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证哲学到自然主义从实验医学到实验小说

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泰纳、左拉的文艺思想均深受他的影响。

奥古斯都·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曾任圣西门的秘书, 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把哲学分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也就是所谓的虚构阶段、抽象阶段和实证阶段。他将实证等同于科学,宣称实证即实在、确定,否认推理的作用和事物的内在规律性, 过分拘泥于具体现象。他是一个学究习气浓厚、眼光狭隘的哲学家,既反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也反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一味推崇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又不能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所以将实证视为人类智慧的最高体现。

孔德的著作主要有《实证哲学教程》和《实证哲学精神》。在这两本书中,他认为,只有以观察为依据的知识才是真理。依此类推,那么, 只有完全实录或确有生活原型、事实依据的文学作品才能蕴含和揭示真理。龚古尔兄弟的实践与这种理论不谋而合;莫泊桑正好在观察方面有特殊本领,表达能力也是强到滴水不漏的;左拉则是有意识、有目的地从文论到创作两方面向这种理论靠齐。然而,观察固然重要,但它只是获得真理的前提,人的思维、经验、创造力才是发现真理的更重要的因素。对于作家来说,细致观察和精确表达诚然是一种必要的能力,而提炼生活,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文字显得冗长,而铺展的内容却很有限。实际上,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等也并没有成为生活的奴仆,相反更多地发挥了他们作为文学大师的能动性。孔德强调实验哲学的基本性质是把一切现象之间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看作真实的规律,号召人们放弃对现象的内在原因的分析。他之所以排斥推理、想象、概括、归纳,是因为在相互依存的现象中,规律常常已经浮现出来,推理、想象等已经在一瞬间凭借经验与惯性完成。否则,一个哲学家竟然不运用推理、不重视推理,这简直不可想象。应当说真理在实证过程中已经显现,对于孔德这样认识能力强、反应迅捷的人来说,实验本身足以显示一切了,推理只是多余。而对于自然主义作家来说,当他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原始材料时,他们已敏锐地感悟到了情和理,因而认为生活本身足以说明之,才使用了那种绝对忠实生活、冷静客观的创作方法。

孔德认为他已经成功地通过实验的途径发现了人们思维机能所服从的“规律”,而超越了人类认识第一阶段的神学世界观,排斥了那些错误知识和虚假的神圣形象;也超越了形而上学阶段的一味追求事物的抽象本质,强调感性的、直观的材料蕴含了最高的真理。这样他等于否定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而推出了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在哲学上带有不可知论倾向,在文学上则是等同于福楼拜的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绝对客观。龚古尔兄弟是不折不扣地作到了这一点,对于左拉、莫泊桑而言,则只是尽量如此,因为他们没有龚古尔兄弟那样的在历史研究

过程中养成的冷静客观的写作习惯,而更多是出于对实证主义观念和自然主义理论的依从。

从孔德到左拉,中间还经过了泰纳这一重要环节。孔德影响泰纳而泰纳再直接影响左拉。泰纳(1828—1893)是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英国文学史》和《艺术哲学》的作者。他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下,用自然界的规律解释文艺现象。在《英国文学史》导论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种族、环境、时代三方面动力”说, 认为文学创作的发展依赖于上述三动力,其中种族包含人的先天的、生理的、遗传的因素,环境包含地理的因素,时代包含文化的因素。他将种族因素推至首位,认为它是内在动力;环境则是外部压力,时代只是后天促力。这也就是说,自然因素是先天性的决定性的力量。这一观点在左拉的文论和创作中常有体现,尤其是生理和遗传,常常是小说的起点和终点,甚至它本身就成了叙述和表现中心。

泰纳将实证论发挥到更具体、更丰富翔实的程度,从而成为实证论美学最有影响的人物。泰纳认为每个人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过程都不是绝对孤立和截然不同的,而是具有某些共同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方式是个人的种族天性所固有的;因此,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 将这些种族共性挖掘出来。泰纳深信自然科学的实验可以移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左拉也深信小说可以变成试管,或者是病房与实验室。泰纳说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原因或由于虚荣,或由于勇敢,或由于诚实,或由于消化,或由于肌肉活动,或由于体温。气质与生理成了决定因素。左拉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以至用他的一句名言作《黛蕾丝·拉甘》的卷首题词——“恶行与美德也是硫酸盐和糖一样的产物。”

