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派小说群的崛起

台湾现代文学社的出现和《现代文学》的创刊

台湾社会的开放，经济的转型，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泛滥。在政治思想方面，有宣传西方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胡适和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在文学方面，西方的意识流、象征主义、弗洛伊德学说、立体派等文艺思潮介绍进来。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颁布禁令，将“五四”以来所有进步的新文学作品，一概封锁，列为禁书，造成民族文化传统的中断。新生的一代从小就失去接触“五四”新文学的机会，只好转向西方文学去寻求出路，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这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深入发展和创作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为首的现代小说的兴起。

1956年9月，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先生创办《文学杂志》，广泛介绍西方现代派理论，刊登西方和台湾的现代派作品，产生较大影响。1959年7月，夏济安去了美国。1960年8月，《文学杂志》停刊。

《文学杂志》的一批学生作者，也是夏济安教授的学生，于50年代末，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成立了一个交友性质的组织“南北社”。一年后，该组织扩大改组，更名为“现代文学社”，推选白先勇为首任社长，成员有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李欧梵等。“现代文学社”成立不久，1960年3月，他们创刊了《现代文学》杂志，白先勇任主编。

“现代文学社”的成立和《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刊，成为台湾现代派小说崛起的重要标志，成为台湾现代派小说繁荣的开端，并在60年代占据台湾文坛的主流地位。

《现代文学》杂志创刊后，取得显著的成绩。然因经济的艰难曾于1973年9月停刊，到1977年7月复刊。进入80年代中期后，再次停刊。在台湾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社”和《现代文学》杂志的贡献突出：

（1）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和作品。第一期是卡夫卡专号，第二期是托马斯·曼专号，之后连续介绍了乔伊斯、劳伦斯、吴尔芙、萨特、波特莱尔、福克纳等的作品，这在台湾是前所未有的，对台湾的现代派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

（2）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作家，发表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从创刊到1973年停刊之间，《现代文学》共出版51期，发表创作小说206篇，作家70人。在60年代崛起的台湾著名小说家们，跟《现代文学》都有过或深或浅的关系。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等的作品，是在《现代文学》杂志上问世的；丛的《盲猎》、王祯和的《鬼·北风·人》、施叔青《倒放的天梯》、陈映真的《将军族》、水晶的《爱的凌迟》、朱西宁的《铁浆》都发表在《现代文学》上。欧阳子主编的《现代文学小说选集》上、下册，从一个方面展示了《现代文学》的成就和作用。这些作品，文字技巧风格多样，体现了《现代文学》刊物的办刊宗旨的试验与创新。

《现代文学》杂志在介绍西方文艺理论与创作、培养和造就作家方面有重要贡献，影响了一代台湾作家，也影响了后来的《纯文学》、《幼狮文艺》等刊物的发展路向。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点：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作家作品时，缺乏批判性地分析，有不加选择的倾向；在创作方面，有照搬和生硬模仿的现象。然而，在台湾60年代文坛上，现代派文学能成为文坛的主流，能够影响和吸引台湾一代作家，“现代文学社”和《现代文学》刊物功不可没。

聂华苓

台湾的现代派小说创作，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创作主张与创作倾向并不十分一致的局面。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倾向：一类是中西结合、现代与传统融合，创作思想偏向于写实，较注意作品的思想性的现代派，如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等的创作；另一类是彻底反叛传统、热衷西化的现代派，如欧阳子、王文兴等的创作。

聂华苓、於梨华是台湾文坛较早的现代派作家。她们比台湾“现代文学社”的一代青年作家文龄均长十岁左右。

聂华苓（1925.1.11—），湖北应山县人，1940年为逃避日祸，随母亲和三个弟妹到四川，后入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1949年去台湾。80年代担任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编辑，后因受“雷震事件”牵连而失业。之后曾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和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任教。1964年赴美，参加保罗·安格尔主持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室”工作，后来与保罗·安格尔结婚。她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翡翠猫》、《一朵小白花》、《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等；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等。

聂华苓的短篇小说创作多以国民党控制下的台湾生活为背景，用写实的笔触，塑造出形形色色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中下层人物形象，较深刻地反映社会的黑暗，人物的落魄、孤寂和凄凉。如《台湾轶事》等。

