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深叶茂硕果累

丑六十年代是狄更斯思想成熟、创作丰收的年代。那些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的几部小说，如《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伟大的期望》、《我们共同的朋友》等，都发表在这一时期。这段时间内，狄更斯还先后创办了《家常话》、《一年四季》等刊物。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经济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工业生产占世界第一位，有“世界工厂”之称。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已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阻止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政府容许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修改了部分明显压迫人民的法律条文。但是经济的繁荣并没有使工人群众的生活相应地得到改善，反而使贫富悬殊的现象更加严重，贫民人数急剧增加，工人劳动条件十分恶劣，伤亡事故屡见不鲜，迫使工人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狄更斯的思想在这段时间内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是某个坏人的恶劣品质造成的，而是植根于整个社会制度。他感叹政府官吏和国会议员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狄更斯愤慨地说：“我们的政治、贵族统治和我们的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之风将致英国于死命”，“代议制政府在我们这里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他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创作上，就是使作品对资产阶级的政府、议会、法院、法律、监狱、伦理道德、劳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揭露批判，风格上也由乐观幽默转为严肃阴沉。

一八五○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的重要作品之一。这部小说不仅保留了前期创作中那种乐观和幽默的风格，后期创作中那种严肃、阴沉的情调也开始出现，但还不十分明显。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是根据狄更斯个人的经历或者是自己生活中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写成的。例如大卫·科波菲尔最初读书的那个实行棍棒教育的萨伦学堂，他在伦敦摩·格公司所过的沈瓶子、贴商标的童工生活，他旅行欧洲大陆和成为名作家的经历，大卫娶的那个美丽、天真而不善理家的妻子朵拉等等，都和狄更斯的经历相似。小说中其他人物如密考伯先生，正是狄更斯父亲的写照。当然，大卫·科波菲尔不等于狄更斯，有些经历就完全不同，例如大卫的父母双亡，狄更斯则双亲健在；大卫的妻子朵拉很早夭亡，狄更斯则和妻子凯瑟琳分居等等。狄更斯和大卫的性格也有差异。狄更斯既有性情温和、善良、宽厚的一面，也有粗暴、无情的一面；而大卫·科波菲尔则完全是温文尔雅、善良和蔼的。因此，小说不完全是自传。它只是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成长过程作为中心线索，反映了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的社会生活。

《大卫·科波菲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很快被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从此以后，狄更斯不仅是英国一位大作家，而且成了当时英国惟一被人们崇拜的偶像，成为名传欧、美两大洲的杰出小说家。一些原先瞧不起狄更斯的上层社会的绅士、淑女们，现在看到他有名、有钱、有地位了，纷纷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宴会、舞会和社交活动，以显示他们懂得诗文、尊重人才。作为社会底层人民代言人的狄更斯，仍然保持着

为人洒脱、善于戏谑、不奉承权贵的作风，而且往往故意挖苦、嘲弄那些老爷、太太们。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上流社会的一个舞会。那些穿戴华丽、举止文雅、雍容华贵的绅士、淑女们聚集一堂，等候狄更斯的到来。可是狄更斯却穿着一身普通服装走了进来，和大家点头招呼后坐下不久，他却出人意料地唱起讨饭歌来了。那些高贵的宾客听了眉头紧锁，他却越唱越高兴。狄更斯的这个玩笑，使老爷、太太们十分尴尬，使这次豪华盛大的舞会大煞风景。

成为名作家以后的狄更斯并没有心满意足，“如果我吝惜我自己，我就要生锈、分裂和死亡”。他下定决心，用更多更好的作品继续对社会问题、对人间弊病进行尖锐的批判和鞭挞。

一八五三年，又一部长篇小说《荒凉山庄》问世了。这是一部集中抨击司法制度的腐败和贵族的昏庸没落的小说。

贾迪斯家的后代为继承遗产争执不休，告到专门承办遗产、契约纠纷的大法官庭。官司打了好几代人，仍然得不到解决。目前遗产案涉及的继承人主要有约翰·贾迪斯和受他监护的一对年轻人理查德和婀达。他们居住在荒凉山庄，等待大法官庭的宣判。后来，理查德在一堆废纸里找到了一份遗嘱，拖了几十年的贾迪斯案终于结案宣判了。然而全部遗产已被诉讼费消耗一空，理查德虽然成了继承人，却分文未曾到手，一气之下，口吐鲜血而死。

