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文学运动

台湾新文学初期的小说创作

台湾新文学创作的萌发，首先以白话小说的出现，标志了一种新的文学品种的诞生，这也是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突破。

1922年至1925年，在《台湾》和《台湾民报》上相继问世的，是几篇带有萌芽性质的新小说，例如：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柳裳君的《犬羊祸》，赵经世的《贤内助》，施文杞的《台娘悲史》，云萍生的《月下》、《罪与罪》等7篇。

《她要往何处去》，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22年4月的《台湾》杂志。作者追风，原名谢春木，1902年生，台湾省彰化县二林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台湾民报》主笔，是台湾早期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他的小说处女作，通过描写一对青年男女从订婚到毁约的爱情故事，藉以破除封建礼教下婚姻制度的弊害，提出反封建与妇女解放的问题。台湾姑娘阿莲与台湾留日学生清风相爱，清风的家长却通过媒妁之言为清风和桂花订下婚约。桂花单方面爱上了清风，收到的却是清风要求解除婚约的请求信。后来在表哥草池的启发下，经历了痛苦婚变的桂花萌发了自救救人的思想，东渡日本求学。她意识到，这次婚变“不是阿母的罪，也不是清风的，都是社会制度不好，都是专制家庭的罪。我只是牺牲者之一。正如表哥所说，整个台湾不知有多少人为这制度而哭着。如今我却明白过来了。我要为这些人而奋斗，勇敢地奋斗下去。”这篇小说主题思想鲜明，注重人物性格刻划，笔下有情有景。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显得过于生硬。另外，小说采用日文写作，未能与当时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相协调。

其他几篇作品，《神秘的自制岛》是以台湾为观照对象，带有强烈讽刺性的寓言小说。它描写日本统冶下，背负枷具的台湾人的痛苦、愚昧与奴性。小说在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同时，也暗讽岛人的迷信与不觉悟，揭示造成民族悲剧的症结所在。《犬羊祸》是篇政治小说，通过描写当时台湾社会运动家的内幕，对林献堂和杨吉臣退出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的妥协行为进行批判。小说在《台湾》杂志登出后，只刊载一半就停止了。《台娘悲史》是以寓言方式表现恶男霸女为妾的不幸婚姻，小说中的“台娘”、“华大”、“日猛”三个人物均有所指，婚姻故事的背后，暗含着台湾的沦陷史。《贤内助》一篇，用的虽是白话文，内容似翻译日人作品，没有更多价值可言。而杨云萍对自己早期小说的看法，用的是“虽有一二，但不成问题”的评价。这一切，应该说是符合萌芽期小说的发展规律的。

总之，萌芽期的台湾小说，一开始就显示了反殖民压迫、反封建制度的主题指向，并且带有强烈的政治讽喻性和现实针对性。在题材选择上，无论是写社会问题，还是表现家庭生活、妇女命运，都与现实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寓言形式和讽刺手法的较多运用，显示了台湾作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特殊方式。这些小说虽然在艺术上还比较稚嫩和粗糙，有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还残存某些旧小说的痕迹，但其呈现的小说主题与内容是全新的，它无疑代表了台湾小说的发展方向。

从1926年开始，台湾新文学运动由理论的发动进入创作的过程，赖和、杨云萍、杨守愚、陈虚谷、郭秋生、张我军、叶荣钟等作家的群体聚合，带来了真正显示台湾新文学运动实绩的作品，而小说创作又居于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至1930年五年间发表于报刊的小说为47篇，相当于萌芽期创作数量的6倍，仅1926年这一年，《台湾民报》就推出了10篇小说，其中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光临》、《黄昏的蔗园》、《弟兄》，张我军的《买彩票》等，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变，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奠基性的作品。在此之后，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虚谷的《他发财了》、《无处申冤》，太平洋的《夜声》，杨守愚的《凶年不免于死亡》，郑登山的《恭喜》，铁涛的《阿凸舍》等，以及赖和、杨云萍、张我军不断问世的其他作品，则显示台湾现代小说从不同角度，揭开了台湾新文学历史的崭新一页。

成长期的台湾小说创作，主要采用现实主义方法相中文写作方式，对日帝统治下的台湾封建社会进行抨击，进一步凸显出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封建主义的总体倾向。纵观上述作品，大多表现了如下内容和主题：

（1）揭露日本警察的凶暴和压迫民众的情形。日本警察作为维护殖民统治的鹰犬，无所不管，无恶不作，是台湾人民最为痛恨和直接抨击的对象。赖和的《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郑登山的《恭喜》，一村的《无处申冤》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民间百姓在警察制度下所遭受的欺凌，重压以及无处伸冤的悲惨现实。

（2）表现殖民者，地主和资本家对工农群众的经济剥削的现实。以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太平洋的《夜声》，杨守愚的《凶年不免于死亡》为代表。日据时期，全台耕地的30％由殖民垄断阶级掌管，48％为地主阶级保留。而占农村70％人口的贫苦农民，仅占17％的耕地。残酷的经济压榨，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加速了底层百姓生活贫困化。杨守愚《凶年不免于死亡》中的农民，在地租、税收与灾年的多重压迫下，无论怎样挣扎，最终不能逃脱家破人亡的厄运。

（3）旧礼教束缚下的家庭生活与妇女悲剧。张我军的《白太太的哀史》，讲述嫁给大陆官僚被折磨而死的日本女子的不幸身世；杨云萍的《秋菊的半生》，塑造了家贫被卖、又遭富人欺凌玩弄的台湾少女秋菊的形象；赖和的《可怜她死了》，则借少妇阿金的遭遇，控拆了落后愚昧的养女制度。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妇女命运，成为当时作家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

（4）揭露封建地方势力和御用绅士的妥协。以杨云萍的《光临》，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为代表。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推行的愚化、奴化和同化政策，促使封建地方势力臣服殖民当局，成为反对社会改革的力量。《郑秀才的客厅》里所上演的，就是三个封建遗老接受殖民当局旨意，加入御用文化团体的丑剧。

这时期作家创作的局限，一是由于他们多以文学为武器来推动政治、文化运动，还缺乏对创作数量与艺术质量的潜心关注；二是因为当时作家往往兼营多种文体，艺术的磨砺与积累还不够深厚。

台湾新文学初期的诗歌

台湾新诗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孕育和影响下诞生的。五四运动不仅为台湾新诗孕育了反帝反封建的健硕诗胎，而且为台湾新诗培育了发难之人。台湾新文学之初，张我军、黄朝琴、黄呈聪等新文学的开创者，均到大陆学习、考察、旅游。张我军创作了台湾新诗史上第一部诗集《乱都之恋》，并将五四文学新军引进了台湾，发起了台湾的新旧文学论战，打败了旧文学，新文学在旧文学的废墟上诞生。黄呈聪、黄朝琴在大陆调查后，在台湾发动了白话文运动，确定了白话文为台湾新文学的表达工具。《台湾民报》发表了许多介绍大陆新文学运动的文章，第101号和102号发表了刘梦华的《中国诗的昨今明》一文。介绍大陆新诗的来龙去脉。《台湾民报》于1925年3月发表了张我军的《诗集的解放》一文。理论的指导和推动，对台湾新诗的诞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台湾新诗诞生的一个更主要原因是，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呼唤。台湾自1895年割让，反对日本占领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三日一小战，五日一大战。旷日持久而无后援的抗日战争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惨痛，不得不在梁启超的建议下，由武装抗日转为非武装抗日。非武装抗日中文学成了主力军，台湾新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台湾最早出现的新诗，是追风（谢春木）1923年5月创作的《诗的模仿》四首（《赞美番王》、《煤炭颂》，《恋爱将茁壮》、《开花之前》），发表于1924年4月10日出版的《台湾》杂志上。这虽是用日文写成，但并不影响它成为台湾泥土中长出的第一丛诗苗。虽然这是第一丛诗苗，但它并不孤单，它刚刚拱出土层，其他诗苗也如雨后春笋钻出地面，和追风的《诗的模仿》一起成为第一批拓荒的勇士，装点子台湾诗坛春天的诗人和作品，主要有：施文杞的《送林耕余尹随江校长渡南洋》（《台湾民报》1卷12号1923年12月）、《假面具》（《台湾民报》2卷4号1924年3月）。杨云萍的《桔子开花》（《台湾民报》2卷7号），《这是什么声音》（《台湾民报》2卷15号）。张我军的《对月狂歌》、《无情的雨》分载《台湾民报》2卷8号1924年5月和2卷13号1924年7月。由杨云萍和江梦华创办的中文刊物《人人》杂志，于1925年3月举行了台湾文学史上首次新诗征文比赛，选出十余家诗20首，在该刊第二期发表。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于1925年12月在台北出版，《台湾民报》于1926年11月征集新诗，获诗50余首，经评选，崇五、器人、黄石辉、黄得时、沈玉光、谢万安等人的10首入选。这是台湾第一次评选诗的活动。新诗诞生初期，在《台湾民报》上发表诗作的诗人还有赖和、杨华、虚谷、泽生、纵横、杨守愚等。这些诗人中张我军、赖和、杨华的诗歌创作成就最高。张我军的《乱都之恋》是描写他早年在北平读书时，与同班同学罗心香的爱情故事。乱都，是指1923年前后正值奉直军阀混战，人心惶惶的北平。该著在描写作者恋爱受阻，双双私奔，抗击封建婚姻，争取婚姻自由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屈斗争精神，和作为一代五四新青年的新思想、新行为。诗的情感真挚，行文明白流畅，但有直白和直露之弊，这是新诗幼年期的通病。赖和是个风暴型诗人，他的诗是号角和呐喊，充满战斗激情。他的代表作《觉悟下的牺牲》、《南国哀歌》、《低气压的山顶》充溢着时代精神和革命气概。他大气磅礴地号召人们起来变成革命狂飚，去毁灭那旧世界，为革命欢呼，为人类祝福。赖和的诗是典型的革命者之歌。杨华是台湾新诗奠基初期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是与贫病和民族敌人交战中的产儿。如果说赖和的诗是高亢的战歌，杨华的诗则是凄沧的控诉；赖和的诗是掷向敌人的利剑，杨华的诗是抽向敌人的鞭子。他的《黑朝集》五十三首，是他人格的体现。诗人以大海之黑潮暗示日本人入侵的黑潮，黑潮虽然凶险，但中国人不会向黑潮屈服。中国人的反抗是新生之火：“只要是新生的火／她便能燃起已死的灰烬”。杨华曾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本人逮捕入狱，并在日本人的迫害下活活饿死，但他的中国人的志气永立天地。

