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联璧合的兄弟作家别具一格的实录小说

我国文学史上曾经有过“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三曹”

（曹操、曹丕、曹植）这样的父子作家，在千古文坛上传为佳话。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上，也有一段佳话，一对才华出众的亲兄弟，志同道合， 终身不渝，通力从事文学创作。与“三苏”、“三曹”不同的是，他们兄弟俩不是各呈佳作，争妍斗艳，而是共构奇篇，同放异彩。他俩就是号称自然主义开山之祖的龚古尔兄弟——兄长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

—1896）和弟弟茹尔·德·龚古尔（1830—1870）。

龚古尔兄弟出生于洛林省一个贵族门第的资产阶级家庭。“龚古尔” 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姓氏，在古德文里为“斗士”之意，埃德蒙曾自豪地说要拿它“到文坛上去显扬显扬”。作为“文献小说”或“实录小说” 的始作俑者，他们所具有的反传统的勇气，与“斗士”称号是相称的。

他们的父亲是一名英勇的军人，他虽然从未买过一件艺术品，但对家用器皿却很讲究，据埃德蒙回忆说，这位军人所用的酒杯，给粗手一捏就会碎；不论什么样的好酒，如装在粗劣的杯子里，就得不到他的赏识。埃德蒙兄弟继承了这种高雅的趣味，对艺术有着特殊的爱好。这位父亲英年早逝，龚古尔兄弟由母亲一手抚育成人。她将女性的细腻敏感一点点地浸染进他俩的身心。而多愁善感对于多数作家来说几乎是一个必要前提。

埃德蒙身材高大，性情沉静。中学时爱好绘画，学业平平。因为当时绘画深为中产阶级家庭所不齿，出于母亲意愿，十九岁时开始修习法律，并到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后来又为了优厚的俸给而到了财政部出纳处，整天与他最讨厌的数字打交道。这对于一个文学天才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他几乎想到自杀。

茹尔则身子纤弱，性情活跃。他学业优秀，深得母亲喜爱。不幸的是，在他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临终将他交托给年长八岁的哥哥。从此，兄弟俩相濡以沫，共渡人生，几十年如一日，形影不离。好在遗产甚丰，衣食不愁，他们可以按自己意愿去生活。

他们最初并没打算一生从文，而是想以绘画名世，并为此而背着画囊，周游各地。旅行途中，二人轮流执笔写日记，开始只记些日常琐事、简单印象，后来则记得越来越详尽、准确。成了真正的文学游记。这使他们实际上开始了文学生涯。并且这种记日记的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成为他们文学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最后积累成卷帙法浩繁的《日记》。

兄弟俩在 1851 年写出了第一部小说，自费印刷，书名为《在一八⋯⋯ 年》。该小说矫揉造作，内容驳杂，全然不受欢迎，一共只卖出去六十儿本，而自家的顶楼倒是堆满了书。

1852 年初，他们的一位表兄办了两份报刊，请他们参予编辑和撰稿工作，但不到两年，这两份报纸便停办了，他们的新闻工作也就此告终。他们谓之“文学的练兵生活”。

从此以后他们开始了毕生事之的著述生活。他们试图从前代文物和实物资料入手，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于是花费了近十年时间写出了十几本史学和传记著作。六十年代，他们转而从事小说创作，成果不少，

可是没有获得预期的荣誉，作品印数也不大，甚至非议颇多。直到茹尔去世，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茹尔曾这样对他的兄长说：“没关系，随别人去非议好了，总有一天人们得承认，我们写了《热尔米妮·拉赛朵》， 这是一本典型作品，后于我们的，凡以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名义创作的， 此书堪称范本。”这垂死的作家充满了自信：“总之，在文学上追求真实，在艺术上复兴十八世纪趣味，替日本绘画打了一个胜仗；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三大文艺思潮，倡导者是我们，是我们这两个默默无闻的可怜家伙。啊！做了这些，将来好歹也算得是个人物了。”

