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俗文学创作

台湾通俗文学创作概况

通俗文学一直在台湾当代文坛占据着重要一席。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大陆流入并畅销于台湾岛的武侠、言情小说至现今已达八十余年之久，起起伏伏却始终充溢着旺盛的生命力。

一种文学现象的设立，当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客观联系，当然，也由其自身特性所决定的。尤其通俗文学在台湾60年代那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下的商品潮的冲击中，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骤然卷入商品经济的巨浪中。文学作品的精神目的要受“市场规律”所制约，物质生活决定精神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消费的需求，一种寻求精神刺激、化解内心苦闷、填补心灵空虚、猎取奇特梦幻等等为打发时间的消遣文学的应运而生，必然带来强大的市场经济效益。如以爱情婚姻为描写题材的言情小说，因大多出自女性作家之手、凭借女性独有的文化心理与气质，着力构筑虚幻飘渺的爱的世界，用缕缕忧伤的丝线编织着缠绵悱恻的感情梦幻，不仅打动了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也让具备高学历却赋闲于家的富家太太们掩卷不舍；再如武侠小说，那高超武功、儿女情长、非常男女、呼风唤雨的义士等等人物的刻画，无疑获得了多层次、多群体读者的青睐——松弛心理，企求得到精神上刺激或情感上愉悦的公职人员；填补内心的空虚，追寻奇特而迷人的梦幻的城镇小市民；处在青春的跃动时期，倾心英雄与美人并得到生理与心理上满足的青少年。总之，通俗文学所具备的大众文化品格与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的一致性为通俗文学提供了滋长的苗床，所以它的出现与流行是大众文化的必然产物。

追究台湾的现实环境与文坛的实际情况，由于50年代，国民党当局造成的“反攻”局面，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教育与文化都笼罩在泛政治主义的氛围，这种不安定因素给一般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往往从害怕政治到希望远离政治。而在当时，充斥文坛的那些“战斗文学”，让渴求安逸、平静的民众心悸，于是那些不涉及政治，便于阅读，容易理解的消遣性作品便被文化市场所接受。6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经济的开放，台湾当局对普通民众的政治控制虽然有所松动，但政治重压的阴影依然存在。这就使得自50年代以来在民众之中滋生的逃避政治现实的心态不但持续下来，而且进一步蔓延。通俗文学以它流行的伤感、梦幻、煽情、轻松的格调很快适合了社会上的一大部分读者的口味：年轻女性面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两性关系分化而未有新道德规范的约束的无奈和茫然之中，急于寻求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存；大多知识层次较底的民众因无法从随着经济大潮涌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里获得精神给养，仍然对产生与本土的通俗文学情有独钟。这种对文学的嗜求，就是当时台湾社会所存在的逃避与满足的对抗，所谓的“琼瑶热”、“古龙武侠”就是这种对抗中的“赢家”。70年代，台湾社会面临着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保钓运动”、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台湾当局从联合国驱除等，又一次给刚趋于稳定的社会以冲撞。自然，社会动荡之不安因素使广大民众不得不从”桃花源”走到关注现实的精神世界。因而，此时的通俗文学被反映社会嬗变的作品所替代。80年代后，由于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又发生了巨大变动，从以往现实环境低谷里走出的普通民众又迈入唯美与梦幻的感情世界，市场经济的需求，加快了文学商品化的进程，通俗文学开始“梅开二度”。从台湾图书市场的出版发行量来看，通俗文学的发行销售总列畅销书榜首，如高阳历史小说的频频再版；琼瑶言情小说走红影视；古龙、温瑞安的新武侠小说迷醉了一代武侠迷；三毛情趣盎然的散文、席慕容如梦如画的诗集等，都造成了轰动效应。至今，随着台湾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两岸文化的沟通，通俗文学今后发展势头将会更加旺盛，因为“在以科学技术和信息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中，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的形式和逻辑将更深入地渗透到文艺领域之中”。台湾的通俗文学大体上可以包含这样一些作家和作品。其一，以琼瑶的爱情小说为代表。其他作家，如：玄小佛、沈明华、白慈飘、杨小云、胡台丽、姬小苔、光泰等。其二，武侠小说，以古龙为代表，还有朱羽、东方玉、温瑞安、宣、新宋礼等。其三，通俗历史小说，以高阳为代表包括南宫博、毕珍、林佩芬、朴月、杨涛等。其四，通俗散文，以三毛为代表，包括林清玄、刘墉及一些专栏小品等。上述作家作品，大体可归入这一范畴。通俗文学，以其大众化、平民化、通俗化，赢得了广泛青睐，占有了广大读者群，获得最快、最好的市场效益。因而它实在不应该受到贬抑和排斥。通俗文学不应当与粗俗和杂劣相等同。它是有品味的通俗化有格调的大众化。

