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的开创

台湾文学诞生的历史社会背景

台湾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是在宋朝，属福建省晋江县管辖。赵汝适著《诸蕃志》一书中有：“泉有海岛曰澎湖，隶属晋江县。”赵汝适系宋朝宗室，曾任宋朝“提举泉州市舶使”，相当于海关关长之职。元朝顺帝时设立巡检司，隶属泉州。明朝人陈第，于1603年与明军将领都司沈有容同赴台湾，先击破倭寇，后又击退荷兰殖民者。赶走入侵者之后，他在台湾广泛考察，返回大陆后，著述了《东番记》一书。对台湾的民情、物产、商贸情况作了细致描述。关于沈有容击退荷兰入侵者的战绩，至今澎湖的马公镇仍矗立着纪念碑，上刻：“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碑”。明朝万历年间诗人陈建勋有《谕退红毛夷诗》歌颂此事。诗曰：“艨艟百丈势如山，矫汛扬帆泊海湾。黑齿红毛惊异类，轻裘缕带破愁颜。一尊立解他年衅，寸吞能教即日还。犹恋将军真感泣，无劳飞雁落弓弯。”

关于“台湾”之名的来历，大约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早称“夷州”、“流求”，明朝时称“东番”。台南有个小地方叫“大员”、“大湾”，用闽南语去读，语音正好是普通话中的“台湾”之音，这就是“台湾”的来历。郑成功消灭荷兰人之后，改热兰遮堡为安平镇，这里就变成了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于是以部分指代全体，“台湾”就成了整个“台湾”岛的称谓了。明朝末年正式起用“台湾”之名。《明史·鸡笼传》写道：“祟祯八年，给事中何楷陈靖海之策云：‘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其窟维何？台湾是也。台湾在澎湖岛外，距漳、泉止两日夜程，地广而腴……其他，北自鸡笼（基隆），南至浪峤（恒春），可一千余里；东自多罗满，西至王城，可九百余里。水送顺风，自鸡笼、淡水至福州港口，五更可达，”这是官方文书正式叙述台湾的疆域图划。明朝末年，大陆发生大旱灾，许多地方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福建粮荒十分严重，巡抚熊文灿为减轻灾害压力，决定迁移数万人去台湾。明朝天启元年（1621）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去台湾投靠颜思齐。五年后颜思齐病亡，郑芝龙被推为首领。他将台湾建成自己的根据地，设立佐谋、督造、主饷、监守、先锋等官职，对当地军民实行有组织的管理。在海峡两岸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趁福建饥荒之年，大力扩展队伍，于是“求食者，争往投之”。他采取“劫富济贫”，来才不拒，去者不追的政策，很快扩展到三万余人的队伍。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归顺明朝，授海上游击，实际上归而不顺，自行其是。在官方的支持下，郑芝龙组织数万移民到台湾进行开发垦植，使台湾人口大增。

明朝末年，台湾处于大批大陆移民开发垦植的初级阶段，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加之明朝政府腐败无能，农民起义不断，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没有能力去保卫和管理台湾。于是，日本、荷兰、西班牙几股殖民势力垂涎台湾的鹿皮等贸易，不断对台湾进行侵扰。台湾原住民和大陆新移民对几股外国势力进行了反复地坚决抗击，但弱不敌强，致使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台湾获得短时期盘据。荷兰人从1624年至1661年，对台湾统治37年。西班牙人从1626年至1642年，对台湾统治16年。不管是荷兰，还是西班牙，他们的势力均未能控制台湾全境，只是海盗分赃式地同时各控制一些商贸较为发达的城市和村镇。