茹尔于 1870 年 6 月 20 日去世，时年不满四十，才华尚不得充分发挥，实在是一件憾事。在他生前，他们兄弟俩的一切著述活动都是相互合作、相辅相成的。他们既是相依为命的兄弟，又是亲密的朋友和事业上的绝佳搭档。哥哥比较深沉、成熟，艺术家气质不足，但工作更为认真、细致、扎实、可靠；弟弟则思路活跃，激情冲动，言词洒脱，妙语连珠，常有奇想佳构。在历史著作和人物传记中，埃德蒙的东西多些， 小说方面则相反，而实际上，难分彼此，根本没有粘合痕迹。总的来说， 埃德蒙更长于通篇构思，周密细致，没有遗漏，而茹尔则更精于局部润饰，添姿加采。当他们着手创作时，通常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由两人共同拟出大纲，确定章节及其大意，乃至具体到每一处场景；然后分头去采访、调查，或是收集资料，参阅摘记；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便分头去写，两人写同一章，往往先写开头和结尾；写完，再把两篇稿子合二为一，所以定稿本上，常常留下一长串同近义词。兄弟俩根据写作方案，按部就班，细细道来，所谓“灵感勃发”、“文如泉涌”或“神游万里，思接千载”的公认的理想创作状态，于他们来说全然不存在， 在这对浑如一入的兄弟作家身上，灵感和想象似无立足之地。他们这种违反通常的“创作是个人独特行为”观念的创作方式，使许多人不胜惊讶，也由此生出颇多微辞。诚然，这种有违一般创作规律的方式必然给作品带来一些缺陷，但从另一面看，有时候，由于有些合作者，尤其是兄弟，心意相通，珠联壁合，创造、发挥自如，也是有可能的。埃德蒙曾在晚年日记里说：“两人的气质完全不同：我弟弟天性快活，才气横溢，喜欢表现自己；我生活忧郁，沉思默想，比较内向——奇怪的是， 对于外界事物，两个头脑，却获得同一印象。”他们彼此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确是文坛奇趣，千古佳话。

由于这种缘故，茹尔去世后，埃德蒙似乎丧失了创作力，即使他并未辍笔，文坛上的奇才“龚古尔兄弟”也不复存在，他的个人作品魅力大减。当然，这不只是才气不够，而与埃德蒙的精神痛苦也有关系，毕竟，多年来他象一个父亲似地爱着、照顾着茹尔，兄弟俩都未结婚，相依相伴，息息相通，如今弟弟早逝，当哥哥的从此形单影孤，难免黯然神伤，创作热情和才气大受损害。据当时赶往吊唁的戈蒂耶（十九世纪法国唯美主义作家、理论家）记载，在从寓所出殡到蒙马特公墓的路上， 埃德蒙“竟老了二十岁”，头鬓都白了，可见精神创伤之大，这不仅会在他今后的生活中留下一道沉重的阴影，也会使他的文学事业从此失去许多光彩。也有一些时人，如左拉，认为茹尔本就比埃德蒙更有创作才能。甭管是什么原因，作为法国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鼻祖，“龚古尔兄弟”是一体的，茹尔死后，这个“连体作家”就消亡了。

埃德蒙后来又写了四部小说：《艾丽莎女郎》、《尚戛诺兄弟》、

《拉·福丝丹》和《谢丽》，水平一般。他说：“今天兄弟俩的文学事业已结束，一个死去多年，一个自知太老”。

从 1874 年 4 月 14 日开始，法国几大著名作家福楼拜、左拉、龚古尔、都德及客居巴黎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等五人常在星期天共进晚餐， 当时便叫“福楼拜的星期天”。这是一个小型文学沙龙，五位名家在一起谈论文学问题。福楼拜死后，埃德蒙被推为盟主，改在他家顶楼聚会。埃德蒙的晚年生活比较悠闲，但他仍坚持记日记。1896 年 7 月 I6 日，他卒于都德郊区别墅。根据他的遗嘱，以他的全部产业并版权收入为基金， 成立了龚古尔学院，与敌视新文艺潮流、固步自封、排斥异己的法兰西学院分庭抗礼。学院由十名院士组成，各授以丰厚的薪水，以保证他们能专事文学活动；并从当年出版的青年作家的作品里，评选最有独创性的小说一部，授以“龚古尔文学奖”。该奖从 1903 年起，每年定期评选一次，至今不衰，业已成为法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奖。