台湾新文学的奠基人赖和

赖和的生平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继张我军的理论倡导之后，赖和正是以他对台湾白话文学和现实主义创作的确立，以他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培养，而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以及“台湾的鲁迅”。

赖和（1894—1943），本名赖河，字懒云，台湾彰化市人，常用笔名有懒云、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幼年习汉文，并接受日文教育。1909年入台北医学校，毕业后在彰化建立赖和医院。1917年到厦门博爱医院工作，1919年下半年返台。这期间接受五四新文学影响，成为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者。1921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开始其毕生悬壶济世及抗日文化活动的生涯。1923年因治警事件入狱，翌年出狱之后，从此留须明志，以示与日本官宪抗争。1941年又因思想问题再度入狱，后病重出狱，1943年1月即以心脏病与世长辞，年仅49岁。

赖和的一生，是令人敬仰的一生。其一，作为铁骨铮铮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了证明自己是中国人，不臣服日寇，他曾经不剪辫子，始终穿着民族服装，充满了“不忍衣冠沦异族”的高贵情感。其二，赖和医德高尚，扶危济困，一生为劳苦群众所仰望，有“彰化妈祖”和“医圣”之称。不仅如此，“凡台湾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先生无不公开参与或是秘密援助。”他免费医治穷苦百姓，“每天所看的病人，都在百人以上，然而，先生的身后，却留下万余元的债务。”赖和去世的时候，乡人沿街痛哭，送葬者络绎不绝。其三，作为充满反抗精神的新文学作家，赖和一生坚持用中文写作，绝不用日文写作，这在日据时代的文坛上，实属难能可贵。其四，作为台湾新文学的“奶母”，赖和在担任《台湾民报》文艺栏主编和《南音》杂志编委的时候，为台湾文坛培养了一批作家，守愚、虚谷、杨逵、王诗琅以及稍晚的钟理和、叶石涛、钟肇政等等，都曾深受他的影响。

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赖和，终其一生未曾见过鲁迅，但深深受到鲁迅影响。依其友人杨守愚的说法：“先生生平很崇拜鲁迅先生，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者，是在改造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鲁迅弃医从文，成为勇敢的文化斗士和时代旗手；赖和以鲁迅为楷模，一边行医，一边创作，去做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他们都在寻求通过文学改造社会，启蒙民众，疗救国民精神。尽管赖和在创作成就和思想影响力诸方面还不能完全比照鲁迅，但他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奠基作用，使他获得了台湾文坛最高的敬仰和评价。黄得时将赖和比喻为“台湾的鲁迅”，吴新荣对其大加推崇，认为“赖和在台湾，正如鲁迅在中国，高尔基在苏联，任何权威都不能漠视其存在。”陈虚谷也断言：“赖和生于唐朝中国则可留名唐诗选；生于现代中国则可媲美鲁迅。”

赖和是文坛多面手，从1925年发表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散文《无题》，到1941年在狱中完成的《狱中日记》，他共创作了小说14篇，新诗11首，随笔杂感13篇，狱中日记39篇，这些作品由李南衡编为《赖和先生全集》，1979年3月由明潭出版社出版。

赖和的文学创作成就

生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殖民统治社会，又经历着旧文学和新文学交替变更的风云时代，加之悬壶济世、体察民生的悲悯情怀，赖和走上文坛伊始便确定了自己创作的原点，那就是以拥抱民间疾苦的人道主义关怀，藉由文艺的力量去启迪民众精神，改造黑暗社会。1937年，赖和在回答应聘《台湾民报》副刊主编黄得时的请教时，曾当场明确提出四点希望：“1．现在虽然在日本统治下，我们绝对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2．对于中国优美的传统文化，不但要保存，还要发扬光大。3．对于日人的暴政，尽量发表，尤其是日警压迫欺负老百姓的实例，极力暴露出来。4．对于同胞在封建下所残留的陋习、迷信，应予彻底的打破，提高文化素质和水平。”这既是赖和的政治理想，也蕴含着他的文学追求。赖和终其一生所努力的，就是要让文学成为“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忠忠实实地替被压迫民众去叫喊。”

在这种文学理念的指导下，赖和的创作始终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取向，从而成为日据时代最富有抗议精神的文学。以其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而言，赖和的创作有以下鲜明特色：

（1）以尖锐的抗议精神，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罪恶，唤醒台湾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据时代，反对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成为广大台湾同胞最根本的问题。赖和的小说，或抨击横行霸道、为虎作伥的警察制度，如《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蛇先生》、《惹事》等；或揭露日本殖民者对台湾蔗农残酷的经济压榨，如《丰作》；或斥责日本同化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风俗的消泯，它们表现的全是与异族统治者势不两立的主题立意。《一杆“称仔”》写贫苦农民秦得参被日本巡警逼上绝路的故事。秦得参借来三元钱做卖青菜的小生意，因为无钱购置“称仔”，只得向邻居借来一杆“尚觉新新的称仔”。当时的度量衡是官厅的专利，敲诈勒索的巡警不由分说，折断称杆，罚款拘人。秦得参被妻子借债赎出狱来，禁不住满腔悲愤，终于在新年之夜与巡警同归于尽。这里，原本象征老百姓谋生工具的“称仔”，现在却被破坏；原本象征了法律应有公正的“称仔”，现在却遭践踏；官逼民反的背后，是日本殖民者对民众生存权利的残酷剥夺，是走投无路的百姓对于强权专制的抵死抗议。值得指出的是，赖和小说不仅表现深沉的控诉力量，而且凸显了强烈的抗争精神。《一杆“称仔”》中，秦得参的拼死抗争；《浪漫外记》里，民间好汉对日寇爪牙“补大人”的诱杀；《惹事》中勇于揭露日本殖民统治者“劣迹与残暴”的青年学生；以及《善讼人的故事》里为民请命、反抗强权的林先生，都是这种不屈意志的集中体现。

（2）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描写了苦难深重的百姓生活，传达出反帝反封建、改造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强烈要求。《可怜她死了》是一篇哀怜贫苦女性命运的经典之作。小说中命运多舛的阿金，自幼被卖做童养媳，未婚夫又在一次罢工风潮中被警察打伤死亡。遭受重创的公公含恨死去，阿金婆媳挣扎在贫困线上。为了摆脱困境，阿金再次被已经妻妾成群的富绅阿力哥包养，受尽蹂躏后却遭遗弃，最终带着身孕投河自尽。赖和在作品中揭示了造成阿金悲剧的三个原因：一是养女制度，作为封建制度的残余和变形，它在日本统治下的合法化，是造成无数女子悲苦命运的渊薮。二是纳妾制度。封建主义传统与男权中心话语的强势作用，使被物化的妇女变成男性需要的工具或可以任意买卖、遗弃的物品。三是殖民主义统治。作为一切黑暗势力的总根子，它与实行专制、压抑人性的封建主义制度的联盟，是维持自身统治的需要。阿金的悲剧，正是殖民统治和封建制度一手导演的。赖和对封建礼教和落后习俗的鞭挞中，无不凝聚着对殖民主义的憎恶。

（3）对旧社会习俗的败坏，对苟且偷生者的形象批判，表现了赖和文化革新的要求，以及疗救国民精神的忧患情怀。他于1926年写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是最先批评封建社会迎神赛会的铺张浪费，表达期盼文化革新与社会进步的作品。故事借着镇上人们的闲谈，表达出两庄村民在妈祖生日的祭典中为了争面子而“斗闹热”，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幕后操纵者却从中渔利。对于为发起“斗闹热”而奔走的学士、委员、中学毕业生和保正等“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赖和也给予了特别的讽刺。事实上，赖和对那种在殖民政府统治下苟且偷生，甚至巴结奉承的旧知识分子的描写，笔锋一贯犀利无情。在《棋盘边》里，作者用一幅对联，概括出此类人物萎靡颓丧的生活习俗：“第一等人乌龟老鸨，惟两件事打雀烧鸦”（指打麻将、吸鸦片）。《一个同志的批信》、《赴了春宴回来》等作品，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民族危难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空虚与妥协心理，前者揭穿了有钱有闲者施灰献媚殖民当局的行径，后者则活画出一群寻花问柳的“圣人之徒”的卑污灵魂。

