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诗的回归浪潮

台湾新诗回归的历史背景

20世纪70年代初期，台湾出现了以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为先导的民族意识的大觉醒运动。由于美台断交，美国将中国的钓鱼岛作为礼物送给日本，于是引发了覆盖西半球的爱国保钓运动。这些对台湾起了极大的震撼作用。于是台湾岛内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激情大大高涨。以陈鼓应和王晓波师生为代表在台大发起的民族主义座谈会，和台湾大学学生郭誉孚在台大校门前持刀刎颈，血写“和平、统一、救中国”的大字，使台湾群情激奋，民怨沸腾。这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激情，像电光火石般照耀了文学，照亮了缪斯，使文学中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像煤炭遇到了火焰，熊熊燃起。台湾文学内部自5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诗论争进行的反“西化”运动，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人们不仅看清了台湾新诗西化的弊端和谬误，而且迫切地感到了台湾文学和新诗回归民族，回归乡土才是唯一的救赎之道。台湾文评家何欣撰写《文季同仁六大原则的说明》中写道：“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文学，不是全盘西化、模仿的，它必须是由中国传统中，生长与发展的，创新的，不是躲在象牙之塔里做无病呻吟的，必须是正视现实和健康的，不是单纯抒发个人情怀的低吟，必须是属于多数人的高歌。”文艺批评家《龙族诗刊》的灵魂人物高信疆说：“投入到生活的原野，与我们周围的人群同哭同笑，接受我们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接受那风风雨雨的磨练……用自己的笔，传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欢爱恨，用自己的笔推动大伙儿，一步步向前。”当时的内外因素都迫使着台湾新诗由西化向民族，向乡土的方向回归。于是台湾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持续地新诗回归运动。这个回归运动的前奏是“葡萄园诗社”、“海鸥诗社”、“新象诗社”、“喷泉诗社”和“笠涛社”等的出现。这些诗社、诗刊，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现代派诗的西化相反，实行着现实主义的诗创作路线，继承着中国新诗的传统，创造着中国风格和中国气质的新诗。不管它们是一支火把，一堆篝火，或是一个萤火虫，它们都曾发过光，发过热，都曾撑起过台湾诗坛的一片蓝天。其中的“笠诗社”和“葡萄园诗社”贡献最为显著。

“葡萄园诗社”，成立于1962年7月，由文晓村和王在军发起。主要同仁有：李荣川、陈敏华、蓝俊、李佩征、古丁、司马青山、宋后颖、温素惠、金筑、闵垠等。发行《葡萄园诗刊》，第一任主编为文晓村。现任社长为金筑，主编为台客，发行人赖益成。《葡萄园诗刊》创刊至今已发行151期，从未间断过，是台湾极少数不曾间断的诗刊之一。“葡萄”之名，象征着透明、圆满、成熟、清新和明朗。该诗社是在反对现代派诗之西化和晦涩的大潮中诞生的。它一出世便由主编提出了与现代派诗相抗衡的“明朗、健康、中国诗的路线”，该刊第八，九两期连续发表《论晦涩与明朗》、《论诗与明朗》的社论。第31期又发表了《建设中国风格的诗》的社论。对诗的真实性、民族化、中国化、普及化进行了阐论。该刊写道：“所有忠于中国的诗人，应该将凝视欧美诗坛的目光，转回到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让我们的新诗在中国的土地扎下不可动摇的深根，来表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的现代思想与现代生活的特质，以建设中国的新诗。”该刊明白地在大声疾呼台湾的诗人和诗应迅速回归到中国诗的方向上来。文晓村长期任“葡萄园诗社”的社长和主编，他1928年出生，原籍河南省偃师县人，台湾师范大学毕业。他是“明朗、健康、中国诗路线”的提出者和实行人。他曾为此反复论证、大声疾呼、积极推广。他在《水碧山青》诗集的自序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现代诗应走健康、明朗、中国诗的道路，在西洋诗诡谲多变的阴影中，希望能保持中国诗人自我的清醒。”而他在自己的诗创作中，始终在坚持实行自己的这一主张。

“笠诗社”

