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评点

《周易》本是一部筮占之书，直到春秋时期，人们还在用它进行占卜活动，《左传》和《国语》中，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可以算是证明。不过，当春秋末期，孔子“五十以学《易》”，乃至“韦编三绝”，并从哲学的角度

（“我观德意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见帛书《周易·要篇》），重新理解和讲述《周易》之后，人们对于《周易》的认识便又多了一条新的路径。据说现在流行的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便是孔子（前 551 一前479）的弟子根据孔子的讲述，修补、整理、完善成篇的。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周易》中的卦爻辞的解释是超越了筮占的范围的。这对于后来的《易》学史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直到秦统一六国，嬴政作了始皇帝，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周易》的功用似乎还只在占卜的方面。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毁了那么多的典籍，《周易》却因为卜筮的面目，不在被焚之列，得以完好保存。

西汉是《易》学长足发展的时期，大师如林，流派纷呈。如以训释六十四卦大义为主要特征的丁宽、杨何、韩婴一派，以固守章句师法为特征的被称为“今文《易》学”的施雠、梁丘贺一派，以“阴阳候灾变”（即运用《周易》原理解释大自然灾异及社会的各种事变）为特征的孟喜、京房一派，以“十翼解经意”的民间私学传授的经说，亦称“古文《易》

学”的费直、高相一派，等等。这些流派互有争论，又互有汲取，尤其是第二、第三家的大师们，几乎各操一手绝活而见宠于皇帝。如梁丘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大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汉书·儒林传》）。从《易》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最有特色的《易》学似乎要算孟喜、京房一派的以“阴阳候灾变”之说。他们发明了许多解《易》的新方法，尤其是发明了许多新的占卜方法，在当时和后来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拿京房（前77 一前 37）来说，他本来的名字叫李君明，推律自定为京氏。他喜好音乐钟律，根据八卦原理用“三分损益法”将十二律扩展为六十律，又擅长用六十四卦分值四时气候以解说阴阳灾异、占验人事吉凶。他常常通过《易》卦推论自然灾变与社会政治的联系，并多次上疏汉元帝，因此遭到了大臣石显的嫉恨，被下狱处死。他的《易》学包括卦气“六日七分”法、纳甲、世应、飞伏、游归等术，为后世的占卜家所取法。不过应当承认，京房等汉人的颇带迷信色彩的《易》学，多多少少也是在吸收了汉代的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是十分有趣的现象，也是《易》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很值得注意。

东汉时期的《易》学，是沿承了西汉《易》学的特色的。但由于古文经学的由在野走向在朝，费氏《易》学显得格外的兴盛。同时，也出现了杂合各家之说而解释《周易》的大师，如郑玄、荀爽、虞翻等等。郑玄（127—200）既精通今文京氏《易》学，又曾拜扶风马融为师，研究古文经学。他的《易》学著作，既以古文经学为主，又兼采今文经学家言，并创立了六十四卦爻辰说，影响颇大。其他如荀爽（128—190）的“乾坤升降”说，虞翻（164—233）的纳甲、旁通、之正、卦变说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的独具特色的《易》学学说。

纵观两汉《易》学的发展，是与两汉经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两汉经学中所具有的特点，也都毫无例外的反应在了《易》学的研究中，如皓

首穷经、谶纬迷信等。所以，到了魏晋玄学兴起的时候，王弼（226—249）一反前人旧习，以“扫象数，阐玄理”为宗旨，作《周易注》、《周易略例》、

《周易大衍论》等书，给人以痛快淋漓和简明轻快之感。于是，王弼《易》学的势力，取代了两汉诸家《易》说，他的以“玄理”之说独树一帜的《易》注，笼罩了魏晋南北朝，虽郑玄注也不能与之抗衡。到了唐代，王弼的《易》学几乎是被定为了一尊。