（4）在艺术表现上，赖和着力观照乡土的文化背景和艺术趣味，注重故事性与戏剧性，显示出乡土的特色。而对于邪恶与堕落的一面，他又特别运用讽刺手法加以抨击。从赖和的诗歌、散文创作来看，《无题》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散文，它把日寇统治下一个失恋者孤寂痛苦的心情，描写得栩栩如生。清新的形式，优婉的文字，加之个人情感与黑暗时代的碰撞扭结，使全文有一种悲哀而倔强的美感，赖和的新诗创作，比之其他文体，情感基调更为高昂激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坚持社会写实的文学路线，带来其作品强烈的现实针对性。1925年10月23日，彰化二林的农民起义被日警血腥镇压的当天，赖和就以满腔悲愤写下了他的第一首新诗《觉悟下的牺牲》，副题是“寄二林事件的战友”。有感于农民这种不怕牺牲、奋起反抗的“觉悟”，赖和反复吟颂：“我的弱者的斗士们，／这是多么难能，／这是多么可贵！”但他最成功的新诗则是《流离曲》、《南国哀歌》和《低气压的山顶》。

《流离曲》写于1930年，长一百余行，被人称为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中最长、最动人的一首诗。它是以殖民当局用极廉价将3886甲土地批售给370名退职官员，迫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的事件为背景所作的长诗。《南国哀歌》写于1931年，是为纪念反殖抗日的“雾社事件”而创作。《低气压的山顶》则以象征的手法，在日寇制造的政治低气压时代，大声呼唤推翻殖民统治的狂风骤雨：“这冷酷的世界，／留它还有何用！／这毁灭一切的狂飚，／是何等伟大凄壮！／我独立在狂飚中，／张开喉咙竭尽力量，／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并且为那未来不可知的，／人类世界祝福。”

赖和在台湾文学史上的意义

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中，赖和是以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人道主义的情怀和社会写实的方法路线，率先倡导了具有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学，富于反抗精神的抗议文学，以及充满新时代意义的白话文学。

赖和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从而揭开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序幕。台湾新文学兴起后，遇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难题。新文学运动要求言文统一，台湾居民却多用台湾方言。赖和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实践，率先摸索出以白话文为基础，尽量吸收台湾方言的途径，使其作品言文一致，呈现出明白易懂的乡土特色。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他还大力实践“舌头和笔尖的合一”的主张，使其文学语言口语化。正是在此意义上，“第一个把白话文的真正价值具体地揭示到大众之前的，便是懒云的白话文文学作品。”

作为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创作影响了整个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坛。正如文评家张恒豪所称：

他的写实精神引导了不少的继起者，尤其是杨守愚、陈虚谷、王诗琅；他的反讽技法影响了蔡愁洞、吴浊流、叶石涛；而他那不屈不挠的抗议勇气更鼓舞了杨华、杨逵、吕赫若。可以说，台湾新文学的扎根从赖和开始着手，而赖和的崛起才奠定了现代台湾文学的基础。

赖和被称为“台湾的鲁迅”和“台湾新文学之父”，他对台湾新文学的巨大贡献，与这两个崇高的称谓是相称的。赖和的创作跨越小说和新诗两种题材，这两个领域他是两面旗帜。他的闪耀着强烈战斗光芒的现实主义作品，成为整个台湾新文学的样板。尤其是他作品中反对异族占领和对祖国的向往与亲和的民族主义精神，以及大声疾呼革命风暴的到来、摧毁旧世界的呐喊，无不体现出无畏而彻底的革命性，教育和唤醒了几代台湾青年。这种革命战斗精神成了整个台湾新文学的灵魂，并且将永照台湾文坛。赖和的文学主张和他的爱祖国、爱民族的精神，也是今天反“台独”的锐利武器。

台湾新文学的发展

台湾新文学发展期的小说创作

在1931年至1937年的台湾文坛，小说创作是以它整体风貌的变化和新颖气象的出现，为台湾新文学的“黄金时代”增添了特别的光采。

作家与作品的成批涌现，是本时期小说繁荣的标志之一。

由于众多文学社团与文学刊物的创办，30年代的作家队伍由分散走向聚合，以文学同仁的群体形象登上文坛，知名作家达到上百人之多。他们或以文学社团为中心，集结在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南音社、台湾艺术研究会等社团的旗帜下；或以地域为阵营，形成作家群体，如彰化的赖和、陈虚谷、杨守愚、黄朝东、赖通亮、赖沧洧、周定山、叶荣钟等，以及万华的廖汉臣、林克夫、朱点人、王诗琅、郭秋生、徐琼二、杨朝枝等；或以语言表达工具的不同，形成不同类型的作家队伍，中文作家如赖和、杨守愚、郭秋生、张深切、朱点人、林越峰、廖毓文、蔡愁洞、周定山、赵枥马、徐玉书、林克夫、张庆堂、杨华、王锦江、黄得时、李献璋、黄石辉、庄遂性等；日文作家有杨逵、赖明弘、张文环、吕赫若、翁闹、吴希圣、赖庆、巫永福、郭水潭、吴新荣、龙瑛宗、吴浊流、王白渊、吴坤煌、刘捷、苏维熊、徐琼二等人。如此庞大的文学队伍聚合，为属于文学重镇的小说创作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优秀小说多发表于《南音》、《台湾文学》、《福尔摩沙》、《先发部队》、《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台湾新民报》等报刊，引人瞩目的作品达到100多篇，有些已成为日据时代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写照。中文小说中，懒云的《善讼人的故事》、{惹事》，守愚的《一群失业的人》，杨华的《薄命》，点人的《蝉》、《秋信》，毓文的《玉儿的悲哀》，玄影（赖贤颖）的《稻热病》，一吼的《旋风》，匡人（蔡秋桐）的《王猪爷》，王锦江的《没落》，芥舟的《死么？》，张深切的《鸭母》等作品；日文小说中，杨逵的《送报亻夫》，吴希圣的《豚》，吕赫若的《牛车》，翁闹的《赣仔伯》，张文环的《父亲的脸》，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赖明弘的《夏》等，都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赖和的《丰作》被译为日文，刊于日本出刊的《文学案内》，并入选《朝鲜台湾中国新锐作家集》。杨逵的《送报亻夫》获日本刊物《文学评论》1934年征文二等奖（缺一等奖），后被胡风译成中文，发表在上梅的《世界知识》1936年1月号上，并与吕赫若的《牛车》、杨华的《薄命》一起入选《朝鲜台湾小说集》。

文学主题的深化与表现题材的多样化，是本时期小说繁荣的标志之二。

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抗议，是贯穿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创作的突出主题。进入30年代，不管是中文作家，还是日文作家，都表现出这种尖锐的抗议精神；比之20年代，这一时期对日本殖民者的揭露和批判更大胆、更公开、它不仅鞭挞了警察、保正、巡查这类小官吏，而且把矛头指向民族差别待遇、日本警察政治、殖民经济掠夺、法律不公现象等方面，已经触及到日本殖民制度。著名作家赖和的《丰作》、《惹事》、《善讼人的故事》、《辱》等皆发表于30年代，《丰作》写农民添福，向日本制糖会社租地种蔗，勤劳的汗水换来了甘蔗的丰收，但会社收蔗时在磅秤上捣鬼，本来估计约50万斤的甘蔗只剩下30万斤。加之田租和其他生产开支，添福劳动一年仍旧希望落空，只好私下叫骂“伊娘的，会社抢人！”小说对制糖会社强行征收与购买土地的垄断性格，对日本殖民者经济掠夺的狰狞面目，给予了大胆揭露。杨逵的《送报亻夫》，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蔡秋桐的《王猪爷》，赤子的《擦鞋匠》，以及杨守愚以揭露日警为题材的《十字街头》、《颠倒死》、《嫌疑》、《罚》等作品，也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揭露与抗议的主题。在1936年12月号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上，辟有“汉文创作特辑”，共发表赖贤颖的《稻热病》、尚未央的《老鸡母》、马木历的《西北雨》、朱点人的《脱颖》、洋的《鸳鸯》、废人的《三更半暝》、王诗琅的《十字路》、周定山的《旋风》等8篇小说。因为作品所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议精神，殖民当局以“内容不妥当，全体空气不好”为由，禁止这期刊物发行。然而，民众的抗议精神是殖民当局查禁不了的。白滔在揭露日本警察取缔凌逼台湾摊贩的小说《失败》中，借人物之口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在帝国主义下的台湾殖民地，被掠夺着的我们，是何等地痛苦着的事情呀，试看，产业的短缩，失业者的增多，工资的急减，农村的贫困，以致大批的贫寒阶级，徬徨于饥饿线上。现在为了谋生的问题，有的不得不走向小贩们的途上来。借以度着这受剥夺未尽的躯体，然而现在又是怎样呢？身受的诸位，是早巳知悉了。呵！我们已不能忍耐下去了！大家须抬起头，用我们不屈不挠的果敢毅力与之拼命。以期达最后的胜利！