朝廷虽然腐败无能，对外国势力的入侵掠夺自顾不暇，视而不见，但是爱国的民族英雄却不能容忍殖民主义对国土的任意掠夺。从1646年起，台湾就不断传出郑成功要攻打台湾的消息，荷兰殖民者闻讯惶惶不可终日。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率2.5万大军乘坐400余艘舰船，从金门岛的料罗湾出发，直取澎湖，22日占领澎湖，人不解甲，兵不歇刃，29日直指台湾。30日黎明通过鹿耳门进入大员湾，势如破竹直逼赤嵌城。郑成功5月1日命令荷兰长官揆一投降。在兵临城下，水断粮绝的困境中，荷兰殖民主义者于5月4日签署了投降书。台湾宣告光复。郑成功光复台湾之后，将热兰遮堡改名为安平镇，将赤嵌地方（今台南市）改名为东都明京。在台湾设立一府两县，设立南路安抚司。北路安抚司和澎湖安抚司，规划基层社区组织，基层设里。将明朝的规章典籍、行政区划制度运用于台湾。

郑成功特别重视文教事业，将一大批反清复明的文人学士延揽重用。郑成功的参军陈永华是个饱学之士，在文教建设上起了重要作用。他建议设孔庙，建立各级学校，起用科举取仕制度。于是，一套自上而下的较为完整的文化教育体制便创立起来，中华文化很快复盖全岛。经济上组织军人拓荒屯垦，对外开展贸易，郑氏政权很快将台湾理得井井有条。文学方面，以沈光文为代表的一批大陆来的文人，积极投入创作，使台湾由无文人到有文人，由无文学到有文学，开启了台湾文学的发展里程。郑成功实现了他的“开国立家”，建立“万世不拔基业”之目的。

大陆的移民文学

1661年，郑成功刚刚光复台湾，便开始狠抓文化教育事业。一批在大陆就较为显赫的明朝遗老，因对清朝不满便跟随郑成功去了台湾。比如：王忠孝、辜朝荐、沈佺期、沈光明、卢若腾、徐孚远、李正青、许吉火景、王愧两、陈永华、朱术桂、纪石青、陈梦林、高拱乾、阮蔡之、孙元衡、蓝鼎元、张湄、朱仕王介、六居鲁、范咸、钱琦、杨廷理、杨桂森、周凯等。这些人中，有的在大陆时期就是诗坛名家。这些文人与先期去台的沈光文等，便成了台湾文坛的拓荒者和开山人。作为台湾文学的奠基者，他们有三大有利条件：（1）他们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相同，共同期望将台湾建成一个反清复明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基地，以便有一天能从满清手里夺回“祖先创造的基业”。他们是一批过河卒子，除了前进没有退路。因而那种创业复基的心气很高，人人有一股作为的冲劲，他们的这种士气虽然不一定适应历史潮流，但却对开创台湾文学的基业十分有用；（2）郑成功的事业刚刚开始，郑氏政权刚刚建立，极需大批的文人辅佐，因而求贤若渴，礼遇和善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使这批文人有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3）在此以前，台湾没有文人、没有文学，是一张白纸，正期待着文人们来经营和拓荒，这就为他们准备了很好地用武之地。台湾文学开创初期，体裁上只限于古诗和纪实文学两种，基本上沿袭大陆时期的创作。这里例举几位文人的创作情况，便可一叶知秋，窥见全貌。

徐孚远（1599~1665）江苏华亭人。1642年明朝举人，明亡后曾举兵抗清，1661年随郑成功去台湾。郑成功去世后他定居于彰化县，一面招徒授诗，传播祖国文化，一面从事农耕和文学创作。他著有《钓黄堂诗集》20卷，收诗2700多首，其中《台湾诗抄》是他在台湾创作的诗篇。他的诗除写移民的心态和情感际遇外，还描写郑成功复台和思念家乡故土等题材，表现对祖国的忠贞之情。连雅堂在《台湾诗乘》中曾对他的诗评价道：“暗公之诗大都眷怀君国，独抱忠诚，虽在流离颠沛之时，仍寓温柔敦厚之意。人格之高，诗品之正，足立典型，固非藻绘之士所比也。余读《钓黄堂诗集》，既录其诗，复采其关系郑氏军事者而载之，亦可以为诗史也。”

