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性文学的勃兴

台湾女性小说的勃兴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创作，以女性小说的成绩最为突出，小说中性别意识的体现，向来与文学传统、社会状况和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台湾著名文学评论家齐邦媛在《闺怨之外》中评价：“这近四十年的台湾，我们活在一个容不下闺怨的时代。光复初期在台湾的女子，刚从日治的阴影下出来，必须在语言和艰苦的物质生活中奋斗；而由大陆来台的女子，在渡海途中，已把闺怨淹没在海涛中了。生离死别的割舍之痛不是文学的字句，而是这一代的亲身经验。由最早出版的女作家作品看来，在台湾创作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个闺怨以外的文学，自始即有它积极创新的意义。女作家们同样历经烽火流离，同样见证沧桑巨变。不同的性别身份，表现出的家国视景迥异。她们的文本主题，有呼应当时主流的“反共”与“怀乡”之作，如潘人木等，也有许多作家以台湾为背景，描写现实生活，涉及性别与省籍的话题，思量在台湾重建家园的困境与方法。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里，认为50年代的台湾女作家作品“社会性观点稀少，以家庭、男女关系、伦理等主题”是因为“时代空气险恶，动不动就会卷入政治风暴里去”。女性小说正好迎合了大众的逃避心理而受到人们瞩目。

50年代的女性小说以林海音、郭良惠、孟瑶、严友梅等为代表，坚持女性写实的路线，小说男女恋情，琐记婚姻家庭，审视女性的困境，聚焦两性互动情节。在“反共复国”的“战斗文艺”盛行之时，她们关注的不是家国的重建，而更关注性别身份的重建。女性小说中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是林海音的《晓云》、郭良惠的《心锁》、孟瑶的《心园》、华严的《智慧的灯》等；短篇小说中张漱菡《游历了地狱的女人》、童真的《穿过荒野的女人》、繁露的《养女湖》、张秀亚的《寻梦草》等。

值得提出的是，对台湾小说，尤其是对女性小说发展影响最大的是1949年前已成名的大陆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她的《倾城之恋》、《金锁记》、《怨女》、《传奇》等，曲笔写尽旧上海的女人命运，婚姻爱情。张爱玲的作品一再解构文艺爱情小说中浪漫的生活视景，揭示令人迷惑而又无法抗拒的浪漫幻想的毁灭性，以及对个人感情生活的深刻影响。张爱玲以世故和嘲讽为特色的爱情故事，影响了台湾许多女作家，尤其以年轻的都市男女的爱情与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张爱玲小说在台湾的影响，一直延续到90年代。

林海音的小说多以女性的生活命运为题材，描写封建家庭中不同身份地位的传统女性相同的悲剧命运，也记叙赴台女性坎坷的生活命运。短篇小说《殉》、《金鲤鱼的百裥裙》中的女性悲苦而无可改变的生活遭遇。长篇小说《晓云》描写赴台女性夏晓云的爱情故事。通过失业失学的夏晓云和有妇之夫梁思敬的爱情悲剧，抨击了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从时代和社会的角度去揭示个人悲剧的原因，显示出林海音的独到之处。在《孟珠的旅程》中，父母双亡的孟珠从高中二年级就承担起养育妹妹的责任，供妹妹读大学。在低贱的歌女生涯中，始终自尊自重，出污泥而不染，最终找到自己幸福的归宿。

林海音的青少年时代在北平度过，她将北平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描写北平生活的代表作《城南旧事》具有浓郁的京味儿色彩，小说由五个连续性的短篇小说组成，透过小女孩英子的眼睛，反映出二三十年代动荡的北平生活，在纯真的乡恋中表达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关注与思索。