与贾迪斯案件有牵连的德洛克夫人，从律师图金霍恩手里看到一份诉讼文件的抄本，从中认出了过去情人的笔迹。她通过一个扫街的穷孩子找到了刚刚死去的情人的墓地，后来还找到了自己的私生女埃丝特。她得知有人要利用这个秘密对自己进行敲诈、要挟，感到她的隐私必然会暴露，为了避免当众受辱，便深夜出走，倒毙在原先的情人墓前。

通过贾迪斯案的实例，作者愤怒地揭露了以大法官庭为代表的英国司法制度和烦琐的法律程序的腐朽性和危害性。小说中凡是与这一案件有牵连的人，都像沾染了瘟疫一样不得善终。老一代的托姆·贾迪斯为了等这一笔遗产而毁了自己的一生，最后在绝望中自杀；新一代的理查德也因为一心指望从判决中得到遗产而耗尽心血和钱财，最终丧命。其他有关的人也是在无望的等待中，不是丧生就是发疯，都遭到悲惨的下场。那些法官、律师、社会寄生虫却都靠此案发了财，升了官。审理这一案件所写的“起诉书、反起诉书、答辩书、二次答辩书、禁令、宣誓书”等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法律文件，“简直成了死亡统计表”。

在这部小说里，狄更斯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整个司法机关和法律制度。作品通过一个人物之口发出了“大法官庭真是个人间地狱”的咒语。为了突出这个主题，狄更斯特地描写了一个靠近大法官庭的废品回收商店。这个专门收购大法官庭的废纸和发霉的法律文件的商店，到处散发着腐臭，成了大法官庭的缩影，人们也戏谑地称它为“大法官庭”；而商店的老板——一个令人作呕的老怪物，也被人起了一个讽刺性的绰号

——“大法官”。最后，废品商店发生“自动燃烧”，把这个“大法官庭”和“大法官”烧成灰烬，预示着现实的大法官庭和大法官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

《荒凉山庄》通过对德洛克夫人和她的丈夫德洛克爵士的描写，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指出了这些贵族人物生活糜烂、心灵空虚、

思想僵化、陶醉于家族的煊赫历史而看不到时代的发展，从而揭示出这些寄生虫必然灭亡的命运。

小说采用了象征手法，一开始就描写伦敦的浓雾覆盖着一切，用浓雾象征英国的乌烟瘴气和窒息人性的现实社会，象征黑暗堡垒——大法官庭遮住了光明。狄更斯还给《荒凉山庄》抹上了严肃、深沉和灰暗的色彩，毫不妥协地揭露和讽刺了英国司法界、政界的阴暗面。

紧接着《荒凉山庄》发表的长篇小说《艰难时世》（1854），是一部以劳资矛盾为主要内容的重要作品。宪章运动在四十年代末遭到镇压以后，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使劳资矛盾更趋尖锐，罢工仍然不断。狄更斯在五十年代初曾去普莱斯顿了解工人罢工情况。他亲眼看到劳资矛盾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并意识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只顾赚钱，不管工人死活。狄更斯决心写一部小说来反映劳资矛盾问题，特别是要抨击替资产阶级的剥削进行辩护的功利主义理论。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写作《艰难时世》的意图：“我的讽刺是针对除了数字和事实，其他什么都看不见的人的，是针对那些最卑鄙、最可怕的罪恶的代表人物的。”

小说以一个虚构的，但具有工业中心城市特点的焦煤镇为背景。这里，从高耸的烟囱中发出无穷无尽的浓烟；蒸汽机发出的声音震得人们头昏目眩。控制着焦煤镇每个居民的命运的，是国会议员兼教育家葛擂硬和纺织厂厂主庞得贝。他们都信守只讲实利、不讲信义的功利主义生活原则。葛擂硬把年轻的女儿嫁给老头庞得贝，使她受尽痛苦。在他的功利主义理论的教育下，儿子成了盗窃犯。庞得贝吹嘘自己劳动起家，诬蔑工人想过奢侈生活，因而有不满情绪。在收买工人斯梯芬失败后，又污蔑斯梯芬盗窃公款，造成这个善良工人的死亡。