泰纳将社会史和自然史相提并论,他说,在这两者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自然群,即按一定的总门类形成并按科、种、属分类的个体。在这两者中,研究的对象皆为内部长期变化的生物体;原始的形态遗传下来, 而新获得的特征只是部分地逐渐地传给了后代;机体只是在环境的影响下得到发展;生物体的每下一代的状况皆因其双重条件而具有上一代的状况以及该门类的总趋势。无比完善的人类动物是其他动物进一步的继续。由于人的特性(包括构成人的特殊地位的高级特性以及与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低级特性)源于大脑活动,所以机体规律将其威力扩展到一定的范围时,自然科学便停止发展而让位于“精神科学”。不过,在“精神科学”领域内仍然还保留了自然科学在自然现象领域内规定的因果依存性。一个种族固有的精神代代相传,不论文化发生什么变化,它都保持不变,并且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有机界中,遗传的特征同外部环境相结合,成为下一代机体的必然条件。根据泰纳的这些观点,再看看

《卢贡·马加尔家族》,就能发现左拉的创作所受泰纳影响是多么深。“一个家族的自然史与社会史”这个副标题本身就是重复泰纳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总说法,而卢贡·马加尔家族首先是一个由遗传学决定的自然群,各代各人就是泰纳所说的总门类下按科、种、属分类的个体,家族世系图与生物进化树、生物种属几乎没有区别。家族史小说首先在总构图上注明备代各人之间的生理联系、自然属性,而后,按泰纳自然让位于精神的观点,左拉着重描写人物作为社会人的社会活动,从而使小说没有成为自然科学教程而成为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审美意义的文学

作品。只不过,亦如泰纳所言,遗传与环境结合影响下代机能,左拉受此启发,将遗传与社会环境始终联系在一起,使人物始终兼有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家族内部代代相传的也是这种双重属性。应当说,只要不失之偏倚,这比单纯从社会性角度描写人更全面、更深刻。而许多自然主义作家则多少有点兼片面与深刻于一身,于是又受推崇,又遭贬责。左拉在创立实验小说理论时,处处引证贝尔纳的论点,贝尔纳的实

验医学是左拉实验小说的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根源。克洛德·贝尔纳(1813

—1878),法国著名生理学家。中学时对文学感兴趣。后中途辍学,到里昂一家药店当职员。二十岁左右来巴黎学医,在法兰西学院生理学家马让迪手下工作。曾两度获得法国实验生理学大奖。他在法兰西学院先后开设过“医学中的实验生理学”和“神经系统的病理学和生理学”等课程。1865 年发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这是一部实验医学专著,但对哲学、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关于它的主要内容和对左拉的实验小说的影响,可从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名著《实验小说论》中得以了解。

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声明,他所谈及的应用于小说和戏剧的实验方法,不过是一种借鉴;贝尔纳的《实验医学导论》,是他的理论基础与论据。然后他扼要地介绍了《导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实验是一种人为发起的观察,实验者永远独立思考,不先入为主,一切现象,先予验证再予接受。二,有生命物体主要指人的自发性并不阻碍实验的应用,唯一的差别是无生命物体处于外界的、一般的环境中,而高级的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则浸泡在内在的、完善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也具有物理、化学性质。三,实验产生的目的,对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是相同的,是为确定某现象的必要条件。实验科学不应该去关心事物的为什么,而只说明是怎样。具体到左拉的创作来看,正因他接受了先验证再接受的观点,他才在小说中只是尽量提供带研究价值或已带有分析性的原始材料,而决不象雨果那样自己站出来高谈阔论,也不象司汤达那样激情澎湃。他要在不偏不倚中保证材料本身能显出真相和本质。同时, 他根据贝尔纳的观点,将人的自发性和能动性也纳入自然范围,将心理活动、社会行为最终归因于生理;他也认为社会环境具有物理、化学性质,酒精中毒、遗传变异便经常被当作人物命运的总阐述。他提供一个家族的演变史,展现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生死存亡,认为表现这些已经足够,无须再去追究“为什么”,因为解释就在其本身。

贝尔纳对观察与实验作了详尽的讨论,由此说明推理(在科学手段不足的情况下,推理是一种凭空设想,但又很有必要)的不可靠和实证的优越性。左拉的第一个观点便是,由于文学只用了观察方法,实验开始变得可能而也成为一种必需。为确定自然主义小说中可能具有怎样的观察与实验,他摘引了贝尔纳的一些话:“观察者只不过纯然考虑他眼前的现象⋯⋯他应该是现象的摄影师;他的观察应当精确地表达自然⋯⋯他倾听自然之声,记下自然所倾诉的一切。但是一旦事实被验证、现象被细加观察之后,观念就随之产生了,而推理则起而干预,实验者就站出来解释现象。⋯⋯自实验的结果显露之时起,实验者就面临他所发起的真正的观察,他应不带任何先入观念,⋯⋯应该退隐⋯⋯变成观察者”。这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学观点:作家退隐,变成冷静的观察者,忠实的记录者,不带主观色彩的分析者(即在场面与情节中自然而