“笠诗社”于1964年6月15日在台湾成立，发起人有：赵天仪、黄荷生、林亨泰、陈千武等。这是一个由清一色台湾省籍诗人组成的诗社。往前追溯，它是连接和继承了日据时的“银铃会”的某些传统。该诗社成员分为老、中、青三个梯级。属于“跨越语言”一代的老诗人有巫永福、陈秀喜、陈千武（桓夫）、林亨泰、吴瀛涛、詹冰、锦连、张彦勋、罗浪、周伯阳、黄腾辉、林外、叶笛、黄灵芝、李笃恭、何瑞雄等。第二代诗人有：白、黄何生、赵天仪、李魁贤、岩上、非马、许达然、杜国清、林清泉、静修、蔡其津等。第三代诗人有郑炯明、陈明台、李敏勇、拾虹、陈鸿森、郭成义、赵通定、陈坤仑、莫渝等。“笠诗社”发行《笠诗刊》，是台湾很少不脱期的诗刊之一。目前《笠》诗刊已经发行到224期“笠诗社”冠以“笠”的桂冠，一方面标示着他的农业社会的乡土内涵；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日本文化对诗社发起者的某种影响，该社创作上奉行“新即物主义”路线。内容上大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乡土精神的维护；二是新即物主义的探求；三是对现实和人生的表现和批判。“笠诗社”同仁创作风格上并非属于一个流派。有的诗人具有较浓的台湾乡土气息，有的崇尚现代主义，有的奉行超现实，有的受到日本和歌与俳句的明显影响。“笠诗社”自成立至今，政治倾向上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他们是“中国论”者，他们所追求的是“中国风格”和“中国方向”。如该诗社的创办人和灵魂诗人之一赵天仪在谈道“笠”的方向时写道：“我以为中国现代诗的方向，正是‘笠，所追求的方向。而笠开拓的脚印，正是竖立了中国现代诗的里程碑。我以为现代诗的创造，在方法上，是以中国现代语言为表现的工具，以清新而确切的语言，表现诗的感情、音响、意象及意义。而在精神论上，则以乡土情怀，民族精神与现实意识为融会的表现。以这种方法论和精神并重的基础，来探索我们共同未来的命运。笠同仁在这十六年来的一百期中，正是朝着这种现代诗的主流，开拓了一条踏实的创作的途径。”1980年，当笠诗社的全体同仁在欢欣鼓舞地庆祝《笠诗刊》创刊一百期的时候，他们还放声高唱着中国之歌，还坚定地宣告：“笠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方向。”在他们庆祝“笠诗社”成立十五周年时出版的同仁诗选的序言中还写道：“以台湾历史的，地理与现实的背景出发的，同时也表现了台湾重返祖国三十多年以来历尽沧桑的心路历程。”那时，他们的作品和文章中无处不表现出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骄傲心情，作为炎黄子孙一分子的光荣感。但是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笠诗社”开始悄悄地变化，某种分离主义倾向渐渐抬头。1983年5月出版的《台湾文艺》发表赵天仪的《光复以后二十年新诗的发展》一文中，他把台湾新诗诞生和演变的因素，归纳成了四条。其一是：台湾新诗是中国古典诗传统演变的产品。其二是：台湾新诗的倡导，有一部分是因为受了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新诗运动的影响，从而发展出来的作品。其三是：“也受了日本新诗运动的影响”。其四是：“曾经透过日本语文的教养，接受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欧美文学”。该文与前文《现代诗的创造》相差仅三年时间，但对台湾新诗的本质看法已有区别。人们不难看出分离主义和“去中国化”的倾向已经悄悄出现。到了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笠诗社”的分离主义倾向逐步明朗，其主导倾向已变成了台湾“文学台独”势力的一部分。但是“笠诗社”并非铁板一块，我们不将“笠诗社”同仁都看作是“文学台独”分子，事实也并非如此。由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死心塌地的“台独”分子只是少数，多数人或是被迫，或是因某种利益驱使，或是一时糊涂，误人了歧途。他们必有猛醒和转变的一天，我们期待他们的转变。祖国也期待他们的转变。祖国和民族永远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家。不怕迷途、而贵在知返。