综上所述，通俗文学持续不断的走红于当代文坛，一是能够以其特殊的精神与品格满足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心理；二是台湾特定的现实环境与文学背景又成为它流行的土壤。现将其创作特点归纳如下：

（1）模式化的构思，简约离奇。通俗文学之所以能广泛流行，关键一点在于抓住读者，巧妙构思。就单部作品而言，从情节构筑上来看，通俗文学着重于事件的描述，尤其讲究内容的故事性，往往抓住主要矛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不断激化矛盾过程中推进情节，并兼制造悬念，埋下伏笔，使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在人物安排上，时常使人物在偶然中巧遇，在交往时误会，侧重人物外部形象的描绘，细腻的心理刻划，使人物形象具体鲜明，可感性强。从总体上看，通俗文学模式化倾向较重。无论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还是不同作家之手的创作，大同小异不足为奇。

（2）通俗易懂，缺乏深度的内涵。鉴于广泛流行之特色，必得通俗易懂。无论是“阳春白雪”读者还是“下里巴人”读者，茶余饭后的消遣时，都需要并喜爱的阅读，就要求其内容不能崛屈艰深，令人费解，应该较浅显、较贴近日常生活。撷取生活表层现象，用不着刻意的捕捉而没有加以审美的过滤与选择，缺乏一种较深层次的理性认识与升华。这就使得作品内涵相对比较肤浅，缺乏应有的力度与深度。

（3）语言生动流畅，但缺乏锤炼。以语言为手段去吸引读者的通俗文学，自然尤为注意语言的生动性与趣味性，乃至于不根据表达需要而堆砌形容词。因而有信手写来不加推敲的痕迹，有不重视遣词造句的准确性和语言的创新与变化，也有不讲究修辞的运用与不注意语法的规范，甚至，无年龄段的语言使用，矫揉做作。前边我们已提，台湾的通俗文学以其形式大众化、情节曲折、内涵浅显、语言生动流畅而深受各层读者的喜爱，鉴于此，研评通俗文学，不能简单的把通俗文学作品统统归入“拳头加枕头”的地摊文学，排拒于文学的殿堂之外。其实，较好的通俗文学都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都能陶冶人们的美好感情，启发人们的正义感和是非感，鼓舞人们的侠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操，乃至传播历史知识和民族文化信息。都能使读者展卷得益，获得精神享受和休息。当然，通俗文学中也有一些低级庸俗之作，不仅思想内容不好，艺术技巧也十分粗劣，其对广大的读者，尤其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读者来说，无疑有害无益。

高阳的历史小说

在台湾文坛上，有一位善于创作历史演义小说且拥有相当广泛读者、常常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作家，这就是高阳。