郭良惠（1926.7.10—），山东巨野人，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1950年赴台定居。195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银梦》，之后出版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圣女》、《贵妇与少女》、《记忆的深处》、《台北的女人》；中篇有《情种》、《错误的抉择》、《生活的秘密》，《繁华梦》等；长篇小说有《午夜的话》、《遥远的路》、《心锁》、《女大当嫁》、《我心，我心》、《邻家有女》等。到1999年，郭良惠共出版短、中、长篇小说集56部，其中长篇32部，中短篇集24部。作为一位多产作家，郭良惠的小说多以都市里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产阶级男女婚姻爱情生活为题材，有一定的贵族气息，接受张爱玲小说的影响，通过个人婚恋矛盾和爱情纠葛折射社会生活，写出人间冷暖世态炎凉，表现复杂的人情和人性冲突。

60年代初出版的《心锁》是郭良惠的代表作，也是当时台湾争议最大的作品。曾因大胆描写婚外恋情而被禁多年，80年代才又获重新出版。小说的女主人公夏丹琪热恋着范林，不料范林移情别恋与富家女江梦萍订婚，丹琪出于报复心理也由于母亲的积极撮合而嫁给梦萍的大哥、古板而忠厚的医生江梦辉。婚后因性格不合毫无爱情可言，丹琪在空虚寂寞中与小叔子梦石发生性关系。小说展示了畸形社会畸形的人际关系，描写出人物复杂多变的心理过程。

郭良惠小说的线索较为单纯，人物不多却织就错综复杂的纠葛，表现技巧较为娴熟，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方面成就突出，文字清新晓畅。她的小说不仅以量取胜，在艺术创作方面对后来的女性小说也产生影响。

孟瑶（1919.5.29—），本名杨宗珍，湖北武昌人。她的童年生活大半是在南京渡过的，抗战爆发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9年赴台，执教于台中师范学校，后曾任教于新加坡南洋大学，返台后，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和中兴大学中文系主任兼教授。

孟瑶向台湾中央日报“妇女周刊”投的第一篇稿《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从此开始用“孟瑶”的笔名发表作品。她以中长篇小说创作为主，代表作有《美虹》、《心园》、《柳暗花明》、《几番风雨》、《黎明前》、《屋顶下》、《晓雾》、《斜晕》、《杜鹃声声》、《含羞草》、《剪梦记》等，历史小说有《忠烈传——晚明的英雄儿女故事》、《杜甫传》、《鉴湖女侠秋瑾》等，还有理论著述《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等。孟瑶是台湾的高产作家之一，共出版长短篇小说集47部。

孟瑶的小说侧重于人生、婚恋内容的表现。她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曾在“妇女周刊”上引起读者对性别议题的热烈讨论。小说细述女性在自我发展与顾全家庭间的挣扎矛盾，甚至写出“‘母亲’使女人屈了膝，‘妻子’又使女人低了头”的激烈文句，对母职与妻职之于女性自我的杀伤力提出控诉。孟瑶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中国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家庭制度提出质疑，“家”这个女性的归属，有如一座无形的监牢，用亲情和伦理驯服、禁制女性自我追求的欲望。

中篇小说《心园》刻划外表丑陋而内心美好的女性胡曰涓，选择护士职业为病人奉献爱心。在情感上，她深深自卑，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使她不敢去爱也不敢接受别人的爱。《却情记》记叙了中年女人黛青的心路历程。物质富有却情感贫乏的她，在对爱情的渴望与寻觅中，喜欢上两个漂亮的男青年阿林和莫奇，陷入情爱迷途。而两个青年人均利用黛青的感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黛青在痛苦中清醒，挣脱出情感怪圈。小说表达出清醒的意识，体现出孟瑶一贯的情爱观。

孟瑶的小说既写实，又具有浪漫气息，反映社会生活面较广，介于严肃文学和言情小说之间。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是较有代表性的女作家。

童真《穿过荒野的女人》出版于1960年，触及中国女性半个世纪以来横跨两岸的若干重大问题，包括传统的媒妁婚姻、财产权、教育权及工作权到较为当代的女性所关注的议题，如失婚危机、单亲妈妈及母女关系等。女主角在三个“家”的空间迁移：父亲的家、丈夫的家、女性自己的家，提醒人们质疑“家”对女性的意义是什么？女性归属于哪一个空间？这可说是一篇成色十足的女性主义小说。

