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无葬身之地》：仍然是“自由选择”

这是一个两幕剧，写于 1945 年，于 1946 年在巴黎首次公演，剧本在 1947年发表。剧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抵抗运动为背景，故事情节大约如下：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五个法国游击队员卡诺里斯、索尔比埃、昂

利、吕丝、弗郎索瓦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他们被关在顶楼里，等待着敌人的审讯。他们一共死了三百人，只有队长若望逃脱。他们当中卡诺里斯年纪最大，富有经验，他认为既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就可以酷刑中挺过去。吕丝是若望的情人，她一直在想念若望。弗朗索瓦是吕丝的弟弟，年仅十五岁。

敌人首先提审索尔比埃，索尔比埃痛苦的嚎叫使大家感到恐惧，弗朗索瓦吓得直打哆嗦。这时若望被推了进来。原来若望是在逃亡的路上被捕的。吕丝觉得一切都完了，若望却说他完全有机会出狱，因为敌人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必须脱身去通知战友们转移。

半小时后，索尔比埃被送了回来，他没有招供，但他担心自己经不住酷刑，会招供出来，成为懦夫，从而一分钟毁掉自己的一生。接着卡诺斯被敌人叫去。

若望看到自己的部下为他受苦，心中不忍，想去自首。但昂利阻止了他，说他给战友们通风报信的任务尚未完成。以后他还可作为见证人去见他们的亲属。若望只好打消自首的念头。昂利还说，他们将在狱中战斗，不仅为若望，也为所有的战友，他们的战斗虽然失败了，然而他们也许能挽回面子。这时卡诺斯被架了回来，他没有叫喊，也没有招供。

在一间教室里，三个投靠德国法西斯的“合作分子”正在争论。克洛歇要求保留卡诺里斯流出的一滩血，连续提审游击队员，他的上司朗德里却主张把血擦掉，抓紧时间吃顿饭。佩勒兰打开了收音机，听到德军未能阻止盟军的进攻的消息，知道一切都完了。

敌人把昂利带来，捆在椅子的扶手上。审讯时，昂利表现得非常顽强。但他终究忍不住酷刑，终于喊叫了。但他宁死不屈，不肯招供。敌人只好把他送回牢房。敌人再次审讯索尔比埃，用钳子拔他的指甲。索尔比埃假装愿意招供，骗得敌人松绑后，跳楼自尽。敌人恼羞成怒，下令审讯吕丝。

吕丝被送了回来，她没有招供，但显得十分病惫，她被敌人奸污了。她对若望说，她再也感觉不到爱情了。不过她声明，敌人没有碰过她，她是石头人，感觉不到他们的手。她关心的是，弟弟要保持沉默，使敌人丢脸。但弟弟弗朗索瓦却声称要揭发若望。昂利问吕丝：弗朗索瓦会招供吗？吕丝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昂利决定处死弗朗索瓦。若望想挺身保护，但吕丝拦住

了他。大家看着昂利把弗朗索瓦掐死了。

吕丝拒绝和若望谈论爱情，她只想独自死去。若望对吕丝说他想起了一个主意，如果敌人放他走，他就把一个战友的尸体投到他们存放武器的山沿里，冒充他自己，如果敌人重新审问，他们就透露这个秘密的山洞，事情就会很快了结。说完，他被敌人叫去释放了。

吕丝安慰昂利和卡诺里斯，说是敌人通过他们的手杀死了弗朗索瓦，她作为姐姐，认为他们没有罪，弟弟一死，就是自己人，他保住了秘密。他又说同他们在一起，她不感到孤独。

第二天，朗德里厄决定同时审讯三个游击队员，为了使他们让步，他答应，只要供出他们的队长，就放了他们。吕丝听到敌人这样哀求他们活下去，高呼胜利了。这时敌人又要对他们用刑，卡诺里斯说他准备招供，但要和他的朋友单独相处一会，以便说服他们。

三个敌人出去后，卡诺里斯对昂利解释说，他刚才是骗敌人，他并不怕死。但他们没有权利死得毫无意义。昂利说他不愿在弗朗索瓦死后继续活下去。卡诺里斯说，如果你今天死去，人家盖棺论定：你出于自尊杀死弗朗索瓦，这就永远确定不变。如果你活下去，那就什么也不能确定。人们评判你每一个行动都要根据你整个一生。如果你还能工作就让人杀死，那就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吕丝本来不同意这个计划，但卡诺里斯劝说，为了把敌人引到错路上去，必须放下自尊心，她终于同意了。于是卡诺里斯按若望建议的那样作了假供。朗德里厄信以为真。马上派人去捉若望。但克洛歇没等朗德里厄对三个战俘作出安排，就下令把他们枪毙了。

《死无葬身之地》所要表现的无非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自由选择。不过萨特所强调的是积极的选择。萨特把五个人放在极端的境遇之中，是忍受酷刑而成为英雄，还是苟活而成为可耻的叛徒，他们是自由的，选择的自由在他们自己手中。

卡诺里斯被严刑拷打时，不吭一声，坚强不屈，拒不招供，可说是他选择了英雄。昂利被刑时，虽然叫喊，但同样宁死不供出战友，也可说是选择了英雄。索尔比埃担心自己挺不住酷刑而招供，选择了跳楼自尽，这也不失为一种英雄壮举。吕丝发现自已的弟弟可能叛变，出卖战友，竟同意昂利掐死自己的弟弟，她自己则宁可忍受被奸污的痛苦和屈辱也拒不供出战友。在这个极端的境遇之中，他们每个人都在作出选择，而且必须做出选择。他们为了自由而参加了抵抗运动；为选择不做叛徒而宁死不屈。他们的自由显然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民族的自由。他们宁死不屈的壮举体现了萨特的自由选择原则：人是自由的。懦夫自己造成了懦弱，英雄自己造成了英雄。根据萨特的意见，人活着，必须作出自由选择，创造自己的本质，从而获得真正存在的意义。剧中的五个人经受了严刑拷打，克服了自身的软弱，保护了战友，成了英雄。他们所作出的自由选择是积极的选择，是法国民族在抵抗运动中的应该选择的道路。萨特的自由选择原则在这里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萨特笔下的英雄只能是存在主义式的英雄。这些英雄身上仍体现出世界的荒谬性和生死的偶然性。剧中人物索尔比埃有这样的自由：“我将毫无意义地受苦，不知有什么价值而死去。”昂利则说： “我们的死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事业把我们抛弃了，因为我们成了不能利用的废物。⋯⋯如今我们就要死去，而且将成为冤死鬼。”存在的荒谬与虚无思想加在萨特笔下的英雄身上，显然冲淡了他们的英雄业绩。

这部戏剧由于过多地赤裸裸地表现酷刑的场面，又缺少戏剧悬念，因而在首演时，效果并不佳，萨特自己也承认，这是个不成功的剧本。剧本上演后，萨特对剧本作过一些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