白，本名何锦荣，台中市人，1937年生，1956年毕业于台中商职高级部。1953年开始在《蓝星周刊》发表诗作。曾是“现代”、“蓝星”的同仁和《创世纪》诗刊的编委。1964为“笠”的发起人之一，曾多次获诗奖。他出版的诗集有：《蛾之死》、《风的蔷薇》、《天空象征》、《白诗选》、《香颂》、《诗广场》、《风吹才感到树的存在》、《自爱》、《观察意象》等。诗论集有《现代诗散论》。白是诗歌道路上的一个勇敢的追求者和探索者。他的追求表现在他对生活的不断开掘。诗的社会意识和批判意识的不断增进和强化。以及艺术形式的创新和表现手法的丰富。他说：“我们需要以各种方法去扭曲、锤打、拉长、挤压、碾碎我们的语言。对于我们所赖以思考表达的语言，能承受何种程度。重要的是精神，而不是感觉。……我们要求每一个形象都能负载我们的思想，否则，不惜予以丢弃，甚至从诗中驱逐一切形容词，而以裸裸的面目逼视你。我还要去流浪，在诗中流浪我的一生，我决不在一个定点安置自己。我的历程就是我的目的。在地平线外空无一物，我还是要向它走去。”白在这里不仅表现了他是艺术的不断追求者和创新者，而且是一个非常注意诗的思想主题表达的诗人。他要使每一个形象都负载诗人的思想，决不让诗中的任何一个形象游手好闲。因而，白的流浪就是追求；就是探索。他决不在一个定点上安置自己，他要不停地探索一生。白有一首诗《流浪者》就是用图像诗的方式，表现他永不止息地追求前进的脚步。白还有一首诗《雁》，也是描写大雁朝天边，朝着不断扩展放大的理想追求前进的主题。追求、探索和创新是一种非常艰苦、非常坚定、执着的事业。它让理想长幼芽，它让执着长生命，它让无畏结硕果。这种勃勃向前的精神和朝气，往往使许多不可能变为可能；往往能将物质和精神的互相转化的效果达到佳点。白笔下的许多小动物、植物，如小草、雁、金鱼、飞蛾、沙粒、鹭鸶等，都能在这种无畏的追求中产生出神奇的效果。白的诗的创新不仅是在诗的排列方式上和旋律节奏上，而是他把诗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语言又是负载思想的工具。因而他关于诗语言的创新的前提，又是有内涵有思想的语言，决不是那浮华的，哗众取宠的，生活中小丑式的博人一快和一笑。例如在《天空》一诗中，他创造了这样的句子：“天空已不是老爹，天空已不是老爹”。在《雁》一诗中有“鼓在风上”的句字，这些诗句粗看似乎莫名奇妙，但深思却奥妙无穷。前者表现一个饱受旱灾折磨，盼望呼喊老天下雨，天上不但不下雨，反而出现了炮花、战斗机这些讨厌而又可恶的东西。“天空已不是老爹”表现了农民语无论次地对天空的诅咒。“鼓在风上”表现了大雁在天空飞行的骄傲姿态和自信不息的神情。这种创新远远超出了语言的范畴，而是一种意象上的创新和内涵上新的概括。白在台湾诗坛上是一个创新者的形象。

李魁贤，1937年生，台北市人。台北工专毕业，美国世纪大学肄业。台湾“笠诗社”的中坚诗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诗。出版的诗集有：《灵骨塔及其他》、《枇杷树》、《南港诗抄》、《赤裸的蔷薇》、《李魁贤诗选》、《水晶的形成》、《输血》、《永久的版图》、《祈祷》、《黄昏的意象》、《秋与死之忆》。文学评论集有：《心灵的侧影》、《德国文学散论》、《弄斧集》、《台湾诗人作品论》、《浮名与实务》、《诗的反抗》、《台湾文化千秋》、《诗的见证》、《诗的挑战》等。此外还有散文集《欧洲之旅》、《诗的纪念册》等。李魁贤认为：“诗的存在要以不阿谀社会，不取宠权贵，不讨好报纸副刊及杂志编辑，才能显示起码的意义。”他认为：“诗毕竟不是润滑油，也不是广告招贴，而是时代齿轮间的砂粒，是良心的追辑令。”李魁贤十分注意诗的平民性、独创性和现实性，十分注意诗品和人品的结合。他的《鹦鹉》一诗，借用鹦鹉只会学舌，而不会创造的特点，辛辣地讽刺了那些沽名钓誉之徒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行为上的卑鄙和人格上的分裂。诗人抓住社会上的依附和攀爬之风，在《盆景》一诗中以锦藤和棕榈两者的依附和被依附关系，对那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李魁贤的诗充满着现实批判精神和平民意识。李魁贤在“台独”意识抬头的20世纪80、90年代交替之间，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错误地站在了“台独”势力一边。例如，他在1978年发表的《我们的国土》和《光复钓鱼台》等诗中，还充满热爱中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思想。他写道：“爸爸，台湾光复表示／台湾从此不再是殖民地／已回到了祖国怀抱／可是为什么／我们的钓鱼台又被占？”（《光复钓鱼台》）。但是当“台独”势力鼓噪的时候，他却又加入了“建国党”，站到了民族和祖国的对立面，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民族和祖国是我们的母亲，她生养了我们，是不能亵渎和背叛的。