台湾女性散文的勃兴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女作家，成为台湾散文创作的重要力量，成绩斐然。活跃在散文领域的主要有“五四”时期的苏雪林、谢冰莹，还有在移居台湾后登上文坛的琦君、张秀亚、徐钟佩、罗兰、林海音、胡品清、钟梅音等，她们以创作的实绩推动台湾散文的起步与发展。

深受我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学浸染的女作家们，渡海来台后，面对统治当局对“反共文学”、“战斗文艺”的倡导，她们无形中保持一种对政治的距离感，恪守自我心灵的田园，创作抒发思乡怀旧之情，品味亲情人生的艺术散文，在喧闹一时的政治文学氛围中独具品格。

苏雪林（1897—1999），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功力深厚，才情灵秀，散文有袁枚风格的印记。描写自然之美、家国情思的《黄海游踪》，融自然与文化，历史与现实，身游与神游于一体，令人读文而神往，谢冰莹（1906.7—），曾戎装为女兵，历经坎坷，她的《从军日记》、《一个女兵的自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到台后创作《爱晚亭》、《绿窗寄语》等颇负盛名，作品表现率真诚实，全无闺秀的缠绵，形成朴素直白，晓畅自然的写作风格。

琦君、张秀亚、罗兰、徐钟佩等是此时散文创作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作家。她们出生在“五四”运动时期，琦君出生在1917年，张秀亚、罗兰、徐钟佩都出生于1919年。来台后，琦君、张秀亚做过或兼过学校教师，罗兰与徐钟佩都是新闻工作者。她们的散文创作大多起始于50年代初，此后创作不辍，不仅在散文方面成就卓著，还创作小说，获得多种奖项，深受文学界称誉和读者欢迎。

琦君被称为“20世纪最有中国味的散文家”，得力于作者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她在之江大学读书时曾受业于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古典诗词的功底融入散文创作，散文选材大多在童年生活、故土风情、亲人师友间，表现自我经历和经验。深受中国传统道德熏染和佛教、基督教影响，琦君的散文创作突出“爱”与“美”的主题。《毛衣》、《髻》满蕴着对生活的挚爱和对人的真诚、宽容，表现出温柔敦厚的风范。琦君的散文常以小说笔调叙事写人，选择自己经历过、难以忘怀的事件，思索其中凸显的人生奥秘和生命意义。语言表达如行云流水，飘逸自然，古语、口语、对偶、排比、引语交替运用，工整中见变化，散文中有韵文的效果。

张秀亚的散文以诗文并茂而为人称道，名扬海内外文坛，她在执笔为文时，企图表现自己精神生活中最深邃的部分，写出灵魂中的声音。多取材于个人经历和与此相关的世态人情，以一颗真纯的心，在极平凡、普通的生活物象中发现蕴含着的美，表现人生的真谛。张秀亚的散文多饱含深情，亦富含哲理，如《风雨中》、《父与女》、《种花记》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使她善于营造诗的意境，《心灵踱步》、《杏黄月》等的意境深远而飘逸，张秀亚散文的语言。颇多清词丽句，尤其比喻的出色生动，收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效果。

罗兰（1919~），原名靳佩芬，河北宁河人，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后任音乐教员、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人、编辑等职。1948年赴台。罗兰长于散文创作，出版《罗兰小语》、《寄给飘落》、《早起看人间》、《寄给梦想》、《夏天组曲》、《生命之歌》、《寂寞的感觉》、《现代天伦》、《访美散记》等十余本散文集，也写作小说《飘雪的春天》、《西风古道斜阳》、《岁月沉沙三部曲》、《蓟运河畔》、《苍茫云海》、《风雨归舟》等。