对社会改革运动的复杂面貌与走向的描写，在本时期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位置。20年代中后期，以工农运动为基础的台湾的社会政治运动风起云涌，许多作家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在政治运动走向低潮的30年代，对刚刚终结的历史一幕的记忆与反思，就成为当时作家关注的内容。林克夫的《阿枝的故事》，侧重表现工人参加斗争行列的觉醒过程；陈赐文的《其山哥》和尚未央的《失业》，反映参加社会运动者遭到沉重打击后的景况；林越峰的《红萝卜》，揭露叛徒在社会运动中的险恶行径；王锦江的《夜雨》，深入发掘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朱点人的《岛都》，表现了社会改革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特别是杨逵的《送报亻夫》，通过留学东京的台湾青年杨君的飘零身世和反抗行动，把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民族抵抗运动，融汇于世界性被压迫的农工和弱小民族的抗议运动之中，表现出朴素鲜明的阶级意识和深刻高远的思想境界。

婚姻爱情生活和女性命运，在封建意识浓厚、社会风气落后的日据时代，显得格外压抑和黯淡。本时期作家关注这一社会问题的时候，随着现代进步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多种角度的发掘，突出了反封建的精神指向。面对着养女制度、纳妾恶习、索聘卖女、媒妁婚姻这些强大而顽固的封建习俗，女性的命运苦不堪言。克夫的《秋菊的告白》，杨守愚的《女丐》，特别是杨华的《薄命》，极言女子的悲哀身世，一语道破她们在男权中心社会被任意凌辱的边缘生存真相。吴天赏的《龙》，表现没有爱情基础的媒妁悲剧；毓文的《玉儿的悲哀》，描写农村少女因差别教育制度与封建习俗的遗害而失去情人的悲剧；陈华培的《王万之妻》，赖庆的《纳妾风波》，矛头直指纳妾恶俗，多方面发掘女性悲剧的成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已经开始了觉醒和抗争，而不再一味地逆来顺受，甘作命运的奴隶。龙瑛宗《不知道的幸福》中的媳妇仔奋斗不懈，终于通过离婚摆脱了痛苦的婚姻，寻求到自己的爱情幸福。杨守愚以“瘦鹃”为笔名发表的《出走的前一夜》，描述一个有自己思想的新女性，为反抗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决心出走，赴日留学去实现人生的理想。作者借曾经徘徊在服从与抗争两难境地中的女主角之口，这样鼓励女性的人生奋争：“哧，卑怯的女子，你愿意当奴隶，当玩物吗？不，走吧，打断旧制度的桎梏，跑向光明的前途去吧。”其他的作品，如吴浊流的《泥沼中的金鲤鱼》、徐琼二的《婚事》、马木枥的《私奔》、张碧华的《上弦月》、翁闹的《残雪》等，都体现了女性敢于对抗封建礼教挑战自己婚姻命运的时代进步。

对农村经济剥削和农民贫苦境遇的揭写，在本时期得到了重视和发展。1930年代开始，日本殖民者加强它对台湾的农业掠夺，以便把台湾变成扩军备战的南进基地。正视农民问题，表现农民在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悲惨遭遇，成为有使命感作家的关怀与呈现焦点。此类作品有：吴希圣的《豚》，张深切的《鸭母》，守愚的《决裂》、《升租》、《赤土与鲜血》，林越峰的《到城里去》、《好年光》，一吼的《旋风》，赖贤颖的《稻热病》，剑涛的《阿牛的苦难》，张庆堂的《鲜血》、《年关》、《老与死》，马木枥的《西北雨》，徐玉书的《谋生》，李泰国的《细雨霏霏的一天》、《可怜的朋友》，黄有才的《凄惨谱》，刘梦华的《斗》，愁洞的《夺锦标》、《新兴的悲哀》、《理想乡》、《四两土仔》等。从耕者无其田，必须忍受租田种地的“铁租”剥削的悲惨现实，到灾年走投无路，丰年仍然两手空空的农民境遇，造成这种悲剧性结果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垄断与掠夺的殖民经济政策，以及地主、资本家和日警的残酷压榨所为。

体裁的多样化，是本时期小说走向繁荣的标志之三。

短篇小说的创作有叙事体、抒情体、散文体、戏剧体、寓言体、传奇体等多种形式出现；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问世，则是30年代体裁方面的最大突破。1932年《台湾民报》改为日报后，促成了长篇小说的连载。据不完全统计，本时期在《台湾新民报》或《台湾文艺》上连载、出版的长篇小说有林辉火昆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女之一生》，赖庆的《女性悲曲》，陈春玉的《工场进行曲》，徐坤泉的《灵肉之道》、《可爱的仇人》，陈镜波的《台湾的十日谈》，陈垂映的《寒流暖流》，林於水的《王子新》，山竹的《突出水平线的恋爱》等；中篇小说方面，则有陈镜波的《落城哀艳录》，吕赫若的《牛车》，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等。从上述作品，可以看出小说艺术手法逐渐成熟，作家驾驭中长篇的能力日见彰显。

艺术表现的多样化与作品文学价值的提高，是本时期小说繁荣的标志之四。

高潮期作品的艺术成就明显得以提高，这与作家更多地站在文学立场上，潜心艺术探索有关，也是经历了台湾新文学的初创期，艺术经验有了更多积累的结果。出于文学为人生的价值取向，30年代的作家多认同文艺的群众化，故普遍采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中又有不同的侧重。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多反映黑暗的悲剧性的社会现实，代表作家有愁洞、秋生、吴希圣、一吼、林越峰、李泰国、马木枥、张庆堂、赖贤颖、柳塘等；主张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注重在揭露黑暗的同时，反映出人生的抗争与生活的亮点，更具有前瞻性与激励性。代表作家有杨逵、朱点人、王锦江、林克夫、绘声、王白渊等。与此同时，在东京诞生的一些文艺社团与刊物，受到欧美文学思潮影响，在写实主义的主潮中，也出现了现代小说的萌芽，交错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中的探索，这种情形更多地见诸台湾艺术研究会的作家，其他作家也有所尝识，代表作家有翁闹、巫永福、吴天赏、尚未央、陈华培等。总的来看，小说结构较前复杂、完整，故事表现更真实生动；人物性格刻画，克服了先前那种单一、平面的缺点，开始趋向于复杂、丰满；表现技巧更注重艺术性和多样性，这些无疑标志了小说艺术水平的明显变化与提升。

台湾新文学发展期的诗歌创作

从30年代初到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大约15年的时间，为台湾新诗在日本法西斯残酷的高压和迫害下顽强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主流文学与日本的“皇民化文学”逆流，进行了生死搏斗。尤其是1937年6月15日，日本政府下令在台湾废止中文，宣布一切中文报刊全都停废，改用日文。对中国文学进行了致命摧残。但是具有反侵略传统的台湾人民，台湾文学是不可能被击跨的。1930年前后，台湾无产者开始觉醒，以台共为核心的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兴起。

《台湾民报》1927年8月由日本东京迁到台北发行，1932年改为日报并改名为《台湾新民报》，1930年8月2日新辟《曙光》新诗专栏，团结了大批诗人，30年代初，以台南一带含有盐分较多的海滨地区，诞生了一批诗人，如：郭水潭、吴新荣、徐清吉、王登山、庄培初、林精鏐等，被称为“盐分地带诗人群”。1935年9月2日，邱淳光、丘炳南创办了《月来香》诗刊。1942年张彦勋等发起组织了“银铃会”诗社，创办了《缘草诗刊》（1947年易名《潮流》）。这个时期台湾出现了一大批较有影响的诗人，如：巫永福、苏维熊、杨基振、叶融其、吴坤煌、朱培仁、朱实、翁闹、杨炽昌、赖明弘、嵩林、李张瑞、王白渊、陈奇云、林修二、丘英二、杨少民、垂映生、刘杰、杨启东、龙瑛宗、邱淳光、丘炳南、吴瀛涛、张彦勋、陈千武、吴天尝、杨云萍、吴新荣、郭水潭、曾石火、林清文、周伯阳等。这个时期出版的诗集有：杨炽昌的《热带鱼》、《树兰》和《燃烧的面颊》，邱淳光的《化石的恋》和《悲哀的邂逅》，杨云萍的日文诗集《山河》，王白渊的日文诗集《荆棘之道》等。

1．盐分地带诗人群

盐分地带，即指台南北门一带的佳里，北门、七股、将军、西港等海滨盐分较多的乡镇。这里沿海常遭外国人入侵，中国人具有悠久的反抗历史。这里环境特殊，具有盐乡的风土情调，因而这里便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反抗异族入侵的民族精神和盐乡风情为特色的，“盐分地带派”的文学和新诗。这个诗歌流派的灵魂诗人为郭水潭、吴新荣。核心诗人有徐清吉、王登山、庄培初、林精鏐、吴兆行、林芳年等。30年代初，这里由吴新荣发起，与郭水潭、徐清吉组成“佳里青风会”，被日本人强行解散。1934年，台湾文艺联盟在台中成立，郭水潭、吴新荣为南部代表。会后他们就宣布成立“台湾文艺联盟”佳里支部，并发表成立宣言。其基本内容是反对异族入侵，保卫台湾文化；响应台湾文艺联盟号召，开展新文艺运动；联络团结文艺作家开展创作活动。他们出版了《佳里支部作品集》。他们的作品主要是表现中国人反抗异民族入侵的民族气节，描写盐乡风土人情，反映下层劳动者的疾苦。为穷苦大众鸣不平，体现出较强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这些诗人中，创作成就较高者有：郭水潭、吴新荣、王登山。

