1808年进士，历任台湾知县、噶兰玛通判、台湾道18年。大兴教化，振兴文风受到称颂。后因抗英被英人报复，英人勾结清朝，将姚莹逮捕入狱，引起台湾人民激愤。后革职他任。姚莹著有《东溟文集》、《东槎纪略》等。姚莹的《台湾行》是描写台湾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的。诗中有“长年暄暖无霜雪”，“男女赤足垂双环”的句子。他的《留别台中人士》一诗，既描写台湾物产丰富“独运天南数君粮”，又表现出“户口日增民利尽”，为台湾的未来担忧。表明姚莹是一个爱祖国、体民情的好官。

周凯，江西富阳人，1811年（嘉庆十六年）进士，1833年（道光十三年）任台湾道。因为清廉“甚获民心”。他关心人民疾苦和遭遇，诗中对灾情民怨有真切的反映。如“坐定问民疾，父老双泪流，谓遭去年旱，颗粒不得收”，“一字一珠泪”“归来不成餐”。他著有《澎湖行记》、《内自讼斋文集·诗集》。

徐宗干，江苏通州人，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进士，1848年（道光二十三年）任分巡台湾道。徐宗干任台期间，正值鸦片战争。他领导台湾人民建立《台湾绅民公约》，进行抗英活动，反对“习教成众”，反对“占地盖房”，反对“霸揽货税”，政绩卓越。徐宗干著作甚丰，有《红玉楼诗选》1卷，《信斋文集》21卷。

刘家谋，福建侯官人，1835年（道光十五年）举人，1846年任台湾学府教谕，他的作品有：《外丁卯桥居士初集》8卷，《东洋小草》4卷，词1卷，《开天宫词》2卷，《揽环集》18卷。其中最著名的是收录台湾掌故的《海音诗》2卷。刘家谋的《海音诗》是绝句一百首，描写台湾地理。历史、风土、人情、时事等内容。如写澎湖物产贫乏的诗：“一碗糊涂粥共尝，地瓜土豆且充肠。萍飘幸到神仙府，始识人间有稻粮。”该诗说明文字写道：“澎湖不生五谷，惟高梁，小米、地瓜、土豆而已”，是郑成功推广水稻，人们才吃上大米。

杨廷理，广西柳州人，曾任台湾海防同知、知县。1812年（嘉庆十七年）任噶玛兰通判。著有《东瀛纪事》、《噶玛兰记略》、《东游诗草》等。

范咸、浙江仁和人，1723年进士，1745年（乾隆十年）任巡台御史。任职两年期间与六居鲁合编《重修台湾府志》，并著有《婆娑洋集》和《浣浦诗抄》等，范咸的诗有咏史、有写人物、有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比较有意义的是反映当时台湾生产生活状况的作品。如《台江杂咏》、《再叠台江杂咏》、《三叠台江杂咏》等。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人非土著翻成庶，食有余粮到处盈。““地瓜生处成滋蔓，土豆收时祝满盈。”这都是贴近下层劳动者的作品。此外，那时的移民诗人还有六居鲁、钱琦、朱仕王介、张之新、熊一本、何竟山、沈葆桢、周华仲、黄逢昶、杨桂森、杨二酉、夏之芳、李宜青、周钟王宣、庄年、赵冀、张际亮、张景祁、刘铭传等。这些诗人中张景祁的文学成就最大。他是浙江杭州人，1874年（同治十三年）进士，1883年（光绪九年）调台湾淡水知县。时值中法战争，他力主抗法。著有：《新蘅词》、《雅堂诗集》、《雅堂文集》等。其描写抗法战争的诗词“纪实抒愤、慷慨苍凉”，被近代词人谭献称之为“江东独秀，其在斯人”。

清朝时期的台湾，由于大陆漳、泉、粤三地大批移民，对台岛进行全面开拓垦植，由于自郑成功起狠抓教育文化传播，使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繁荣。文学方面，明郑时期老移民文人逐渐衰老，清朝新的移民文人又大量涌入。不过接替老移民文人事业的，不仅是新一代移民文人，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批生力军，就是第一批移民们的后代，即本省文人。经过郑成功政权教育培养，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进入了仕途。1895年甲午战败，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而反抗，他们中稍后崛起的伙伴在抗日战争中，大都亦文亦武成了捍卫祖国尊严，保卫领土完整的反侵略爱国将士。在整个清朝政权时期，台湾文坛便是处于移民文人和移民后代文入共生共存的合作期，也是由移民社会向本省人社会；由移民文坛向本省人文坛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涌现的本省文人中较著名的有：