葛擂硬是一个十足的功利主义学派的信徒。这个学派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凡是有利于资产者的，就是有利于全社会。因此，葛擂硬自称是一个“专讲实际的人”。他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秤一秤，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他认为万事万物归根结底是“一个数字问题，简单的算术问题”，必须用“事实”—

—人生的现金买卖关系来待人接物和教育子女。葛擂硬认为感情、幻想、侠义行为、仁爱精神、娱乐、爱好等与“事实”无关的东西，全应抛弃。于是，他把孩子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不许看童话、不准唱歌跳舞，而要他们用一连串的数字、概念、科学标本充塞头脑，结果把孩子培养成为只讲个人利益的市侩。在这种“事实”哲学的支配下，他可以葬送二十岁的女儿露易莎的青春、幸福，要她嫁给五十岁的老头子庞得贝。因为他认为爱情、兴趣、爱好在“事实”面前都是不必要的。结果使得露易莎没有欢乐，没有爱情，精神空虚，差一点被诱骗失身，最后变得疯疯癫癫，精神失常。葛擂硬的儿子汤姆过惯了牢笼式的生活，一旦走上社会，生活就放荡起来，赌博输钱后就去银行行窃。当盗窃被揭穿后，汤姆也引证父亲的“事实”哲学来为自己辩护，断言根据统计学，社会上永远有一定百分比的罪犯，而他就是其中之一。女儿发了疯，儿子做了贼，这是对葛擂硬的功利主义哲学的辛辣讽刺。

庞得贝既是工业家，又是银行家、商业家。他在功利主义“自由竞争”的口号下残酷地剥削工人。在他眼里，工人没有爱情和喜悦，只是

一种没有灵魂的、给他带来金钱利益的“许多匹马的马力”。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要求也被他看作是奢望，是“希望坐六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他捏造了自己在“阴沟里长大”、“艰苦创业”的谎言来掩盖其剥削行为。他肆意挑拨工人之间的关系，一看到工人斯梯芬不肯参加工会，就千方百计拉拢、收买，一旦遭到拒绝，不仅把斯梯芬开除，而且还污蔑他偷窃银行款子，使之含冤而死。作者对于庞得贝的狂妄、狡猾、冷酷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讽刺，对于斯梯芬的悲惨遭遇满怀同情。

但是，狄更斯在作品中揭露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和劳资矛盾的目的，只是为了摆出社会的矛盾，使统治阶级注意、警惕，设法加以纠正。在小说中，他半是警告、半是恫吓地对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说：“在你们周围，穷人永远是存在的。趁着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最好在他们心中培养起想象和感情的最大美德，把他们那种需要装饰的生活装饰起来，要不然，⋯⋯现实就会像豺狼一般地把你们吞了下去。”基于这种改良主义思想，狄更斯同情和赞美勤劳、善良而又主张劳资合作的工人斯梯芬，而对宣传暴力斗争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斯拉克布瑞其竭力加以丑化，把他描绘成一个夸夸其谈、煽动工人走入歧途的政客式人物。

《艰难时世》在艺术上大量采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使用富于性格特征的语言来讽刺、勾勒葛擂硬、庞得贝的形象。葛擂硬一登场，他的外貌就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有一个光溜溜的脑袋；头发竖立在他那秃头的边缘，好像一排枞树，档住了风；他的额头是四四方方，肩膀四四方方，连食指也是方形的。这些外形特征突出了葛擂硬的古板和专横，一看就令人厌恶。小说浓重的夹叙夹议手法，有的地方用得很好，加深了主题，突出了人物性格，但有些议论过于烦琐，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小杜丽》（1857）是狄更斯继《荒凉山庄》以后对英国司法制度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深入批判的作品。女主人公爱弥又叫小杜丽，出生在马夏西债务人监狱。她对长年累月被拘禁在监狱里的父亲竭尽孝道，努力减轻他的痛苦。她爱上了一个男子亚瑟·克伦南姆。后来，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小杜丽的父亲变成了一笔巨颔财产的继承人，一跃而为富翁，出了狱。从此，一家人除了小杜丽以外，都变得傲慢、自私、盛气凌人，而克伦南姆却因投资不当被关进债务人监狱。小杜丽仍然到狱中来探望他，体贴他、关心他、照顾他，使他在贫病交迫中仍旧感到温暖。最后，克伦南姆还债出了狱，而杜丽一家却又破了产，使克伦南姆和小杜丽有可能结成终身伴侣。