高拱乾，陕西榆林人，公元1692年任分巡台厦兵备道，兼理学政，后升浙江按察使，他在台湾任职四年，编纂《台湾府志》10卷，称“高志”。他在台期间创作的作品有：《东宁杂咏》、《台湾八景》和《澄台记》、《台湾赋》等。高拱乾的诗，是对台湾生活的描绘，有描写台湾风光和自然环境的，有表现郑成功驱荷复台战斗的，也有对日本入侵者睥睨的。诗人在描写台湾战略地位重要时写道：“天险悠悠海上山，东南半壁倚台湾”（《东宁杂咏》一）。描写郑成功驱荷复台战斗时写道：“晓来吹角彻苍茫，鹿儿门边几战场”（《东宁杂咏》二）。在诗人笔下，台湾的自然风光也是豪迈壮美的：“海门雄鹿耳，春色共潮来”（《鹿耳春潮》）。此诗的深意在于表面写自然，深层歌颂郑成功。鹿耳门位于南海上，十分险要，郑成功驱荷复台从这里攻入台南。春潮既是春天的海潮，也是郑成功给台湾带来的春汛。《续修台湾县志》中写道：“岛上谈诗，名宦则以高观察孙司马为贵。”

卢若腾（1598—1664年）金门县人，明崇祯十三年进士。连雅堂在《台湾通史·诸老列传》中写道：“洁己爱民，兴利除弊，势豪屏迹，莫敢呈。荡平剧寇胡乘龙等，闾里晏然，浙人祠祀之。”公元1664年，他与沈佺期等人同舟来台，船到澎湖，卢若腾突然生病，遂留居太武山下，不久病逝。享年66岁。他自题墓碑：“有明自许先生卢公之墓。”1959年金门发掘鲁王冢，从中发现卢若腾的著作有：《留庵文集》、《留庵诗集》、《制义》、《岛噫诗》等。他在明朝遗老中，是郑成功最为敬仰的文人之一。卢若腾擅长写长诗，他的《金陵城》是歌颂郑成功的。他的《东都行》等诗，是描写郑成功驱荷复台和中国艰苦卓绝开发台湾的诗篇。他的《老乞翁》、《柑蔗谣》、《蕃薯谣》、《哀渔父》、《田妇泣》、《抱儿行》等都是描写台湾人民生活疾苦的，为民喊冤，为民请命的诗作。他是最能体贴下层百姓的知识分子。他的诗题材广阔，挖掘深刻，成为现实主义写实作品的代表之作。

孙元衡，安徽桐城人。曾任四川知州，1705年调去台湾任海防同知，1708年任东昌府知州。他在台湾任期三年，著有诗集《赤嵌集》，收诗360首。《台湾省通志稿》评价他的诗时写道：“《赤嵌集》内之《飓风歌》、《海吼》、《日入行》等诗作，健笔凌空，蜚声海上，为我台湾生色不少。”孙元衡的诗如惊涛拍岸，似台风过境，大气凌云，横空出世。如他描写台湾玉山气势的《玉山歌》中的句子：“须臾云起碧纱笼，依旧虚无缥缈中。山下蚂蟥如蚁丛，蝮蛇如斗提如风；婆娑大树老飞虫，钻肌吮血断人踪，自古未有登其峰。于戏！虽欲从之将焉从？”孙元衡的诗颇有李白诗的遗风。孙元衡极擅描绘山川大海的浑宏壮丽与捕渔农耕之苦寒和清贫。有人评价他的诗“可与韩、苏两公较短挈长。”

张湄，字鹭州，浙江钱塘江人。公元1733年进士，1741（乾隆六年）任巡台御史兼学政。在台湾任职期间著有《瀛儒百咏》，即绝句百首等诗作。这些诗是张湄在台湾所见所感，亲身体验之作。作品的题材较广，涉猎自然、农耕、物产、气候等。张湄的诗朴实自然，鲜活生动，相比较少书卷气。如他写柑桔：“枝头俨若挂繁星，此地何堪比洞庭；除是土番寻得到，满筐携出小金铃。”