陈辉，台南人，1738年（乾隆三年）举人。曾参与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和《台湾县志》工作，著有《陈旭初诗集》1卷。陈辉的诗，内容上真实地反映了下层百姓的疾苦。如《买米》一诗中写道：“一闻米价高，叹息谋菜妇。高堂有老亲，幼子尚黄口。”陈辉的诗乡土写实性很强，表现了诗人与下层人民的密切关系和对他们的深厚同情。

卓昌肇，台湾风山人，1750年（乾隆十五年）举人。长期担任书院主讲，著有《栖碧堂全集》。卓昌肇创作了许多风景诗，如《凤山八景》、《鼓山八景》、《龟山八景》等。大量风景的塑造和描绘，是诗人热爱乡土心情的投射。

章甫，台南人，1799年（嘉庆四年）贡生，著有《半崧集》6卷。章甫有学问，有才情，诗作常有独创与超人之处。有人评价其诗曰：“上祖风骚追汉魏，集成直欲纲三唐。”

黄靖泰，台湾凤山人，武官六品，最高职务参将，戎马生活30多年。他的诗气势雄浑，语言豪放。他的作品既有五言，也有七言，以七言见长。如《九日登八卦山》“海色天容一镜描，仙风拂拂袂飘飘。千秋醉把龙山酒，七字吟成鹿港潮。地势长蛇宜据险，民情衰雁怕闻谣。太平须悟边防重，半壁东南翼圣朝。”因为诗人是武官，他的诗作便以国防和军事价值评价山水。

陈肇兴，彰化县入，1858年（咸丰八年）举人。他是武官出身，参加过1862年至1866年的“戴春潮事件”平叛战争，诗中常写到此事。他的著作有《陶村诗稿》8卷，诗作中《由港口放洋望海上诸屿，寻台山来脉处放歌》一诗，写得十分精彩，表现了大陆和台湾的母子关系。该诗写道：

“鼓山如龙忽昂首，兜之不住往东走。

走到沧海路已穷，翻身跳入冯夷宫。

之而鳞爪藏不得，散作海上青芙蓉。”

该诗是描写台湾与大陆关系的诗中佳品。诗人将福建的鼓山比龙头，龙身向东，深入台湾之后，龙爪散开变成了台湾澎湖等海上的岛屿。诗的气派之大，想象之奇，形象之美，比喻之贴切，均不多见。

曾曰唯，台南人，著有《半石居诗集》1卷。蔡迂兰，澎湖人，当过知县，著有《惕园诗文集》等。陈斗南，台南人，著有《东宁自娱》1卷。陈维英，淡水人，著有《太古巢联集》、《偷闲录》、《乡党质疑》等。陈震曜，台南人，著有《小沧桑外史》4卷，《风鹤余录》2卷，《海内义门》8卷及《诗》1卷。郑用锡，新竹人，著有《北新园全集》。林占梅，新竹人，著有《潜园琴余草》。郑用，新竹人，著有《静远堂诗文集》等。施士洁，台南人，著有《后苏龛合集》。汪春源，台南人，著有《柳堂诗文集》。吴德功，彰化人，甲午战争期间任台中县甲正局管带，为抗日先驱。著有《戴案略记》、《施案略记》、《让台记》、《瑞桃斋诗稿》和《瑞桃斋诗文稿》等。王竹友，新竹人，著有《台阳诗话》、《如此江山楼诗存》等。《台阳诗话》不仅是王竹友的力作，也是重要的古体诗词的评论集，上下两卷，论诗150余家。论述平实，评判中肯，并能探索各重要诗人的流派和师承，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胡南溟（殿鹏），台南人，著有《南溟诗抄》、《大冶一炉诗话》，胡氏有“狂士”之称和”胡天地”之誉。他的长诗《黄河曲》、《长江曲》、《湘江曲》、《曲江曲》浩瀚汪洋，自由驰骋，将祖国河山的壮阔形貌显于笔端。如《黄河曲》中写道：