郭水潭，笔名郭千尺，1907年出生，开始写日本短歌，后认为日本短歌为“伪文学”，而改写新诗，他的诗充满民族正气和对下层劳动者的同情，在《世纪之歌》中他写道：“在民族严肃的试练／战旗一直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已不是虚无主义者／我们已不是浪漫主义者。”诗人对日本人发起“7·7”卢沟桥事变，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表现出极大的民族愤慨；郭水潭共有新诗60余首，代表性作品如《世纪之歌》、《向棺木恸哭》、《故乡之歌》、《广阔的海》等。

吴新荣，1907年生，台南将军乡人，为“盐分地带诗人群”灵魂诗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创办《苍海》、《东医南瀛会志》、《里门会志》等刊物，他崇拜孙中山，“誓为国父信徒”，作品有《道路》、《故乡的春际》、《思想》、《旅愁》等。著有《震瀛诗集》。他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日本的创作，思想比较迷惑，缺乏明显的方向。后期为回台湾后的创作。这个时候亲眼看到日本人的罪行受到震撼，趋于成熟，诗中强化了爱国反日的色彩。吴新荣性格豪放，有“放胆文章拼命酒”的豪气。

王登山，被称为“盐村诗人”，他的诗中“盐分最高”，表现出日本人压榨下台湾盐村老百姓生活的苦状。

2．“风车诗社”诗人群

“风车诗社”是台湾第一个现代派诗社。这个诗社的发起人是台湾诗人杨炽昌（水阴萍）。主要同仁有：张良典（丘英二）、李张瑞（利野仓）、林永修（林修二）等，另有日本诗人户田房子、岸丽子、岛元铁平等，也是该诗社成员。该诗社发行《风车诗刊》，以法语为刊头标题。每期印75本、约持续了一年多停刊。他们的主张是抛弃传统，表达诗人的内在精神。挖掘潜意识，脱离政治色彩，不作政治工具，追求纯正艺术。“风车诗社”从日本引进的现代派和大陆李金发、戴望舒从法国舶来的现代派，是同一个来源，不同渠道，一个是从产地进口，一个是转手引进。现代派于30年代中期进入台湾，除了文学背景之外，主要是政治原因驱使。日本入侵者正在策划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妄图吞并中国和亚洲，进而与希特勒瓜分世界。出于这一战略阴谋，对台湾的统治更加严厉，尤其是搞文字狱，控制言论，于是，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就会招致麻烦，受到迫害。而现代派的创作方法比较隐蔽和曲折。尤其标榜脱离政治，既能迷惑敌人，对文人又充满诱惑。杨炽昌曾谈到他从日本引进现代派的动机说：“由于在殖民地写文章的困难，提笔小心，如能换一个角度来描写，来透视现实的病态，分析人的行为，思维所在，则能稍避日人的凶焰。”

杨炽昌，台南市人，1908年生，1932年台南二中毕业，赴日本留学，常在日本诗志《椎木》、《神户诗人》、《诗学》发表作品。1934年，因父亲病故回国，任《台南新报》编辑，于次年发起成立“风车诗社”。他著有诗集《热带鱼》、《树兰》和《燃烧的面颊》。杨炽昌的诗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超现实主义诗观。用象征、拟人化、暗示等手法创作。如《黎明》一诗：“苍白的惊愕／血红的嘴唇吐出恐怖声／风装死着，安宁下来的早晨／我的肉体受伤满是血而发烧了。”对这样隐晦和暗示的诗，人们可以作多方面、多角度的解读。黎明日出是非常壮烈辉煌的，但诗人眼里的日出却恐怖无比，鲜血淋淋。这“日出”分明可以理解为日本人的入侵，具有强烈的反日爱国内涵。日出，即日本侵略者的出现。

李张瑞，笔名利野仓，曾留学日本，是“风车诗社”的重要诗人。他的诗作有《挽歌》、《黄昏》、《女王的梦》、《肉体丧失》、《虎头埤》、《这个家》、《天空的婚礼》等。他的诗也是典型的现代派象征，潜意识、意象重迭和快速转换的手法的产品。不过，他的诗描写下层劳动者的不幸，从而揭露日本人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林永修（1914~1944），笔名林修二，早年留学日本，常在日本发表作品。1980年，其家属将其遗作结集出版，书名《苍的星》。林永修的诗，多描写壮阔的大海和诗人的理想。描写大海题材的诗如《诲边》、《航行》、《出航》等，这些描写大海的诗，常常将人生的感慨和际遇寓入诗中，形成情景互动和交融的境界。

3．“台湾艺术研究会”诗人群

1931年3月25日，台湾在日本的留学生王白渊、林新丰、林兑、叶秋木、吴坤煌、巫永福、张丽旭等在东京决心“以文化形体，使民众理解民族革命”，发起成立了“台湾艺术研究会”。同年8月创办会刊《福尔摩沙》。1932年3月20日，由苏维熊、巫永福、魏上春、张文环、陈奇云、黄坡堂、王白渊、刘捷、吴坤煌等重组“台湾艺术研究会”。他们认为：“现实的台湾，不过是表面上的美观，其实十室九空，好比是埋藏着朽骨烂肉的白冢，所以我们必须以文艺来创造真正的华丽之岛。”这个团体中的多数成员都是两栖作家，既写小说，也写诗，其中诗歌方面创作成就比较高的有巫永福、王白渊、陈奇云、苏维熊、吴坤煌、刘捷等。

巫永福，1913年生，南投县埔里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台湾文艺联盟”、“台湾文学社”，是“笠诗社”成员。曾任《台湾文艺》发行人，并设“巫永福文学评论奖”。他是至今不多的健在的穿越台湾新文学全程的诗人。出版诗集有《爱，永州诗集》、《时光》、《雾社绯樱》、《木像》、《稻草的哨》、《不老的大树》、《爬在大地上的人》等。1941年在盐分地带访问时，写下了“苦节”二字。他解释说：“因为苦节这两个字，在当时我的生活及所有记忆中回荡不散。就是说在异民族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我们这些台湾知识分子，都要有共同的意志及愿望。……透过艺术文化的运动，使大家更能坚持我们汉家儿女的传统精神，不被日本同化为日本皇民，乃是不可否认的原则，这原则犹如大汉苏武被放逐到冰天雪地的北海，孤零零的牧羊，仍不屈于淫威而变节一样。我们台湾在日本人的淫威之下，总能像苏武在北海，一定能克服多种艰难而勇敢地苦守中华儿女的气节。这样终究也会有回大汉的一天的。””巫永福有着深厚的爱祖国、爱民族的情感，对日本入侵者充满仇恨。他将这种宝贵的情感，凝聚于创作中，写下了《祖国》、《孤儿之恋》等不朽的爱国主义诗篇。他的这两首诗，感人至深，将台湾日据时期新诗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向了高峰。他在这两首诗中，将台湾象征为一个被妈妈遗弃的孤儿，声嘶力竭地呼叫着远方的母亲，急切地要回到母亲的怀抱。《祖国》一诗中，诗人写道：“还给我们祖国呀／向着海叫喊，还我们祖国呀。”《孤儿之恋》中诗人写道：“日夜想着难能获得的祖国／爰着难能获得的祖国，”巫永福的诗不求字句华丽，单求思想情感真挚；不求一字一句之奇，但求整篇通达连贯。诗中对祖国、对民族的大爱，发自肺腑，出自心底，如瀑布、似闪电，如风暴、似春雷，不可逆转，不可阻挡。这是日据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同胞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呼声。可惜到了晚年，在“台独”分子们挟持和围困下，他也接受了“台独”分子的一些邪说，是令人惋惜的。

王白渊（1902—1965），台湾彰化人，早年留学日本，是“台湾艺术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30年代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后被日本人迫害坐牢8年之久，1942年返台。1931年在东京出版日文诗集《荆棘之道》。著有《台湾美术运动史》。王白渊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王白渊的诗歌颂民主进步，表达理想追求，赞美光明，谴责黑暗，在《莲花》一诗中，歌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在《风》一诗中，诗人通过描写风的各种形态变化，表达出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慕，“自由之子，勇敢的儿子／风啊，我也希望像你飞翔。”《零》一诗中表达出哲理的思考：”虚无而非虚无”、“为数而非数目”。王白渊许多诗情景交融，诗画相映，表现了诗人对事物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陈奇云（1905—1938），原籍澎湖，后移居台湾。1930年出版诗集《热流》，产生一定影响。他的诗以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同情被压迫者，歌颂反抗者为主色调，但也常流露出困惑和无奈。例如《秋天去了》就是一种无奈之作，“明知无从反抗／暴君的寒风／山丘的荒草／依然缠着苟延残喘的根。”这种无奈是渴望光明到来的反映。

4．“银铃会”及日据末期的诗人

“银铃会”是1942年日本统治最黑暗，“皇民化”运动最疯狂时期，由诗人张彦勋发起成立的。参加该诗社的同仁有詹冰、林亨泰、朱实、萧金堆和锦连等。发行《缘草》诗刊，1947年更名为《潮流》诗刊。直到1964年“笠诗社”的成立和《笠》诗刊的创办，《潮流》才汇入了“笠诗社”更大的潮流。“银铃会”虽然是抗日民族运动处于低潮时冒出的一眼清泉，但它却成了一条潺潺不息的小溪，成了一道飞架两个历史时空的诗的小桥，连接了台湾新诗的现代时期和当代时期。此一时期，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诗人，他们虽然没有参加“银铃会”，但他们的歌喉却与“银铃会”一起歌唱，如：邱淳光，他是此一时期惟一出版了两部诗集《化石的恋》、《悲哀的邂逅》的诗人。此一时期，邱炳南、张冬芳、王昶雄、龙瑛宗、张文环等均有诗作发表，他们中多数人是以写小说为主，但诗也是他们重要的文学活动方式。

