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抗倭前线

嘉靖三十二年六月，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抗倭事宜，从此走上了抗倭战场，专门防御山东海上倭寇。从这时起，戚继光从蓟门重镇转到抵御倭寇的战线上来。

倭寇就是日本海寇，最早起源于日本的九州以及山阴、山阳二道，主要由日本武人、浪人、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组成。他们以壹岐、对马二岛为根据地，同内陆的奸民相勾结，在中国、朝鲜沿海地区活动猖獗。

倭寇的袭击，早在明朝初年就已发生。只是那时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沿海各地都遍修城堡，控制了各处要害。

而且还有专门的官员定期巡视，严加防卫，所以倭寇很少有可乘之机，未酿成大祸。

从元末直到明朝万历年间，倭寇为恶长达300年之久。嘉靖年间倭害最为猖獗。

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各派之间战事不断。各地的诸侯和大地主，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解决国内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不满足于那种受到严格限制的日明两国的正常贸易。

于是，各地的诸侯和大地主们，支持并有时亲自组织自己境内的浪人和商人，渡海来掠夺物资和财富。

这样，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如果明朝还像初期那样强大，倭寇也不至于成患，最主要的是明朝内部出现了许多问题，给侵略者以可乘之机，客观上纵容了倭寇。

但是，这时明朝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大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少，而他们的赋税却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处境极其艰难。

当活不下去的时候，百姓们便联合起来，于是爆发许多农民起义，如叶宗留、邓茂七起义，荆襄山区流民起义，刘六、刘七起义。

明政府派兵镇压，消耗了国力，也放松了海防。

政治的腐败黑暗，到明朝中叶进一步完全暴露。皇帝信任宦官，很少亲理朝政，重要政务都交给亲信的宦官和执政大臣。嘉靖年间，奸相严嵩独揽大权。

严嵩把持军政大权、文武官员的升降，不管其有无才能，只看贿赂钱财的多少。

甚至户部发的军饷，也是早晨刚支出去，晚上就进了奸相的家门，发给边关将士的只有四成，六成归了严家。

当时官场，几乎无公道可言，比较正直的官吏，要不是以铁做脊梁，站都站不稳。

以严嵩为首的贪官污吏，使国家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政治腐朽，经济混乱，国防松弛。

明朝的沿海防务空前地废弛。以前属于军队、供给军队粮食的田地都被当地豪强和将校夺走，卫所兵丁也被他们奴役。

有些军官还多方克扣军饷，甚至还向军兵要钱，这必然引起大批军兵逃亡。

正统三年，全国的逃兵数竟占到兵丁数的四分之一。海防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各卫所平均每卫不到两千人，仅占原额的三分之一，这些仅存的兵中，大多数为老弱病残，缺乏战斗力。

至于军械，那更是少得可怜，许多战船早已不能用，有战斗时只好拿渔船充数。倭船一来，就望风而逃，几千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没有防卫力量。

倭寇成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沿海许多奸商、土豪、流氓、海盗，甚至一些朝廷命官都与倭寇勾结，或替倭寇带路，或直接参加抢劫。

倭寇的滔天大罪引起许多有正义感的官员和百姓的强烈义愤。一些正直将领，带领部下和倭寇殊死相拼；一些百姓也自动组成农民武装，保卫家乡，打退倭寇。

抗倭问题一直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明政府还未意识到倭患的严重性，对抗倭不很重视，甚至打击一些抗倭将领。

到了16世纪中叶，倭寇之害十分严重。

嘉靖二年，日本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以及西海路诸侯大内氏各遣贡使瑞佐、宋素卿和宗设分道来宁波，大内船先达，细川船后至，按照宁波市舶司规定，货物运岸应以入港先后为序。

但是，后至的细川氏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先办理手续。宴会时又以细川船的瑞佐居上座，大内船的宗设居次座。宗设大怒，和瑞佐发生械斗，追瑞佐到绍兴，沿途烧杀、抢掠。这就是当时震动浙中的所谓“争贡之役”。