与同时代的女作家一样，罗兰的散文选材于亲身经历的生活琐事、随感杂思。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工作使她更接近社会现实生活，接近普通大众。她的散文创作充溢着强烈的现实感和大众意味。罗兰以现代都市女性热切关注现实生活的眼光写出一批评论社会，追踪热点的散文，以中国知识女性温柔丰富的情怀写出一批充满诗情画意的散文，表现出知性与感性交融的艺术风貌。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罗兰的职业敏感和社会参与意识非常强烈，她的知性散文涉及的社会问题非常广泛：婚姻、家庭、爱情、亲情、修养、读书、娱乐；社会热点、人生价值、伦理道德、生态环境；……无所不包又具独到见解。《罗兰小语》中有对奋进者的勉励，对迷惘者的引导，对失意者的抚慰，评点爱情婚姻，涵咏人生意义，指陈社会陋习。虽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深刻精警，但对正处于人生十字路口，面临学习或工作压力苦恼的青年有引导和启悟作用，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风靡了无数读者。

罗兰散文的哲理色彩来自她对人生、历史、文化传统的思考和感悟，《中国诗画中的老人与童子》、《无为与不争》、《哲理如诗》等文中颇多真知灼见，《顾此失彼的现代女性》写出现代女性在事业与家庭双重压力之下的两难处境，揭示现代社会男女关系和家庭责任观念上的新变化。

罗兰散文中歌咏自然，抒发情怀的内容占相当比例，表达出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和浓郁的诗情。《夏天组曲》8篇散文生动地写尽夏季这个阳光最饱满的季节的生命之力和风韵情致，表现作者赞颂生命，热爱生活的情感。罗兰笔下大自然的晨、雨、树、小路、绿草、鲜花、清流、山峦等自然形象的反复显现，《声音的联想》表达出她对繁乱忙碌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厌倦和对宁静闲适的田园生活的向往。

罗兰散文的语言文字朴实自然，清朗明快，具有成熟之美。评点时事时，议论说理干净洒脱，富有哲理；歌咏自然，追怀往事时，则温婉清丽，情深意切。总之，理性与感情的结合，使罗兰的散文既说理又言情，在矛盾和谐中形成美的创作。

徐钟佩（1919年—），江苏常熟人。1940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1945年由中央日报派驻英国任记者。22年海外生活的经历，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她的散文跳出一般女作家的生活和思想局限，更多地贴近社会生活和时代风云，表现出视野的开阔和思考的严肃。主要作品有《英伦归来》、《伦敦和我》、《英伦闲话》、《台北七月谈》、《追忆西班牙》等。

习惯以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徐钟佩以新闻写实的笔法来创作散文。《浮萍》记叙一批知识分子和公务人员初到台湾时无所事事的闲聊生活。作者丰富的阅历与写实性，使她的散文具有人生风情和社会风俗画般的审美意味，尤以描写异国生活的散文最突出，如《一日几茶》详细介绍了英国人用茶的习俗规矩，从中窥见英国人的传统文化特征。

角度的新颖、思想的深刻和感觉的敏锐，是徐钟佩散文的主要特色。夹叙夹议，是徐钟佩散文常用的手法，用笔从容舒放，语言简洁明快，都为她的散文增添自然流畅的特色。

台湾女性诗歌的萌发

台湾新诗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而台湾女性诗大体上直到50年代初才破土而出。这是由于战争、苦难、贫穷和女性地位低下，被剥夺了享有与男人同等地位和教育文化权利所致。1949年，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一批知识女性，进入了台湾文坛。她们中一部分人写小说，一部分人写散文，少数成了诗人。如蓉子，胡品清、张秀亚、林泠、晶晶、彭捷、陈敏华等，与台湾出生的一批同代女诗人：陈秀喜、李政乃、杜芳番格等一起，成了台湾女性诗歌的开拓者。她们中多数人是两栖、三栖诗人，尤其是胡品清、张秀亚、蓉子等，既是诗人，又是散文名家：作为台湾女性诗歌开拓者，她们的创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显示了她们作为一个诗人个体的出现；二是显示了一种女性诗歌现象和文类的出现。作为台湾女性诗的开拓群体，它是一种新事物的诞生，它是一个文学品种的出现；它是一种文学园地的开拓，远远超过作为诗人个体出现的意义。这批女性诗人中陈秀喜前面已经叙述。这里我们主要从女性诗开拓的角度叙述一下开创期诗人的概况。