万迭山泉动地鸣，化为无数小列星。

列星岔涌成海水，海水撼山山尤崩。

车马连岗卓驰骤，波光摩荡走春霆。

群岩积石擎天立，势如奔涛万里经长鲸。

胡南溟的诗，为台湾古诗中一奇。谢颂臣，台中人，为丘逢甲部下抗日将领，著有《小东山诗集》，诗中充满忧愤之气。

由上述简单列举的诗人和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出，清朝时期台湾文坛的特点是：（1）大陆去台的移民文人和台湾出生的文人，大体上是各一半，创作成就也旗鼓相当。此时的台湾文坛是由移民文人和台湾出生的文人两根梁柱支撑，缺一不可。这表明台湾文学处于一种由移民文学向台湾文学的过渡和转型期；（2）此一时期台湾文学创作题材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1895年甲午战败，日本入侵台湾，两岸人民并肩抗日，诗的题材由一般地表现民生疾苦和自然风光，转向了抗日爱国题材。诗的风格气度由柔美转向激愤悲壮；（3）此一时期两岸文人开始了互动交流。虽然从数量上大陆来台文人仍占着绝对优势，不过，台湾生长起来的文人往内地作官、访游的越来越多。如：

李望洋，宜兰县诗人，于1872年至1885年间赴甘肃省任知县、知府等职。他的《西行吟草》就是描写甘肃和表现内地生活的。

施士洁，1895年内渡，游晋江、泉洲、厦门，任同安县马巷厅长，并入厦门“菽庄吟诗社”为同仁。他在台湾诗坛享有盛名，连雅堂在《台湾诗乘》中写道：“光绪以来，台湾诗界首推施氵云舫，丘仙根二公。”

许南英，台南人，著有《窥园留草》、《窥园词》。1895年内渡福建龙溪，并在广东任职，曾入厦门“菽庄吟诗社”为同仁。这个时期内渡的台湾文人还有：安平举人汪春源、嘉义举人罗秀蕙、淡水举人黄宗鼎、彰化县进士李清奇、台湾县进土叶贵随、台中文人林痴仙、台中文人谢颂臣。以及台湾文人：丘逢甲、陈浚芝，黄颜鸿、郑鹏云，林鹤年、林尔嘉、林景仁和林景商等先后到过大陆。这些人或为官，或游览，或定居，在大陆期间均创作了不少作品；（4）那个时期两岸文学、文人的互动交流和如今的互动交流内涵有所区别。那时台湾刚刚开发，移民和原乡联系极为密切，亲戚故旧的关系、辈分清晰可数。移往台湾省并未将自己看作是台湾居民，在他们心目中，返回大陆就是回老家，如在异地生活的不好，可随时返回原乡。如丘逢甲、许南英在台湾抗日失败，无法立足，便返回原乡定居。那时台湾人和大陆人的界定并不明显，人们心目中惟有我是中国人的概念，台湾人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非常淡漠；（5）这个时期两岸文学交流互动中，大陆的许多文学大家、名家来到台湾，尤其是一些革新派失败后，在大陆无法立足，而来台湾逃难或省亲讲学者大有人在。他们中如：章太炎，在台湾任报社记者。梁启超，1911年2月28日至3月13日游台。谭嗣同，两次去台湾，第一次去台是1889年5月。康有为将其孙子康葆延交托台湾学生张汉文处避难定居，前不久才从台湾文化大学退休。林琴南也先后两次寓台。首次寓台时间为1867年，第二次寓台时间为1878年10月，曾在淡水居住三年。这些大家、名家，到台湾居住和创作，对台湾文学的发展有所推动。

台湾古典文学

台湾的古典文学，即大陆的移民文学一出现，便伴随着反对异民族入侵的历史，开始了文学的反侵略斗争，其中有与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如明朝诗人陈建勋于1604年左右便创作了反荷诗《谕退红夷诗》。明朝诗人李楷于1606年前后便创作了反日诗《征倭诗》。1662年郑成功创作了抗荷诗《复台》。在反抗诸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为激烈尖锐，中国人付出的代价最为惨重。虽然在清朝以前，日本人就不断骚扰我国领土台湾，但大规模的，持续的抗日战争是自1895年反台湾割让开始，与日本人的战争进行了50余年，直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残酷斗争中，中国人始终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即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19世纪20年代以前，是以武装斗争为主，非武装斗争为辅；19世纪20年代以后，以非武装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辅。即使在以武装斗争为主，非武装斗争为辅的日子里，抗日的勇士们也是一手持枪，一手握笔，写下了大量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涛篇。抗法名将、黑旗军统帅、台湾“民主国”大将军、著名的民族英雄刘水福文武双全。他的诗大气磅礴，表现了挥兵百万，驭将千员的统帅胸襟和与敌人誓不两立的英雄气慨。他的《别台诗》写道：