然地显示分析结果,作家退出小说)。左拉试图像医学家那样分析人的一切,相信激情也能分解成一些反应物,从而加以分析。这是幼稚的, 不过,今天的心理学确实能作到对激情的抽象与解析。在自然科学不发达时提出的一些见解,比如说意识是一些元素构成,看似可笑,当时亦是严肃的和富于科学精神的。

贝尔纳将实验方法由物理学及化学引入医学,左拉据此认为,它也可从生理学引入实验小说。在此之前,许多人,譬如居维叶,曾断言用于无生命物体的实验不能用于有生命物体;左拉在和贝尔纳“一起”反驳这一论点之后,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实验小说论。贝尔纳的话就是他的理论依据:“生命现象的科学,除了以无生命物体现象的科学为基础, 不可能另有别的任何基础了,从这一点看来,在生物学原理与物理化学原理之间并无任何区别。其实,实验方法所欲达到的目的到处都是相同的,它只想通过实验把自然现象与它们的存在条件或它们的近因联系起来。”而这一观点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异议,是因为高级生物身上不仅有外界环境或有机体外环境”,还有“内部环境或有机体内环境”,“这就成了我们在以实验来决定生命现象以及使用可能的方法使之发生变化时所遇到的困难的唯一原因。”这似乎足以使实验方法进入小说变得无可非议了,不过,贝尔纳将实验方法由无生命体引入有生命体仍是在自然科学范畴,而文学及人的研究属于社会范畴,依此类推是行不通的。生理研究是借助科学仪器,作家的纸和笔又何能取而代之呢?所以,实际上左拉的实验小说只是在将人当实验对象、当无机体、复录人的生理状况、自然行为等方面,采用了实验报告的方式。他的小说从结果上看与科学实验相似,不过是形似而神不似,或曰是形拟而实非。他引用大量贝尔纳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创作方法并无实际意义,仅是为了说服自己,给自己一反常态的新形式找个比较稳固的理论靠山。从他多次强调“这种见解是贝尔纳的”,“贝尔纳是绝对权威”来看,左拉寻求理论依据的心理非常明显。事实上,他的实验小说并非将人和人类置于实验环境中,而是将他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一个客体,以供作家进行生理分析、心理分析和哲学分析。

贝尔纳将实验方法引入医学,目的是研究现象从而掌握现象,譬如经验论医生只知金鸡纳霜能治疗疟疾,并自认仅此已就够了;而实验论医生却要说明他的原理,使之成为科学事实。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医学的意义,是使人支配生命,成为生命的主人。鉴于此种不寻常的意义,左拉豪情满怀地说,研究自然与人的社会的小说家,也是带着这个目的而采取类似手段,左拉认为他能成为智慧与个性元素的现象的主宰,他要以实验来发现这些元素,从而知道在某种社会环境中,某种激情会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人们一旦掌握这种激情的机制,就能控制它而趋利避害。他试图对人进行实验,一块一块地拆卸与装配人的机器,使它在环境影响下运转;在时代进步以后,在人们掌握了法则以后,只要左右个人与环境,就能达到更好的社会形态。他兴致勃勃地说,这样就可做善与恶的主宰,支配生活,治理国家,逐步解决社会正义的一切问题, 尤其是犯罪问题,他确实在这么做,也确实对卖淫、酗酒、谋杀等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从他的小说来看,他并没能将人和社会分解为什么元素,发掘出什么因子,支配人的行动的,虽有欲望、气质等内因,也

离不开时代条件与社会环境等外因。由于他始终也注意到某种激情机制的作用与社会环境相关,所以他的实验小说并未写成枯燥的实验报告, 而具有活生生的人性内容和社会性内容。一个作家的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并不一定等同,有时甚至还很不一致;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是新异的, 也是形而上学的,缺乏逻辑力量与理论依据,但他的创作却超越了这种理论,只带有一些不算明显、瑕不掩瑜的痕迹。他的作品仍然是伟大的, 不可因其理论而对其创作产生误解、偏见。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给人们提供了对人的认识的科学体系,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话,实际上也打破了人关于自身的神话,使人从万物灵长、到尊无上的地位跌到与禽兽沾亲带故的难堪境地。一个神话的毁灭带来种种禁忌的突破,人开始被当成一个客体、一个自然物去观察、去研究, 最初是在自然领域,然后是在社会领域。左拉从文学角度对人进行医学和生理学分析,可以说是从文学方面体现了人在由上升为神、降为自然人到最后恢复为社会人这一历程中的一个过渡、一个转折。在此以后, 关于人的学说;包括作为“人学”的文学转入正轨,全面客观地判断人的属性,探讨人和人类社会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