高阳，原名许晏骈，字雁冰，另有笔名郡望等。浙江杭州人，1922年3月生，1992年5月6日去世。出身于名门的高阳，自幼喜读家中藏书，少年时，尤为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爱不释手。因战乱，大学未毕业就入国民党空军官校服务，后随军去台湾。1960年转入新闻界，曾担任《中华日报》主笔、总主笔，《中央日报》特约主笔。同时开始了小说创作生涯，写了一些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后来，高阳认为，其最大的乐趣在于研究历史，于是，从研究历史到得心应手的开拓历史题材的小说，高阳经历过多次的失败，在从失败到成功是以长篇历史小说《李娃传》的问世而稳固的奠定了自己历史小说的创作地位。他的历史小说享有“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誉，在台湾、大陆、香港及其他华语地区都拥有众多读者。香港学者李明曾高度赞许高阳的写作奇才，说他最多曾同时进行五部历史小说的创作，五种空间、五种时间、泾渭分明，各不混淆。由此可看到，一方面高阳对史料烂熟于心，另一方面，证实了高阳创作思路清晰，精力极盛。他曾总结二十余年的创作出版书籍连自己都不甚了解，约略而计，出书在60部以上，计字则日均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70年代末以前，高阳在台湾报刊上连载或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李娃传》、《风尘三侠》、《荆轲》、《少年游》、《百洲》、《大将曹彬》、《慈禧前传》、《玉座珠帘》、《清宫外史》、《母子君臣》、《胭脂井》、《瀛台落日》、《正德外传》、《红顶商人》，《胡雪岩》、《小风仙》、《汉宫春晓》、《乾隆韵事》、《小白菜》、《徐老虎与白寡妇》、《印心石》及《红楼梦断》第一部《秣陵春》等，另改写了《水浒》的《林冲夜奔》、《野猪林》、《乌龙院》、《翠屏山》。近年出版的作品有《红楼梦断》第二部《茂陵秋》、第三部《五陵游》、第四部《延陵剑》、《灯火楼台》、《刘三秀》、《八大胡同》、《清末四公子》等。另外，除写历史小说外，高阳还撰写学术著作，出版了《高阳说曹雪芹》、《高阳说红楼梦》、《高阳说诗》等。其中《高阳说诗》获得1984年台湾中山文艺奖金委员会“文艺论著奖”。

高阳历史小说题材内容主要有以下特色：其一，着重刻画历史人物，生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以《慈禧全传》展开来看，整部著作是由《慈禧前传》、《玉座珠帘》（上、下）、《清官外史》（上、下）、《母子君臣》、《胭脂井》、《瀛台落日》六卷组成。将所描绘的清朝宫廷内部发生的事件放在清末丧权辱国的空前危难时代这个大的背景中：统治者的挥金如土，民众的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老百姓的深重灾难等等。高阳在创作中探索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时代的大背景下，贯穿着一幅幅清末历史图。第三卷《清宫外史》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主战派与主降派的矛盾斗争；第四卷《母子君臣》中花钱办海军修铁路，还是修建三海和清漪园的纷争，以及挥霍筹建海军学堂的巨款，乃至于国家丧失海防能力；第五卷的《胭脂井》里的变法维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第六卷《瀛台落日》里的袁世凯阴谋篡权、割据中国东北领土、签订不平等的《中日新约》、慈禧太后去世，标志着中国清王朝这个苦难时代的结束。在这个大背景下，高阳重笔刻画了统治中国40多年的慈禧太后的形象，在展示人物性格发展的过程中，颇具深度与广度地描绘了从“辛酉政变”至“辛丑条约”后的清朝宫廷政治内幕。第一卷《慈禧前传》中的尔虞我诈、削除异己；第二卷《玉座珠帘》里的“辛酉政变”后清宫廷内部新的分化斗争——既有肃顺等“顾命大臣”与慈禧的矛盾、慈禧与恭亲王的矛盾，又有慈禧与慈安的矛盾，还有慈禧与皇帝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不同线相互交缠、撕碎，重新编织起统治者千丝万缕的权力关系网。如此繁复错综的权势争斗，将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本质活生生地呈现给读者——如此“大清统治者”，国何将不亡？《慈禧全传》获得了认识清代社会的价值，有利于读者在作品所展示的清朝社会生活中，从宏观的角度对近代中国衰落的诸因素作深入的思考。

其二，以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民间传说和野史为创作素材，加以想象铺张，描绘更为动人的故事。民间流传已广的《小白菜》、《汉宫春晓》、《红叶之恋》、《小风仙》、《胡雪岩》、《印心石》等故事，原版情节简单，经过高阳的艺术创造，成为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的历史小说。如民间曾流传极广的“昭君出塞”的传说素材，被高阳扩展开来写就了一部歌颂深明大义的宫女王昭君不愿阿谀行贿，“舍身为民，慷慨出塞”，揭露宫廷内部层层索贿、处处陷阱，太后霸道、皇帝好色、群臣勾心斗角，画工的贪婪的长篇历史小说。为了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还虚构了一些可读性较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的情节，内容丰富，主题突出，人物鲜明，既沿用民间传说的梗概和模型，又不拘泥于原本，为再创造拓开了道路，从而赢得了读者的普遍喜爱。