赵天仪，1935年生，台中市人，是诗人，翻译家和美学理论家。台大哲学研究所硕士，曾任台大教授，现任台湾静怡大学系主任。他出版的诗集有：《果园的造访》、《大安溪畔》、《牯横街》、《赵天仪诗集》、《林间的水乡》、《脚步的声音》。出版的论著有：《美学引沦》、《美学与语言》、《美学与批评》，《裸体的王国》、《诗意的与美感的》、《现代美学及其他》、《笔耕在春天》、《台湾现代诗监赏》、《儿童文学及美感教育》等。赵天仪少年时代，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下呻吟过来的。他对日本人在台湾犯下的滔天罪行有过亲身的体验，他曾为抗日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巨大胜利欢欣鼓舞。这些在他的创作中曾有过反复的描绘。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军用蓖麻油，为了军用罐头，强迫还是小学生的赵天仪和同伴去种植和生产这些东西：“在我们课余劳动的菜园里／移植一棵棵的蓖麻”、“为军用罐头而移植的蜗牛”。赵天仪用亲身经历揭露日本人的罪行。他亲耳收听日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日本天皇在播音机上／正以忏悔／而激动的泣音／广播着投降的消息”。赵天仪诗中的另一个重要题材和主题，是揭露和批判社会弊端的写实之作，及对台湾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大安溪畔》和《菜园的造访》、《压岁钱》等诗集中有充分的表现。赵天仪是“笠诗社”的灵魂诗人之一，当“笠诗社”由民族和乡土向“台独”倾向转变时，赵天仪也是其中一员。不过他并不是那种激昂和叫喊型的人物，他是那种善于思索和学者型的人物，我们期待着他能从思索中醒悟。

非马，本名马为义。1936年9月出生于台中市，原籍广东省朝阳县。一度曾与全家从台湾迂回老家，1948年又与父亲一起去台湾定居。他毕业于台北工专，1961年赴美留学，获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现已从美国阿冈国家研究所退休。他是“笠诗社”的重要诗人，也是“笠诗社”中不多的拒绝“台独”，主张大中华的诗人之一。他出版的诗集有：《在风城》、《裴外的诗》、《非马诗选》、《白马集》、《非马集》、《四人集》（合著）、《笃笃有声的马蹄》、《路》、《非马短诗精选》、《飞吧、精灵》、《非马自选集》、《微雕世界》、《非马的诗》等。非马是位核电科学家，他的思考模式和语言习惯，成了他科学研究和诗之间的桥梁和通道。科学家的智慧、深思、果断和幽默，通过艺术创造凝结成了诗的硕果。因而非马的诗成了世界华人诗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即：短诗的奇芭。他的诗短小、凝练、含蓄、幽默而富于哲理。他的诗被广为传诵的名作很多。如：《黄河》、《电视》、《醉汉》、《鸟笼》等，几乎成了华人知识圈中人人皆知的作品。这些作品被人传颂，是因为它们是艺术精品，是因为它的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结合而深深地打动了读者；是由于诗中涵容的东西十分丰富，而让各方面的读者均产生共鸣的关系。如：《醉汉》一诗，表面上是写醉酒后的醉汉，但实则是写乡愁，写久离故土，久离母亲，思念故乡和亲人如痴如醉。第一节写“醉汉”“把短短的巷子／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到了第二节，诗顿时作了暗中转换“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母亲啊／我正努力／向您／走／来”。醉汉不可能右一脚十年，左一脚十年，醉汉不可能去思念母亲和故土，因而显然是乡愁之醉。这是非马的代表作之一。构思精巧、内涵深沉，喻体和寓意，既含蓄又明朗，是不可多得的好诗。