说龚古尔学院与法兰西学院分庭抗礼，是因龚古尔兄弟的创作逆流而行，别具一格，因而他们才鼓励独创性的作品。他们作品的别具一格表现在哪里呢？回顾一下西方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最初是神话——简单联想的产物，意识里征服自然物的结果，而后是史诗，记载人类早期历史，接下来是漫长的中世纪，有教会文学、英雄史诗、民间故事、城市文学等。文艺复兴开创了文学的新纪元，小说开始表现时代精神，具有社会意义，莎士比亚戏剧则开始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塑造出典型环境与性格，开创了现实主义道路。古典主义虽然有类型化、形式化的缺陷， 但它注重理性，关注社会、政治，这与现实主义是一致的；启蒙主义在这一点上比古典主义更有所发展，开始关注人生；浪漫主义则是一种新潮流，崇尚自然，注重个性和个人情感体验，想象与理想占重要地位，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将人视为万物灵长，从社会性的各个方面来写人。现实主义以全面、深刻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社会与人，在再现中表现某种见解、倾向，在记实中显示某些规律和必然性，于客观冷静中蕴藏某种主观倾向与理想。如巴尔扎克。他凭着对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现实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广泛研究，忠实、准确地描绘出一幅幅封建贵族没落和资产阶级暴发的画面，突破了自己对心爱的贵族的“无限同情”而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进程，被恩格斯誉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可是在龚古尔兄弟的创作中，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并不试图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去表现什么时代精神，也不关心历史进程、社会状况和个人命运本身，不想从某种理性和道德感出发去流露什么倾向性，而是以一个自然科学家般的严谨态度，象对待实验标本那样对待人和社会，象陈列实验研究对象一样去构造小说，素材就是日常记录的一些绝对精确而全无主观成分的文献式或者流水帐式的琐事，或者是他们着意寻来的一些医学病例、法学案件。他们创作的小说，既象一部历史文献，又象一份实验报告，只不过时有文采飞扬之处而已。

这种特殊的创作现象诚如某些人所说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关，但他们既不是在遗传学、进化论、环境决定论的启示下去创作、去演绎这些观点，也不曾为了创作而去着意研究自然科学。虽然他们也和左拉等人

一样从生理角度解释主人公的社会行为，但这种解释更多是一种臆想， 与真正的自然科学不大相干。说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关系密切，主要指左拉及以后的作家，对于龚古尔兄弟，更多应在从他们自身的生理、心理病态和他们对历史的热衷、对收藏的爱好和对绘画的擅长来分析。

龚古尔兄弟从文在后，治史在先。他们雄心勃勃，要写一部全新的历史，不写政治史，而写社会史，以发掘“历史的真实”，再现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人情风俗。为此他们查证了一万五千余件当时的资料，包括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片言只语。他们的史著材料繁复多样，场面翔实生动，而更具开创性的是，他们重视考证，发掘原始资料，借助具体而微的细节来描绘一个时代；将历史人物的私生活引入历史。这段治史经历实际上预定了他们以后的创作方式和风格：精确、细致、翔实，但也失之于片面、芜杂，肤浅。他的小说，往往就是文献和史料的罗列，在开文献、纪实小说之先河方面固然有功，但也带来一种文学上的“小家子气”，钻牛角尖，囿于史实、事实，不能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此外，他们都擅长绘画，爱好收藏。茹尔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位画家， 埃德蒙水平也不低，只是兴致不高、创作不多。画家所必具的观察能力， 使他们在不厌其烦地罗列场景和描写形貌的过程中游刃有余，同时也给小说带来了拖沓、繁琐的毛病。至于收藏，是与他们自小耳闻目染身受而陶冶成的艺术情趣一致的，是满足他们高雅的艺术欣赏品位的需要。这些精美的收藏反过来又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的感受能力，因此他们的小说在局部上总是曲尽其微，生动精致。只是艺术感受一旦精微之致，便难免转向病态，表现在小说上，就是过于浮华。