其三，从历史文学名著和古典诗词作品中寻取创作题材。如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高阳通过它提供的有关素材和史料，创作出长篇历史小说《红楼梦断》。它们从历史的角度表现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感情生活和曹、李两家盛衰的过程。又如，高阳根据北宋著名诗人周邦彦留下许多不朽的诗词中所展现的历史背景和情感脉络，入微地体验诗人的思想和性格，而后在这基础上想象出周邦彦的言行以及与他有关的一系列情节，创作出长篇历史小说《少年游》，通过诗人周邦彦这个感人形象的塑造，再现了北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景观。

其四，从记忆中挖掘历史素材。如以商人与官场结合密切的小说《胡雪岩》，其素材就是取自于高阳童年时耳闻于熟的同乡胡雪岩的事迹。这本小说后来成为外国商人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研究“珍本”，可见，高阳的“记忆”成为一代商贾的研究对象。

总之，高阳历史小说的题材非常广泛，各个历史年代，尤其是清代社会的画卷在他笔下有大量的反映。各种重要历史人物，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社会上名流，都在作品中被勾勒得活龙活现，这除了高阳具有渊博扎实的历史知识外，还得力于他独到的文学功底。他的历史小说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融合。历史小说的创作既要求作家尊重基本的历史真实，又要根据小说的审美需要进行合理的虚构。因此，高阳在创作中努力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例如在《慈禧全传》、《乾隆韵事》、《大将曹彬》、《荆轲》、《汉宫春晓》等许多历史小说中，他注重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的客观描绘，又按照小说的创作特点对其中某些人物和次要事件作艺术的加工创造，使之兼有历史之实与小说之虚，让小说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社会的镜子，满足人们对艺术的审美追求。

第二，赋予历史人物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高阳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鲜明的历史印记。如在塑造《少年游》中的主人公周邦彦时，把北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点与人物的生平交织一起，具有较强氛围的北宋时代感。又如在描写《汉宫春晓》中的王昭君的言行举止时，巧妙地将其放在所营造的特定的汉代社会氛围中，尽显其坎坷的命运，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第三，重绘历史画卷的细节。细节的真实与否，关系到作品的成败。高阳在描写细节时采用了两种手法，一是捕捉典型镜头，从中窥视时代的本质。如光绪为防偷听，心神不宁、六君子刑场遇害等描写，将日趋没落的清王朝尽显无疑。二是透过生活细节展现特定社会景观。如清朝的文物典章、君臣议政的礼仪、皇子典学的制度、太医诊咏的规矩、宫廷设施的布置等，读后有亲临其境之感。另外，紫禁城内外的种种世态风俗，也通过市井布衣的生活细节得到生动反映。总之，大量富含历史特点和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在高阳历史小说中频繁出现，使作品展示的历史画卷充实而不空泛，形象而不枯燥。

古龙与新武侠小说

古龙是台湾文坛极负盛名的武侠小说家。在台湾的通俗文学中，武侠小说是仅次于言情文学的一大类目。早在三四十年代，占据中国武侠文坛的“北派五大家”（即还珠楼主、白羽、郑澄因、王度庐、朱贞木）的部分作品在台湾已颇为流行，这些作家的作品大多继承中国传统武侠创作的写作技法，被称之为旧派武侠小说。50年代至今，台湾当代文坛相继涌出一批武侠小说作家，虽然有些作家仍沿袭旧派武侠小说的创作套路，但更多的是力求摆脱“旧派”的若干束缚，在审美意识与文学观念上都作了某些“改弦更张”的尝试，作品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和文体等方面也都不同程度呈现出新的文学风貌，因此被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龙的创作。