1960年创作《失去的金铃子》，是聂华苓的成名之作。小说描写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的生活，揭露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给妇女命运带来的不幸和苦难。主人公苓子在重庆读书，假期回到山村，暗恋上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尹之舅舅。而尹之却与新寡的巧姨热恋，于是成三角恋爱之势。苓子恋尹之是中国社会绝不能容忍的乱伦之恋，结果自然可知；新寡的巧巧与无配偶的尹之结合应是天经地义的，却活活被封建卫道士们拆散，致使巧巧自杀，尹之被捕，表现出现实社会黑暗与丑恶的本质。

从台湾到美国后，聂华苓因1970年创作长篇《桑青与桃红》而声名大振，也引起一些争议。小说描写女主人公桑青因中国和世界的动乱，由一个天真单纯的少女，变成了疯子，易名为桃红的故事。作者曾在一次答访中道出用心所在：“我不仅是写一个人的分裂，也是写一个人在中国变难之中的分裂，和整个人类的处境：各种的恐惧，各种的逃亡。”作品铺展出历史的纵剖面，表达动乱的时局给人类精神造成的错位。《桑青与桃红》致力于传统的表现方法与西方的表现方法结合，西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一个身体两个灵魂：桑青以日记的形式追忆历史，桃红以信的形式表述现在，时空交错，富有跳跃性；二是大量运用象征手法。如以搁浅的小木船，动乱中的大杂院，避祸中的小阁楼，象征着一个绝望、困顿和混乱的时代，以桑青象征东方的美丽纯洁，以桃红象征西方的荒淫颓废等；三是运用意识流技巧，表现主人公的精神错乱特征，相得益彰。

欧阳子

在台湾现代派作家中，欧阳子、王文兴、七等生的作品基本上是西化的，彻底反叛中国文化传统，忽视文化的延续性，并始终未改变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的创作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产生重大影响时也引起很大的争议。

欧阳子（1939.4.5—），原名洪智慧。台湾南投县人，生于日本广岛，抗战胜利后随父母回台定居。1957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61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62年赴美留学，入伊利诺大学后转入爱荷华大学文学创作班，1964年获硕士学位。后又人伊利诺大学进修，1965年随丈夫移居德克萨斯州。欧阳子从13岁起开始写作并发表诗文，就读台大期间，加入“南北社”，又参与《现代文学》的编辑工作。1969年因眼疾停止创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那长头发的女孩》、《秋叶》，另有评论集《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和散文集《移植的樱花》，还编有《现代文学小说集》。

欧阳子的小说大量运用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心理分析方法，运用意识流手法，开掘人的内心世界，注重心理写实，表现人的潜意识，以理性的眼光和冷静的态度刻划人物病态的心理世界。《花瓶》是欧阳子的代表作，奠定了她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描写的是中产阶级家庭中夫妇的争执场景，作者将男女主人公心理活动的丰富、复杂性表现得细致入微：丈夫石治川因爱妻子，所以妒忌和猜疑妻子，更有甚者竟然产生扼死妻子的念头；妻子冯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穿丈夫的阴暗心理，丈夫又恼羞成怒。作品中具象征意味的花瓶被丈夫摔下而最终未碎的场景，又给作品染上一丝喜剧意味。《近黄昏时》是一个特别的“恋母情结”文本：儿子吉威迷恋生母，为此竟怂恿好友余彬作为自己的替身去与母亲发生性关系；《魔女》中倩如母亲无可救药的痴迷畸恋；……。欧阳子小说中对于现代社会中产阶级女性的变态性心理的发掘显得集中而深入，也正因此，引起台湾评论界的不同评价。白先勇认为：“欧阳子是个扎实的心理写实者，她突破了文化及社会的禁忌，把人类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忠实的暴露出来，她的小说中，有母子乱伦之爱，有师生同性之爱，但也有普通男女间爱情心理种种微妙的描述。”而批评的观点则指出：欧阳子是一个专门揭露人性“丑恶”的“心理外科医生”，是“不道德的”。还有人认为欧阳子和王文兴是将西方病态的艺术观移植到中国人身上。欧阳子的反批评认为，不能用社会道德观或社会功利观来评论文学作品，她自我辩护说：“我总是在揭露他们自己都不敢面对的内心的罪，以及他们被迫面对真相以后的心灵创伤。”欧阳子的小说是怀着悲悯之心去表现人的心理世界的，且具有一定的反讽意味。

欧阳子的小说创作把中国现代心理小说的创作推进了一步，她的探索和尝试在台湾文学史上留下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白先勇