郑成功驱荷复台前后，跟随郑成功去台，或独自去台的文人很多。这里我们仅简述数位诗人的创作概况，让人们一叶知秋地了解到台湾文学萌生初期的状况。从上述情况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1）郑成功驱荷复台之前，台湾没有文人，没有文学。郑成功光复台湾，为台湾文学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台湾文学的诞生有了良好的土壤、水份、气候和阳光。即为台湾文学的孕育和萌发准备了母腹；（2）郑成功驱荷复台，将大批文人从大陆带到了台湾，并将明朝的教育、文化、管理体制等体现中华文化的事物运用于台湾。不仅为台湾文学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文化氛围，而且为台湾文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使台湾文学的萌芽、扎根、开花、结果、成长成了必然；（3）上述大批文人，去台湾之前就是成熟的诗人、散文家，有着十分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积累。他们将那些创作经验和艺术积累带到了台湾，养护了台湾文学。所以使台湾文学一起步便是一种成熟的文学，它无需经历文学幼年的初生态；（4）台湾是个移民岛，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大陆移民。移民社会文化的特点，就是原样的从原乡移植过来。尤其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移民，由于移民不断，新老移民和原乡联系紧密，原乡的文化、文学源源不断输入，不断交流，其性质上永远是母体文化文学的一部分。所以台湾文学完全由移民文学而来，并由移民文学不断补充和输入，伴随其成长，它永远保存着原乡文学的基本性质和特色。

台湾文学的开山人沈光文

沈光文，字文开，号斯庵，浙江鄞县人（今宁波），明朝故相文恭之后。少受家学，明经贡太学。明亡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沈光文投靠南明，与史可法一起抗清。不久福王被灭，他隐居普陀山为僧。1647年（顺治四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改年号永历，沈光文复明心切前住投效，被授予太仆寺卿。其时，郑成功据守粤、闽两省，沈光文奉鲁王监国入闽参与郑成功的琅江之战役，受到郑成功的礼遇。不久，清兵攻克福建省，降清的福建总督李率泰派人持亲笔信和银子，邀沈光文共事。沈光文当场将其信撕得粉碎，将银子退回，表明其反清复明的坚定立场。沈光文在福建失去依托之后，于1652年从金门搭船去泉州，打算返回故乡，不料船至海口围头洋遇台风，被漂流到了台湾宜兰县，后定居台南。1661年郑成功光复台湾，知其健在，大喜。以礼相待，并赐以宅田。沈光文遇到老友，又受到优待，创作激情高涨，写了一些歌颂郑成功驱荷复台的诗。可惜郑成功于光复台湾的第二年便病故，其子郑经即位后，沈光文因批评郑经，险遭杀身之祸。于是便隐居于目加溜湾，罗汉门，大冈山等高山族同胞聚居地，教书，创作，过着清苦的生活，直到1683年郑氏政权灭亡，沈光文才又活跃于文坛。沈光文在台湾生活了36年，于1688年病卒台湾，享年77岁。

沈光文之所以能成为台湾文学的开山人，被称为“海东文献初祖”，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他是最早移居台湾的大陆文人，台湾文学的白纸理应由他第一个写上诗文；他是个中华文化的饱学之士，带着中华文化的种子去台湾，又是最早的文学拓荒者，台湾文学的处女地上理应由他第一个播种。从主观条件看，沈光文为宰相之后，家学深厚，文化底蕴甚足，在大陆时期，他就是一个诗人，台湾的颠沛生活又为之提供了创作素材。再则，他反清复明的意志十分坚定，心怀渴望。这种意志和渴望，需要文学作品来表达。他成为台湾文学开山人的主客观条件是无人取代的。沈光文不仅是台湾文学界的开山人，而且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个发起组织诗社，组织了第一个诗社“东吟社”的诗人。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沈光文与季麒光、华衮、韩又琦、陈元图、赵龙旋、林起元、陈鸿猷、屠士彦、郑廷桂、何士风、韦渡、陈雄略、翁德昌等14人以“爱结同心，联为诗社”的主旨，宣告成立了台湾第一个诗社“东吟社”。（先为“福台闲咏”，后更名。）这是开台湾文坛社团组织和文人有组织活动的先河。