古龙本名熊耀华，1936年生于香港，1985年9月去世。祖籍江西赣州。从小因身世飘零，性格孤僻，几度陷人生活困境。从淡江大学文理学院外文系毕业后，就以写小说为生，过着隐居生活。由当初写文艺小说改为写武侠小说后，便一发不可收，在其后的25年间，写了80多部小说，约2000万字，被改编成200多部武侠影视。主要作品有：《孤星传》、《楚留香》、《火匡并萧十一郎》、《流星·蝴蝶·剑》、《陆小凤》、《武林外史》、《绝代双骄）、《圆里弯刀》、《多情剑客无情剑》、《天涯·明月·刀》等。古龙的知名度随着其小说数量的递增和销售之广，超过了众多武侠小说名家。

古龙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划分为：束缚于传统武侠小说的“闯荡期”；打破传统，赋予新意的“探索期”；风格独特，意境深远的“创新期”三个阶段：显而易见，古龙中后期小说的创造，明显地把握住武侠小说的创作思路，力图开拓全新的主题。作为新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古龙最大的创新就是将强烈的现代意识融入到创作之中。其一，将现代人、情、事融入历史事件的背景中，以感情冲突制造情节高潮和动作。作品中呈现新的伦理准则、道德观念、心理特征。乃至某种偏嗜或忌讳，尤其对于男女爱情的描写，更带有时尚的现代做派。古龙笔下的女性不仅突破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大防，不少人还抛弃从一而终的传统条规，建立了新的贞操观。例如《绝代双骄》中，胡药师与白夫人、又与铁萍姑的三角爱情纠葛，最后以胡药师与铁萍姑的患难爱情的归宿作为终结。另外，古龙对爱情的描写有时还向两极延展，比如，黑蜘蛛对慕容九无条件的爱、沈壁君个性的觉醒，挣脱了传统礼教的樊笼等等。其二，在聚集着古代武林侠士的环境中制造大量的现代侦探推理情节。他笔下的武林高手，不仅多谋善断，而且具有洞察幽微的分析推理能力。如足智多谋的楚留香（《楚留香》）从鉴定海上浮尸入手推理出潜伏在武林的阴谋；精明有致的江小鱼（《绝代双娇》）在对慕容姐妹闺房摆设的精密观察后作出判断，以讹诈讹地让奸诈阴险的江玉郎上当受骗；细心敏捷的沈浪（《武林外史》）从微小的破绽中发现王麟花棺材店的秘密。这类有现代科学数据的分析推理，不仅使作品情节跌宕起伏，而且使之呈现出鲜明的现代品格。其三，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孤绝、深沉感投注到作品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去。例如孤独寂寞的萧十一郎（《萧十一郎》）存在主义的影子始终伴随着他，虚伪的围困，过多的伤害，使他觉得这世上没有值得信任的人，终日郁郁寡欢。当然，古龙笔下的萧十一郎与现代存在主义作家塑造的多数人物毕竟不同，在他那似乎冷酷的外表之下，还深藏着一颗炽热的心。萧十一郎的外冷内热的品性正说明其仍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

固然，在古龙小说中具有鲜明的现代品格，但传统的武侠风格仍然存在。描写武功技击的招式和扶弱济危的豪侠精神不乏在他作品中流露。因而，在表现形式上，还保留着中国古典小说的许多特点。首先，按时空顺序结构篇章，强调情节的故事性，追求篇章完整。其次，注意人物外部形象描写。如对萧十一郎等豪侠赋予“野兽般的活力”、“野性的吸引力”的外表，赋予南宫燕、慕容姐妹的花容月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三，短小精悍的语言，洒脱多变，文言词汇的跳跃使用，更能增强小说的时代感。

总之，武侠小说是一种广吸博收、兼容混杂的特殊文体，具备大量文化资料拼凑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古龙与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均有的这种“文化价值”，不同的是，金庸小说中侧重于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描绘与诠释，而古龙则偏重于对现代社会文化现象的鉴照与折射。