张彦勋，1925年生，台中市人，长期任小学教师。1942年发起组织了“银铃会”，1964年成为“笠”诗社成员，他是“跨越语言”一代的诗人，诗的创作生命从20世纪30年代延续至今。他出版的日文诗集有：《幻》、《桐叶飘落》，中文诗集有《朔风的日子》。此外他还出版有三部小说集。张彦勋的诗细腻质朴，反映台湾普通人的生活，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吴瀛涛（1916—1971），台北市入，为“银铃会”的重要诗人之一。出版的诗集《生活诗集》、《瀛涛诗集》、《暝想诗集》、《吴瀛涛诗集》等。他热爱生活、歌唱生活，是个生活诗人。他在《荒地》一诗中写道：“离开生活诗是无聊的／没有诗的生活也多荒凉。”他不随波逐流，不吟风弄月，坚持以批评救赎苦难，诗中表现了台湾和中国一体的观念，对祖国深怀眷恋之情。

台湾新文学发展期的散文、戏剧萌芽

1．散文创作

日据时期，小说与诗歌是台湾新文学的创作重镇，散文则多以它们的副产品面貌出现，还缺乏独立的创作力量。但随着新文学高潮的到来，散文创作现状也逐步地得以改变，开始显示出自己的风采。

从散文的发展踪迹来看，初创期的台湾白话散文，当以赖和的《无题》（台湾民报第67号，1925年8月26日）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作品写一个失恋青年在面对昔日女友盛大的出嫁行列时，心中爱恨交加、怅然失落的复杂情感，以及对现实世态的诅咒。流畅的抒情笔调，情景交融的画面描写，把读者带进台湾现代散文的大门。文中写道，当青年走入旧日幽会的园子，心中却是另一番情感：

一样往年的园子，一样漾绿的夏天，才经过一番的风雨，遂这么暗没啊！依旧这亭子，依旧这池塘，荷叶依旧的青，荷花依旧的白，可是嗅不到往年的芳香！找不出往年的心境！唉！我的心落到什么地方去啊！

同时期的散文创作数量尤少，除了赖和的《无题》，张我军的系列散文《随感录》吸收了鲁迅杂文的风格，在台湾散文开创期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南游印象记》具有代表性外，便是发表于1925年12月的《人人》杂志上的两篇作品，即杨云萍的散文《广东游记片片》和赖莫庵（赖贵富）的随笔《莫庵偶言》。

1925年至1930年，散文创作开始出现转机，从作家构成到作品的数量，都有了新的起色。

赖和仍为本时期主要散文作者。《忘不了的过年》、《无聊的回忆》、《前进》、《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代表他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林献堂的《环球游记》，从《台湾民报》第171期开始连载，长达152回。作者叙述自己1926年8月至1931年10月周游欧美十国的见闻，虽用文言写成，但文字浅白，描写生动。又因林献堂在台湾社会政治运动中的地位，其文章深受当时知识分子重视。蒋渭水也是此一时期最有成就的散文家，他的长篇散文《入狱日记》在《台湾民报》3卷61期连载。后来他发表的《北署游记》、《旧友重逢》和《两个可怜的少女》，也颇有影响。特别是《北署游记》，记叙自己因为治警事件被捕入狱的经历，充分流露出一个政治运动领袖的胸襟和心怀。其他的创作，例如一吼（周定山）的《一吼居谭屑》，从《台湾民报》第359号起断续刊载，所写的多是身边杂事、生活感想、读书心得等。芥舟生（郭秋生）的“社会写真”专栏，从《台湾民报》374号断读刊载，有《富翁的末路》、《诱惑》、《深夜的怪剧》等8篇散文，均以轻松而隽永的笔致，描摹台北大稻埕街头巷尾的所见所闻，世俗人生。此一时期台湾的散文充满战斗精神，张深切的《铁窗感想录》、赖庆的《斗争意识》、江锡金的《狱中通信》等，都是代表性的作品。

1931年至1937年，散文的创作多以当时蓬勃发展的文学刊物为阵地，作品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但终因作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小说和诗歌，散文创作不过是兼而为之，故优秀的作品乏善可陈。可以列举的创作如：1935年1月6日的《第一线》上，刊登了青萍、文澜、林克夫、湘苹、德音、乡夫等作家的6篇随笔，另有徐琼二用日文写作的《岛都的近代风景》。1935年12月以后，廖汉臣以“同好者的面影”为题，在《台湾新文学》第1卷第2、4、5、8、9号上连载，介绍朱点人、赖明弘、刘捷、王诗琅、吴逸生、林克夫、徐琼二、黄得时等活跃于文坛的台湾作家，对增加台湾文坛的亲和力，推动文艺风气，发挥了作用。这种观照视野还扩到祖国大陆的文坛。尚未央（庄松林）发表于该刊2卷2号的《会郁达夫记》，生动地介绍了郁达夫应《台湾新民报》之邀于1936年12月22日访台的情形，郁达夫访台期间，黄得时连续撰写介绍郁达夫的长篇散文《达夫片片》在《台湾新民报》上连载20天，甚有影响。而王诗琅的《悼鲁迅》、黄得时的《大文豪鲁迅去世》，则表达了台湾文坛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与哀悼之情。

总之，作为台湾新文学领域里的弱项，散文创作还有待于新的突破。

2．戏剧创作

台湾的戏剧运动，从2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作为新文学形式之一的新剧，与处于过渡时期的文明戏，以及新旧混杂的歌仔戏、鲈鳗戏等多种形式，始终此起彼伏地发展着。但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新剧。

台湾新剧运动的开展与台湾文化协会有密切联系。1921年成立的文化协会，在1923年10月17日第3届定期总会议决事项第6项中，特别增列了“为改弊习涵养高尚趣味起见特开活动写真（即电影）会音乐会及文化演剧会”，欲将戏剧作为改革社会之利器，及至1925年，文化演剧已成为文化协会的主要活动之一，台湾文化协会与海外留学生关系密切，当年热心剧运的留学生后来都成为文化协会会员，而文化协会成员的演剧运动无疑受到祖国五四运动后勃兴的话剧的影响。如热心剧运的张维贤所说：“我对于新剧发生兴趣是因为看过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后胡适的剧本。”这种情形，使台湾的新剧运动一开始就带有社会革新意识与文化运动性格。

20年代前期，台湾新剧运动进入萌芽期。1923年11月，在厦门读书的彰化学生陈、潘炉、谢树元于寒假归台时，集合同志周天启、杨松茂、郭炳荣、吴沧洲等人成立了鼎新社，后演出厦门通俗教育剧本《社会阶级》和《良心的恋爱》。鼎新社是台湾最早出现的带着政治运动色彩的文明戏剧团，具有抗日意识和改革新剧、改革社会运动之旨趣。

1924年，张维贤与陈奇珍、陈凸（陈明栋）等人成立星光演剧研究社。这是继鼎新社之后的第二个重要新剧社团，它的成立受到田汉、欧阳予倩等人的话剧影响，以及厦门通俗教育社的文明戏启发。是年冬天演出田汉改编的三幕剧《终身大事》，颇获好评。次年演出剧目更为丰富，新增独幕笑剧《母女皆拙》、《你先死》，八幕话剧《芙蓉劫》、《火里莲花》等。

1925年至1930年，新剧运动开始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又以剧团的孕育和“文化剧”的频繁演出为标志。

1925年7月，草屯炎峰青年会演剧团成立，团员共28名。主要成员有张深切、洪元煌、李春哮、洪锦水、林金钗等人。经过半年训练，1926年3月2日在台中首度演出，剧本有《改良书房》、《鬼神末路》、《爱强于死》，第二夜有《旧家庭》、《浪子末路》、《小过年》、《人》。这些剧目其他剧团并未演出，多是张深切自编自导。

1925年4月，鼎新社内部因对戏剧见解不一致，发生分裂，周天启自组“台湾学生同志盟会”，成员有吴沧洲、林生传、庄加恩、赖湘洲、潘炉等，演出剧目有《良心的恋爱》、《三怕妻》、《新女子的末路》、《虚荣女子的反省》、《家庭黑幕》等，学生演剧团因思想宣传色彩明显，成为日警禁演、取缔的对象。

1926年3月，自北京回彰化的陈，将鼎新社与“学生同志联盟”联合起来，建立彰化新剧社。该社以“改善风俗、打破迷信、讽刺劳资关系”为宗旨，巡回各地演出《父归》、《社会阶级》、《终身大事》、《我的心肝儿肉》等剧目。