沈光文的著作有《文开诗集》、《台湾赋》、《台湾舆图考》、《流寓考》、《草木杂志》等。这些作品中有诗、有散文、有考证，他对台湾文学的开创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古诗创作方面。他诗歌的内涵和主题有这样几个方面：（1）表现其反清复明思想的。如：《慨赋》、《威胁》、《山间》。这些作品多以古代伯夷叔齐为榜样，宁可活活饿死于深山，也绝不降清的意志；（2）表现思念故乡的乡愁诗。如《思归》、《望归》、《赠友人归武林》、《望月》等。沈光文也是台湾乡愁诗的开创人；（3）表现其艰难处境和穷愁生活的。如：《夕飧不给，戏成》、《柬曾则通借米》等。不过这些诗常包含励志内涵；（4）描绘高山族的诗。如《番妇》。沈光文的诗的艺术特色是明朗通达，情感饱满，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擅于捕捉自然物和情感活动的交会点，不着痕迹的以物传情。如：“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故国霜华浑不见，海秋已过十年淹”等。沈光文的作品固然是祖国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但他对台湾文学的开创意义，却远远大于其作品自身的意义。有了沈光文和他的作品，才有了台湾文学。他的诗友，台湾诸罗县令季麒光说得好：“从来台湾无人也，斯庵来始有人也；从来台湾无文矣，斯庵来始有文矣。”季麒光这段话是对沈光文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最准确、最客观、最公正的评价。

台湾文学开创期作品的成就

整个明郑时期，即从1661年到1683年郑成功的叛将施琅率领清朝水师攻克澎湖，迫使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具表投降，郑氏政权存在了22年的时间。再延至1750年左右，大陆移民的第二代、台湾本岛出生的陈辉、卓肇昌、章甫、黄清泰等第一批文人登上文坛，大约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为台湾文学的开创期。其主要标志是从纯粹的移民文学发展到移民文学和移民后代的文学共生期和转换期。近一百年的移民文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移民文学最突出最重要的内涵是炽热的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主题。

这种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常常与反对外来入侵占领的斗争连在一起，与坚决捍卫祖国的领土和尊严连在一起，而这一时期这种思想内涵又是集中表现在最重大、最重要的郑成功驱荷复台历史事件的歌颂上。这类作品应首推台湾的“开山王”郑成功的《复台·即东都》一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这是郑成功驱荷复台的第二年，也是他病故的那一年，即1662年创作的诗。这首诗以恢宏的气势和畅达的语言，既写出驱荷复台的艰苦，也表达了捍卫祖国领土和尊严的决心；既表现了统帅的豪迈，也表现了战士们的忠贞。诗虽短，内容却十分丰富。此外，移民诗人中卢若腾是最突出的爱国诗人，他的爱国诗篇《南洋贼》、《东都行》等，都主题突出，旗帜鲜明。《南洋贼》开篇就写道：“可恨南洋贼，尔在南我在北，何事年年相侵逼，戕我商渔不休息！”诗虽直白，但情感激愤。诗人用质问的口气理直气壮地把敌人逼进墙角。卢若腾公开向世人宣告他的爱国之志。在《岛噫诗》中他写道：“未忘报国栖海岛。”诗人时时准备报效祖国。在移民诗人中高拱乾等也写了不少爱国诗篇。