唐代的《易》学可以分为主流和支流两派。主流是以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为代表。孔氏（574—648）的《周易正义》以王弼、韩康伯的《易》注为基础，在依循王弼之说的前提下，间或引用别家说法互为参证。所以从实质上说，真正起根本影响作用的仍是王弼《易》学。支流以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为代表。李氏的《周易集解》广采汉儒以迄唐代《易》家的注《易》之说，凡得三十余家，其宗旨在于黜玄言、崇象数。他的撰述，在《周易》象数学尽毁的时代，保留了不少这方面的学说，成为后人研究汉、魏象数《易》学的主要史料。

宋代是《易》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这时的《易》学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形成了与汉《易》相对峙的宋《易》。宋代《易》学，大致可分为三大派：一是图书学派，这一派以传授、讲说《先天图》、《后天图》、

《河图》、《洛书》为主要特征。其开山祖为道士陈抟（？一 989），集大成者为邵雍（1101—1071）。邵雍是著名的“北宋五子”之一，他接受了陈抟一系所传授的先天象数《易》学，并根据先天象数《易》理提出了“天地亦有始终”的观点，他设计了一套用“元会运世”来计算人类历史的方法，把历史发展的规律划分为“皇、帝、王、霸”四种时期，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代不如一代。其所著《皇极经世》一书，用数推演预测社会事变，十分复杂抽象，但影响很大。另一派是义理学派，这一派专以儒家伦理道德解释《周易》，主要是沿着王弼治《易》的路子广为发挥，自成一家。最著名的代表是胡缓（993—1095）、程颐（1038—1107）等。胡瑗以儒家之理说《易》，有《周易口义》十二卷流行于世。程颐承胡氏之学，以理学的思想解释《周易》六十四卦（《系辞传》以下不注），《易》学专著为《周易程氏传》；第三派是以史证《易》派。这一派的特征是在不排斥以义理解释《周易》的同时，更注重援引历史史实，证说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象征旨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南宋的李光、杨万里（1124—1206）等。李光有《读易详说》，杨万里有《诚斋易传》，都是以史证《易》的重要著作。除了这三家之外，南宋朱熹（1230—1200）的《易》学，影响也十分之大。朱子认为，《周易》乃卜笠之书，对于它的解释不能离开这一基本的前提。但朱熹的《易》学，既禀承了程颐的义理学说，又吸纳了图书学派的观点，可以说是宋代《易》学的集大成者，主要《易》学著作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

元、明、清时期，在《易》学方面没有什么独具特色的发展，大体上是在汉、宋两大流派基础上进行的整理、辑佚和疏解。元代和明初的《易》学家，大都笃守程颐、朱熹的遗说。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佛学家的解《易》，如方时化的《周易述谈》、徐世淳的《易就》，言辞之中每每洋溢着禅家味道。而和尚智旭的《周易禅解》更是自报家门的以佛释《易》，或曰以《易》释佛。清代朴学兴起，汉学受到重视，大学者惠栋（1697—1758）、张惠言

（1761—1802）等人用考据学的方法研究《周易》，尤其是研究汉《易》，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惠栋的《易汉学》，罗列汉代主要《易》家的说《易》