1927年，配合台湾文艺协会政治运动的“文化剧”达到演出高潮，据张深切回忆：“反对专制，攻击警察，介绍世界民主政治，打倒封建思想，消除陋习和迷信等等，这些都是当时演讲与文化剧的中心题材，当时为使运动更通俗普遍化，所谓文化剧团也在各地方如雨后春笋地成立起来，获得了相当大的效果。”据叶荣钟《台湾社会运动史》统计，1927年的文化剧公演计五十回之多，且不包括那些小剧团或文协附属剧团的演出。如此频繁的演出活动，首先是以文化剧团的创设为基础的。这一年成立的剧团，计有：3月，林延年自厦门返台，在台南成立安平演剧团；8月25日，北港读书会成立民声社；10月，由台北博爱协会班底，重组黎明演剧研究所；11月10日，新竹创设新光社，由文化协会林冬桂主持，聘周天启指导；11月3日，黄天海在宜兰成立民烽剧社；凌水龙于基隆组建运新剧团。是年，还有台南文化剧团成立。新老剧团携手演出，以“革故鼎新、化昧就明”的文化剧运动被推向高潮，它在文化启蒙、唤起民众方面发挥的广泛影响，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警惕，遂实行剧本检查、设障禁演等弹压行动，有意刁难文化剧演出。1928年以后，文化剧运动逐步走向衰微。

进入30年代，相对沉寂的新剧运动界，张维贤和张深切继续发挥重要作用。1930年夏，从日本东京筑地小剧场学习返台的张维贤，成立了民烽演剧研究所。他举办演剧讲座，讲授演剧理论，训练演员，排练剧目，成为新剧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推动者。同年8月10日，张深切等人成立台湾演剧研究所，11月起在台中乐舞台演出，计有张深切编剧的剧本：《论语博士》、《暗地》，以及《汉乐》、《方便》、《为谁牺牲》、《中秋夜半》、《洋乐合奏》等。二度公演时，描写社会黑暗面的《暗地》和带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接花木》，遭到日警当局查禁。

早在1928年文化剧走向衰微之际，台南地方文士黄欣主持的台南共励会演艺部成立，参加人士皆为“文士”。为区别于文化剧，免遭日警弹压，乃自称“文士剧”。是年即演出《复活的玫瑰》、《一串珍珠》。其后虽有台中蝴蝶演剧研究会（1932年5月）、钟鸣演剧社（1934年2月）等少数剧团成立，但30年代演剧界的情况，皆以“文士剧”为主。计有演出剧目：《火之踏舞》、《父归》、《泼妇》、《破灭的危机》、《复活的玫瑰》、《大正六年》、《飞马招英》、《暗夜明灯》、《人格问题》、《人生百态取中庸》等等。新剧运动发展到此时，1927年出现的文化剧高峰在殖民当局弹压下走衰微；1937年接踵而来的中日战争，又把台湾推向扩军备战、取缔中文报刊的战时状态，戏剧运动承受着巨大的时代重压，陷入最困难的处境之中。

在日据时代的戏剧领域，新剧演出剧目多来自于改编或移植祖国大陆、日本以及西洋的剧目，属于台湾作家的自创剧目还为数有限。独立的戏剧创作队伍也未能完全形成。从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创作现代新剧，最早见于张梗的独幕历史剧《屈原》。它发表于《台湾民报》1924年8月21日第2卷第14号，是台湾现代戏剧史上创作的第一个剧本。此剧取材于《史记》的屈原传记，屈原和渔父的对话贯穿剧本始终，这个剧本的表现手法虽然比较粗糙，但它对日据下知识分子感时忧国情怀的坦露，对于台湾剧本创作的开拓意义，仍不失其独特的价值。同年9月1日，《台湾民报》第2卷第18号发表了逃尧的独幕剧《绝裙》。剧本描写一位台湾青年不顾父老劝阻，毅然参加文化运动的经过，主人公的形象，实际上成为一部分早期文协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写照。这部篇幅不过千字的短剧，还缺乏戏剧的酝酿与铺排，人物失之平面化，明显地带着戏剧创作起步时的稚嫩，作者也很自觉地把它称为抛砖引玉之作。

1928年前后，《台湾民报》上开始陆续发表戏剧作品，如青剑的《巾帼英雄》、《蕙兰残了》，吴江冷的《平民的天使》，逢秋的《反动》，江肖梅的《病魔》等一批独幕剧。特别是《病魔》的发表，引出了关于戏剧创作的争论。

1929年5月，叶荣钟发表《为剧申冤》一文，对独幕剧《病魔》提出批评。叶氏认为：戏剧作为最具综合性、最具体、最难工妙的一种艺术，它的创作必须考虑到舞台演出的种种要件，不仅要考虑到叙事的文字效力，还要涉及动作的雕刻美、舞蹈美，念白的音乐美，演员与舞台背景的绘画美。否则，是不能写出真正的“剧”的世界，基于这样一种戏剧观，叶氏“不但不敢说他那篇独幕剧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就是叫承认那篇是‘剧’已经是不可能了”。江肖梅立即写了《答叶荣钟氏的为剧申冤》，进行申辩：“这篇拙作的幼稚，我自己也是承认的，然而说它不是剧，好像因为幼稚而把孩子说成不是人一样。”接着叶荣钟又发表《戏剧成立的诸条件》，仍坚持《病魔》“绝对不是剧”，因为它不能预期“剧的美”的效果。这场争论虽未充分展开，但它涉及到戏剧美这一重要问题。

此外，少岩也发表《台湾演剧的管见》，除介绍演剧的基本原理之外，还对颇为流行的文化剧和歌仔戏的弊病，提出严厉的批评。

进入30年代，随着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倡导，新剧运动再次受到社会重视。1934年召开的第一届台湾全岛文艺大会上，曾开展台湾新剧运动的讨论，大会提案中有“提倡演剧案”，要求“组织演剧股份公司”、“聘请演剧家及音乐教师”、“招生训练”、“广募剧本”等办法。张深切还在会上为新剧运动大声疾呼，指出“惟有演剧才能达到大众化，如果闲却了演剧，则台湾的文化是难能进展的”。

然而，这一时期的戏剧文学创作，并没有受到文艺界的充分重视。当时虽有文艺刊物公开征募戏剧作品，但收效甚微；戏剧作家的队伍，也未形成；公开发表的剧作，数量、质量和社会效果，都没有得到明显提升。事实上，戏剧创作一直是台湾新文学的薄弱环节，无论是在台湾新剧运动的全盛期，即1926年至1927年文化剧的演出高潮中；还是在1931年至1937年新文学运动的黄金时代，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它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

本时期发表在《台湾文艺》上的戏剧，歌剧方面有守愚的《两对摩登夫妇》，曙人的《虚荣谈》；话剧有张荣宗的《外交部事务官》、《貂婵》，德音的《天鹅肉》，张深切的《落阴》；发表在《福尔摩沙》的，是巫永福具有独一无二风格的戏曲《红绿贼》；见诸《第一线》的，是毓文的独幕剧《逃亡》；另有月珠、德音共译的戏剧《慈母溺婴儿》刊载于《先发部队》。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张深切（1904—1965），他生于南投草屯，1913年留学日本，是台湾文艺联盟的创始人。他的青年时代，主要是求学和参加抗日民族运动，中年才从事创作。作品以戏剧和评论为多，光复前的小说《鸭母》颇具影响。张深切一生献身于台湾文化运动与戏剧事业，希望通过文学启蒙民众，改造社会，他不仅为新剧运动摇旗呐喊，还积极于戏剧创作实践。早在1919年，张深切就和台湾留日学生张暮年、张芳洲、吴三连、黄周组织了一个演剧团到中华青年会馆去义演，演出剧目有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和《盗瓜贼》，这种大胆的戏剧尝识，也可说是台湾文化剧的发韧。1925年7月，张深切在故乡发起组织“草屯炎峰青年演剧团”，配合文化运动巡回公演，该团1926年3月在台中首度演出的剧目，多为张深切自编自导，如《改良书房》、《鬼神末路》、《爱强于死》、《旧家庭》、《浪子末路》、《哑旅行》、《小过年》、《人》等等，只是这些剧本首先见诸舞台演出，而未通过刊物发表得以文字的流传。11月在台中上演的七个剧目中，不仅有他创作的两个剧本《论语博士》和《暗地》，张深切还在《方便》、《惊叹》、《为谁牺牲》、《中秋夜半》、《洋乐合奏》等戏中担任角色，1934年以后，又有剧本《落阴》问世，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深切只身到大陆沦陷区任教、办刊物；1945年台湾光复后返台，创作剧本《遍地红》、《邱罔舍》、《生死门》、《人间与地狱》、《婚变》、《荔镜传》等。张深切对于台湾新剧运动的推动和贡献，历史不会忘记。

日据末期，最具战斗力和影响力的戏剧家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杨逵。他的剧本《父与子》、《猪哥仔伯》、《扑灭天狗热》、《怒吼吧！中国》等，均是时代的号角，和掷向敌人的炸弹。处在日本殖民当局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的高压年代里，杨逵的戏剧创作仍旧坚持了尖锐的抗议精神。1944年，杨逵与朋友们利用“台中艺能奉公会”，上演了四幕话剧《怒吼吧！中国》。当台上痛斥英美列强侵略中国时，台下民众则暗咒日本军国主义，高声叫好。在1943年创作的二幕话剧《扑灭天狗热》中，杨逵以“天狗热”（恶性虐疾）来影射专放高利贷的李天狗，表层故事讲述的是消除当时猖獗于农村的流行病，实际上谈的是打倒吸血鬼李天狗，而此人正是“皇民化运动”的积极拥护者。杨逵剧作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正如日本学者尾崎秀树推崇的那样：

《扑灭天狗热》这出戏的内容，实际上是贯穿著一种严肃的台湾人民阶级的眼光。在台湾作家纷纷为“皇民化”问题苦恼的反面上，也存在过像杨逵这样的作家。他的批判不但是指著农村的高利贷，也朝向日本的统治，以撰写“皇民剧”之手，反砍统治政权。这就是杨逵深受屈折后的抵抗。