三毛的游记散文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有一位以其作品充满异国风情，文笔清丽浪漫，卓而不凡的台湾女作家，她就是三毛。三毛，原名陈平，1943年2月21日出生于四川重庆的一个律师家庭，祖籍浙江宁波。三毛虽然出生于战乱时代，但充满书香与温情的家带给她不可拟代的关爱。童年、少年时期的三毛，性格敏感、内向且又孤独，酷爱文学，广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因喜爱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便取三毛作为自己的笔名。19岁时，三毛的处女作《惑》登在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上，以后，创作的“诱惑”改变了三毛的一生。在陈若曦的建议下，三毛走入台湾文化学院读书。大学毕业后，三毛转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进修文学，后入德国歌德学院学德语。之后，又飞往美国，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主修陶瓷。这期间，为求学，三毛拼命苦读，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为读书，以每日16小时的苦读，三个月成为班里的最优生，九个月后就取得德文教师资格；为看世界，三毛除了想方设法赚取生活费用，还以业余作导游、商店模特儿、图书管理员等挣钱旅游。在飘泊为读书的人生流浪阶段，三毛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从形形色色人生百世相的体验中，认识了生活，拥有了自己的天空。西班牙的留学，给三毛带来了一生不曾忘怀的爱。如果说与西班牙青年荷西的恋爱、结婚让她找到了生活的暂时归宿，那么，多年的飘落他乡，也让她萌发出对平沙万里的撒哈拉大沙漠的厚爱。她一脚插入了撒哈拉，在那里度过了她一生中既平凡又辉煌的“大漠侠女”的时期。再往后，爱夫荷西的意外死亡，让三毛痛不欲生、悲魂不定，她一次一次的穿行于五大洲之间，依然一个万水千山都踏遍的天涯游子。因而三毛自称是一个“走世界的人”，无尽的远方乡愁牵引着她飘泊在路上。三毛认为，快乐最深的时光是从读书与旅行中来。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同时，一篇篇文情并茂、生气盎然的文章从三毛笔端展开，显示了一个风尘仆仆走世界的奇女子形象。

三毛一生走过59个国家，可谓人间阅历丰富。不能不说，旅行为她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内容的同时，也给她的生命带来了新的冲击。青少年时的自闭症，在历经过大喜大悲后，终于在三毛感到失重的疲倦时发作了。1991年1月4日凌晨，三毛以勇敢潇洒的生之意志和告别红尘的死之归宿而自杀身亡，留给世人无解的谜底。

三毛的创作，从《惑》的起步，到电影文学剧本《滚滚红尘》的创作终结，三毛笔耕整整31年，共出书23种，作品被译成15国文字，获得西班牙塞万提斯奖。三毛的作品在台湾长久保持着畅销不衰的势头，《撒哈拉的故事》至今再版近40版，《倾城》被列为85年台湾十大畅销书榜首。不仅在台湾风靡，而且在大陆、东南亚一带形成了三毛作品冲击波，有上千万痴迷三毛的读者。

三毛创作以散文为主，主要代表作有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万水干山走遍》、《送你一匹马》、《倾城》和《我的宝贝》等，另有译作两部：《娃娃看天下》、《兰屿之歌》（与荷西合译）。

三毛是以她富于异国情调的散文作品步人台湾文坛的。她的散文向人们展示了神奇的异国风光和人情习俗，由衷地赞美瑰丽、浩瀚的大自然，文中涌动着蓬勃生机，表现了对生命的热爱。下面我们从三毛游记散文中寻觅其主要特点：首先，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从西方社会的人生世相中突现东方民族的人格精神。以流浪的东方人的眼睛看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道德风尚、做人的准则势必发生碰撞，民族的自尊心与东方的人格精神都将受到新的考验。三毛心中的理想世界被旅途中转机受阻被投入监牢的遭遇（《赴欧旅途见闻》），西方学校欺善怕恶的怪事（《西风不识相》），西方老板对公司职员的压迫与掠夺（《五月花》）等等所击溃，虽然失落，但也由创世界创出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