白先勇被称为“台湾现代派小说的旗手”，在60年代的台湾现代派小说创作中成绩卓著并产生深远影响。

白先勇的生平与创作

白先勇（1937.7.11—），广西桂林人，回族。父亲白崇禧是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重庆、上海、南京居住过。1948年到香港，后赴台湾。1956年高中毕业后保送入成功大学水利系，一年后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1961年毕业。1963年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创作研究，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讲授中国语言文学课程。

白先勇是被夏志清称为“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后世诵读的作品”的重要作家。自1958年发表处女作《金大奶奶》开始，白先勇走过了一条崎岖坎坷的创作道路。现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寂寞的17岁》、《谪仙记》、《纽约客》、《台北人》、《游园惊梦》、《孤恋花》、《骨灰》、《白先勇自选集》。长篇小说《孽子》以及散文集《蓦然回首》等。

生活为白先勇提供了热爱文学、走上创作道路的契机。在《蓦然回首》中，白先勇谈到影响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三位老师，即童年时家中的厨子老央，中学语文老师李雅韵和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济安。

厨子老央有桂林人能说会道的口才，他讲的《薛仁贵征东》成为五六岁时白先勇的文学启蒙，更是七八岁时患“童子痨”被隔离达四年之久的白先勇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引发他对中国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兴趣，使敏感内向、孤独忧郁的他找到自己的小说世界，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文采甚丰”、“诲人不倦”的李雅韵老师，唐诗宋词修养极佳，为白先勇启开中国古典文学之门，并将他的一篇习作推荐给《野风》杂志发表，激发了白先勇的“作家梦”和创作欲望。

台湾大学外文系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使想当水利专家的白先勇重考大学，进台大外文系，成为夏先生的学生。当白先勇忐忑不安地将习作《金大奶奶》送夏先生审阅时，他喜出望外地得到了褒奖：“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夏济安先生的奖掖和栽培，对白先勇决心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关键的作用。

白先勇的创作以1964年在美国创作的《芝加哥之死》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创作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较重，有浓重的个人色彩和主观幻想成份，人物多是畸形的、病态的，并热衷于表现性爱冲突和同性恋，艺术上有模仿的痕迹，不够成熟。代表作为《金大奶奶》和《玉卿嫂》。1964年，白先勇从《芝加哥之死》开始了《纽约客》的创作，真实地描写到美国去寻求前程和幸福的台湾留学生，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认同危机，表现出“无根的一代”远离祖国又看不到出路的孤独、寂寞和悲伤。几乎同期开始的《台北人》创作，标志着白先勇创作的一个高峰。作者将大陆去台人员的命运变化与中国现代史结合起来，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主义深度，成功地塑造出“最后的贵族”形象，将西方现代艺术技巧和中国文学传统紧密结合，形成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白先勇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

长篇小说《孽子》，描写的是岛内罕见的同性恋题材，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表现出作者对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和博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但也流露出虚无主义和宿命论的色彩。

白先勇的创作是从中国传统文学起步，“西化”又回复传统、融传统于现代的历程。

白先勇小说的创作成就

白先勇非常推崇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对话描写以及佛道思想，西方的福克纳，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悲天悯人的精神，也对他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白先勇是台湾现代派作家中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取得了突出的创作成就。

白先勇的小说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传达出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无常感。《纽约客》中的作品多表现海外华人在中西文化冲突下产生的认同危机。《芝加哥之死》中的留学生吴汉魂，离群索居，苦读六年，终获博士学位。然而，女朋友已作他人妇，唯一的亲人母亲也已去世。台湾不愿回，美国的文化环境又使他无法适应。主人公精神空虚，心灵失落，在人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中无路可走而投湖自尽。《谪仙记》中的李彤，是一位任性、骄纵的贵族小姐，表面上已完全美国化，内心深处却始终是一个中国人；表面上生活得很热闹、快乐，内心深处却是孤独寂寞、痛苦和绝望，最终自杀以求解脱。李彤的悲剧不仅是性格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台北人》提供了一部由盛而衰的民国史、白先勇没有从正面描写，而是从侧面表现了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战争（《梁父吟》）、抗日战争（《岁除》）、国共战争（《一把青》、《国葬》）。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实际上是流落台北的大陆人，高官、显宦、贵妇、教授、交际花、名妓、士兵等。作者真切地描写这些人物落魄、凄凉的生活和绝望、伤感的情绪，在强烈的今昔对比中，奏出一曲“最后贵族”的挽歌，饱含历史的兴衰感和沧桑感《永远的尹雪艳》通过昔日上海百乐门高级舞女尹雪艳的生活史，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台湾上层社会腐化堕落的生活图景，同时对昔日达官贵人们今日的耽于幻想，缺少行动的勇气，给以嘲讽，成为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游园惊梦》的主题复杂而深刻。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它反映了台湾社会转折时期上层社会关系的变化，旧贵族官僚的没落与新兴资产阶级新贵的兴起；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小说通过钱夫人的命运和爱情悲剧，表现了人性和理性的冲突，揭露了封建观念和金钱物质对人性和爱情的扼杀；从小说内容传达出的哲学思想来说，昔日的将军夫人今日的落魄凄凉，昔日地位低下的桂枝香，今日的华贵、风光，又潜隐着佛家“人生无常”、“浮生若梦”的哲学思想。白先勇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绝对地忠于历史，忠于现实，他不因身世和情感的关系，而将国民党的丧礼和挽歌变形变调。