“笠诗社”中还有许多大将，如：许达然、杜国清，以及较年轻的郑炯明、郭成义、李敏勇、陈鸿森等。但是由于篇幅限制，不能展开，实为遗憾。

台湾新诗的回归大潮

台湾新诗论争自50年代中期开始，到了70年代，已进行了十余年的反复交锋。此刻谁是谁非，谁优谁劣，已经真相大白。在论战火力摧毁的废墟上，已该有新苗生长；在论争迷途知返的人们中，已该有转变和新的出发。总之，该是由精神向物质转化，由理论论证向新的实践转化了。这种转化就表现为，自1970年前后开始，持续了十年的大规模的台湾新诗回归浪潮。这个回归的浪潮表现为：中国性、民族性和乡土性。这个浪潮先后有数十个青年诗社和数百名青年诗人从台湾的土地上崛起。这个新诗回归浪潮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初期、中期和后期。初期崛起的青年诗社有：

（1）龙族诗社。1971年元月1日，一条代表中华民族诗的巨龙，在台湾反西化的大地上跃起。他们发行《龙族诗刊》，该刊封面上写着醒目的、代表着全新诗观的文字：“敲我们自己的锣，打我们自己的鼓，舞我们自己的龙！”他们真诚地宣告：“第一，龙族同仁能够肯定地把握住此时此地的中国风格；第二，诚诚恳恳地运用中国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第三、诗固然要批判这个社会，但是，也要敞开胸怀让这个社会来批判我们的诗。”“龙族诗社”代表着一种崭新的，中国的，中华民族的，乡土的诗歌理论和诗的创作实践。其主要成员有：辛牧、施善继、林焕彰、林佛儿、陈芳明、高尚秦、乔林、苏绍连、黄荣村、萧萧等。后来该诗社的个别人，如陈芳明，转向了“文学台独”。

（2）主流诗社.1971年6月成立，创办《主流诗刊》。主要同仁有：黄劲莲、羊子乔、林南、吴德亮、庄金国、龚显宗等。他们以“主流”自许，要“缔造一代中国诗的复兴。”后来这个诗社的部分同仁转入了“笠诗社”。

（3）大地诗社。1971年6月成立，发行《大地诗刊》。主要同仁有：古添洪、李弦、王浩、王润华、余中生、林峰雄、林锡嘉、秦岳、淡莹、陈慧华、陈黎、张锚、钟义明等。据说，“龙族”代表着水浒精神，而“大地”代表着儒林之风。它的成员均为各大学的知识分子，多半有博士学位，故又称“博士诗社”。他们希望：“现代诗在重新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生活中获得必要的滋润和再生。”这个时期崛起的，还有成立于1972年9月的《诗人季刊》和成立于1971年的《水星》诗刊，它们都拥有一批青年诗人同仁。

台湾的新诗回归运动大约到了1975年，已发展到了中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与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与诗和小说发生呼应。新诗回归初期提出的回归中国、回归民族、回归乡土的口号和主张，正逐渐地明确和系统，由急性的主张逐渐变成了稳定的理论论述。这个时期崛起的重要青年诗社有：

（1）《秋水诗刊》。创刊于1974年元旦。主要创办人有：古丁、绿蒂、涂静怡等。它发表的诗大都为短小、凝练、清新、活泼、含蓄而又明朗之作。他们的“秋水”之名是取自庄子的《秋水》篇名：“诗艺术之无限，正如北海之无涯”。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脉发展精美的诗艺。该诗刊的灵魂诗人是女诗人涂静怡，她一面创作、一面办刊，几十年如一日，积极奉献，默默耕耘，将诗当职业，把诗刊当生命，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挠，将诗刊越办越好，使它成为台湾诗界的诗文奇芭，在走马灯般生生灭灭的诗刊中，它是极少数不脱期，不断档的诗刊之一。

（2）绿地诗社。成立于1975年12月25日，发行《绿地诗刊》，这是以高雄青年诗人为主的诗社。主要同仁如：艾灵、陌上尘、雪柔、乔洪、庄渝、叶隐、履疆、陈煌、蔡忠修、王廷俊、谢武彰、灵歌等。

（3）草根诗社。1975年5月4日在台北成立，发行《草根诗月刊》。主要同仁有：罗青、张香华、詹澈、邱丰松、李男等。他们特别强调诗的“草根性”该刊自1975年创刊，1979年6月发行到41期停刊。1985年元月又推出《复刊号》，但已变成一分综合性文艺刊物。