蓉子是这批女诗人中成就最高者。她本名叫王蓉芷，1928年5月出生，江苏省人，她自小生长在一个三代基督教徒的家庭里，从金陵女子大学附中毕业后，考取了农学院森林系，只读了一年就去了台湾。她是台湾最早出版诗集的女诗人。她的《青鸟集》于1953年出版。她也是台湾出版诗集最多的女诗人。她出版的诗集有：《七月的南方》、《蓉子诗抄》、《童话城》、《儿童诗集》、《日月集》（与罗门合集）、《维纳丽莎组曲》、《横笛与竖笛的上午》、《天堂鸟》、《蓉子自选集》、《雪是我的童年》等。蓉子是“蓝星诗社”的骨干诗人，蓝星解体后，蓉子与其丈夫罗门长期在自己的灯屋中维系蓝星的生命。蓉子非常喜欢泰戈尔和冰心的诗，被称为“冰心第二”。蓉子的诗还受到宗教的影响，早年她担任基督教唱诗班的手风琴手，阅读了不少希伯莱民族的诗歌，尤其是希伯莱的雅乐对她的熏陶，几乎成了她的诗孕育的一种方式。直到如今，蓉子诗的孕育和萌发常常是音乐的一种旋律引起。她说：“有时为了表达一种心绪的动荡，我心中首先会响起一种应和的旋律，由这旋律发展下去就成了诗。”由于蓉子的诗常由音乐孕育，因而她诗的音乐性和节奏性极强。也由于音乐的节奏和旋律的一种内在的运动，需要安静的外部环境，蓉子特别喜欢静雅的意象。如《伞》：“鸟翅初扑／幅幅相连，以蝙蝠弧型的双翼／连成一个无懈可击的圆”，其中节奏感和旋律感十分清晰。蓉子的诗具有沉郁的中国古典美的韵致。例如《一朵青莲》、《古典留我》是极好的例子。蓉子诗的另一个特色是亲切、淡雅、凝练，如《笑》、《晚秋的乡愁》。当人们读到“每逢西风走过／总踩痛我思乡的弦”的诗句，不能不像电流一样静默而又剧烈地撞击读者的心。作为一代开拓台湾女性诗歌处女地的诗人，蓉子是功不可没的。

李政乃，1934年生，台湾新竹县人，毕业于台湾女子师范学校、台北师专，曾任小学教师、师专教师。17岁开始写诗，是台湾光复后第一位省籍女诗人。出版有《千羽是诗》等诗集。她是一个不结盟的独来独往的女诗人。她的诗语言凝练，篇幅短小，意象鲜明。风格上闲适淡雅，淳朴自然，充满对生命、自然和美的热爱。她的诗多是从日常生活和身边事物取材，从中开掘出诗意，引起人们的共鸣。如《孔雀》一诗写道：“看到落日的光辉／我终于失声痛哭了／拥着蔷薇梦的大地啊／怎地渴望长对翅膀呢？”这诗耐人寻味。落日的光辉，仿佛孔雀的一对翅膀，不就可以像孔雀一样起飞了吗？这种壮美的景致，博大而辉煌的意象，在李政乃的诗中是比较少有的，但却是值得赞美的，这样的诗为台湾女性诗歌提供了良好的奠基石。