表现中国人，筚路蓝缕开发台湾的诗

移民诗人中，几乎人人都写了开发台湾的诗，因为那时移民们的主要任务是生存和立足，是将台湾的荒辟之岛开发成适合人群居住的宝岛。因此，每个去台湾的人，不管是仕途、经商或逃荒者，人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人人都有惊心动魄的遭遇和见闻。在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中，卢若腾的《东都行》中有这样的描绘：“毒虫回寝处，瘴泉俱饪烹，病者十四五，聒耳呻吟声。况且苦枵腹，锹插孰能擎！自夏而徂秋，尺寸垦未成。”他的《岛噫诗》中的《海东屯卒歌》更是声声泪字字血。如：“海东野牛未驯习，三人驱之两人牵；驱之不前牵不直，偾辕破犁跳如织。使我一锄翻一土，一尺两尺已乏力；那知草根数尺深，挥锄终日不得息。除草一年草不荒，教牛一年牛不狂；今年成田明年种，明年自不费官粮。如今官粮不充腹，严令刻期食新谷；新谷何曾种一茎，饥死海东无人哭。”诗人以屯卒的口吻叙述亲身的屯垦生活，历历在目，活灵活现。诗中既表现了拓荒者无比的艰苦状况，也表达了受到当官的威逼对当官的不满。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台湾自古井非美丽的宝岛。那如画的风景，那丰富的物产，那秀美的山河是中华民族一代一代开发的结果，是用血滴和汗珠换来的。诗人徐孚远的《东宁咏》、《锄菜》、《陪饮赋怀》诸诗，对亲身开发台湾的情景，也有真切的描绘。如《锄菜》：“久居此岛何为乎？恶溪之恶愚公愚。半亩稻田不可治，畦中种菜三百株，晨夕桔槔那得濡？沾块之雨昨宵下，叶叶抽茎生意殊。享菜沽酒聊自慰，西邻我友亦可呼。”这种自耕自食，有苦有乐，耕作时备感艰苦，收获时满心喜欢的生活，是知识分子与垦卒的垦植生活不同之处。这些同是开拓垦植的诗篇中，却表现出了开拓者不同的身份。这种表现拓荒的诗篇，不管是在开拓史还是在文学史上都具有极大的意义。首先从历史上它是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块土地是中国人开拓的，中国人是它不可变更的主人。从文学上，它确定无疑地证实了这些作品是这块土地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作品的作者就是这块文学处女地的开垦者。中国人是这里历史和文学的最早的开创者，任何企图否定这块土地历史和文学开创者地位和作用的谎言，都必定在这些拓荒诗篇面前被粉碎。

乡愁诗

乡愁诗是游子和移民诗人特定情感的表现。也是他们爱原乡，爱祖国，爱民族情感的一部分。有许多游子和移民虽然决心在新的土地上扎根，创造新的家园，甚至埋骨于新土，但是他们心中仍然思念着、向往着原乡。这是人类恋祖现象的反映。沈光文虽然骨埋台湾，但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然刻骨地思念着家乡。他开拓了台湾乡愁诗的先河。他的许多乡愁诗都是诗中佳品。有许多诗句出自肺腑，刻骨铭心。如“去去程何远，攸攸思无穷。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旅况不如意，衡门一早关。每逢北来客，借问何时还。”乡愁诗不仅占有诗人们作品数量上的优势，而且也占有移民诗人作品质量上的优势。请看徐孚远的《怀章东生》：“愁云淡淡水融融，拟挂征帆到海东。乡愁迷离春树杳，天涯一别几时逢。”再看看他的《望春》：“春光一去不重来，日日登山望九垓。岸龙水虎俱寂寞，高皇弓剑几时还？”诗人们的这些乡愁作品，情感真挚，渴望急切，象征和比喻自然贴切，和唐诗中同类作品比较，也毫不逊色。