哀生无限托笙箫，泪落清霜化为潮。

饮胆枕戈期异日，磨刀励志属今朝。

生存道义何迟死，身是金刚不怕销。

再奏悲歌惊四座，满江一曲赋魂消。

虽然因为朝廷破坏和寡不敌众，抗战失败了，但刘永福写的不是哀歌，而是断帛裂锦，血溅红日，悲壮赴难，再立天地的英雄颂。诗人们也用自己的心血和真情歌颂刘永福。杨文萃诗中写道：“欲为危时撑大局”，“几回击楫泪滂沱”。林鹤年在《寄刘渊亭》诗中写道：“兵消甲洗天河夜，只手回澜力障东”。刘永福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心中永不倒的大山。

浙江人吴彭年，为支持刘水福黑旗军抗日保台，不把官职放在眼里，自愿去台充作刘的幕僚。他率700黑旗军士兵转战新竹、苗栗、彰化之间，誓与台湾共存亡。在八卦山激战中，血战数日，崩倒于战场，为保卫台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文武全才，留下不少壮美的诗篇。请看《和易实甫寓台咏怀》（一）：

九重何忍弃斯民，斗柄寅回又是春。

反侧夷情终割宋，回思遗泽岂忘郇。

乌江差渡八千旅，孤岛坚存五百身。

太息唐衢徒自负，赢将佳话说逃人。

诗的开头便向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进行质问，谴责清王朝割让台湾，但台湾的老百姓并没有忘记祖国。该诗歌颂了抗战精神，批判了逃跑主义。

台湾诗人蔡惠如，是台湾新旧文学过渡期中，台湾新文学的先驱之一。因抗日，被日本人抓进牢里，但他坚贞不屈，对祖国充满希冀和渴望之情。他在狱中作《狱中感赋》36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中原大地如春归，绿水青山待我还。”他在最黑暗的日本人监牢中眺望着祖国的春天。

孙中山“同盟会”派往台湾抗日的成员罗福星，曾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曾到新加坡、印尼、缅甸为“同盟会”工作。他到台湾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发展了数万名党员，在发起“苗栗起义”时不幸被捕，被处绞刑，年仅29岁。他在狱中写下了大量诗作，题名为《狱中诗》，刊于《台湾省通志稿·革命志·抗日篇》。现举两首：

背乡离井赴瀛山，扫穴来庭指顾间。

世界腥膻应涤尽，男儿不识大刀还。

青年尚武愤精神，卑睨东天肯让人。

三州区区原弱小，莫怕日本大和魂。

诗人在敌人的监狱中，时时面临死神的召唤，但他英雄无畏，对革命充满信心。他公开号召人们“莫怕日本大和魂”，真是钢筋铁骨，大气凛然，视死如归，在野兽面前比野兽更强悍。

在谈台湾的爱国诗篇时，不能不提及梁启超。1911年，梁启超受林献堂的邀请访台，他看到台湾的武装抗日牺牲惨重，成效甚微，便建议由以武装抗日为主，改由非武装抗日为主。在他的帮助下，台湾抗日活动很快变化。于是“台湾文化协会”等非武装抗日团体很快诞生。梁启超在台湾写了许多诗，题名曰《台湾杂诗》。他的一首长标题诗：《三月三日遗老百余辈设欢迎会于台北故城之荟芳楼、敬长句谢》一诗：

劫灰经眼尘尘改，华发侵颠日日新。

破碎山河谁抖得，艰难兄弟自相亲。

余生饮泪尝杯酒，对面唱歌哭古人。

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楼风雨记残春。

诗中表现了梁启超站在被敌人占领的国土上的痛苦和无奈，透露出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同胞的同情与挚爱。