其次，描绘了异国他乡的民情、景观，活泼风趣。三毛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时代女性，她那豪放不羁的气质，勇于探奇历险的精神，赋予她的散文一种洒脱、浪漫的情调和绚丽斑斓的色彩。她的异国记行之作，具有宽泛的主题内容，个性十足。一则，她善于从社会底层、民间百姓中发现当地独有的世态人情，感受不同民族的生存境遇和文化背景，如墨西哥的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的一瞥（《街头巷尾》），令人心仪的拉哥美拉岛奇妙的口哨语言（《逍遥七岛游》），还有与印地安人的朝夕相处、马德拉岛居民的反朴归真的情趣共鸣等等，都给读者提供了新鲜、独特的人生经验。二则以“文化人”的眼光来审视异族文化，慧眼独具，旅途中到处具有独特意义的文化现象。如宗教图腾造就的小自杀神（《街头巷尾》），玛雅文化的结晶（《青鸟不到的地方》），印地安情节的触动（《银湖之滨》）等等，与异质文化产生某种心灵感应，正显示三毛作品中那宽广的文化胸怀。三则，三毛异国记行之作特别注重以美与丑、文明与愚昧、善与恶角度来把握异族风情和人物。如描述印地安人的敬业重诺的人格精神的《夜戏》，反映贫穷讨钱的苦孩子的《一个不按理出牌的地方》等散文中，可看到三毛作品提供给读者的是散闪烁着作者个性色彩的人生之旅。

其三，对自身婚姻风貌的真实展示，构成爱情的生命体验。三毛现实婚姻的足迹在《撒哈拉的故事》、《温柔的夜》、《哭泣的骆驼》、《稻草人手记》等集子里展露无疑。结婚与成家是三毛爱情篇章中的神来之笔。没有玫瑰、没有婚纱，虽在极贫乏环境中，却感到精神的富有，爱情的甘甜；做了充满“田园风味”、徒步走来结婚的新娘（《结婚记》），令人耳目一新；以爱心营造爱巢的《白手起家》打动了无数位读者；读出夫妻感情深度的《警告逃妻》，既幽默又情谊绵绵；而用梦幻来延续那个破碎了的现实世界的《不死鸟》、《梦里梦外》等等一篇篇的心灵述说，更达到了一种情感的极致，使爱的心灵走向了净化与永恒。

三毛无拘无束的人生追求影响于她的创作面貌，由此构成了反朴归真的艺术风格。主要有：一是自然美构成作品独特的生命姿态。三毛重笔之下大书特书杨枝编的小菜篮、几间农舍、几畦菜园，在《马德拉游记》中郑重宣称：“这个地方，天人早已不分，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三毛这种渴望回归家园，向往全然释放的生活，亦是现代人精神流向的反映。二是以自然本色的文字作生活的见证。三毛的风光小记，洋溢着自然本色的风格。朴素纯净，无一人工着色，却又赏心悦目；三毛的人物素描，寥寥几笔，平平淡淡，却栩栩如生，在不动声色中征服读者。三是语言幽默诙谐、趣味横生，无论是描写故事情节抑或是活跃在人物对话中，总能让人忍俊不禁，回味无穷。

集言情小说大成的琼瑶

开辟台湾文坛言情小说先河的作家当数琼瑶了。琼瑶，本名陈吉吉，祖籍湖南衡阳。1938年出生，1949年随家人到台湾，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琼瑶，由于家里姊妹多，兼之父母重男轻女，童年和少年时缺乏家庭温暖，渴望获得感情的爱抚，因而，在其高中时，发生了一场虽无结局但促使她走上文坛，改变一生的“师生恋”。就是这段经历，“重新创造”了琼瑶，1963年创作出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成名作《窗外》。这部小说文字优美、情节动人，深得皇冠出版社社长平鑫涛赏识。此后，她便与皇冠签定合同，从事专业写作。先后出版了《窗外》、《几度夕阳红》、《幸运草》、《烟雨朦朦》、《月满西楼》、《庭院深深》、《彩云飞》、《在水一方》、《我是一片云》、《六个梦》、《月朦胧鸟朦胧》、《还珠格格》等40多部中长篇小说，可谓是台湾的高产作家之一了。她的作品在大陆、台湾、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都拥有众多的读者，并被改编成多部影视剧。