台湾新诗回归运动到1977年，以”诗潮诗社”的成立，《诗潮诗刊》的创刊为标志，进入成熟期。1977年5月1日的《诗潮诗刊》，创刊号上刊登着《诗潮的方向》，全文共分五条：“一、要发扬民族精神，创造为广大同胞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与民族形式；二、要把握抒情本质，以求真求善求美的决心，燃起真诚热烈的新生命；三、要建立民主心态，在以普及为原则的基础上去提高，以提高为目标的方向上去普及；四、要关心社会民主，以积极的浪漫主义与批判的现实主义，意气风发地写出民众的呼声；五、也要注意表达的技巧，须知一件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思想性再高也是没有用的。”《诗潮诗刊》的这五条比较完整系统的，体现中国新诗方向和民族诗风的理论主张，是台湾新诗回归运动中所有诗刊诗社的主张和理论中最全面，也最能反映回归目标和实质的叙述。所以它标志着新诗回归运动的成熟。这五条虽然是《诗潮诗刊》的宗旨，但它却是整个新诗回归运动的成果。《诗潮诗刊》由高擎创办，主要同仁有：丁颖、王津平、吴宏一、李利国、亚微、高孪、高尚秦、郭枫等。《诗潮涛刊》所列栏目有“歌颂祖国”、“工人之歌”、“稻穗之歌”、“乡土旋律”诸专栏。可以看出它是爱国者和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的园地。和《诗潮诗刊》前后创办的还有1978年元月成立的“掌门诗社”，1979年12月成立的“阳光小集诗社”。“阳光小集诗社”的成立，又表现了台湾新诗创作多元化倾向的出现。这是一个由多地域、多诗社、多流派的青年诗人结社。它既是一个团体，但又强调不立主义、不立门派。它像一个由一块布包着的多向度钻头，没有多久那包着的布就被钻头戳破。由于内部意见纷争，矛盾重重，该诗社组合不到五年，于1984年6月便宣告停刊。该诗社同仁主要有：向阳、苦苓、李昌宪、林广、林野、陈宁贵、张雪映、刘克襄等。

在十年的新诗回归运动中，青年诗人是主角，是主力；既是潮头，又是洪流；既是波涛，又是浪花。涌现了大批有思想，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诗人。我们只能简略地叙述几位。这些人如今有的可能已经白发盖顶；有的可能正在迈向老年。但是，在当年的新诗回归运动中，他们个个都是朝气蓬勃，生龙活虎，表现出经天纬地之才，填江移海之志。

吴晟，本名吴胜雄，1944年9月出生，台湾省彰化县溪州乡人。屏东农专毕业，长期在溪州乡中学任教。出版的诗集有：《泥土》、《向孩子说》、《飘摇里》、《吾乡印象》、《吴晟诗选》。出版的散文集有：《农妇》、《店仔头》、《无悔》、《不如相忘》。吴晟自农专毕业回到溪州中学教书起，几十年如一日，亦教亦农。农忙与母亲一起下田，农闲回校教书。与农民关系非常密切。因而他的诗基本上是描写农村生活和刻画农民形象的。他将泥土视为母亲，将母亲视为泥土，以生殖和养育的伟大奉献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互为象征，描写出极为深厚而博大的形象，从中悟出许多劳动者的哲理。如：“母亲的双手，一摊开／便展现一页一页最美丽的文字／那是读不完的情思／那是解不开的哲理”（《手》）。吴晟的诗以它深厚的乡土情怀和深刻的田园哲理成为台湾新诗中的一朵鲜花。

罗青，本名罗青哲，原籍湖南湘潭人，1948年9月出生于山东青岛，台湾辅仁大学英语系毕业，获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长期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他诗画兼营，表现出很高才华。他出版的诗集有：《吃西瓜的方法》、《神州豪侠传》、《捉贼记》、《隐形艺术家》、《水稻之歌》、《不明飞行物来了》、《萤火虫》、《录影诗学》、《兰屿颂》、《少年阿田恩仇录》。散文集有：《罗青散文集》、《七叶树》、《水墨之美》。论著有：《从徐志摩到余光中》、《诗人之灯》、《诗人之桥》、《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诗的照明弹》、《诗的风向球》、《罗青看电影》、《画外笛声扬》、《纸上飘清香——绝妙好画二》等。罗青是最敏感的诗人诗评家，他几乎总是站在台湾新诗浪潮的潮头上。现代派、新诗回归、后现代派、录影诗，几乎新诗的每一个潮流中都有他的身影，尤其是录影诗和后现代派诗，他是潮头人物。在老一代诗人和年轻一代诗人之间，他又被称为“新生代的起点”和“新生代诗人中的翘楚”。罗青的诗风格上善于变化，从《神州豪侠传》中传达出一种豪放不羁的浪漫古典之风，《吃西瓜的方法》、《隐形艺术家》中又有浓郁的后现代意味，《水稻之歌》中似乎又带有他在主编《草根诗刊》时的草根的清香。不管哪一种风格，罗青诗中有几点特征是贯穿诗的始终的。那就是诗的音乐性，画面感和奇思妙想，不落他人俗套，不断有所变化和创新，成了他的诗不衰的生命。