台湾这些反抗异族入侵和占领的爱国诗篇，是先烈们用鲜血写成，用生命浇铸，辉煌灿烂，壮美无比。它既是血写的历史，也是中国的国魂。台湾的历史因它而获得延续和再生，台湾的土地因它肥沃而美丽。它既是台湾文学之骨，也是中国文学之魂。它是台湾文学大山的巍峨高峰，它是台湾文学长河中最灿烂的灯塔。患有软骨病和夜盲症者读读它，腰就会变得挺直，眼睛就会变得明亮。

台湾早期抗日文学三杰

丘逢甲（1864—1912年），字仙根，号沧海，台湾彰化县人。13岁中秀才，1899年在福建乡试中举人，同年进京考取进士，与布政使唐景崧交往甚密，既是师徒，又是朋友。丘逢甲毕生以郑成功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勉：“我生延平同甲子，坠地心妄怀愚忠。”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就预见到日本人对台湾的野心。于是便投笔从戎，用私家资产招兵买马组织团练，共有10万余人，成为捍卫台湾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1895年2月，甲午战败，唐景崧正式征调丘逢甲负责台北市的防务。丘逢甲的哥哥丘逢先、三弟丘树甲并称为“丘门三杰”，均是丘家抗日义军的领袖。1895年4月18日，《马关条约》签订当天，丘逢甲血书“拒倭守土”四个大字，联络唐景崧、刘永福共同抗战日。同日又写血书：“桑梓之地，义与存亡”，上呈清廷，他们倡议成立“民主国”，丘逢甲任各军统领和“副总统”。他们宣告：“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丘逢甲回到原籍——广东嘉应州。离台时，丘逢甲写下《别台作》诗六首。诗前小序：“将行矣，草此数章聊写积愤。妹倩张君清珍藏之。十年后，有心重若拱壁矣。海东遗民草。”其中第一首写道：“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建义旗？”这首诗表明丘逢甲不甘心失败，时时心系国土，并抱着聚积力量再与敌人一拼的愿望。在《往事》一诗中写道：“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在《送颂臣之台湾》一诗中写道：“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不光复台湾，丘逢甲死不瞑目。丘逢甲返乡后被推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资议局副议长。辛亥革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员，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等职。丘逢甲去世时年仅48岁，临终遗言：“葬须向南”，“吾不忘台湾也！”丘逢甲是我国晚清时期的重要爱国诗人。他9岁就写出《学堂即景》、《万寿菊》等诗，享有“古诗手”之誉。著有《柏庄诗草》、《岭云海日楼诗抄》。丘逢甲被誉为“丘才子”，唐景崧赠他“海上百年生此奇士，胸中万卷佐我不能。”对联一副。丘逢甲诗作最突出的内容和主题，是强烈的爱祖国、爱民族精神。一方面他对清廷的腐败无能割让台湾的卖国行径极为愤慨，心中无一日不怀复台渴望，“重完破碎山河影，与结光明世界缘。”另一方面对祖国的未来怀着希望：“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呜笳谒孝陵。”（《谒明孝陵》）。丘逢甲是新派诗人，主张诗界革命。丘逢甲在《台湾竹枝词》诗中对新派主张有突出表现：“唱罢迎神又送神，港南港北草如茵。谁家马上佳公子，不看神仙只看人。”诗中的平民化和口语化气息相当浓郁。梁启超说：“若以诗人之诗论，丘沧海其亦天下健者矣！”并称他为“诗界革命一钜子”。柳亚子论诗六绝句云：“时流竟说黄公度，英气终输沧海君。血战台彭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柳亚子认为丘逢甲诗的气势上超过黄遵宪。