小说围绕着小杜丽的父亲和情人失后因负债入狱的情节，揭露了“繁文缛礼局”——英国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和一帮既不称职又碍事的官吏们对人民的危害，指责把持这些机关的几个家族像蚂蝗一样吸吮着人民的鲜血；揭示出负债人监狱中的黑暗内幕和穷人的苦难生活；抨击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可耻与残暴。同时，作者赞扬了小杜丽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历尽千辛万苦的善良、朴实和自我牺牲精神。小说和《荒凉山庄》一样，采用了象征手法，监狱的阴影笼罩全书，暗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是一座不见阳光、没有欢乐的大监狱。

《小杜丽》问世的后一年，即一八五八年，狄更斯生活中发生了一

件大事。他终于和结婚二十二年、并生了十个孩子的妻子凯瑟琳分居了，摆脱了家庭生活的痛苦。长子和他的母亲住在伦敦，其他子女则跟狄更斯一起居住在刚购置的盖茨山上的新居里。狄更斯把盖茨山的新宅作了精心的布置，他恢复了生活的乐趣。在除夕之夜，他兴致勃勃地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表，孩子们环绕在他周围，一听到传来了教堂的新年钟声，他兴奋地叫道：“大家新年快乐！上帝保佑我们！”于是大家轮流接吻，祝福，握手，出现了一个迷人的闪耀着匹克威克精神的动人场面。

一八五九年，发表了狄更斯后期创作中最著名的小说《双城记》。作品以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英、法两国社会生活为背景，具体地描写了封建贵族生活上的豪华奢侈，政治上的滥施淫威，经济上的残酷压榨，真实地展现了城市贫民和广大农民啼饥号寒的悲惨图景。小说写出了由于阶级的尖锐对立所引起的暴力革命。同时，还反映了革命爆发后，下层平民狂热地镇压贵族所造成的“恐怖”、“混乱”情景。通过这些描写，狄更斯警告英国统治者要从中吸取教训，收敛淫威，纠正弊端，减轻剥削，实行社会改良，以缓和矛盾，避免法国暴力革命的重演。从这部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改变了对“维多利亚盛世”的乐观幻想，转而对英国前途表示担心。

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的失望情绪，在一八六一年发表的《伟大的期望》

（一译《远大前程》）中得到更加鲜明的反映。在狄更斯前期的小说中，出于善战胜恶的抽象的道德说教，出于对社会的乐观幻想，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孤儿、穷人、受难者，经常意外地得到援助，从而摆脱了穷困，得到了幸福。大卫·科波菲尔碰到了好心肠的姨婆；奥列佛·退斯特受到善良的资产者布龙洛的收养，一下子就从社会底层登上了上流社会，成为“上等人”。到了五六十年代，随着狄更斯对社会认识的加深，毅然抛弃了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结局。《伟大的期望》这部小说的书名就带有讽刺意味，它真实地揭示出，在阶级鸿沟很深的社会里，穷人要想变成“上等人”，那完全是一种梦想。小说主人公匹普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明证。