通观琼瑶的作品，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贯穿在她的整个创作之中。琼瑶笔下的爱情，绝非一味花前月下无病呻吟般的滥爱，而是能从其深沉的思想内涵中呈现出缕缕柔媚的情感。下面，单就琼瑶作品的爱的主题来看其主要特色：

第一，以美的情感追求爱的真谛，构筑理想的爱情。琼瑶笔下那些美如梦幻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大众情感的追求，其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给予读者精神上的满足与情感上的愉悦，因而是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对此，琼瑶坦言：“现实生活中某些脏、乱、狡诈、恶毒……，经常令我无法忍受，我相信有很多人的情形和我相同，我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唯美派，只不过我将自己对‘美’的看法和感受表达在我的作品中。”的确，小说中往往通过褒扬生活中真情流畅的爱、忠贞不渝的爱、有道德教养的爱来诠释男女之间情感。如《几度夕阳红》里的李梦竹，在台北邂逅18年前的恋人何慕天，虽然怨结冰消，又曾爱的如此深，但珍惜现实的家庭，并未因何慕天的出现而猥渎对其丈夫的感情。同样江雁容（《窗外》）纯真的爱、殷采琴与乔书培的青梅竹马（《彩霞满天》）等等，这种不带任何世俗色彩和附加条件的爱情是纯朴、真挚和强烈的。当然，这些人物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也会成为悲剧的结局，但大多是由于情感纠葛造成，并非外部客观因素造成。由此而言，琼瑶正是以这种美的理念去讲述一个个近乎于完美的爱情故事，去刻写一个个真诚可爱的人物，去营造一个个如歌如梦的意境。

第二，以多元化的人物关系营造曲折蜿蜒、生动离奇的情节模式。琼瑶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关键在于她调动了人们的情感，将一方天地中的几个人物间发生的故事讲述得扑朔迷离，娓娓动听并由此展示出形态迥异的爱情景观。让读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幻理想得以履行。建构此种情节模式，既吸取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特色，又借用外国文学悬念设置之手法，造成环环相扣、跌宕有致，使小说具有传奇色彩。如《庭院深深》、《雁儿在林梢》中，都讲述了一个复仇故事，方丝萦和陶丹枫为了一个“痴情”而起意报复，含烟缘起生活给予她的情感重创，丹枫则由于姐姐之死的误会，但是，一旦爱平复了旧日的伤痕，误会的谜底得到破解，使得充当戏剧化替身人物的主人公自己命运也发生了的强大戏剧性变化，爱与恨的情感徒然逆转。

第三，以细腻的笔触探向初恋中的少男少女，着力刻画其内心世界，揭示心灵的奥秘。琼瑶特别善于把握两性关系中心理的细微变化，从多角度、多侧面将兴奋、迷惘、神秘、彷徨的初恋心情一一拨开，如《一颗红豆》中热情活泼的少女夏初蕾被梁家兄弟同时喜欢，但初蕾却分不清友谊与爱情，在与潇洒、任性的弟弟谈恋爱时，就像一条鲸鱼在沙漠里游泳，得不到感情的海洋。初蕾忽略了对自己一往情深的哥哥，直到哥哥为救初蕾致残时才顿然觉悟，小说把初蕾痛心疾首自己的迟钝与迷失的悔恨描绘的淋漓尽致。细细读来，回味无穷。

琼瑶的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无不飘逸着浸透于作者身心的中国古典审美情趣的气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将传统诗歌创造意境的手法融人小说中。琼瑶动用自己良好的古代文学功底，引入古诗辞赋构成意境来衬托两性之间的关系，及其离愁别绪的情愫，或设为标题，如作书名的《一帘幽梦》、《几度夕阳红》、《聚散两依依》等，寓意深长，韵味十足。

其次，语言优美生动，轻松流畅，一读到底。这固然与琼瑶营造的吸引力极强的故事情节分不开，但也由此看到琼瑶熟练规范的文学语言的娴熟应用的结果。

然而，琼瑶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不足之处，如题材的狭窄、模式化；有的作品情节悖离常理，可信度较弱。作为言情小说，此不足，亦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