现实主义作家杨逵

杨逵的生平和抗日活动

作为日据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杨逵经历了台湾现代史上最为混乱的动荡岁月。期间的历史脉动与他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台湾的文学风尚与其文学创作互为见证，这使杨逵成为解读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和台湾新文学历史的一面借镜。而杨逵对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尖锐的抗议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发扬，他对日本殖民主义和社会黑暗势力的不屈斗争，又使他以“不朽的老兵”形象和“压不扁的玫瑰花”气节，成为民族脊梁精神的写照。

杨逵（1905—1985），原名杨贵、杨建文等，台南县新化镇人。杨逵9岁入公学校读书，幼年喜欢听卖艺人说书，《三国志》、《水浒传》都是他耳熟能详的故事，10岁那年，噍吧口年抗日事件发生，因为杨逵的家正处于台南通往噍吧口年（玉井）的必经之路，他亲眼目睹日军隆隆而过的炮队，又耳闻台湾义民被镇压的种种惨象，心中开始埋下仇恨与叛逆的种子，及至后来读到日人秋泽岛川将起义者贬为土匪的《台湾匪讠志》，杨逵“这才明白了统治者所写的‘历史’是如何地把历史扭曲，也看出了暴政与义民的对照。”从此，杨逵的生活和创作同台湾同胞的抗日民族运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说：“我决心走上文学道路，就是想以小说的形式来纠正被编造的，历史’，历来的抗日事件自然对于我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4年，中学毕业的杨逵为了探求新思想和寻找出路，东渡日本勤工俭学。期间，他不仅大量阅读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和法国大革命时期进步作家作品，还研究过《资本论》，深受历史唯物主义的薰陶，并参加了“打倒田中内阁”的示威游行，由此揭开他一生社会运动的序幕。

1931年以后，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共产党实行全岛性的大检举，社会运动遭受毁灭性的重挫。杨逵在为生活奔波的同时，开始了文学创作。1932年，他首次以“杨逵”笔名，尝试用汉文写作小说《送报亻夫》，经赖和之手刊载于《台湾新民报》，但后半部被查禁。杨逵再将全文以日文书写，1934年10月发表于东京左翼刊物《文学评论》，并获其征文第二奖（第一奖缺），杨逵与日本左翼文坛开始往来，左翼思想从战前至战后，贯穿了他的一生。1934年，杨逵参加“台湾文艺联盟”，担任《台湾文艺》日文编辑，从此活跃于文坛。1935年12月创办《台湾新文学》，至1937年4月遭当局禁止。

1937年抗战爆发后，身患肺病的杨逵遭遇一生最为艰苦的岁月。在日本友人入田春彦的帮助下，得以归农的杨逵租地种花，借用伯夷、叔齐的典故，创办“首阳农园”。—并在报上发表《首阳园杂记》，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

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打后，台湾总督府官方杂志《台湾时报》编辑植田向杨逵邀稿，《泥娃娃》、《鹅妈妈出嫁》相继发表，引起总督府内开明人士和迷信武力的军警间的摩擦。而当杨逵这些小说要出单行本时，终遭查禁。

1945年台湾光复后，杨逵满腔热情地投入台湾新文学的重建工作。他把自家花园改名为“一阳农园”，创刊《一阳周报》，并担任台中《和平时报》“新文学”版编辑。“二·二八事件”之后，杨逵参加了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关于台湾文学问题的讨论；1948年主编《力行报》“新文艺”栏；1949年起草《和平宣言》，被判刑12年。杨逵一生坐牢12次，虽历经坎坷，但矢志不移。1961年刑满出狱后，杨逵在台中经营“东海花园”，再度以养花种菜为生。1982年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计划”的活动，1983年获台湾“吴三连文艺奖”，1984年又获“台湾新文学特别推崇奖”。

杨逵写小说、散文、戏剧、诗歌，也写文学评论。主要小说有《送报亻夫》、《泥娃娃》、《鹅妈妈出嫁》等多篇；另有剧本《父与子》、《猪哥伯仔》、《扑灭天拘热》、《牛犁分家》等多种。

杨逵的小说成就

小说无疑是杨逵创作的重镇，其文学理念与艺术追求在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杨逵主要的小说计有：《送报亻夫》（1935）、《蕃仔鹅》（1936）、《顽童伐鬼记》（1936）、《模范村》（1937）、《父与子》（1942）、《无医村》（1942）、《泥娃娃》（1942）、《鹅妈妈出嫁》（1942）等。

杨逵的创作一向以反压迫、反殖民的精神而著称。与同时代作家相比，同样是表现对日本殖民者的强烈抗议，杨逵有其独特的侧重点。如果说，赖和是以深沉的控诉力量，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同胞带来的灾难；那么，杨逵在揭露与控诉的基础上，更着力描写了台湾人民觉醒与斗争的社会前景，启示人们去探求光明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台湾作家龙瑛宗认为，杨逵的小说“是指示历史进路的文学，是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心上点燃一盏灯的文学”。

赶走日本殖民者，还我国土，这是杨逵创作最为关心的主题。他的批判锋芒，直逼日本殖民体制和殖民政策，有一种怒目金刚式的抗议和直捣黄龙的勇气。他所有的小说创作，都在揭露台湾于日本殖民帝国经济和文化双重侵略下丑陋的现实，都在传达台湾人民反抗异族压迫的民族心声。《模范村》通过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模范村”的描写，揭露了“共存共荣”样板背后上演的台湾农村惨剧，并特别凸显了抗日志士阮新民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双重觉醒。在小说中，泰平乡大地主阮固爷与日警互相勾结，为了追求“模范村”，不仅强迫各家建造铁窗与水沟，而且每年要向佃农收回垦熟的荒地而转租给（日本人的）糖业公司，以致于民不聊生，走投无路，造成憨金福的自杀。富有正义感和抗日精神的阮新民东京留学归来后，很快与其父亲阮固形成势不两立的阵营。阮新民鼓动农民群众说：“日本人奴役我们几十年，但他们的野心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辣，近年来满洲又被它占领了，整个大陆也许都免不了同样命运。这不是个人问题，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最终他前住大陆，投身全国同胞抗日救亡斗争的潮流之中。

《无医村》通过一个农村孩子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的遭遇，对日本殖民统治下不合理的农村医疗制度进行大胆谴责：“这政府虽有卫生结构，但到底是在替谁做事呢？”《泥娃娃》写几个孩子用烂泥塑造了一堆日本的飞机、军舰和士兵。但是，“当天夜晚，一场雷电交加的倾盆大雨把孩子们的泥娃娃打成一堆烂泥……”作者所要传达的，正是对殖民者的藐视和对战争的厌恶情绪，一如作品所直言的那样：“如果以奴役别的民族，掠夺别国物质为目的的战争不消灭；如果富岗一类厚颜无耻的鹰犬，不从人类中扫光，人类怎么可能会有光明和幸福的一天！”在《鹅妈妈出嫁》中，学经济的林文钦呕心沥血撰写《共荣经济的理论》一书，到头来却落了个家破人亡的悲剧，所谓“共存共荣”的真相，恰恰是“不存不荣”。林文钦的结局造成了小说中另一位知识分子“我”的觉醒：只有消灭侵略、压迫和剥削，才可能有真正的万民共荣。《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这些作品写于1942年，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被日本殖民当局推向“决战体制”之际，这是应《台湾时报》编辑植田约稿而写的。杨逵说：“我给他写了《泥娃娃》和《鹅妈妈出嫁》，我的意图是剥掉它的羊皮，表现这只狼的真面目。”

杨逵小说诉诸反帝反殖主题，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往往超越狭隘的地域观念与民族意识，站在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立场，去谋求超乎种族的阶级团结。其代表作《送报亻夫》，分别以日本本土的资本家对劳工的欺诈剥削，与殖民当局对台湾农民的残酷掠夺为两条主线，透过留学东京的台湾青年杨君的命运遭遇，将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体现出联合各界的被压迫者共同奋斗的思想理念。杨君的父亲因为抗拒日本制糖会社征用土地，而被日警折磨致死；杨君东渡日本勤工俭学，历尽艰辛才找到一个送报亻夫的工作，却遭到报馆老板的残酷剥削。他忍饥挨饿干了20天，不仅工资未能兑现，连当初的保证金也被老板侵吞，自己还遭解雇。这时收到家信，得知的竟是家破人亡的噩耗。正当杨君陷于绝境之时，是日本进步工人伸出援手，动员他参加反剥削反压迫的劳工运动。杨君逐渐明白了，无论台湾岛上还是日本国内，都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分；为了谋求被压迫群众的解放，全世界的劳动者只有携手联合，才能对抗凶恶的压迫者与剥削者。后来他决定返回台湾，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小说超越了当时台湾文学的水准，不仅启示人们探求积极向上的历史进路，还以高度的民族主义和朴素的国际主义的结合，开拓出一种高远深刻的思想意境和阶级胸怀。杨逵所坚持的那种社会人道主义理念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在其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展示。

作为一个立足于台湾抗日民族运动和现实生活的作家，杨逵始终坚持了台湾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以反映现实的社会为目标”；并通过现实主义艺术功力的捶炼，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小说面貌。

总之，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精神力量和现实主义艺术成就，使杨逵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台湾新文学的主流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