歌颂清王朝统一国家的诗篇

清王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但明朝的一些遗老却死抱着反清复明的观点不放，这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观。清王朝剿除明郑政权，将全国的政权统一，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应该歌颂。不过对历史上出现的反清复明的观念和事件，也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客观分析。反清复明虽然有历史倒退的一面，但它也含有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内涵。郑成功是反清复明的统帅，但康熙皇帝不仅批准郑成功归葬家乡祖莹，而且赐他挽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关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康熙不仅不仇视郑成功十年反清复明活动，反而称他为海外“孤忠”，其原因就在于郑成功“东南争关壁”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康熙将郑成功反清复明光复台湾看成是热爱祖国之举。郑成功忠于的是祖国，而不是某个王朝。那时被清朝政权派往台湾的一大批官员，他们同时也是文人。虽然他们比随郑成功去台湾的那批明朝遗老时间上晚了半个世纪，但他们也是移民文人。他们创作的文学，也是移民文学。他们大体上也应归于台湾文学拓荒者的范畴。清朝统一台湾后，过去追随郑氏政权的最早的那批移民文人，包括沈光文、季麒光，也都归顺清朝，放弃了他们过去反清复明的政治主张，成了清朝政权下台湾文坛的活跃文人。明郑时期的文人和随清朝政权去台的文人相结合，台湾文坛的实力更加雄厚。随清朝政权去台湾的文人主要有：施世纶（施琅之子）、洪斌、宋永清、吴廷华、夏芝芳、杨二酉、陈梦林等。这批文人创作的作品最重要的主题是歌颂清王朝统一中国。如施琅之子，靖海将军施世纶在施琅攻克澎湖，郑氏降清的战役中，他随军出征。他的《克澎湖》，是歌颂其父施琅攻克澎湖战役的。该诗写道：

“烟消烽火千帆月，浪卷旌旗万里风。

生夺湖山三十六，将军仍是旧英雄。”

另一个参与攻占澎湖战役的清朝水师督都福建漳州人洪斌，也有《战澎湖》一诗。该诗如下：

黄龙十万卷长风，蜃结氤氲沧海东。

雷发大车连帜赤，雨飘战血入江红。

雄威破胆横天表，新鬼惊魂泣夜空。

自是扶桑观晓日，捷书驰上未央宫。

清朝统一台湾之后，强化治台方略，官民移台数量大增，对台湾开拓力度加大，台湾政治经济文化进步加快。宋永清《赤嵌城》一诗写道：“戊卒戈船蟠地利，桑麻鸡犬附天都。闾阎近已敷文教，不是殊方旧楷模。”

表现高山族同胞生活的诗

台湾开发初期，汉族去台湾开发，许多方面都得到高山族同胞的支持。如郁永河去台湾采硫磺，就靠高山族同胞采矿土。沈光文隐居高山族同胞聚居地，教高山族儿童学汉字，生活上得到高山族同胞帮助。清初文人描写高山族的诗，如吴廷华的《社寥杂诗》：“五十年来渤海滨，生番渐作熟番人。裸形跣足发，传是童男童女身。”曾任噶玛兰通判的山东人柯易堂有《生番歌》一首：“或言嬴秦遗徐福，童男童女求神仙。神仙不见见荒岛，海岛已荒荒人烟，五百男女自配合，三万甲子相回环。”高山族同胞在这些人的眼里，还带着神秘感。他们把高山族同胞同秦朝派五百童男童女海上求仙药的事相联系，还有诗把高山族同胞说成是金人、女真人。“金人窜伏来海滨，五世十世为天民。”“信有仙源可避秦，土番半是女真人。”这些诗告诉人们，高山族同胞原是大陆迁去的炎黄子孙的一部分，福建漳浦人阮蔡文的诗《后垅港》、《丁酉正月初五夜罗山暑中大风次早歇饮酒纪之以诗》，是表现高山族生活的。阮蔡文十分同情高山族同胞的苦难处境。如“得渔胜得獐与鹿，遭遭送去头家屋。”“双犊乱流车苦迟，番儿强挽肤破裂。”从阮蔡文的诗中看出，高山族同胞当时处于台湾生活的最底层，受着多重的剥削和压迫。