白先勇的小说成功地塑造出人物形象，尤其是“最后的贵族”的人物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填补了空白。白先勇继承《红楼梦》的人物塑造艺术，又恰当地运用西方文学中的意识流、象征等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尹雪艳的肖像描写表达出人物冷艳逼人的个性特征；《游园惊梦》中的四个贵妇人的肖像描写，恰切地描写了她们的身份、地位、个性与性格特征：穿珠灰色旗袍，带了一身玉器，显得高傲和庄重的司令官夫人赖夫人；打扮得雍容华贵、踌躇满志的新贵窦夫人；一身火红缎子旗袍，装腔作势、轻佻放荡的蒋碧月；穿着颜色发乌、式样过时的过膝旗袍的钱夫人，显出人物的落魄、凄凉．，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变化鲜明生动地展现出来。《谪仙记》中的李彤在父母遇难前，是一位心性高傲的贵族小姐，一位光彩照人的女留学生。遭遇父母遇难的变故后，巨大的精神刺激使她万念俱灰，性格发生变化，用游戏人生的外衣包裹一颗悲观厌世的灵魂，最后自杀身死异国他乡。《一把青》中的朱青的性格变化也非常突出。朱青原是个腼腆怯生的女学生，衣着直筒兰布长衫，半旧的带绊黑皮鞋，结婚后因飞行员丈夫郭轸失事的打击痛不欲生。来台湾后变成一个摩登妖艳的交际花，穿着透明洒金片的旗袍，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从一往情深的少妇变成一位玩世不恭的女人。白先勇非常重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通过人物的语言塑造人物性格。《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金兆丽是一位久经风尘而又良心未泯的舞女大班。性格粗俗放纵，满口风月女人的行话术语，开朗厉害而又鄙夷自怜，语言的个性化程度高且具喜剧色彩，真实地刻划出金大班在告别舞女生涯时的心理状态，塑造出一位集美丑于一身的具有较高美学价值的人物形象。