洪弃生（1867—1929），彰化鹿港人，原名攀桂，又名一枝，字月樵。1895年割台之后，痛愤时局，改名，字弃生。他既是诗人，又是台湾第一位戏剧理论批评家。著有《寄鹤斋诗集》、《诗话体裁示及门》、《古文集》、《骈文集》、《诗话》、《八仙游记》、《中东战记》、《瀛海偕亡记》共百余卷。戏剧理论批评方面的著作有《阅〈钧天乐〉小柬》、《借〈长生殿〉小简》、《还〈长生殿〉传奇又借他本》、《付〈钧天乐〉与陈墨君书》、《论〈钧天乐〉与陈墨君书》等。他的《寄鹤斋诗话》是一部中国诗的总评集，上自诗经下至明清，有关诗以总述和分述的方法进行梳理、批评、论证，《诗话体裁示及门》从乐府到古诗、近体诗的总体流变及流派风格进行评述，并对重要的诗人进行论评，是一部中国诗歌发展史。他的戏剧理论，几乎对中国的一些古典名剧一一加以评判论述，从剧本结构、语言技巧、人物塑造到舞台效果皆加论评。洪弃生是台湾文学史上的大家，他的诗集有：《谑跤集》、《披日希集》、《枯烂集》等。洪弃生仇日爱国、民族意识极强。李渔叔在《三台诗传》中写道：“闻月樵于乙未割台后，不肯剪发，自比殷之顽民，日人屡招不出，旋假他事诬之，被系经年，郁郁卒。”其中愤惋之词随处可见。如《自叙》前五首有句云：“抱有殷周器，饿与沟壑填。薇蕨甘如饴，夫岂饮盗泉。”又“出门无高会，日月常西倾。诧身栖远屿，室有巨鲸鸣。”洪弃生诗中的反日爱国主题异常强烈，他忠于祖国，忠于中华民族的意志，让日本人的软硬阴谋均碰得粉碎。宁死不辱志，宁死不背叛，让敌人胆寒心惊，而又无可奈何。他的《披日希集》、《枯烂集》中的爱国诗可圈可点。他在《洋兵行》中写道：“笼鹅又牵牛，路上掠牺牲。入市索民居，占房拆门闳。”诗中将帝国主义抢劫杀掠的罪行揭露得如临眼前。他在《代友答日儒问清官日官利害》一文中对清朝官员和日本占领者进行对比写道：“清官去日官来，事之大变，民之大害也……今有台湾新破，攻城略地，尸横遍野，所杀皆路途平民，民为寒心……今乃得地经年而兵悍愈甚。占民居，掠民财，淫民妇，戮民命，辱民望，民之含忍而不敢言者多矣……。”洪弃生以他亲眼所见，亲身所历，对日本人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和控诉。洪弃生是台湾文学史上的多面手，在文学的许多领域都有不凡建树。他的《台湾游记》也独树一帜，这方面的作品如：《游珠谭记》、《游关岭记》、《游淡水记》、《纪游沪尾》、《纪游鸡笼》等，对台湾的山水风光作了很好描绘。

连雅堂（1878—1936），名横，字天纵、武公，号慕陶、剑花。台南人，早年在上海读圣约翰大学。21岁任《台湾日报》记者。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携眷抵厦门任福建《日日新报》主编，后返台湾与赵云石等共创“南社”，又加入”栎社”。民国之后，他又到大陆工作、旅游。他游历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武汉、九江、沈阳、长春、吉林等十余个城市，足迹印满祖国各地，先后在吉林报社、边声报社、清使馆工作，收集了大量文史资料带回台湾。返台后创作了《大陆游记》、《大陆诗草》。1916年完成《台湾赘谈》，1918年完成《台湾通史》，并著有《台湾诗乘》和《台湾语典》、《雅言》和《剑花室诗集》。连雅堂于1927年为“爱国保种”创办雅堂书局，推广中文图书。连雅堂既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爱国诗人，他在旧文学中是主张文学改革的，曾提出“台湾诗界革命新论”和“文学革命”，“乡土文学”等口号。在日本占领台湾，妄图割断台湾与中国脐带的情况下，连雅堂出于爱国的考虑，提出“反对同化”，抵制日本的文化占领；提出“整理乡土语言”，与日本话相对抗。建议从民间文化中吸取营养，提出“文学革命”要“注重精神，不在形式”等爱国主张。连雅堂的《台湾诗乘》是一部台湾旧文学史性质的著作。连雅堂谈到此著动机时说：“台湾三百年间，能诗之士先后蔚起，而稿多失传，由以僻处重洋，剞劂来便，采诗者复多遗失，故余不得不急为搜罗，以存文献，”该书共收200余家诗作，按年代编排，间有释议。此外，他的《台湾诗社记》和《台湾通史>的“艺文”部分，为台湾的旧文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供后学者借鉴。连雅堂的诗作《大陆诗草》，《宁南诗草》、《剑花室外集》（一）、（二），共收诗近千首。这些诗作充分表现了作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思想。诗中的国仇家恨跃然纸上，如《宁南望春》写道：“宁南春色梦中横，劫后登临气未平。春草白沙乌龟渡，绿天红雨赤嵌城。豹纹暂隐何曾变，龙性难驯一时鸣。凄绝钓游旧时地，夕阳空下兵马营。”诗中对日本人占领家乡、逼得全家迁居，弄得国土破碎，心中愤怒不平。不过豹隐一时，龙性难驯，笑得最好在最后。打败日本入侵者，诗人充满信心。《八卦山行》一诗以饱满激情，将颂歌献给抗日英雄：“万雷澎湃撼孤城，八卦山头云漠漠。霍然一骑突围来，左甄右甄相刺斫。鼻头出火耳生风，五百健儿齐踊跃。”诗人写英雄们在战场与敌人拼杀如火如萘，舍生忘死的情景壮烈无比。“城存与存亡与亡，万民空巷吞声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诗人将全部激情和豪气都献给了抗日事业。