台湾散文的先河

郁永河，字沧浪，浙江省仁和县人，著作有：《渡海典记》、《番境补遗》、《海上纪略》、《郑氏遗事》、《台湾竹枝词》、《土番竹枝词》等。他是一个极喜欢探险克难的旅游家。他认为：“探险揽牲者，毋畏恶趣。游不险不奇，趣不恶不快。”他早有赴台湾旅游的愿望。他说：“常谓台湾已入版图，乃不得一览其概，以为未慊”（《稗海游记》）。1696年，福建榕城的火药库爆炸，硫磺尽毁，需去台湾采硫，他终于有了去台机会，便自告奋勇去采硫磺。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于2月25日抵达台南。为了能遍游台湾，他采取陆路北进，在近一月时间内，他穿越了许多高山族聚居地，干4月7日到达淡水。旅途中他随行随记，行走路线、地形、地貌、物产人情全部详录。他不仅成了穿越台湾南北的第一人，而且留下了17世纪台湾南北通道的路线图。郁永河于当年5月在甘门答（今关渡）开炉炼硫。用土布向高山族同胞们换取矿土。“凡布七尺，易土一筐。”由于公平，山胞高兴涌跃。郁永河对于炼硫的方法和流程，及踩穴探矿的细节都详加记录。他记录的语言文字十分生动、活泼、真切，是精彩的散文之作，现举例如下：

“草下一径，逶迤仅容蛇伏，顾君济胜有具，与导人行，辄前，余与从者后，五步之内，已各不相见，虑或相失，各听呼应声为近远。约行二三里渡两小溪，皆而涉。复入林中，林木蓊翳，大小不可辨名……复越峻坂五六值大溪。溪广四五丈，水潺潺石间。与石皆作蓝靛色。导人谓，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也一指试之，犹甚热。……”这段十分生动细腻的描绘，令人读之如临其境。这是古散文中的佳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非凡的史料价值和地质价值。郁永河此次台湾采硫历时半年，九死一生，创下人间奇迹。他谈到此次行动时说：“在在危机，刻刻死亡”和“久处死亡之地。”据史册记载，历史上番汉矛盾相当尖锐，汉人常常遭到突然袭击。一次他睡到深夜，被惊醒后，发现枕头上被射入18支箭头。他在箭雨之中竟完好无损。他们身处瘟疫之地，他所带去的人全部病倒，病死。有时遇到强风，房倒屋塌，器具毁坏，要另起炉灶。这是一次无畏的果敢行动。郁永问终于克难练成五十万斤硫磺运回交差，并且创作了《稗海纪游》，（亦名《采硫日记》）这一台湾文学史上辉煌的散文奠基之作，叶石涛曾给予崇高评价：“仁和郁永河所写的《稗海纪游》是一部台湾乡土文学史上永不磨灭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可以比美安德烈·纪德的《刚果行纪》吧！”郁永河的古诗《竹枝词》写得相当精彩，不少作品脍炙人口，真实地记录了台湾的风土人情。如：“台湾西向俯汪洋，东望层峦千里长。一片平沙皆沃上，谁为长虑教耕桑。”

台湾的散文和诗几乎是同时诞生，也是由同一批文人开创。明末清初由大陆去台的文人们，几乎每个人都是左右开弓，既写诗又经营散文。沈光文、卢若腾、徐孚远、陈永华、高拱乾、孙元衡、蓝鼎元、朱仕王介、杨廷理、侯施琅、陈宾、陈梦林等，都既是诗人，同时也是写散文的好手。当时的散文，主要品种是游记、传记、序、跋、赋等。除郁永河的《稗海纪游》外，其他重要的散文作品如：陈永华的《梦蝶处记》、高拱乾的《澄台记》、刘良碧的《红毛城记》等。所有的散文作品中，传记和游记散文成就最高。传记散文中的佼佼者是江日升的《台湾外记》。《台湾外记》介与散文和小说之间，故事情节描写生动、鲜活、细腻。叙事抒情，自然流畅，栩栩如生。刻划人物，声音笑貌跃然纸上。从另种意义讲，江日升的《台湾外记》开创了台湾传记文学的先河。叶石涛认为：“《台湾外记》为一本历史小说兼有报道文学之体裁，其文学精神和写作风格，应该说为台湾文学树立了一个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