张秀亚，（1919—2001）原籍河北省，辅仁大学西语系毕业。曾任《益世报》副刊主编，抗战胜利后，在辅仁大学任教三年，1949年去台湾，前后在静宜英专和辅仁大学任教授。她是诗、散文、评论三栖作家。诗文俱佳。她出版各类著作达60余种。其中诗集有：《秋池畔》、《水上琴声》和《爱的又一日》，张秀亚的诗很美，她的笔是一支能弹时间琴音的弦，在日夜不息的琴弦上，弹奏出一曲曲令人魂魄为之动荡的小夜曲。“夜正年轻／而记忆却非常古老了／我看见／一朵朵苦笑自你唇边消失／有如灯花在落”，时间和生命如灯花剥落，于是“鬓也星星”，“梦也是星星”。但是时间并不能将生命和美全部剥落，它剥落的只是一种枯枝败叶，而那属于永恒的东西是剥落不了的。于是“生命的曲调乃化为永恒”。（《夜正年轻》）。张秀亚既不向时间服输，也不向命运低头，她总是充满自信地，快乐地把握住生命中光辉的一瞬。“你是那峰巅回声中的回声／而我，也只是那湖心映影中的映影／万年不过一瞬/我把握住这片刻将你倾听”。是的，那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慨叹，还不如牢牢把握住百年中那踏踏实实的一瞬，来体现价值和获取成就，可能对世界，对人类更真实，更有用一些。张秀亚那清新雅洁的诗中，寓入了令人深思的人生哲理。

胡品清，浙江人，1921年出生。浙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法国巴黎大学现代文学研究生。长期担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法语系、所教授，系主任和所长。她是教授型诗人，跨越评论、诗、散文三条文界。她出版的诗集有《影虹》、《胡品清译诗及新诗选》、《人造花》、《玻璃人》、《另一种夏娃》、《冷香》、《蔷薇田》等。胡品清因婚姻的失败，造成了孤独的心境。她的诗中既有一种拂之不去的幻灭感：“哎！那只是一栋魔屋／它已消失，不悉何故／凝它剥落的倾颓／除了叹息，我能何为？”（《魔屋》）。也有着强打精神的自负：“众木已枯／我是惟一的青松。”更有着无奈和悲凉：“无奈地／我残存/一个全然的贫女／吉他是我惟一的财产／惟一的伴侣”（《六弦琴》）。胡品清有一部诗集的名字叫：《冷香》，“这种冷香”大题上传达出了她诗的情致和风格。评论家史紫忱概括她诗的风格时说：“有淡泊风的悒郁美，有哲学味的玄理美。”胡品清在谈到她的创作主张时说：“一点点的美学，一点点的哲学，一点点的情感……”这大体上可以显示胡品清诗的精神和面目。

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创人林海音

林海音的生平和创作概况

林海音（1918.3.18—2001.12.1），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生于日本大坂。1921年全家从日本返回台湾，因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度日艰难，1923年又举家迁居北平定居。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是客家人，是台湾的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44岁那年，林海音的叔父在大连监狱被日本人酷刑打死，林海音的父亲前去收尸，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回到北平后不久即病逝。那时，林海音刚刚13岁，和寡母、弟妹在举目无亲的北平非常艰辛地生活，从小就有了艰难人生的体验；林海音曾就读于女子师范学校，后进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北京《世界日报》当记者，是北京最早的女记者，为她以后的作家生涯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林海音在北平度过了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1948年，林海音和丈夫何凡（夏承楹）及三个孩子返回台湾，同年任《国语日报》编辑。1951年起，林海音任《联合日报》副刊主编长达10年。1957年，又担任《文星杂志》的编辑。1967年4月1日，林海音创办和主编《纯文学》月刊。5年后又独立负责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纯文学丛书”，出版许多有价值的作品和文学研究著作，在台湾的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林海音是台湾省籍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与生俱来的生命力和想象力使她走上创作之路。她非常喜爱凌叔华、沈从文、苏雪林、郁达夫的作品，俄国的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英国的狄更斯、哈代，德国的歌德，法国的莫泊桑、巴尔扎克，以及日本的谷畸润一郎等的作品都给她的创作以营养，在文学创作领域，林海音是一位多面手，创作有散文、小说、儿童文学作品等，而以小说创作成就最为突出，她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晓云》、《春风》、《孟珠的旅程》；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绿藻和咸蛋》、《烛芯》、《婚姻的故事》、《林海音自选集》等；散文集有《冬青树》、《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谈》、《剪影话文坛》等，儿童文学作品有《蔡家老屋》、《薇薇周记》等。

林海音对文学事业的贡献主要在她的小说创作、培育新人和兴办刊物与经营出版社方面，她把自己的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文学事业。