条例，详加考辩，对于后人理解汉代的《易》学十分有益。

进入本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崩溃、瓦解和消亡，《易》学研究的趋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间虽不无固守传统方法治《易》的学者（如尚秉和等），但以新观念、新科学、新史料为基础的《易》学研究似乎是占了主流。如本世纪初以考古、疑古为背景，以近代科学方法为手段，以正本清源为目的，产生的一次大的《易》学研究热潮，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周易》哲学及研究方法为核心而展开的一次《易》学大讨论，以及八九十年代以来以传统文化的反思为背景，以诠释传统《易》学的现代意义为主要目的而展开的一次《易》学研究热潮等，都从一种新的角度，对《易》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纵观这三次易学研究热潮，第一次的最大特点，是力图破除几千年来经学家和数术家们为《周易》涂抹的层层迷信色彩，还《周易》《经》《传》以本来的面目。讨论者们禀承“五四”开放、科学的精神。围绕着《周易》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结合最新的考古成果，对历史上尤其是汉人的种种易说进行了怀疑和驳斥，澄清了不少事实，给传统易学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但由于不少学者混淆了传说和神话的区别，极力否定与《周易》有关的诸种传说的可靠性，因而难免“疑古过勇”之讥。第二次易学热是第一次易学热的继续和发展，但规模不如上一次大，涉及的面也不如上一次广。此次主要集中在《周易》一书的性质和《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等方面。但就所讨论的问题而言，远较上一次为深刻。如果说上一次的“热”重在“破旧立新”，这一次的最大特点，则在于讨论的各方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破旧立新”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成功的尝试。稍后在中国哲学界展开的“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是这次易学热的直接结果。第三次易学热，继承了第一次的“广”而“走出疑古”，继承了第二次的“深”而克服“左” 倾，形成了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格局。而关于《周易》的考古研究（数字卦和帛易的发现）为易学研究带来的新突破；关于《周易》的哲学研究（如在前次关于《周易》中包含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讨论基础上进行的《周易》思维方式、《周易》与宇宙规律、《周易》与人生智慧等等的研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带来的新启示；关于《周易》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与现代自然科学之关系的的研究为传统易学象数学带来的新视野；以及《周易》研究中的国际间交流等，构成了这次易学热的闪光点。但同时神秘主义和封建迷信的抬头，也为此次易学热蒙上了层导阴影。

中国 20 世纪的易学研究，造就了三支研究队伍。但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重点和研究形势有所不同，各支队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也不一样。这三支队伍，一是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研究人员为主体，以诠释传统易学中的易理和象数为主要任务而形成的一支思想家的队伍；一是以部分自然科学工作者为主体，以传统易学象数学的科学意义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一支科学家的队伍；一是以社会各阶层的易学爱好者为主体，以易学应用尤其是占卜为目的而形成的一支队伍。就第一支队伍而言，他们多是从哲学、历史、文字、考古、文学、艺术等方面对《周易》进行研究，社会影响极大，取得的成果也十分丰富。对于人们理智、客观地理解《周易》，弄清《周易》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不足在于忽视了对易占的研究、而把这块科学与迷信混杂的、最需要澄清的领域拱手让给了民间

《易》学家乃至江湖艺人。这一教训很值得汲取。就第二支队伍而言，他们

的努力使古老的易学焕发出了时代的光彩，为现代易学增添了崭新的内容。他们重视研究传统象数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力图从古代象数学中得到启发，以求对现代的自然科学研究有所帮助。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周易》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胜任这一任务，还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用《周易》论证现代自然科学的合理性显然是不必要的；用它说明中国古代也曾有过类似现代科学的东西，显然意义也不大；用它表述现代科学（如有人用六十四卦比附生命遗传密码）则显然是画蛇添足。但遗憾的是，这种丝毫不带来新价值而徒添麻烦的牵强附会之事却屡见不鲜。其结果是有一些所谓的“解迷”之作，懂《周易》不懂自然科学的人看不懂；懂自然科学不懂《周易》的人也看不懂。这岂不是愈解愈迷了么？其实，就科学的研究而言，《周易》所能提供给人们的只能是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搞清楚，《周易》是如何成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的，它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次再把这种方法提炼出来，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相比较，以寻求彼此相通的切入点。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解迷”之作成为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就第三支队伍而言，他们比较重视易学的社会应用价值，重视易学象数的研究，并企图为传统易占找到一种现代科学的依据。这些努力，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如热爱和注意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等等。但由于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人多为《易》学爱好者和盲目崇拜者，他们中有的奉迷信为圭臬，有的守祖传而谋稻梁。即使有一部分人有正确研究易占的愿望，也往往因研究条件和文化水平的限制而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应该说，立足于科学的立场，从方法论的高度研究和揭示易占的内在逻辑和内在机制，破除迷信，拯救混杂在糟粕中的精华，是这一领域的当务之急。

《周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各层面的具体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