明朝政府处理善后也有不当，罢了市舶司，断绝与日本的贸易。本来罢的应是市舶司受贿的内臣，而不是市舶司。

通商的禁止，便招致日本商人大量走私，内地的奸商、流氓、海盗和倭寇互相勾结，给他们提供种种方便。于是倭寇便可随意登陆，进行抢劫，掠夺，滥杀中国居民。

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有意制造恐怖气氛。沿海城乡，大片大片房屋被烧毁，经常是一片火海。

倭寇攻苏州时，大火整整烧了一天。硖镇被焚，三天后火犹未灭。昆山县城被烧房屋两万间，邻近村落几百公里，房屋十毁八九。

倭寇的烧杀抢掠，给东南沿海人民带来无限的痛苦。沿海居民对倭寇产生极度的恐怖，纷纷出外逃难。许多繁华的村镇变成一片荒野，田地无人耕种以致杂草丛生。

倭寇的野蛮行径极大地破坏了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对当地人民来说是苦不堪言。因此，激起了沿海居民强烈的愤怒和抵抗。

地方官员和受威胁的地主绅士、商人、文土、生员、农民、医卜，以至于乞丐，都深受倭寇伤害，最终，他们一致行动起来，杀灭可恶的倭寇。

倭寇的抢掠也严重影响到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官军经常遭到袭击，大批县城、卫所的沦陷被劫，终于引起了朝廷的忧虑，不能不予以重视，加以对付。

嘉靖二十六年七月，明政府派朱纨任浙江巡抚，负责抗倭事务。朱纨整顿海防，肃清内地与倭寇勾结的奸民，曾指挥都司卢镗等人，攻克了倭寇据点双屿岛，杀死倭寇稽天等数百人。汉奸许栋、王直等遁海逃走。

朱纨连连攻破倭寇巢穴，灭了倭寇的嚣张气焰。同时，他又搜捕处死了一批通倭奸商，严格执行通倭禁令。

当时，闽浙沿海的不少官僚地主，都靠通倭牟取暴利。朱纨的抗倭措施，使这批奸豪“骤失重利”。

浙、闽沿海的官僚大地主，对朱纨恨之入骨，指使两省在京的官吏，联合起来攻击诬陷朱纨，说他任意杀害良民百姓，用他们的首级冒充奸商和海寇报功。

朱纨先是被降职，接着又给关进了监狱。他自己知道，即使不给皇帝处死，也要给闽、浙两地的豪门奸商杀害，就服毒自杀了。

朱纨死后，闽浙防线被撤除，负责抗倭的巡抚官也不设了。从此，朝中很少有人再敢谈抗倭的事。人们摇手不敢言海事，倭寇势力更加猖撅。

海寇拥举号称“五峰船主”的王立为魁首，与倭寇互相勾结，攻扰沿海州县，焚烧房屋，掳掠妇女、财物。

一向被称为鱼米之乡、江南殷富的江、浙交界地区，有一半成为废墟。官兵、百姓丧生于倭寇的，多达几十万人。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大批倭寇在王直等勾引下，侵犯浙江台州等地。这一年的七月，明政府又派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

王忬再度增强了海防力量，并督促参将俞大猷、汤克宽等，在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痛击倭寇，取得了普陀山之捷，浙江抗倭战场出现了转机。

汉奸王直等丧失普陀山老巢后，在海山积聚力量，于这一年四月，又勾结大批倭寇，舟船百余艘，蔽海而来，攻掠沿海诸地。浙江、南直隶诸省沿海州、县、卫、所，被倭寇攻陷二十余处。

从浙江的台州、宁波，中经南直隶的苏、松，直至淮北，沿海数千公里，同时报警。

山东当时也受到倭寇侵袭，他们在靖海卫，即今山东文登县内登陆，大肆抢掠，后来被打退。

山东是个倭患程度轻的地方，这次遭袭击，说明山东的防务也不可放松，倭寇随时都可能来。

戚继光就是在倭寇势力日益猖狂的情况下，于嘉靖三十二年六月，被调到山东抗倭前线，督率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卫所，备御倭寇的。

在戚继光的面前，展现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他要在这里展开自己人生的美好天地。戚继光敢于面对顽敌，具有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我们也要具有勇敢无畏的精神，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