台湾的旧诗社

台湾的诗社出现，标志着诗人的团队意识和互助意识的增强；表明以有组织形式为核心文坛的出现；也表明文坛竞争意识的萌动。台湾文坛出现诗社，可追溯到17世圮，即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台湾文学的开创者沈光文与其诗友季麒光、华衮、韩又琦、陈元图、赵龙旋、林起元、陈鸿猷、层士彦、郑廷桂、何士凤、韦渡、陈雄略和翁德昌14人，以“爱结同心，联为诗社”的主张，组成“福台闲吟”，后易名“东吟社”。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诗歌社团。沈光文在《东吟社序》中写道：“社友当前，诗篇盈筐”。表明当时诗人之间非常团结，创作相当繁荣。到了18世纪，台湾诗社开始多了起来。1847年“斯盛社”成立，发起人郑用锡，社友有7人。1878年“崇正社”在台南成立，发起人为许南英，社友有陈卜吾、王泳翔、施士洁、丘逢甲、汪春源，陈梧风等。许南英之子许地山在《窥园先生诗传》中写道：“以崇尚正义为宗旨，时时会集于竹溪寺”。1886年，“斐亭诗社”在台南成立，成员有唐景崧、施士洁、倪耘劬、杨樨香、张漪绿、熊瑞卿、施幼笙、丘逢甲、许南英、汪春源、郑鹏云、林启东、黄宗鼎、谭嗣襄、罗大右等。1886年，“竹梅吟社”在新竹县成立，发起人陈浚芝，主要成员有郑家珍、郑兆璜、李祖训等。另一些成员如：郑云鹏等同时也是“斐亭诗社”成员。1890年，“荔谱吟社”在彰化县成立，组织发起者有蔡醒甫、吴德功、黄如许等。1891年“浪吟诗社”在台南成立，发起人为许南英。1893年，“牡丹诗社”在台北成立，发起人为唐景崧，成员几乎囊括了台湾的主要诗人，有100余人，是台湾最大的诗社。他的成员遍布各地，囊括了各界人士。1893年，“海东吟社”在台北成立，为“牡丹社”派生的诗社。1898年，“栎社”于台中成立，成员有林痴仙、赖悔之，林南强3人。不久停止活动，1902年恢复活动，到1906年成员发展到20人以上。1909年，“瀛社”在台中成立，社长洪以南，1919年，“台湾文社”在台中成立，陈基六、陈沧玉、郑少舟令、庄伊若、林大智、林望洋为理事。到了20世纪初期，台湾旧诗社的联吟之风又开始盛行，旧诗社和书院相当繁盛。据统计，割台后书院数量曾达到2万余个，诗社也有200多个。当时文人的心情，消极而言，不外藉诗以寻求解脱。如林朝崧创“栎社”时所言：“吾学非世用，是为弃材；心若死灰，是为朽木。今夫栎，不材之木也，吾以为帜焉。其有乐从吾游者，志吾职。”台湾的旧诗社，始于明郑，成长于清中期，繁荣于清未，滥于20世纪初。它在文学史上有过积极的贡献，初期它在推动诗人互相交流探讨诗艺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发挥了诗人之间团队精神。到了18世纪，除了上述功能，鼓动抗击异民族入侵，发扬诗人们的爱国精神方面也不无作用。但是旧诗社到晚清，尤其日据时期，它的消积作用越来越暴露。诗社间盛行的唱和之风，形式主义之风渐渐麻木人们的斗志，有一些旧诗人被日本人所利用，为入侵者歌功颂德，走向了堕落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