融传统于现代，这是白先勇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白先勇的小说创作虽大量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技巧，但从根本上说，他作品中流淌的仍是中国文学的血脉，融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洋小说的艺术技巧于一炉，博采众长而形成细腻、含蓄、深沉而优雅的艺术风格。从《芝加哥之死》开始，白先勇的创作蜕去模仿的痕迹，现代手法运用得自然娴熟。《芝加哥之死》的现代特色，主要体现在小说表达美国的快节奏生活和环境氛围，更为突出的是真实细致地刻划了吴汉魂久遭压抑以致扭曲畸形了的性心理。性发泄带给吴汉魂的不是解脱和快乐，而是耻辱感和罪恶感，巨大的生存压力使他的精神濒于分裂，最终跳湖自杀。小说利用现代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剖示了一颗痛苦、绝望的灵魂。《谪仙记》中运用意识流手法来刻画人物心理，用象征手法暗示人物命运，渐趋向传统，有较浓郁的民族风格。完美体现白先勇的传统与现代融合特色的是《台北人》的创作。《游园惊梦》从总体构思到具体描写受《红楼梦》、《牡丹亭》等古典名著的影响，在技巧运用方面突出了现代技巧。钱夫人出席窦公馆的晚宴上触景生情，五次回忆起昔日“钱公馆”的豪华和气派的意识流动，今昔对比中突出了主人公今日的凄凉、落魄的生活处境和细致复杂的感情世界。既有现代小说的抓取瞬间，又有传统小说对社会、人物命运的表现，采取正面叙述与西方小说的时空交错结合的方法，小中见大，增强小说的现实感和历史感。《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兆丽离开“夜巴黎”前对自己一生经历流水般的回忆，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人物此时感慨万千的复杂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于家庭和个人经历的关系，白先勇的小说多描写他熟悉的上层社会生活，在题材选择上，善于描写没落贵族的日常生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人情世态和社会变迁。《国葬》通过国民党一级上将李浩然的葬礼，反映出国民党政权的日薄西山，体现出历史的沧桑感。《思旧赋》借鉴西方小说中观点的运用，采用两个老仆的观点，来表现李宅的今昔：昔日的豪华气派，今日的残破失修。小说中描写的意象都是衰败、老迈、痴呆和死亡的，没有希望，也没有未来，作品从老仆的眼光来叙述比作者自己叙述有效的多，深得《红楼梦》的技巧神韵，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在《游园惊梦》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还运用观点的转换。当叙述钱夫人、金大班的身世来历时，很明显使用的是全知观点，但当进入人物的心理层次时，白先勇运用意识流手法或直接借助人物的自述时，自然又转成自知观点，更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善于创造诗的意境。《纽约客》引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诗句的意境与小说中“无根的一代”远离祖国而又看不到出路的孤独、寂寞和悲凉的情感相吻合；《台北人》录刘禹锡《乌衣巷》作为主题诗，“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恰切地再现昔日显赫的贵族今日衰败没落的境况，传达出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兴衰感和历史感。白先勇还借用古诗词入文，《思旧赋》、《梁父吟》、《谪仙记》等从标题到文中的古诗词，《游园惊梦》中引用《牡丹亭》的唱词等，都增添了小说的传统韵味儿，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

白先勇的小说语言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一方面来自方言，创造出一种明快、优雅、流利的语言风格，颜元叔称之为“揉和文言与白话或化文言为白话”。小说的语言潜隐着作家独特的个性气质、经历和美学情趣。白先勇一生经历丰富，随父母到过重庆、上海、南京、台湾。动荡年代的生活经历在他的个性气质和审美情趣方面打下了烙印，创作时便化为笔下的“言语”。描写旧上海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人们听到“侬”、“辰光”、“白相”、“赤佬”、“烂污瘪三”的沪腔儿；回忆抗战时的山城重庆，四川军人的抗战业绩时“娃仔”、“要得”、“龟儿子”的川味儿；而“姐妹淘”、“生意浪”、“小查某”、“乱有情调”、“美丽多多”的台湾方言，传达出作者对台湾民风民俗的回味。方言的介入使小说避免沉闷单调，具有生动明快、丰富多彩的品质。

白先勇的小说对古典词汇的融会贯通，得力于他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尤其是《红楼梦》的语言被他视为至境的楷模；也与他多取材于台湾社会上层人物有关，人物本身就有较浓重的怀旧和伤感情绪，独特的出身与经历又使他对历史剧变有更多的感慨，这些因素使小说语言有一种古朴、典雅且具有沧桑感的艺术个性。白先勇固执地把“相干”、“作怪”、“妥当”、“标致”、“体面”、“难为”、“横竖”、“回头”、“莫过……不成”等古典小说的语言融入自己的创作，而又协调自然。他的小说语言还具有鲜明的节奏感，讲究语言表达气势的把握和调控：段落、语句的回环往复、相同句型、相同字数句的不断连用以及语调的变化，构成小说语言的独特节奏。如《游园惊梦》中钱夫人的意识流动，充满鲜明的节奏感，洋溢着生动的韵律；《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在美国求学生活节奏的快速而单调，刻画出留学生活的紧张与孤寂。

白先勇倾心于“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情感表现，注重语言的凝练、含蓄。学习西方现代小说的理论和创作，形成他小说的情感内敛化的特点，表现在作品中呈情感内涵与语言的情感色彩不同甚至相反的特征。《冬夜》的结尾，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年轻时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余钦磊教授，历经磨难，在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下，消磨掉当年的豪情气概和理想追求，人变得庸俗甚至猥琐起来。作者在小说中用一种超脱平和的语言来描述，语言和情感表达形成反差，使情感更为凝练、沉郁，在不动声色中，汹涌着对人生、历史沧桑的喟叹，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

白先勇的小说还具有浓郁的感伤情绪和悲剧色彩。通过笔下人物的命运遭遇表达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命运的神秘与不可知，明显受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表现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

白先勇是台湾现代派文学的代表，又是现代派作家中现实性最强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融合，作品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较高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