向阳，本名林淇养，台湾省南投县人，1955年5月出生。1977年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日语系。长期任《自立晚报》副刊主编，《自立早报》总编辑。出版的诗集有《银杏的仰望》、《种子》、《十行诗》、《岁月》、《土地的歌》、《四季》、《心事》、《向阳诗选》等。散文集有《流浪树》、《在雨中航行》、《台湾民俗图绘》、《世界静寂下来的时候》、《一个年轻爸爸的心事》等。儿童文学集有《中国神话故事》、《中国寓言故事》等。向阳的诗有着鲜明的个性，独特的形式，广泛的题材，以及乡土语言运用的明显优势。向阳在台湾独家试验“十行”诗，每一首诗固定为10行。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内涵上的一正一反尽在其中。这如同是做好笼子，提着笼子去捉鸟，必须不大不小能装进笼子才行。他的《十行诗集》为72首“十行”诗的结集。这种实验必须是具有相当诗的功力和经验的诗人，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形式上限制太大。而向阳的实验是成功的。他的许多十行体诗，如《种籽》、《立场》等皆为成功之作，且成为名品。向阳的诗不仅描写客观存在之物，而且描写看不见形体上的东西。比如立场，就很难写，但向阳却写得十分成功，向阳诗中乡土语言的采用，强化了他诗之乡土性。向阳是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但令人惋惜的是他也受到“台独”分子们的蛊惑，而发生转向。一个诗人首先必须热爱和认同自己的民族和祖国，否则诗将失去价值。我们希望向阳能迷途知返。

苏绍连，台中县人，1949年生，台中美专毕业，长期任小学教师。20世纪60年代开始写诗，他是“龙族诗社”的同仁。他出版的诗集有：《茫茫集》、《童话游行》、《惊心散文诗》、《河悲》、《隐形或者变形》（散文诗）、《我牵着一匹白马》。另有童诗《双胞胎月亮》、《穿过老树林》等。苏绍连是一个充满创造意识和创新精神的诗人。他根据自己作品的内涵不停地创造着新的表达形式，因而他的诗一直处在和谐、适应、统一的状态中。苏绍连是一个祖国意识很强的诗人，在《三代》一诗中，他要超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走向中国。他写道：“一个中国的孩子，善良的孩子／强壮的孩子……我要走出／向东方的天幕敲门／中国，为什么曙光不露出来？／我一直敲门／一直敲”。在《中国的围巾》一诗中，诗人表达了同样的要克服一切阻挠，奔向祖国怀抱。虽然障碍重重，阻力很多，甚至有点迷惘。“可是，这一切已经太迟／我走不到我想要到的地方／中国，我走不到了”。但毕竟诗人仍然在艰苦地向祖国跋涉着。苏绍连是一个胸有大器，却不爱作秀、不爱张扬的诗人。他的诗多数是表现出大题材、大气度、大主题的作品。《脸》一诗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不要脸的丑行。《雨中的庙》一诗通过一个建庙宇的故事，反映台湾向中国古文化的回归。《父亲与我》通过一个荒诞的故事，寓入对西化批判的思想。苏绍连的《童话游行》诗集共有九首长篇抒情诗，诗中表达了诗人对台湾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构图。苏绍连是散文诗的高手，其中的名篇《七尺布》颇获好评。

詹澈与施善继是台湾新诗回归运动中崛起的两颗诗的新星。詹澈，1954年生，现在台东县衣会工作。曾出版《西瓜寮诗辑》等多部，他是台湾农民诗人的代表，占有农村诗的舞台。他的诗中农业诗的内涵和农民的形象不断丰富和扩大，出现了土地——人民之母；山河——生命之源，这种博大精深的意象，将农业题材的诗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施善继是台湾现代派诗向现实主义诗转变，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为台湾工人和贫苦市民的代言人。詹澈和施善继一农工在台湾诗坛出现，标志着诗和劳动者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