林海音小说的“两岸情结”

1966年10月，林海音出版《两地》一书，她在“自序”中说：“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是我长大的地方，……因此我的文章自然离不开北平。有人说我‘比北平人还北平’，我觉得颂扬得体，听了十分舒服。当年我在北平的时候，常常幻想自小远离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回到台湾一十八载，却又时时怀念北平的一切。”

林海音虽生于日本，但在日本只住了三年。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都属于北平，由儿童、少女而妇人，北平给了她最初的对现实人生的观察和体验，形成了她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作为作家的林海音在北平的生活和事业中已经孕育成熟了，她把北平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林海音在小说《城南旧事》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浓郁乡愁，是对北平生活的追忆和眷恋，从这个角度说，她是北平人；但是，不可否认，林海音作为台湾籍作家，对台湾这块土地怀有深厚的情感，正如叶石涛所说：“林海音到底是个北平化的台湾作家呢？抑或台湾化的北平作家呢？这是颇饶趣味的问题。事实上，她没有上一代人的困惑和怀疑，她已经没有这地域观念，她的身世和遭遇替她解决了大半的无谓的纷扰，在这一点上而言，她是十分幸运的。”北平——台湾，台湾——北平，独特的生活经历，使林海音用笔连接起海峡两岸，表达出浓郁的大中国文化观念，她的创作从选材、构思到语言表达，都显现出深厚的“两岸情结”。

林海音写作的两个重点，是描写女性生活命运和“两地”（北京和台湾）的生活。即便是描写女性生活命运的小说，主要取材仍在“两地”。

以少年时阅历的事物为素材，林海音的小说《殉》、《烛》、《金鲤鱼的百裥裙》，描写旧家庭中不同身份地位女性相同的悲惨命运。《殉》中的方大奶奶因“冲喜”而结婚，结婚一个月丈夫就死了，从此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烛》中描写一个嫉恨丈夫娶妾而又不能公开指责的旧式妇女，躺在床上装病，以希望得到丈夫的怜悯和同情，谁知日久天长，竟真的瘫痪在床，沦入双重的精神折磨中；《金鲤鱼的百裥裙》中16岁时被老爷收为小妾的金鲤鱼，一生最大的梦想是盼望在儿子婚礼上，穿上红色百裥裙，以此显示自己与大太太的同等身份而不得，这位在不平等中忍辱一生的女性最后郁闷而死。无论是妻，还是妾，在封建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压制、束缚下，都得不到作为一个人的公正待遇，女性的命运是悲惨的。《婚姻的故事》也是一系列封建婚姻制度下女性的悲剧命运写照。林海音着力表现新、旧交替的时代妇女命运转换和艰难、惨烈，表现出封建婚姻两面剑性质，既杀左，也砍右。使女性无处躲避的血淋淋现实，将封建婚姻制度揭露得入木三分。

林海音不仅关注老一代妇女的婚姻悲剧，也关注着赴台女性的生活命运。《晓云》描写失学失业的少女夏晓云和有妇之夫梁思敬的爱情悲剧，抨击了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夏晓云对男友文渊没感情，却被家里认可为未婚夫婿；梁先生因报恩，娶了娘家有财势、大八岁之多的梁太太，两对不称心的婚姻潜伏着危机。文渊出国留学，夏晓云到梁家做家庭教师，洞察梁先生的心灵创伤后，顿生波澜。私奔败露后，晓云与梁先生间的一切化为乌有，又陷入新的痛苦之中。同样失去爱情，夏晓云的命运与梁太太的命运同样悲惨。《玫瑰》的女主人公纯洁、聪慧、敢于反抗，但被逼进酒家卖唱，17岁跳楼自杀。相比之下，《孟珠的旅程》中的主人公孟珠的命运要幸运一些。来到台湾后，父母双亡的孟珠只读到高中二年级就承担起养育妹妹的责任，去歌厅卖唱为生，供妹妹读完大学。在低贱的职业中，却始终能自尊自重，出污泥而不染，最后找到自己的幸福。《蟹壳黄》中的人物来自广东、山东、北京，如今靠手艺在台湾谋生。在描写台湾生活的作品中，林海音展示人物的生活境遇，从时代和社会的悲剧中去揭示个人悲剧的原因。