龚古尔兄弟毕生所记的日记（即后来出版的《龚古尔日记》），对他们的创作也很有影响，记日记的过程是一个较为全面地锻炼写作能力的过程，当然，文学创作不能像日记一样囿于真实、缺乏提炼，而他们则正犯了这样的错误。

龚古尔兄弟合写的小说，除那部失败了的《在一八⋯⋯年》外，还有六部：《夏尔·特马懿》（1860 年）、《费洛曼娜修女》（1861 年）、

《勒内·莫普兰》（1864 年）、 热尔米妮·拉赛朵》（1865 年）、《玛奈特·莎洛蒙》（1867 年）、《谢凡赛夫人》（1869 年）。

《夏尔·特马懿》初版题名《文学家》，是一部带有自叙性质的小说。主人公夏尔·特马懿是一位报纸编辑，醉心于文学创作，但处女作受到批评界的贬斥，使他深为痛苦。后来他与一位女演员热恋而成婚， 暂时得到了安慰，然而好景不长，妻子无知而恶毒，不断给他感情伤害， 最后，已经排演的剧本撤了下来，水性扬花的妻子也离他而去，使他神智昏乱，失去记忆。龚古尔兄弟在这篇小说中倾吐了他们在文学事业上的失意和遭人嫉妒、非议的苦恼；并流露出厌恶妇女的情绪，主张艺术家应过独身生活。该小说是一部文献实录小说，基本根据他们从事新闻工作时期的经历写成，里面的人名、刊名都有实指，很多文字直接抄自他们的日记——这后来被很多自然主义作家仿效，成为一种独特的创作方式。小说情节单薄，场景凝固，缺乏生气。

《勒内·莫普兰》是一部很有社会意义的小说。小说写一位不受习

俗约束的少女，反对哥哥为了谋取贵族姓氏和获得大宗财产而与情妇之女结婚，请贵族家的人去制止，结果酿成一场决斗，哥哥身亡，她也含恨而死。这篇小说既是对社会风俗的纪实性的描写，又是类似于巴尔扎克小说的社会研究（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

《玛奈特·莎洛蒙》写一位卓有才华、极有可能走红的画家，虽然明知女色是艺术家的危险障碍，却经不住丰腴妍丽的模特儿玛奈特·莎洛蒙的诱惑，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变成了一个顺应时尚的画匠。这篇小说广泛展现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坛情况，其中谈艺品画之言深中肯綮，堪称是了解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画坛的翔实资料。

《谢凡赛夫人》以他们的一位死于意大利的姑母为蓝本，塑造出一个神经兮兮而又带有神秘倾向的谢凡赛夫人的形象，带有宗教色彩。为了忠诚于文学，忠实于生活，他们亲往罗马感受宗教气氛，但内行人说他们实际上对宗教只知皮毛。其实，在所谓对自然科学的运用上，他们也只是略知皮毛，得不出真正科学的结论。如《热马米妮·拉赛尔》中对主人公沉沦原因的解释，从抽象莫名的“欲”出发就是很牵强的。

《艾丽莎女郎》是埃德蒙和茹尔共同构思、一起收集过素材的，但茹尔死后七年才写成发表。艾丽莎是一个贫苦的姑娘，因生活所迫而沦为下等妓女，逐渐对男人产生一种生理厌恶，由此不能自控，以至当一个很爱她的士兵对她似乎有所要求时，她一时失常，给了他一刀，从此长期蹲监，变得沉默寡言，痴呆麻木，最后丧失了劳动能力，从人沦为动物，仅保持了最基本的生理本能。该书较受读者欢迎。作家宣称他的目的是要研究监狱与女囚，使人发出“沉痛的思考”。褒之者将他与左拉（当时左拉刚发表《小酒店》而享誉文坛）并称为“自然主义派”， 贬之者则说他们是淫秽鄙亵，伤风败俗，低级趣味。