匹普从小父母双亡，靠做铁匠的姐夫抚养长大。匹普小时候曾在沼泽地掩护过一个逃犯。后来，他被叫到一个富有而神经受过刺激的老小姐郝薇香家里，给这个百无聊赖的老处女消愁解闷。在那里，匹普一见钟情地爱上了郝薇香的养女、美丽而又骄傲的艾丝黛拉。他为了得到她的爱情，一心想做“上等人”，可是生活却只能让他当铁匠姐夫的学徒。有一天，律师贾格斯突然来到铁匠铺，说是受一个不肯泄露姓名的富翁的委托，要把匹普送到伦敦去接受“上等人”的教育。匹普喜出望外，误认为这是郝薇香小姐有意栽培他，认为自己的“伟大的期望”有可能变为现实。他在伦敦接受“上等人”教育的时候，经常和艾丝黛拉来往。艾丝黛拉却对他态度暧昧冷热无常，把他弄得神魂颠倒，十分痛苦。一天深夜，一个不速之客——匹普童年时掩护过的那个逃犯马格维契突然来访，声称在国外发了财，为了报恩，暗中出钱要贾格斯律师把匹普培养成“上等人”。这个消息反而使匹普大失所望。不久，这个逃犯因属私自潜回国内，触犯刑律，重新被捕判刑。原来文丝黛拉对匹普的挑逗是郝薇香唆使的，原因是郝薇香在新婚之夜被情人抛弃，现在要让养女代替她在男人身上报复。在使匹普受尽精神折磨之后，郝薇香又把文丝

黛拉嫁给了一个“畜牲不如”的二流子，这更使匹普精神上备受刺激。这样，匹普做“上等人”的幻想全部破灭，负债累累，气得生了一场大病，幸而在姐夫铁匠的帮助下，才还清了债务。后来，他在一个朋友的支持下到埃及的开罗谋生。十一年后，匹普回国探望姐夫。在已死去的郝薇香的庄园里，偶然碰见婚后备受摧残、已经成为寡妇的艾丝黛拉。两个饱经沧桑的情人，在互道“我们言归于好”声中离开了这个吞咽他们两人幸福的废墟。

匹普的经历说明了在当时的英国，劳动人民要想挤进上流社会，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针对匹普那种想当“上等人”的思想，作者通过铁匠的嘴告诫匹普说：“如果你不能顺着正路做到不平凡，可千万不能为了做到不平凡而去走歪门邪道！”作者还用铁匠和他的后妻毕蒂之间幸福生活的描写，进一步衬托出匹普所抱的“伟大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

《伟大的期望》和《双城记》一样，以结构严谨著称。作品紧紧抓住匹普想当“上等人”、最后又跌下来这条中心线索展开故事情节，丝毫没有同主线游离的趣人趣事或新闻轶事，而且登场人物相互之间又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人物又是以互相对比的形式出现的。匹普童年时掩护过的逃犯马格维契，竟是珠光宝气的上流社会中的交际明星艾丝黛拉的父亲。丑陋、贫困的逃犯跟美丽、富有的小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婚之夜把郝薇香小姐抛弃的就是教唆马格维契犯罪的坏蛋康佩生；匹普对艾丝黛拉忠贞不渝的爱情，跟艾丝黛拉玩弄男性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手法使小说显得瑰丽多姿，富有戏剧色彩，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小说对郝薇香小姐变态心理的描写很有特色。除了写她利用艾丝黛拉挑逗男人、向男人泄恨以外，还写到她一些常人少有的怪癖。她怕见阳光，说阳光是她的冤家对头，因此她的房间里门窗紧闭，白天也要点着蜡烛；她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头戴着新娘戴的花朵，手上戴着新娘戴的亮晶晶的珠宝首饰；她浑身素白，头上披下来的长长的面纱是白的，鞋子也是白的，而每一件当年原是白色的东西，如今都已变成黄色了；她的手表和壁上的挂钟永远是晚上八点四十分，正是新婚之夜她接到情人遗弃她的信的时间。这些不同一般的艺术手法，标志着狄更斯的艺术随着思想的成熟而更加多样，更加丰富。

狄更斯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被父亲驱逐在外的约翰·哈尔蒙，在父亲死后回到英国等待接受遗产。按遗嘱规定，他要跟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子蓓拉结婚。哈尔蒙为了要了解未婚妻的为人，因而将他回国的消息秘而不宣。他化名充当秘书，暗中查访，了解到蓓拉的为人以后，才宣布身分，缔结良缘。小说揭露了金钱和优裕的生活对人性的危害；揭示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的堕落；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保守、自大、麻木不仁的资产者薄德史奈普的形象。作家还用散发着臭气的垃圾堆象征着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同样反映了狄更斯对英国社会的失望和愤懑心情。