林海音对北平生活回忆的代表作是《城南旧事》。小说由“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爸爸的花儿落了”五个短篇构成，具有浓郁的“京味儿”语言风格，生动、形象、传神，小说通过小女孩英子的眼睛，描写二三十年代动荡的北平生活，古城的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表达出对儿时生活的爱恋和乡情，在纯真中透出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思索。惠安馆的“疯子”，善良的“小偷”，烟花女子兰姨娘，命运不济的宋妈，以及苍凉、悠远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毕业歌，都深深打动读者的心灵，使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不仅是小说创作，在林海音的散文创作中，《英子的乡恋》、《三盏灯》、《秋的气味》等抒写着对北京的怀念；《阳光》、《一家之主》等抒写台湾的生活百态，表现出一定的对人生、社会的理性思索，不乏启人之处。林海音的“两岸情结”如一首歌的旋律，始终回旋在她的创作中。

林海音小说的深远影响

林海音是台湾老一辈女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为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创人，她的小说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是自觉地关注女性的生活和命运，表现妇女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林海音在“五四”新文化的教育中成长，接受新的观念，表现出女性的自觉，思考着妇女的命运。到台湾后，1950年的妇女节，林海音即曾于“妇女周刊”发表《台湾的媳妇仔》一文，呼吁解决台湾的妇女问题。她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注重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中国女性的悲剧，写出她们的坎坷遭遇与苦难命运，也表达她们的愚味和不争。她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居市民阶层，中心人物是各种各样的女性。林海音将对社会的思考，落实到女性的人生中，其意义往往超过女性自身，而具有深刻的意义。即使是回忆北平生活的《城南旧事》中，女性的悲苦命运也有相当深入地刻划。在台湾50年代反共文学的主流中；林海音的小说是另一种声音。她记述曾祖母、祖母、母亲这“旧时三女子”的生活图景，她怀念冰心、凌叔华、苏雪林等女作家。她的创作，开创了台湾的女性文学创作，影响着同时代的许多作家。

林海音的小说没有写战争、政治、民族命运的题材，而是选择极平常的题材，采用以小见大的构思方式，从“城南旧事”中窥见时代风云。她的小说在回忆历史和生活场景中，融入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兰姨娘》开头枪毙人的血腥场面，引出对北大学生德先叔的担心，小院连接起时代的风云。《殉》中的“冲喜”，《金鲤鱼的百裥裙》表现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身心的摧残。这种选材构思的突出特点，在后来的女作家创作中产生影响，得到进一步发扬。

林海音的小说在艺术上成功地运用对比手法和象征手法。《晓云》中对晓云和美惠不同的命运进行对比：一个是狂热不幸的悲剧，一个是相爱幸福的婚姻；《孟珠的旅程》中不同生活态度的对比：孟珠自强自尊，出污泥而不染与歌女雪子自暴自弃、玩世不恭形成鲜明对比，一个赢得了自己的幸福，一个毁灭了自己的生命。《烛》中，那摇曳不定，忽明忽暗的一点烛光，象征着老妇人的风烛残年和无边的黑暗命运，形象地描写出人物的生存境况。《晓云》中的主人公的名字也具有象征性，晓云：美丽而短暂；《孟珠的旅程》借旅行来象征喻示孟珠的人生里程；《金鲤鱼的百裥裙》中的“百裥裙”是主人公身份命运的象征。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创作的范例。

高阳在《云霞出海曙——读林海音的〈晓云〉》一文里指出：“海音的作品的风格，是我们所熟悉的，细致而不伤于纤巧，幽默而不伤于晦涩，委婉而不伤于庸弱，对于气氛的渲染，更有特长，”可说是对林海音创作风格的准确概括，林海音的创作，在海峡两岸，都拥有众多读者，影响着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