《拉·福丝丹》（1882 年）取材于一位名演员的生平事迹。著名悲剧演员拉·福丝丹为了爱情而告别剧坛，与情人隐居瑞士山区，只因她的情人要占有她的一切，以致嫉妒一切观众。她割舍不了心爱的事业， 梦中都在念台词，情人非常失望，临终时说：“你只是一个艺人⋯⋯不懂得爱的女人！”并让人“把这个女人赶出去！”该作以精细的笔触， 描绘典雅的法兰西喜剧院，优美的瑞士湖光山色，一反作家素常的风格， 以致有的评论家据此认为埃德蒙不是真正的自然主义作家。《谢丽》（1884 年）是埃德蒙根据他收集来的“人文资料”，写成的一部没有完整情节的小说，它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细致入微地描写主人公谢丽的成长过程：由一个天真幼女，到情窦初开的少女，进而长大为寂寂怀春、郁郁寡欢欢的青年女子。由于她娇生惯养，奢华无度，没有钟情男子前来问津，婚姻成了她的老大难题，就这样积成心病，最后在十九岁上无声无息地死去。书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她祖父的秘书，每见到小谢丽，都要非常风雅地吻她的手；于是她便常在窗口窥伺，看见秘书走进花园大门，便赶紧去用香皂洗手，再庄重地走过去给秘书吻。这部作品是较为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品，埃德蒙全无意于构造曲折的情节，而要将它写成一本纯分析性的书。

综观龚古尔兄弟的作品，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他们有一句名言：“历史是已然如此的小说，小说是理该如此

的历史”。试对照巴尔扎克的话：“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这与前者似乎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味道，然而很多人却贬责前者而褒扬后者， 未免有失公允。不过，龚古尔兄弟侧重从生理角度对个人进行孤立分析， 而老巴尔扎克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个人命运置于社会大系统中来考察， 显示出某些必然性的联系，因而比龚古尔兄弟更经得起推究。考察龚古尔兄弟的创作历程，是由研究社会风俗史转向创作社会风俗小说的，由历史文献转向人文文献，所以他们以治史的严谨态度和种种方式来造文。他们援用成例，或是实地调查，写成具有科学依据的作品，想入非非与浪漫蒂克与他们似乎水火不容。尤其是沉静得刻板的埃德蒙，在

《拉·福丝丹》的序言中理直气壮地说：“小说家，实际上只是无故事可讲的历史家。”只是，倘若全无情节，又有多少人能提起兴致去读呢？事实上他也没有完全彻底地这么作，否则他的小说就有可能不得流传。二、他们将美术绘画引入小说创作，标榜一种“艺术笔法”，即把

艺术之美形诸笔墨，把艺术体验，把造型、色彩、立体感等印象化为文字，成为视觉景象。为了形容贴切，难免咬文嚼字，极尽雕琢之能事， 刻意求变，使用僻字、怪字、生造词，甚至违反语言习惯来造句，充斥着贵族的审美情趣，不能够普及于大众。

三、他们热衷于病例研究，多写病态人物，以生理学、病理学代替心理学，并以病理解释人的行为。这与埃德蒙的天性沉郁有关，也与茹尔患有梅毒、羞于见人、心理有所变态有关，推己及人，便好把行为异常、精神病变的人作为主人公。或许这还与他们的父亲早逝、母亲多愁善感相关吧。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他们是执着、神经质、对事物的感受近乎病态、有时是不公正和容易冲动的。埃德蒙曾对左拉说：“我们所有的作品，这或许是付出莫大代价换得的独特之处，落点都在神经官能症上。对这种毛病的描写，我们是取诸自身的。由于不断的洞察自己， 研究自己，解剖自己，结果变得超乎寻常的敏感，人生中的一点点小事， 对我们都是莫大的伤害。”此外，他们认为整个社会丑恶不堪，呈现出一种病态，因而从生理学、病理学角度归因。

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开创了“文献小说”的先河，以客观的态度“显现”（区别于巴尔扎克的“揭露”）出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些社会状态。它们基本是写实的，但是过于客观，并且凝固片面，可算是带有现实主义特征的自然主义作品。其中《热尔米妮·拉赛朵》基本上可视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之作。所以人们既可以说，龚古尔兄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始祖，也可以说，他们是从巴尔扎克到左拉之间的过渡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